最后的证据

十一月的洛杉矶阳光灿烂。

我正站在法院台阶上,而我的继母诺玛·克鲁格和她的情夫鲁斯·泰森,携手从楼里走了出来。

在挤满旁听者和记者的法庭上,陪审团居然会惊人地判决道:“无罪!”

我异常愤怒地从法庭里跑出来,我清楚地知道,父亲是被他们谋杀的。洛杉矶的空气虽已被污染得不再清新,但是相比不公正的判决,却已令人好受得多。

诺玛身穿一件朴素的蓝色上衣,白色的衣领将她衬得十分端庄。她故意在台阶上停下来,于是一群吵吵嚷嚷的记者,还有跑来跑去的摄影师便围了上去。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胜利的眼光睥睨着这座城市。

诺玛今年三十六岁,而我父亲鲁道夫·克鲁格被谋杀时,已经六十五岁了。这个身材苗条的女人,全身都充满着性感的气息,可是在审判期间,她始终轻声细语,做出端庄的淑女样儿,赢得了陪审团里那些男人的好感。

她那一头闪亮的深色褐发,衬托着精致细腻的五官,尤其是她富于表情的嘴唇,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微笑——那是她脸上笑着的唯一部位,因为她的蓝眼睛总是冷冰冰的,而她突出来的下巴,就像是一把无情的手枪。

在诺玛转过脸时,我看到她那甜蜜的笑容十分诡异,高深莫测。

诺玛快步走下台阶,身后跟着一个被驯服的宠物——泰森,他也被同一个陪审团宣布无罪。

走到我身边时,诺玛犹豫了一下,停了下来。虽然自从她和泰森被捕之后我们就再没有说过一句话,但她知道我恨她。我用无数次沉默和我的眼神告诉了她:我恨她。

“祝贺你,诺玛。”我冷冷地说道。

她飞快地扫了一下记者们怀疑的脸,然后谨慎地回答道,字斟句酌:“谢谢,卡尔。”然后又用她那甜言蜜语的高腔说,“这真是太好了。我非常相信我们的司法系统,从来没有怀疑过审判结果。”

我说:“诺玛,我不是为审判结果而祝贺你。你很聪明,而且到目前为止,也很幸运。”

“到目前为止?”她稍稍偏过头,只留给记者们一张侧脸。她悄悄地冲我一笑,低声对我说,“比赛结束时,输的人哭,赢的人笑。”

那一刻,我真想一拳打在她那伸出来的傲慢的下巴上。

“克鲁格先生,”一位摄影师喊道,“你愿意和你继母拍个合影吗?”

“当然愿意,”我回答,“不过我需要一个道具——你有一把锋利的长刀吗?”

诺玛紧张地沉默着,然后表演似的说:“亲爱的卡尔,你受刺激太大了,以至于变得偏执。在目前情况下,我认为这很自然,我一点儿也不怪你。”她停顿了一下,“亲爱的,我们还会再见面,对吗?”

“你避不开我的,除非你搬出去,否则我们就住在同一栋房子里。”

诺玛猛然闭上嘴,扭过脸。我凝视她的脑后,几乎可以看到,她脑子里的机器突然停止了运转。

“克鲁格太太,”一个身材和男人一样粗壮的女记者问道,“你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和鲁斯·泰森先生结婚吗?”

诺玛转向了泰森,打量着他,就好像他是一个没怎么玩就扔下的玩具。讽刺的是,鲁斯·泰森和我差不多大,只比诺玛小三岁。他也是一头褐发,胖胖的脸上,一双棕色的眼,嘴很大,此刻正像一只驯顺的小狗一样,咧开嘴傻笑。

诺玛转向那个和男人一样的女记者,谨慎地回答说:“在目前的情况下,谈婚论嫁不太合适——对不起,无可奉告。”

