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约翰·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的离奇经历

我从笔记本的记载里发现，那是一八九二年三月底之前的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我们正坐着吃午饭，福尔摩斯接到了一份电报，并随手给了回电。他一语未发，但是看来心中有事，因为他随后站在炉火前面，脸上现出沉思的神色，抽着烟斗，不时瞧着那份电报。突然他转过身来对着我，眼里显出诡秘的神色。

“华生，我想，我们必须把你看作是一位文学家，”他说。“‘怪诞’这个词你怎么解释的？”

“奇怪——异常，”我回答。

“肯定具有更多的含义，”他说，“实质上还含有悲惨和可怕这一层意思。如果回想一下你那些长期折磨公众的文章，你就会认识到‘怪诞’这个词的深一层的意思往往就是犯罪。想一想‘红发会’那件事吧，开头相当怪诞，结果却是铤而走险，企图抢劫。还有，‘五个桔核’的那件事，也是再怪诞不过了，结果直接引出一场命案来。所以，‘怪诞’这个词总是引起我警惕。”

“电报里也有这个词吗？”我问。

他大声地读起电文来。

“适遇极难置信而怪诞之事。可否向你求教？

斯考持·艾克尔斯

查林十字街邮局”

“当然是男的。女的是不会拍这种先付回电费的电报的。是女的，就自己来了。”

“你见他吗？”

“亲爱的华生，自从我们关押了卡鲁塞斯上校以来，你知道我是多么厌烦。我的脑子象一部空转的引擎那样，由于没有和它所要制造的工件连接上而散成碎片。生活平淡，报纸枯燥，大胆和浪漫似乎已经永远在这个犯罪的世界上绝迹了。照此看来，你可以问我是否准备研究任何新的问题，不管它到头来是多么微不足道。不过现在，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我们的当事人已经来了。”

楼梯上传来有节奏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一个高大结实、胡子花白而威严可敬的人被带进了房间。他那沉痛的面容和高傲的态度说明了他的身世。从他的鞋罩到金丝眼镜，可以看出他是个保守党人，教士，好公民，道道地地的正统派和守旧派。但是，某种惊人的经历打乱了他原有的镇静，这在他竖起的头发，通红而带愠色的脸上，以及慌张而激动的神态上都留下了痕迹。他立刻开门见山地谈起他的事情。

“我遇到了一种最奇特最不愉快的事，福尔摩斯先生，”他说，“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遭遇。这是最不成体统的——最无法容忍的了。我坚决要求作出些解释。”他怒气冲冲地说。

“请坐下，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福尔摩斯用安慰的声调说。“首先，我是否可以问一下，你究竟为什么要来找我？”

“唔，先生，在我看来，这件事和警察无关，而且，当你听完了这件事，你一定会同意，我不能扔下这件事不管。我对私人侦探这一等人丝毫不感兴趣，不过，尽管如此，久仰您的大名——”

“是这样。可是，其次，你为什么不立刻就来呢？”

“这是什么意思？”

福尔摩斯看了一下表。

“现在是两点过一刻，”他说，“你的电报是在一点钟左右发的。不过，要不是看出你是在一醒来时就遇到麻烦的话，那么，谁也不会注意你这副装扮的。”

我们的当事人理了一理没有梳过的头发，摸了一下没有刮过的下巴。

“你说得对，福尔摩斯先生。我丝毫没有想到要梳洗。离开那样一座房子我真是求之不得的。在我来此之前，我四处奔跑打听。我去找房产管理员。你知道，他们说加西亚先生的房租已经付过了，说威斯特里亚寓所一切正常。”

“喂，喂，先生，”福尔摩斯笑着说道，“你真象我的朋友华生医生，他有一个坏习惯，老是一开头就没有把事情讲对头。请你把你的思路整理一下，有条有理地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使你头不梳脸不刮，礼靴和背心的钮扣都没有扣好，就跑出来寻求指导和援助了。”

我们的当事人脸带愁容，低头看了一看自己颇不寻常的外表。

“我这模样一定很不象话，福尔摩斯先生。可是我不明白，我一生之中竟会遇到这样的事。让我把这件怪事的全部经过告诉你吧。你听了之后，我敢说，你就会认为我这样是情有可原了。”

但是，他的叙述刚一开始就被打断了。外面一阵喧闹，赫德森太太打开门，带进来两个健壮的、官员模样的人。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熟知的苏格兰场的葛莱森警长，他精力充沛，仪表轩昂，在他的业务圈子里算得上是一名能将。他同福尔摩斯握了握手，随后介绍了他的同事，萨里警察厅的贝尼斯警长。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俩一块儿跟踪，结果跟到这个方向来了。”他那双大眼睛转向我们的客人。“你是里街波汉公馆的约翰·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吧？”

“我是。”

“我们今天跟了你一个上午啦。”

“毫无疑问，你们跟踪他是靠的电报，”福尔摩斯说。

“一点儿不错，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在查林十字街邮局找到了线索，一直跟到这儿。”

“你们为什么跟踪我？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想得到一份供词，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了解一下与厄榭附近威斯特里亚寓所的阿洛依苏斯·加西亚先生昨天死去有关的情况。”

我们的当事人警觉起来，瞪着两眼，惊慌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死啦？你是说他已经死啦？”

“是的，先生，他死啦。”