说完,她得意扬扬地走开了,泰森跟在她的后面,而记者们则围在她两边。

当他们分别乘出租车离开后,我跑到最近的一家酒吧,排解自己的一腔愤怒。我喝了四杯马提尼酒,仔细检查着尚未停止冒烟的废墟,想从中找到线索——是的,我要报复。

六个多星期的审判中,泰森罪名成立与否,关系到诺玛自己的自由,所以她请麦克斯韦尔·戴维斯为他辩护。这位出色的律师把许多杀人犯又原封不动地送回了社会,这方面他是人才,没有人能和他相比。他曾经夸口道:就算一个人在刑侦科办公室枪杀了自己的母亲,他也能让他无罪释放。而诺玛自己的律师就没那么有名。当然,全部费用都由她支付。

这件案子无疑是很清楚的,清楚到任何一个法学院的学生都能把诺玛和泰森——显然是她的情夫——钉到正义的十字架上。

鲁道夫·克鲁格是电影界名人,是的,也许我父亲是老一辈中最了不起的制片人兼导演。而他在自己家客厅被枪杀一事,从表面上看是在偷窃过程中发生的,但警方认为偷窃不过是我继母和泰森故意设计出来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掩盖谋杀。

原告坚持认为,诺玛那天去箭湖别墅,只是为了证明她的无辜。当她在那里热情招待后来她的几位不在场证人时,泰森残忍地枪杀了我父亲,并抢走他的钱包、钻石戒指和其他值钱的东西,然后故意推倒桌子,打破电灯,搞乱抽屉,逃之夭夭。

警方开始很困惑,然后便怀疑这些假象。显然,鲁道夫·克鲁格正坐在椅子上阅读,第一颗子弹从近距离处射进他的后脑,当他向前倒下时,第二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脊背。

很明显的,这是一次出其不意的谋杀,可为什么要推翻桌子,打破电灯,伪装成一次打斗呢?一个小偷,除非被逼得走投无路,否则是不会出手杀人的——那不可能。而且,小偷一般不会携带枪支,更不用说是一支笨重的德国长管手枪。从现场的子弹来看,所谓的“小偷”用的就是这种手枪。刚好我父亲就有这样一支手枪,这难道是巧合吗?那支手枪不见了,难道又是巧合吗?

警方并不这么认为。在细致的调查后,他们挖出了泰森,又通过泰森顺藤摸瓜地找到诺玛。他们在泰森的公寓里发现了一张诺玛写给泰森的便条,便条没有提到具体的事,但它却提到“在我们讨论过的重要的时刻”,诺玛希望自己在箭湖。最后,在一张推倒的桌子上,警方得到了泰森的指纹。另外在谋杀前一个小时,有人在靠近现场的地方看到过泰森。

但麦克斯韦尔·戴维斯却轻蔑地指出了警方证据的漏洞:泰森的指纹当然会在客厅桌子上。作为我们家庭的证券经纪人,他经常到那里,即使他主要是来看诺玛的,也并不意味他一定就是凶手。“陪审团应该记住,被告受审不是因为通奸。”

至于那支德国手枪,也许是小偷在书房的抽屉里发现了它,然后在杀完人后带走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它又能在哪儿呢?警方能把它找出来吗?并且,警方能证明我父亲是被他自己的枪射杀的吗?而那张便条,戴维斯说,它的内容太含混了,根本不能当做策划犯罪的证据。不管怎么说,它都没有暗示任何邪恶内容的言语。因为鲁道夫·克鲁格越来越猜疑的性格,他在去欧洲时雇了一名侦探监视诺玛。诺玛知道这件事,所以想在丈夫回家时到箭湖,因为她担心侦探会报告她和泰森的婚外情。这也就是她在便条中所说的“重要的时刻”。

于是,陪审团宣布说,“无罪!”便把他们释放了。

可想而知,这件事牵涉到巨额财产。如果陪审团判定诺玛有罪,她将失去继承我父亲财产的权利,届时那笔钱就归我了。

我父亲把他的一部分证券和比弗利山大厦的一半产权,以及其他一些财产留给了我,但是他大部分的钱只由我代为保管,而钱的利息则归诺玛所有。只有她被定罪或死亡,那些钱才能归我所有。