“怎么死的？出了事故了吗？”

“谋杀，如果说世界上发生过谋杀的话。”

“天哪！多么可怕！你该不是说——你该不是说我被怀疑了吧？”

“在死人的口袋里发现了你的一封信，从这封信，我们知道你曾打算昨晚在他家里过夜。”

“是这样。”

“哦，你过夜了，是吗？”

他们拿出了公事记录本。

“等一下，葛莱森，”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你们要的全部东西就是一份清楚的供词，对不对？”

“我有责任提醒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这份供词可以用来控告他。”

“艾克尔斯先生正准备把这件事讲给我们听，你们就进来了。华生，我想一杯苏打白兰地对他不会有什么害处吧。先生，现在这里多了两位听众，我建议你不必介意，继续讲下去，就象没有人打断过你——象刚才要做的那样。”

我们的来客把白兰地一饮而尽，脸上恢复了血色。他用疑惑的眼光看了一下警长的记录本，随即开始了他那极不平常的叙述。

“我是个单身汉，”他说，“因为喜欢社交，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一家叫麦尔维尔的，是休业的酿酒商，住在肯辛顿的阿伯玛尔大楼。几个星期之前，我在他们家吃饭时认识了一个名叫加西亚的年轻人。我知道他是西班牙血统，同大使馆有些联系。他讲得一口地道的英语，态度讨人喜欢，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漂亮的男子。

“这个年轻小伙子和我谈得十分投机。他似乎一开始就很喜欢我。在我们见面后的两天里，他到里街来看望我。这样一次又一次，最后他邀我到他家去住几天。他的家就在厄榭和奥克斯肖特之间的威斯特里亚寓所，昨天晚上我就应约前去了。

“在我去到他家之前，他曾对我谈起过他家里的情况。同他住在一起的是一个忠实的仆人，也是西班牙人，替他照料一切。这个人会说英语，为他管家。他说，还有一个出色的厨师，是个混血儿，是他在旅途上认识的，能做一手好菜。我记得他谈论过在萨里的中心找到这么一个住处是多么奇怪。我同意他的看法，虽然事实已经证明，它比我想象的不知要奇怪多少倍。

“我驱车来到那个地方——距厄榭南面约两英里。房子相当大，背朝大路而立，屋前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车道，两旁介以高高的常青灌木丛。这是一所旧宅，年久失修，显得破破烂烂。当马车来到那斑驳肮脏、久经风雨侵蚀的大门前，停在杂草丛生的道上时，我曾迟疑了一下，考虑过拜访这样一个我了解甚少的人是否明智。他亲自前来开门，极其热忱地对我表示欢迎。他把我交给一个神情忧郁、面孔黝黑的男仆。仆人替我拿着皮包，把我引到为我准备的卧室。整个屋子都使人感到郁悒。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进餐。我的主人虽然尽力殷勤款待，但是他的神情好象一直恍恍惚惚，谈话含糊凌乱，不知所云。他不停地用手指敲打着桌子，用嘴咬噬指甲。还有其它一些动作，显出他心神不安。至于那餐饭，照料得既不周到，菜也做得不好，加上那个沉默寡言的仆人的阴沉神色，实在令人难堪。我敢向你保证，那天晚上，我真想找个借口回到里街来。

“有一件事，我想起来了，也许跟你们两位先生正在进行调查的问题有牵连。当时，我一点儿也没在意。快吃完晚饭的时候，仆人送来一张便条。我注意到，我的主人看过便条后，似乎显得比刚才更加心不在焉，更加古怪了。他不再装模作样地跟我交谈，而是坐在那里不住地抽烟，呆呆地沉思着。但是便条上写的什么，他没有说。好在到十一点钟左右，我就去睡觉了。过了一会儿，加西亚在门口探头看我——当时房间是黑的——问我是不是按过铃，我说没有。他表示歉意，不该这么晚来打扰我，并且说已经快到一点钟了。后来，我睡着了，一觉睡到天明。

“现在，我要讲到故事中最惊人的部分了。当我醒来，天已大亮，一看表，快到九点钟了。我曾特别关照过，叫他们在八点钟叫醒我，我奇怪他们怎么会忘了。我从床上跳起来，按铃叫仆人，没有人答应。我又按了几下铃，还是没有人答应。我想，肯定是铃出了毛病。我憋了一肚子气，胡乱穿上衣服，赶快下楼去叫人送热水来。我一看，楼下一个人也没有，当时的惊讶是可想而知的。我在大厅里叫喊，没有回答，又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都空无一人。我的主人在头天晚上把他的卧室指给我看过，于是我去敲他的房门，但没有回答。我扭动把手进了房间，里面是空的，床上根本就没有人睡过。他同其余的人都走了。外国客人，外国仆人，外国厨师，一夜之间都不翼而飞啦！我到威斯特里亚寓所的这次拜访就此结束。”

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边搓着双手咯咯直笑，一边把这件怪事收进他那记载奇闻轶事的手册之中。

“你的经历真是闻所未闻，”他说，“先生，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后来又干了些什么？”

“我气极了。开头我想我成了某种荒唐的恶作剧的受害者了。我收拾好我的东西，砰地一声关上大门，提着皮包就到厄榭去了。我去找了镇上的主要地产经纪商艾伦兄弟商号，发现那个别墅是这家商号租出的。这使我猛然想到，这件事的前前后后不可能是为了把我愚弄一番，主要目的一定是为了逃租。现在正是三月末，四季结账日快到了。可是，这也说不过去。管理人对我的提醒表示感谢，不过他告诉我，租费已经预先付清。后来，我进城走访了西班牙大使馆，大使馆不知道这个人。再往后，我又去找麦尔维尔，就是在他家里，我第一次遇见加西亚的。可是，我发现他对加西亚的了解还不如我。最后，我收到你给我的回电，就来找你了。因为我听说，你是一个善于解决难题的人。不过现在，警长先生，从你进屋时说的话来看，我知道这件事还发生什么悲剧了。这可以由你接着往下说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而且除了我已经告诉你的以外，关于这个人的死，我是绝对地一无所知。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尽一切可能为法律效劳。”

“这个我相信，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这个我相信，”葛莱森警长以友好的口气说道，“我应当说，你谈的各种情况，同我们所注意到的事实完全吻合。比如说，吃饭的时候送来一张便条。这张便条后来怎么了，你注意到没有？”

“对，我注意到了。加西亚把它揉成一团扔到火里去了。”

“对此你有什么要说吗，贝尼斯先生？”

这位乡镇侦探是一个壮实、肥胖、红皮肤的汉子。幸亏他有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才弥补了他那张大脸的不足。那双眼睛几乎隐藏在布满皱纹的面颊和额头的后面。他微微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过和变了色的纸片。

“福尔摩斯先生，炉子外面有炉栅。他把便条扔过了炉栅。这片没有烧过的纸片是我从炉子后面找到的。”

福尔摩斯微笑着表示欣赏。

“你一定是把那房子检查得十分仔细才把这么一个小小的纸团找到的。”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的作风就是这样。我可以把它念出来吗，葛莱森先生？”

那位伦敦佬点了点头。

“便条是写在常见的米色直纹纸上，没有水印。便条用的是一页纸的四分之一，是用短刃剪刀两下剪开的。折叠三次以上，以紫色蜡封口，用某种平整的椭圆形的东西在蜡上匆匆盖压过，是写给威斯特里亚公寓的加西亚先生的。上面写着：

‘我们自己的颜色，绿色和白色。绿色开，白色关。主楼梯，第一过道，右边第七，绿色粗呢。祝顺利。D。’

这是女人的字体，笔头尖细。可是地址却是用另外一支钢笔写的，要不然就是另外一个人写的，字体粗大得多。你看。”

“一张非常奇怪的条子，”福尔摩斯匆匆看了一下。“我真佩服你，贝尼斯先生，佩服你检查这张便条时对于细节的注意。或许还可以补充一点细节，椭圆形的封印，无疑是一颗平面的袖扣——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是这种形状的呢？剪刀是折叠式指甲刀。所剪的两刀距离虽然很短，你仍然可以清楚地看见，在两处剪开的地方同样都显得有折痕。”

这位乡镇侦探嘻嘻笑了起来。

“我还以为我已经一清二楚了哩，我现在才知道，还是漏掉了一点东西，”他说，“我应当说，我并没有很重视这个条子，我只知道他们要搞点什么名堂，而这事情照例牵涉到一个女人。”

当进行这一番谈话时，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坐在那里心神不安。

“你找到这张便条，我很高兴，因为它确证了我所讲的事情经过，”他说，“可是，我要指出，加西亚先生出了什么事，他家里出了什么事，我还都不知道呢。”

“说到加西亚嘛，”葛莱森说，“容易回答。人们发现他死了。今天早晨在离他家大约一英里的奥克斯肖特空地上找到的。他的头被打成了肉酱，是用沙袋或者类似的东西打的，打得很重，不是打伤了，而是打开了花。那地方很僻静，四分之一英里之内没有人家。显然是有人从后面把他打倒的。行凶者把他打死之后还继续打了很久。这是一次狂暴的行凶。作案人没有留下任何足印和任何线索。”

“遭到抢劫了没有？”

“没有，没有抢劫的迹象。”

“这太悲惨了——悲惨而可怕，”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愤愤不平地说，“不过，这对我实在是太残酷了。我的主人深夜外出，遭到如此悲惨的结局，这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怎么会卷进了这个案件呢？”

“很简单，先生，”贝尼斯警长回答说，“从死者口袋里发现的唯一材料就是你给他的信。信上说你将在他家过夜，而他就是在那天晚上死的。有了这封信的信封，我们才知道死者的姓名和住址。我们在今天早上九点钟以后赶到他家，你不在，别的人也不在。我一面电告葛莱森先生在伦敦找寻你，一面检查威斯特里亚寓所。后来我进了城，会合葛莱森先生一同来到这儿。”

“现在我想，”葛莱森先生说着站了起来，“最好是公事公办。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你跟我到局里走一趟，把你的供词写出来。”

“当然可以，我立刻就去。可是，福尔摩斯先生，我仍然聘请你代为出力，我希望你能够不惜费用，多费苦心，弄清真相。”

我的朋友转过身去看着那位乡镇侦探。

“我同你合作，我想你不会反对吧，贝尼斯先生？”

“当然不会，先生，万分荣幸。”

“看来，你干事敏捷，有条有理。我想问一下，死者遇害的确切时间是什么时候，这有线索没有？”