我父亲赚了一笔钱,总共有七百万,他是那种精明的投资者,从来不乱花钱。贪婪的诺玛,“只”得到一百万元的现金。

但是,不论如何,每年六百万元的利息,还是相当惊人的。

我父亲没有把他的钱全部留给我,对此我不该有何怨言,因为在他资助的几次商业活动中,我都大败而归。但我毕竟是他的亲生儿子,那些钱应该属于我——他居然更相信那个诡诈残忍的诺玛,却不相信自己的儿子,这怎能让我接受?

父亲跟诺玛结婚时,离我亲生母亲的去世已经很多年了。诺玛在我父亲投资的一部廉价电影中担任了一个配角。她不是一个好演员,却不料,她在法庭证人席上却有着出色的表演——当然,那也是她唯一的一次。

我承认,诺玛很有魅力,知道怎么讨好人,更会捕捉机遇。当她看到新一代的电影界开始排斥我父亲时,那正是父亲受到巨大打击的最艰难时期。

他很固执,不愿追随时代潮流而改变自己。因此那些曾经热捧他的电影界巨头,现在却抛弃了他,没有丝毫情面。

公开场合,诺玛对我父亲好像很感兴趣,私下里也似乎非常崇拜他那被遗忘的才华。她可以连续几小时陪着他,就坐在他古老的大厦中观看他以前那些为他带来荣耀的影片。

诺玛是为了钱才跟鲁道夫·克鲁格结婚的,而后者则是因为她使自己恢复自信。

我父亲那种古板而生硬的性格,并不讨人喜欢。除了身材高大,他相貌并不英俊,秃头和一对大招风耳衬托着一张毫无表情的脸,很难说会吸引女孩子的目光。

他的确轻松快乐过,但那些快乐越来越成为记忆中的印痕,就和他的声誉一样,渐渐从生活中消失了。

他有着强烈的报复心,对他的敌人刻骨铭心。而他的刚愎自用,又会促使他不惜一切代价——为了恢复他曾经的地位。可惜,他后来拍的一部为挽回声誉的电影,票房收入并不理想,于是他就这样又被人遗忘了。

婚后诺玛仍然一直讨好他,然而他们的生活却并不平静。

我父亲自己也很清楚,他并不讨女人喜欢,更糟糕的是,诺玛只相当于他自己年龄的一半,所以他疑心日重。他总是怀疑她背叛自己,然后花大量时间和金钱去验证。有时他会假装出远门,然后突然回来,或者自己真在外面时,就雇一个侦探监视她。他曾在电话里装上窃听器,甚至还出钱雇了个落魄的英俊男演员去勾引她。但是,他这些验证都失败了,始终警觉的诺玛,让他的所有办法都失效了。直到最后,一位私人侦探终于发现了她和泰森的秘密,只是还没等到他向我父亲报告,我父亲就被杀死了。

我父亲住的那栋充满了怀旧气息的大厦,在我看来未免有些阴森森的,所以我不喜欢住在那里,而是自己在布兰特伍德租了一间公寓。而在我父亲被杀、那对情人被捕后,我又搬回了大厦——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彻底搜查一遍整栋大厦,找出他们犯罪的证据。

显而易见,形势对我非常有利。我父亲没有雇用人,他认为他们总是把主人做了什么、说了什么都传出去,所以家里很清静。而我雇的用人,也主要是白天来干活,所以晚上就只有我一个人。我希望能找出一些警察没有找到的证据。