“一点钟以后他一直在那里。当时下着雨。他肯定是在下雨之前死的。”

“可是，这根本不可能，贝尼斯先生，”我们的当事人叫了起来。“他的声音我不会听错。我敢起誓，就在那个时间，他正在我卧室里对我说话。”

“奇怪，但并非不可能，”福尔摩斯微笑着说道。

“你有了线索啦？”葛莱森问道。

“从表面上看，案情并不十分复杂，尽管它带有某些新奇有趣的特点。在我斗胆发表最后定见之前，我还必须进一步了解一些情况。哦，对了，贝尼斯先生，你在检查房子的时候，除了这张便条之外，还发现了别的奇怪的东西没有？”

这位侦探以奇特的神情看着我的朋友。

“有，”他说，“还有一两样非常奇怪的东西。等我在警察局办完了事，也许你会愿意对这些东西发表高见的。”

“听任吩咐，”福尔摩斯说着按了一下铃。“赫德森太太，送这几位先生出去，麻烦你把这封电报交给听差发出去。叫他先付五先令的回电费。”

来客们离去之后，我们在寂静中坐了一会儿。福尔摩斯拚命抽着烟，那双锐利的眼睛上面双眉紧锁，他的头伸向前方，表现出他特有的那种专心致志的神情。

“唔，华生，”他突然转身问我，“你有什么看法？”

“我对斯考特·艾克尔斯先生的故弄玄虚还摸不着头脑。”

“那么，罪行呢？”

“喔，从那个人的同伴都无影无踪这一点来看，应当说，他们在某一方面是合伙谋杀，然后逃之夭夭。”

“这个观点当然是可能的。不过，从表面上看，你得承认，他的两个仆人合伙谋害他，而且是在他有客人的那个晚上袭击他，这很奇怪。那一个星期，除了当天以外，其余几天，他都是独自一人，他们满可以要把他怎么样就把他怎么样。”

“他们为什么逃走呢？”

“是啊。他们为什么逃走呢？这里面大有文章。另一个重要情况就是我们的当事人斯考特·艾克尔斯的那一段离奇经历。现在，亲爱的华生，要对这两种情况作出解释，岂非超出了人的智力限度？如果能作出一种解释，也能说明那张措辞古怪的神秘便条，那么，姑且把这种解释作为一种暂时的假设也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了解到的新情况完全与这场阴谋符合，那么我们的假设就可以逐渐成为答案了。”

“可是我们的假设是什么呢？”

福尔摩斯仰身靠在椅背上，眼睛半睁半闭。

“你必须承认，亲爱的华生，恶作剧的想法是不可能的。正如结局所示，里面的事情严重。把斯考特·艾克尔斯哄骗到威斯特里亚寓所去和这件事有些联系。”

“可能是什么联系呢？”

“让我们一环扣一环地来研究一下。从表面上看，这个年轻的西班牙人和斯考特·艾克尔斯之间突如其来的奇怪友谊是有些蹊跷的。加快友谊步伐的是那个西班牙人。就在他第一次认识艾克尔斯的当天，他就赶到伦敦的另一头去拜访艾克尔斯，而且同他保持密切往来，最后把他请到厄榭去。那么，他要艾克尔斯干什么呢？艾克尔斯又能提供什么呢？我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魅力。他并不特别聪明——不可能同一个机智的拉丁族人气味相投。那么，加西亚为什么在他认识的人当中偏偏选中了他，是什么特别适合他的需要呢？他有什么突出的品质吗？我说他有。他正是一个传统的体面英国人，正是一个能给另外一个英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证。你已经亲眼看到，两位警长都不曾想到对他的供词提出疑问，尽管他的供述是极不平常的。”

“可是，要他见证什么呢？”

“事情既然已成这样，他见证不了什么了，不过，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他就可以见证一切。这就是我对这件事的看法。”

“我明白了，这样他就可以作不在现场的证明了。”

“一点儿不错，亲爱的华生，他可能是要人证明他当时不在现场。为了展开讨论，我们不妨设想威斯特里亚寓所的那一家人是在共同策划某种阴谋。不管其企图如何，我们可以假设他们是想在一点钟以前出走。他们在时钟上面耍了花招。很可能是这样：他们让艾克尔斯去睡觉的时间比艾克尔斯认为的时间要早些。不管怎么说，可能是，当加西亚走去告诉艾克尔斯是一点钟的时候，实际上还没有过十二点钟。如果加西亚能够在提到的时间内干完想干的事情并回到自己房里，那么，他显然对任何控告都能作出强有力的答辩。我们这位无可指责的英国人则可以在任何法庭上宣誓说被告一直是在屋里。这是对付最糟情况的一张保票。”

“对，对，我懂了。不过，另外几个人不见了，又怎么解释呢？”

“我还没有掌握全部事实，不过我不认为有任何不可克服的困难。然而，就凭面前这些材料来争论，那是错误的。你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在摆弄材料，自圆其说了。”

“那封信呢？”

“信上是怎么写的？‘我们自己的颜色，绿色和白色。’听起来很象赛马的事。‘绿色开，白色关。’这显然是信号。‘主楼梯，第一过道，右边第七，绿色粗呢。’这是约定地点。我们说不定会在这件事的末尾碰上一个吃醋的丈夫哩。很清楚，这显然是一次危险的探索，不然，她就不会说‘祝顺利’了。‘D’——这应当是入门指南。”