负责本案的是温斯特罗姆警官,他对我的想法哑然失笑:他都没找到,我怎么可能找得到呢?但他倒不反对我去试试。

我的目标就是那把德国手枪,或者说,枪上的指纹。温斯特罗姆说我是在浪费时间,因为人们一般不会把凶器留在现场附近,所以那把手枪可能永远也别想找到了。

可我自己却始终认为,那把手枪一定还在屋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这样一种感觉。

是的,预感。就是这强烈的预感,令我一闭上眼睛,就仿佛能看到它正躺在某个黑暗隐蔽的角落里,等着我去找到它。

于是我翻遍了整栋大厦,就差把墙推倒了,可仍旧一无所获。我有点儿相信温斯特罗姆的话了,也许它根本就不在屋里。更扫兴的是,我也没能发现其他能证明诺玛和泰森有罪的哪怕一片纸、一块布、一点儿血迹甚至一根头发。

审判离结束越来越近,我简直要疯了。我甚至躺在床上,梦想着能够制造他们犯罪的证据。

审判结束了,他们被无罪释放了,永远逃脱了法律对他们应有的惩罚。我几乎能听到他们在得意地笑。

黄昏时,我离开了酒吧。我想出一个办法,危险而孤注一掷。可是,只要我能成功,那么不但可以报仇,还可以顺利得到遗产。

那栋大厦就坐落在俯瞰着日落大道的山坡上,像博物馆一样呆板。我沿着山坡向上爬,看到了屋里的灯光。

我惊讶地发现,屋里居然就只有诺玛一个人。她正坐在书房里的书桌后面核对账单,签着支票。现在,她穿着一件天蓝色的紧身衣,全身各个部位都显得一清二楚,头发也重新梳理过,脸上还化了妆。她现在的打扮与法庭上截然不同,白天的她更像一个羞怯、呆板的修女。

“欢迎回家,诺玛。”我悄悄走进去,跟她打招呼。她惊讶地抬起头,眼中却没有任何恐惧。她确实很有胆量。

“在计算战利品吗,诺玛?”

她微笑着,却冰冷地说道:“坐吧,卡尔,我知道你会来。”

“知道我会来?”我边说边坐进一张椅子中。

“那当然。你本来就住在这里,不是吗?”她颇有些讽刺地说。

“是呀,”我说,“我希望你不会觉得我碍事。”

“你一直都那么恨我,卡尔,你把我想得很坏,就跟那些自以为是的记者一样爱捕风捉影。既然十二位聪明的男人都认定我无罪,为什么你就不能怀疑一下自己的判断呢?”

我伸出一根手指,指着她说:“你知,我知——因为,你谋杀了我父亲!”

“根本没这回事!”她脸色铁青地叫道。

“泰森举着枪,”我描述着,“但我认为,是你扣动了扳机。”

“卡尔,”她有些无力地说道,“我,我爱你父亲,可是你……”

“别来这一套,诺玛!你跟我一样不爱他,”我说着言不由衷的话,“他是个讨厌的老古董,一个固执又愚蠢的暴君。他从来都不为别人考虑,他的眼中就只有他自己。在他那个小王国中,他就是一个小‘希特勒’。不用糊弄我——我们俩都痛恨他!”

这些谎言未必全是假的,有一些倒确是真话。我觉得她在筹划谋杀我父亲时,脑子里大致也会这么想。

“卡尔!”她喊道,看得出来她确实非常惊讶,“这太难以置信了!你,你忘恩负义,要知道,你父亲帮过你很多忙。”

“诺玛,不要这么虚伪,好吗?”我像她的同谋一样冲她眨了眨眼。

她嘴角边终于露出一丝微笑,承认了我的话:“我也许有点儿虚伪——一点儿而已。不过,卡尔,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这么不喜欢你父亲,那你掩饰得实在太好了。这么多年来,你都没对我说过一句批评他的话。”

“就这一次——”我说,“现在开诚布公吧,我们是敌人……哦不,不是敌人,是竞争者。我要是告诉你我对老头儿的真实想法,你转过脸去就会告诉他。你会想办法毁了我,对吗?”

诺玛舒服地往椅子上一靠,点起了一支烟:“无可奉告。”

她脸上的笑容印证了我的话。“你这个人真矛盾,”她继续说,“你自己也痛恨你父亲,为什么还要仇视我呢?”