“那个人是西班牙人。我推测‘D’代表多洛蕾丝，这在西班牙是个很普通的女人的名字。”

“好，华生，很好——可是极难成立。西班牙人同西班牙人写信，会用西班牙文。写这封信的人肯定是英国人。好吧，我们只有耐心以待，等那位了不起的警长回到我们这里来再说。不过，我们可得感谢我们的好运气，是它使我们在这几个钟头里得以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闲散和无聊。”

在我们的萨里警官返回之前，福尔摩斯已经接到回电。福尔摩斯看了回电，正要把它放进笔记本，他瞥见了我满带着期望的脸。他笑着将回电扔过来给我。

“我们是在贵族圈子中打转呢，”他说。

电报上开列了一些人名和住址：

哈林比爵士，住丁格尔；乔治·弗利奥特爵士，住奥克斯肖特塔楼；治安官海尼斯·海尼斯先生，住帕地普雷斯；杰姆斯·巴克·威廉斯先生，住福顿赫尔；亨德森先生，住海伊加布尔；约舒亚·斯通牧师，住内特瓦尔斯林。

“这种做法显然是要限制我们的行动范围，”福尔摩斯说。“毫无疑问，头脑清楚的贝尼斯已经采用了某种类似的计划。”

“我不太明白。”

“哦，我亲爱的伙伴，我们已经提出了结论，加西亚吃饭时收到的是一封约会或幽会的信。现在，如果这种明确的解释是对的，为了应约，这个人就得爬上那个主楼梯，到走道上去寻找第七个房门。清楚得很，房子一定很大。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所房子离奥克斯肖特不会超过一两英里，因为加西亚是向那个方向走的。而且，按照我对这些情况的解释来看，加亚西原想及时地赶在一点钟以前回到威斯特里亚寓所，以说明他并不在现场。由于奥克斯肖特附近的大房子为数有限，我采取了明显的办法，打电报给斯考特·艾克尔斯提到过的几个经理人。他们的姓名都在这封回电里。我们这堆乱麻的另一头肯定就在他们当中。”

当我们在贝尼斯警长的陪同下来到厄榭美丽的萨里村以前，已经快六点钟了。

福尔摩斯和我在布尔吃了一些晚点，并且找到了舒适的住处。最后，我们在这位侦探的陪同下前去访问威斯特里亚寓所。那是一个又冷又黑的三月之夜，寒风细雨迎面扑来，当我们在这片荒凉的空地上穿行而过，并将走向那个悲剧的地点时，这情景真是一种十分适合的陪衬。

二 圣佩德罗之虎

走了几英里又阴冷又凄凉的路程，我们来到一扇高大的木门前。门内是一条阴暗的栗树林荫道。这条弯曲而阴森的道路把我们引向一所低矮黑暗的房屋，在蓝灰色的夜空下，它显得黑影憧憧。大门左边的窗子里露出一丝微弱的灯光。

“这是一名警察在值班，”贝尼斯说，“我来敲一下窗子。”他走过草坪，用手轻扣窗台。透过朦胧的玻璃，我隐约看见一个人从火旁的椅子上跳起来，并且听见屋里一声尖叫。过了一会儿，一个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的警察开了门，一支蜡烛在他发抖的手中摇晃。

“怎么啦，瓦尔特斯？”贝尼斯厉声问道。

这个人用手绢擦擦前额，长长叹了一口气，算是放了心。

“先生，您来了我真高兴。这个夜晚真长，我想我的神经不如往常那么顶用了。”

“你的神经，瓦尔特斯？我倒没有想到你身上还有神经。”

“嗯，先生，我是说这个孤寂的屋子，还有厨房里的那个奇怪的东西。您刚才敲窗子，我还以为那个东西又来了哩。”

“什么东西又来了？”

“鬼，先生，我知道。就在窗口。”

“什么在窗口？什么时候？”

“大约两个钟头之前。天刚黑，我坐在椅子上看报。不知怎么我一抬头，却看见下端的窗框外面有一张脸在向里面望着我。天啊，先生，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啊！我做梦都会看到它。”

“啧！啧！瓦尔特斯，这可不象一名警官说的话呀。”

“我知道，先生，我知道，可是它使我害怕极啦，先生，不承认也不管用。那张脸既不黑又不白，说不上是什么颜色，一种非常奇怪的色彩，就好象泥土里溅上了牛奶。至于那个脸盘，总有您的两个脸那么大，先生。还有那副样子，两只逼人的大眼睛，眼珠突出，加上一口白牙，活象一只饿狼。我对您说，先生，我连一个指头都不敢动，也不敢出一口气，直到它突然消失不见。我跑了出去，穿过灌木林，感谢上帝，那儿什么也没有。”

“如果我不知道你是个好人，瓦尔特斯，就为这件事，我也可以给你记上一个黑点。如果真的是鬼，那么，一个值班警官也绝对不应当为他不敢用手去碰它一下而感谢上帝。这该不是一种幻觉和神经的错觉吧？”

“至少，这一点是很容易解答的，”福尔摩斯说着，点燃了他的袖珍小灯。“是的，”他迅速地检查了草地之后说：“我认为，穿的是十二号鞋。照脚的尺寸来推断，他肯定是个大个子。”

“他怎么啦？”

“他似乎是穿过灌木林朝大路跑了。”

“好吧，”那位警长带着严肃而沉思的脸色说，“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想干什么，现在他已经走了，我们还有更急的事情要办。福尔摩斯先生，如果你允许，我要带你巡视一下这所住宅了。”

每个卧室和起居室都经过了仔细搜查，什么都没有发现。显然，房客随身带来的东西很少，甚至什么也没有带。从全部家具到细小的物件，都是连同房子一起租用的。留下的许多衣服上都缀有高霍尔本的马克思公司的标记。电报询问的结果表明，马克思除了知道他的买主付账爽快之外，其他一无所知。还有一些零碎东西，几个烟斗，几本小说，其中有两本是西班牙文的，一支老式左轮手枪，在个人财产之中，还有一把吉他。

“这里面没有什么，”贝尼斯说，手里拿着蜡烛，高视阔步地走出这个房间，进入那个房间。“福尔摩斯先生，现在我请你注意厨房。”

厨房阴暗，天花板很高，在这所房子的背后。厨房角落里放着一个草铺，显然是厨师的床铺。桌上堆满了装有剩菜的盘子和用脏了的餐具，还有昨天晚餐留下的残菜剩饭。

“看这儿，”贝尼斯说，“你看这是什么？”

他举起蜡烛，照着橱柜背后的一件特别的东西。这件东西已揉皱干瘪，很难说它是个什么。只能说它是黑色的，皮做的，形状有点象个矮小的人。我查看的时候，起初以为是个经过干燥处理的黑种小孩；再一看，又象个扭变了形的古猴。究竟是动物还是人，我最后还是莫名其妙。它身体中部挂着两串白色贝壳。

“确实是很有趣——很有趣！”福尔摩斯说，并注视着这件邪恶的古物。“还有什么没有？”

贝尼斯一声不响，把我们带到洗涤槽前面。他把蜡烛朝前一照，只见某种白色大鸟的翅膀和躯体被撕得七零八落，上面还留着羽毛，盛满一盆。福尔摩斯指了指割下来的那只鸟头上的垂肉。

“一只白公鸡，”他说，“太有趣了！这真是一件非常离奇的案子。”

但是，贝尼斯先生把他那最不吉利的展览一直坚持到最后。他从洗涤槽下面拿出一个铝桶，桶里满装着血。他又从桌上取来一个盘子，上面放着烧焦了的碎骨头。

“杀死了一些东西，又烧了一些东西。这些都是我们从火里收集起来的。今天早上我请来一位医生，医生说这些不是人体上的东西。”

福尔摩斯微笑着搓着两手。

“我得恭贺你，警长，你处理了一件如此不同一般、如此富于教益的案件。你的才能似乎胜过你的机会，如果我这样说不致于有所冒犯的话。”

贝尼斯警长的两只小眼睛露出高兴的神色。

“你说得对，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在工作上停滞不前。象这样的案件可以给人们带来机会。我希望我能利用这种机会。你对这些骨头是怎么看的？”

“我看是一只羔羊，要不就是小山羊。”

“那么，白公鸡呢？”

“很怪，贝尼斯先生，非常奇怪。可以说从来没有见过。”

“对，先生。这房子里住的人一定很奇怪，行动一定也很奇怪。其中一个已死啦。难道是他的同伴跟在后面把他打死的？如果是这样，我们早就抓住他们了，因为所有的港口都有人监视着。不过，我本人有不同的看法。是的，先生，我本人的看法大不相同。”

“那么你自有主张喽？”

“我要自己来进行，福尔摩斯先生。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我自己的声誉。你已经成名了，我也得要成名。如果以后我能够说，我在没有你的帮助下破了案，那我就高兴了。”

福尔摩斯爽朗地笑了起来。

“好吧，好吧，警长，”他说，“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吧。我的成果可以随时供你使用，如果你愿意向我索取的话。我想，这房子里，我想看的都看过了。把时间花到别处去也许更有好处，再见啦，祝你运气好！”

我可以举出好多微妙的表情来说明福尔摩斯正在性急地追寻一条线索，这种表情，除了我以外，别人可能不会注意到。在一个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福尔摩斯象往常一样冷淡，但是，他那双发光的眼睛和轻快的举止却显示出一种抑制着的热情和紧张的情绪，这使我确信，他是正在考虑对策。按照他的习惯，他一句话不说；照我的脾气，我什么话也不问。能和他一起参加这场游戏，为捕获罪犯而提供出我微小的帮助，又不致以不必要的插话分散他的注意力，这对我来说已是很满意的了。到时候，一切都会转向我的。

因此，我等待着——可是，我越来越失望，白等了一场。一天接着一天，我的朋友毫无动静。有一天的上午他是在城里度过的，我偶然了解到，他是去大英博物馆了。除了这次外出之外，他成天作长时间的而且常常是孤独的散步，要不就是同村里的几个碎嘴子闲聊，他力求与这些人交往和结识。

“华生，我相信在乡间住一个星期对你是很宝贵的，”他说道，“重又看见树篱上新绿的嫩芽和榛树上的花序，那是非常愉快的。带上一把小锄，一只铁盒子，和一本初级植物学读本，就可以度过一些有意思的日子了。”他自己带着这套装备四处寻觅，可是带回来的只是寥寥几株小植物，而这是在一个黄昏就可以采到的。