“你难道猜不出来个中缘由吗,诺玛?我对你本人并无恶意。可是我喜欢钱,尤其那些理应属于我的钱。所以我真希望陪审团判你们有罪。”

“瞧瞧,瞧瞧,你这人真残酷。”

“哪儿的话。可惜我不走运,失败了。”

“你不在乎你父亲被谋杀?”

“事后你看见过我哭吗?我在乎的只是钱,有钱就是幸福。但是诺玛,我要告诉你:泰森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他太粗心了。如果你跟我合作的话,就根本不会有什么陪审团的事了,根本不会有什么案子要交给他们审判。”

她面无表情却仔细地打量着我。

我继续说:“诺玛,听着,要不是你明智地请了麦克斯韦尔·戴维斯,泰森肯定就完蛋了,他会连累你也完蛋的。这次你们能逃脱,要全归功于戴维斯,他打官司真有一套。”

诺玛赞同地笑起来,发出“咯咯”的声音,我也跟着她笑。“那个老家伙堪称艺术家。”

我无奈而又不得不敬佩地摇摇头,听她继续说道:“他真是天才!他把证据转到他想让你看到的那面。比如桌子,泰森愚蠢地在上面留下了他的爪子,可你以为他死定了?没有,麦克斯韦尔·戴维斯跟我们说,他的指纹应该留在客厅的那张桌子上。泰森来的时候总会到那里坐着,所以,他坐在桌边把手放在桌子上是很正常的。”

我叹了口气:“他也实在太愚蠢了,为什么他不戴手套呢?”

“啊,他戴了!”诺玛为那个笨男人辩护说,“可是他不得不把手套脱一下,因为——”她张着嘴,瞪大眼睛看着我,可能以为我会淡然一笑,然后满不在乎地耸一耸肩膀。

“多谢,诺玛,”我站起来,怒吼道,“这就是我想知道的!”

我冲她走过去,恨不能用手掐住她的脖子,却看到她把手伸进半开的抽屉。然后,我惊讶地瞪大眼睛,看到了一支乌黑的德国手枪——那枪眼正对着我自己。

诺玛平静地说:“跟你说吧,卡尔,我知道你会来。”

“那是我父亲的手枪!”

“泰森不敢把它带走,”她说,“如果警察从他身上搜出这把枪,那我们就全完了。所以他把它藏在了屋子里。”

“藏在哪儿?我怎么一直都没找到它?我对大厦这么熟悉……”

一瞬间,我又听到她咯咯的笑声:“你在冰箱里找过吗?”

我不知所措地点点头,说:“对两个业余的凶手来说,这真是个聪明的办法。不知道我告诉温斯特罗姆时,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诺玛重新坐下来,举着手枪对着我,不无嘲讽地说:“我想你一定盼着温斯特罗姆警官能扑过来逮捕我——可是,他可做不到。”

“他的确做不到,”我同意她的说法,“我知道对同一案件不能再次起诉。那么你现在想要干什么,开枪打死我?”

“别瞎扯了,卡尔,我不会这么冒险的,”诺玛说,“可是你也不要惹我。走吧,别妨碍我。如果你肯把你在大厦的股份卖给我,我倒是愿意出高价。”

“你让我考虑考虑,回来再把决定告诉你,”我说,“但现在,把手枪给我,不然等我从你手中硬抢时,你那张漂亮的脸可能就要被抓破了。”

她犹豫了一下,最终把枪交给我。我收好枪,走了出去。计划能进行得如此顺利,简直出乎我的意料。

第二天早晨,我对诺玛说,跟她同住一起,会让我感觉到恶心,所以我选择离开。然后我收拾好行李,搬回了自己的公寓。我花了两天时间,把计划中最细微的部分都考虑到了,然后打电话给她。

“我决定把我在大厦中的全部股份都卖掉,”我对她说,“我希望你能按照承诺的那样,高价收购。我知道你付得起这价钱,诺玛。”

“这大厦,其实没什么用处,”她狡猾地说,“现在没人会买这种古老的房子。他们告诉我这房子最多就值七万五。所以,我愿意对你大方一点儿——我会出五万买你的股份。”

“这房子是不算什么,”我坦诚地说,“可是那还有近乎一英亩的地,放在一起卖就很值钱了。所以你应该给我十万元。”

“应该?”

“对,应该,而且我要的是现金。”事实上,也许我并不需要现金,但我有自己的理由。

“为什么要现金?”她有些不安,“这要求很荒唐。”

“你最好马上就去银行,”我说,“明天晚上八点,我就过来拿钱。记着,让泰森带来一份出让证书,我要在上面签字。当然,这样他就可以作为见证人。”

“听着,卡尔,你不能指挥——”

“我可以!别打断我,我还有话要说。告诉泰森,让他再带一份我父亲所有证券的清单,以明天收盘时的价格为准,附上它们的估价。你也要给我一份大厦其他物品的税后清单。”

“不!”她高声叫道,“这些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这是在讹诈,我不接受。就算你把真相说出来,我也不在乎,现在谁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你错了,”我说,“他们确实不能以同一罪名起诉你,但他们却能用另一桩罪行轻松地起诉你。你知道作伪证犯法吗?他们可以以此判你和泰森两年徒刑。我敢跟你打赌,他们很乐于这么做。”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

“好吧,”她平静地说,“我会照你说的那样做。但别以为我这么做是因为怕你,那我宁愿进监狱。”

“别担心,诺玛。我要的只是那十万元现金。”

“还有,”她的大脑显然又活跃起来,“我相信,证明那种伪证指控站不住脚,这对麦克斯韦尔·戴维斯来说很容易就能办到。”

我没有说话,我知道她说的是这样。两天前,在我离开大厦去布兰特伍德时,我遇见了那个人——麦克斯韦尔·戴维斯。他有事来找诺玛,看到我后,在大厦的台阶上停下来,跟我握手。

“小伙子,不要对我有何不满,”他说,“你要理解,我只是在挣一份钱。”

他身材高大,为人热情洋溢,眼角满是“亲切”的皱纹,操着南方口音,举止也像一个旧式南方贵族。我可没有那么孩子气,我并非多么憎恨他,无疑他把工作做得十分出色。我跟他握了手,并对他说,撇开个人感情,我认为他或许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一位辩护律师。

诺玛继续说着:“我不想让泰森过来。为了避免一些令人生厌的曝光,我们已经决定这段时间不会见面。”

“这真让人感动,”我说,“可是,我要泰森在场——就这么定了。只要你告诉他嘴巴关严点儿,天黑以后悄悄过来,就不会招惹麻烦了。”

“好吧。”她同意了。

“告诉泰森,如果他不想找麻烦的话,最好准时到这里——一分钟也别迟到!”

我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晚上,六点四十五分,我来到一个规模不大的电影院里,在售票间和售票员多丽聊天。我选择这家电影院,是因为我父亲死前几个月他刚好买了这家电影院的股票。因为这个关系我认识这里的工作人员,更重要的是,他们也认识我。

第一个双场电影从七点开始放映。我早就看过这两部电影了,它们一起放映共需三小时五十六分。

在走廊上,我看到了经理比尔·斯坦墨茨正在和一个漂亮姑娘调情。

我走过去跟他聊了大约五分钟,然后走进放映厅,在紧急出口边的一个位子上坐了下来。售票员偶尔会进来担任领座员,然后大部分时间都会在门外。

还差十五分就到八点整,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一小部分观众坐在中间的位置,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电影。放映厅里,没有工作人员在走动。

于是我悄悄地从紧急出口溜了出去。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插进门缝,这样门就不会关上,可以保证我回来时可以顺利从这里进来。