在我们漫步闲谈的时候，偶尔也碰见贝尼斯警长。当他同我的同伴打招呼的时候，他那张又肥又红的脸上堆满了笑容，一对小眼睛闪闪发光。他很少谈起案情，但从他谈起的那么一点情况来看，他对事情的进展也倒不是不满意的。然而，我得承认，在案子发生五天以后，当我打开晨报看见这样的大字标题的时候，我还是不由得有些惊奇：

奥克斯肖特谜案揭破

被认为是凶犯的人已捕获

当我读着标题时，福尔摩斯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好似被什么刺了一下。

“啊！”他叫了起来。“你该不是说贝尼斯已经抓住他了吧？”

“很明显，”我说着就把以下报道念了出来。

“昨晚深夜当传闻与奥克斯肖特凶杀案有关之凶犯已被捕获时，在厄榭及其邻近地区引起极大轰动。人们记得威斯特里亚寓所的加西亚先生系被发现死于奥克斯肖特空地，身上有遭受残酷袭击的伤痕，他的仆人和厨师亦于同一晚上逃走，显然他们参与了这一罪行。有人指出但从未得到证实的是，死去的这位先生可能有贵重财物存放在寓所里，以致财物失窃，构成罪案。经负责此案的贝尼斯警长多方努力，查明了逃犯的藏匿处所。他有充足的理由证明他们没有远遁，只是潜伏在事先准备好的某一巢窟中。首先可以肯定，他们最终将被捕获，因为据曾经通过窗户见过厨师的一两个商人作证说，厨师的相貌非常特别——是一个魁梧而可怕的混血儿，具有显著的黑种人型的淡黄色的面目。自从作案以来，有人曾见过此人，因为他竟敢贸然重返威斯特里亚寓所，以致在当晚被警官瓦尔特斯发现并追踪。贝尼斯警长认为，此人此行定有目的，因而断定可能还会再来，于是放弃寓所，另在灌木林中设下埋伏。此人进入了圈套，在昨晚经过一场搏斗后，终被捕获，警官唐宁在搏斗中遭到这个暴徒猛击。我们知道，当罪犯被带到地方法官面前时，警方将要求予以还押。捕获此人后，本案可望取得巨大进展。”

“我们真应当马上去见贝尼斯，”福尔摩斯喊道，拿起了帽子。“我们来得及在他出发之前赶到他那里。”我们急忙来到村路上，正如我们所料，警长刚刚离开他的住处。

“你看到报纸了吧，福尔摩斯先生？”他问道，一边把一份报纸递给我们。

“是呀，贝尼斯先生，看到了。如果我向你提出一点友好的忠告，望你不要见怪。”

“忠告，福尔摩斯先生？”

“我曾细心研究过这个案件，我还不敢肯定你走的路子是对的。我不愿意你这样蛮干下去，除非你有十足的把握。”

“谢谢你的好意，福尔摩斯先生。”

“我向你保证，我这是为了你好。”

我仿佛看见贝尼斯先生的两只小眼睛中的一只象眨眼睛那样抖动了一下。

“我们都同意，各走各的路，福尔摩斯先生。我正是这样做的。”

“哦，那很好，”福尔摩斯说，“请别见怪。”

“哪儿的话，先生，我相信你对我是一片好意。不过，我们都有自己的安排，福尔摩斯先生。你有你的安排，我也许有我的安排。”

“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吧。”

“欢迎你随时使用我的情报。这个家伙是个地道的野人，结实得象一匹拖车的马，凶狠得象魔鬼。抓住他之前，他差点儿把唐宁的大拇指咬断了。他一个英文字也不会说，除了哼哼哈哈之外，从他那里什么都得不到。”

“你认为你可以证明是他杀害了他的主人？”

“我没有这样说，福尔摩斯先生，我没有这样说。我们各有各的办法。你试你的，我试我的。这是说定了的。”

福尔摩斯耸耸肩，我们就一起走开了。“我摸不透这个人。他好象是在骑着马瞎闯。好吧，就照他说的办，各人试各人的，看结果怎么样。不过，贝尼斯警长身上总有某种我不很理解的东西。”

我们回到布尔的住处时，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华生，你在那个椅子上坐下。我要让你了解一下情况，因为我今天晚上可能需要你的帮助。让我把我所能了解的案情的来龙去脉讲给你听。虽然案情的主要特点是简单的，但是如何拘捕仍然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在这方面还有一些缺口，需要我们去填补。

“让我们回过头去谈谈在加西亚死去的那天晚上送给他的那封信吧。我们可以把贝尼斯的关于加西亚的仆人与此案有关这一想法搁在一边。证据是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加西亚安排斯考特·艾克尔斯到来的，这只能说明他的目的在于为他证明不在犯罪现场。那天晚上，是加西亚起了心，而且显然是起了坏心。他在干坏事的过程中送了命。我说‘坏’心，那是因为，只有当一个人心怀恶念的时候，他才想制造不在犯罪现场的假想。那么，谋害他的人又会是谁呢？当然是犯罪企图所指向的那个人。到现在为止，我看我们的根据是可靠的。