诺玛和鲁斯·泰森正在客厅里等待着。那个男人显然很不安,他时不时紧张地看我一眼,好像我的脸是温度表。

诺玛倒很沉静。我在出让证书上签了字,泰森作为证人也签了字。诺玛递给我一个装满钱的手提包,但我没有费神打开它去数钱。

泰森拿出一份证券清单,诺玛也递给我几张纸,正是我要求的统计单据。我粗略地把这些翻了一下,然后折起来放进了上衣的口袋里。其实,我只要花点儿时间,就能搞到这些东西,不过我还是让他们俩做一些事情,才不会起疑心,也就不会猜到我真实的目的了。

“现在我要给你们一样东西,可以说是对你们辛苦劳动的报酬。”

我打开放在腿上的盒子,这是我进屋前从汽车行李箱里拿出来的。盒子里,是那把德国手枪。

我托起手枪,对诺玛说:“诺玛,你一定很乐意重新得到它吧?”

“当然。”她回答着,然后站起身,第一次露出微笑。

“诺玛,你微笑的时候真迷人,虽然有些邪恶。”

她微笑着向我走来,而我则掉转枪口,扣动扳机——我向她开了三枪。诺玛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巨手打中一样,踉跄着向后退去。

她刚一倒在地上,我立刻就把枪口对准了泰森。

他吓得眼睛瞪圆了,像一只落水的小狗,全身都在发抖。

“泰森,”我说,“好好看看她。你不想像她一样死吧?”

他飞快地低下眼睛,瞥了一眼地上的尸体。此时的泰森连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拼命地摇头,表示他不想死。

我说:“泰森,如果你不照我说的做,你马上就会和她一样。”

“什么事都可以,”他呜咽着说,“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真正杀害我父亲的凶手是诺玛,你只是他的工具,”我安慰他说,“她其实只是在利用你,对吗?”

“对,”他声音颤抖地说,“她利用我,我……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无法抗拒她。”

“说得对。所以我要给你一次机会,我要你写一张便条,承认你——和诺玛,杀了我父亲。然后你带上这十万元,夹着尾巴赶快从这里离开。如果你被抓住,那你就完了。我会否认你的指控,便条将会证明你的罪行。但至少在那之前,你得到过一次幸存的机会。这样公平吗?”

他使劲点头:“非常公平。”

我带他走到客厅的桌子,让他自己打开抽屉,拿出我父亲的纸笔。我转到桌子的另一边,举枪对着他。枪口离他的太阳穴只有一英寸。

“拿起笔,”我命令他说,“一字一句都照我说的写。”

然后我口述道:

“我不得不惩罚诺玛,因为她逼我杀了鲁道夫·克鲁格。她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控制了我,我无法抵抗。她的声音在我脑海里低语,让我去杀人。现在我不得不终止这个声音——愿上帝保佑我!”

“这个便条好像很怪。”我说,“却也符合眼下的情形。如果你被抓到,你可以说自己精神不正常。现在签上你的名字!”

他一签上名字,我立刻将枪口靠前,顶住他的太阳穴,并按下扳机。

我擦好手枪,把泰森的指纹按在上面。然后,我把一支铅笔插进枪管,挑起手枪,扔到他晃动的右手下。

我拿起手提包,现在那里面除了装着十万元现金,还放进了出让证书和装手枪的盒子。我走出大门,钻进汽车,没有打开车灯,就这么开走了。

此后,我顺利地回到电影院,没有人看到我。散场的时候,我又和斯坦墨茨聊了几分钟,话题就是刚才的两部电影,我还接受了他对我失去父亲的安慰。

最后,我拍了拍多丽的背,笑着离开了。

这些精心设计的用来证明我不在场的办法,全都白费了。

我根本就没有受到任何怀疑。

几天后,在我还陶醉于胜利的喜悦时,我接到了温斯特罗姆警官的电话。

“你搞错了。”他说。

“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后背泛起一丝凉意。

“你搜索你父亲的房间时,没有发现最让人不可思议的证据。如果你及时发现的话,陪审团毫不犹豫地就会判他们俩有罪。当然,现在这没有什么关系了。不过我认为你会觉得这非常有趣,克鲁格先生。”

“什么证据,警官先生?”

“克鲁格先生,我不想在电话上跟你说这些,你只有亲眼看到后才会相信。你有时间过来一下吗?”

“当然有。”我马上回答道,虽然警察局是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

温斯特罗姆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好像随时要大笑起来。他带我到一间阴森森的审问室,那只有一张桌子和几张椅子,窗帘挡住了外面的月光,头顶上的灯光显得非常刺眼。

桌子上是一个黑色的盒子。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察耐心地站在桌子边。屋里还有刑侦科的斯坦伯里警官,我以前也见过他。他们都是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

过了好一会儿,温斯特罗姆才慢慢收敛起笑容,开始询问我有关我父亲职业的一些问题。我告诉他,我父亲从剪辑师起家,当过摄影师、导演,最后才成为一位制片人。

突然,他转过脸,大声问道:“你知道你父亲非常嫉妒你继母吗?”

“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

“他花了很多时间和金钱去调查她,是吗?”

“是的。”

他咧嘴笑了:“好,跟你实说吧:在你继母的情夫杀害你父亲时,你父亲拍下了这一过程。”

“什么!”

他笑着点点头:“我们昨天才发现那些隐藏的摄影机,当时我们从客厅的墙上挖下一颗子弹,偶尔发现旁边隐藏得非常巧妙的镜头。然后我们顺藤摸瓜,还找到了其他很多镜头。安装这套设备,你父亲一定下了不少工夫。整个系统是声控的,房间里只要有一定程度的动静,整个系统就会自动启动。而沉默三分钟后,系统又会自动关闭。它们的工作是连续性的,一个摄影机的胶卷用完后,另一个摄影机马上就会开始工作。他在屋子里到处都安装了这样的声控摄影机。

“他被害时,刚从欧洲回来,推想他很有可能没能来得及关掉摄影机。所以当泰森杀害他时,摄影机正在运转。啊,现在还是请你亲眼看看。——奈特,给这位先生放胶卷看看!”

我转过头,看到那名叫做奈特的人把盒子拿掉,露出一台装好胶卷的放映机,斯坦伯里警官则迅速拉起银幕。然后屋子里的电灯关了,放映机转动起来,画面出现了。

开始我很迷惑。画面上,诺玛和泰森站在一个客厅里。他们似乎在不安地等待着什么。然后我听到诺玛提起我的名字,接着就是我自己走进了房间。

“哦,不!”温斯特罗姆警官喊道,“奈特,你放错胶卷了!……咦,好吧,那么我们就先看这一卷好吗,克鲁格先生?”

我没有回答。

他的声音对我而言显得十分遥远,就像从某个隧道的另一头传来的一样。而我,则看到自己打开盒子,托起那把德国手枪。

“诺玛,你一定很乐意重新得到它吧?……诺玛,你微笑的时候真迷人,虽然有些邪恶。”

手枪在我手中颤动着,响起了阵阵枪声,接着诺玛向后踉跄着,倒在了地上。

审问室的电灯重新亮了起来,但光明中却是一片紧张的沉默。

“呃,克鲁格先生,你在想什么?”温斯特罗姆的声音适时地打破了安静,“现在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考虑了很久。

“我想我最好给一位律师打电话,”我回答说,“在此之前我没什么可说的。”

“律师!”温斯特罗姆带些嘲笑的口吻说,“你们听到了吗,律师!省点钱吧,克鲁格先生。有这样的证据,我看你不需要什么律师了。承认你有罪,然后跪下乞求法官的宽恕吧。好好想一下,这种案子法官会怎么判罚你?你只能向上帝祈祷了。”

我说:“我不得不冒犯你一下,警官。我不想祈祷,那对我没用。如果可以,你让我打一个电话,我倒愿意试试我的运气,请麦克斯韦尔·戴维斯律师为我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