“现在，我们可以解释加西亚的仆人们失踪的原因了。他们都是同伙，都参与了这个我们还弄不清楚的罪行。如果加西亚回去时事情得手，那么，那个英国人的作证就会排除任何可能的怀疑，一切都会顺利。但是，这一尝试是危险的。如果加西亚到了一定的时间不回去，那就可能是他送了命。因此，事情是这样安排的：遇到上述情况，他的两个下手便会躲到事先安排好的地方，逃避搜查，以便事后继续再干。这说明了全部的情况，是不是？”

整个一团乱线似乎已在我眼前理出了头绪。我奇怪，正和往常一样，何以在此之前我总是看不出来呢。

“但是，为什么有一个仆人要回来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急忙逃走的时候，他遗下了某种珍贵的东西，他舍不得丢下的东西。这一点说明了他的固执，对不对？”

“哦，那么下一步呢？”

“下一步是加西亚吃晚饭时收到的那封信。这封信表明，还有一个同伴在另一头。那么，这个另一头又在哪儿呢？我已经对你说过，它只能在某一处大住宅里，而大住宅则为数有限。到村里来的头几天，我到处游逛，进行我的植物研究，并利用空隙时间，查访了所有的大住宅，还调查了住宅主人的家世。有一家住宅，而且只有一家住宅，引起我的注意。这就是海伊加布尔有名的雅各宾老庄园，离奥克斯肖特河的那一头一英里，距发生悲剧的地点不到半英里。其他宅邸的主人都平凡而可敬，与传奇生活毫不相干。但是，海伊加布尔的亨德森先生是个十分古怪的人，稀奇古怪的事可能发生在他身上。于是，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和他一家人的身上。

“一群怪人，华生——他本人是他们中间最怪的一个。我利用了一个近乎情理的借口设法去见过他。可是，从他那双晦暗、深陷、沉思着的眼睛里我似乎看出，他对我的真正来意十分清楚。他大约五十岁，强壮而机灵，铁灰色的头发，两道浓眉联成一线，行动敏捷如鹿，风度宛如帝王——一个凶狠专横的人。在他那羊皮纸一般的面孔后面，有着一股火辣辣的精神。他要么是个外国人，要么就是曾长期在热带居住过，因为他的皮肤黄而枯槁，但却坚韧得象马裤呢。他的朋友兼秘书卢卡斯先生无疑是个外国人，棕色的皮肤，狡猾，文雅，象只猫一样，谈吐刻薄而有礼貌。你看，华生，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两伙外国人——一伙在威斯特里亚寓所，另一伙在海伊加布尔——所以，我们的两个缺口已经开始合拢了。

“这两个密友是全家的中心。不过，对于我最直接的目的来说，另外还有一个人甚至更为重要。亨德森有两个孩子——两个姑娘，一个十一岁，一个十三岁。她们的家庭女教师是伯内特小姐，英国妇女，四十岁上下。还有一个亲信男仆。这小小的一伙人组成了一个真正的家庭，因为他们一同旅行各地。亨德森先生是大旅行家，经常出去旅行。前几个星期他才从外地回到海伊加布尔来，已有一年不在家了。我还可以补充一句，他非常有钱。他想到要什么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满足。至于别的情况，就是他家里总是有一大堆管事、听差、女仆，以及英国乡村宅邸里常有的一群吃喝多、干事少的人员。

“这些情况，一部分是从村里的闲谈中听到的，一部分是我自己观察所得。最好的人证莫过于被辞退而受尽委曲的仆人。我幸运地找到这么一个。虽说是幸运，但是，如果我不出去找，好运气也不会自己找上门来的。正如贝尼斯所说，我们都有自己的打算。按照我的打算，我找到了海伊加布尔原先的花匠约翰·瓦纳。他是在他专横的主人一怒之下卷铺盖滚蛋的。而那些在室内工作的仆人有不少和他一个鼻孔出气，他们大家既害怕又憎恨他们的主人。所以，我找到了打开这家人的秘密的钥匙。

“怪人，华生！我并不认为我已弄清全部情况，不过确是非常古怪的人。这是两边有厢房的一所住宅，仆人住一边，主人住另一边。除了亨德森本人的仆人给全家开饭之外，这两边之间没有联系。每一样东西都得拿到指定的一个门口，这就是联系。女教师和两个孩子只到花园里走走，根本不出门。亨德森从来不单独散步。他的那个深色皮肤的秘书跟他形影不离。仆人当中有人传说，他们的主人特别害怕某种东西。‘为了钱，他把灵魂都出卖给了魔鬼，’瓦纳说，‘就等着债主来要他的命了。’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是什么人，谁也不知道。他们是非常凶暴的。亨德森曾两次用他打狗的鞭子抽人，只是由于他那满满的钱包和巨额赔款，才使他得以免吃官司。

“华生，现在让我们根据这一新的情报来判断一下形势。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那封信是从这个古怪人家送去的，要加西亚去执行某种事先早已计划好的任务。信是谁的？是这个城堡里的某一个人写的，并且是个女的，那么，除了女教师伯内特小姐之外，还会是谁呢？我们的全部推理似乎都是指向这个方面。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设想，看它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再说一句，从伯内特小姐的年纪和性格来看，我最初认为这件事里面可能夹杂着爱情的想法肯定是不能成立的。

“如果信是她写的，那么，她总该是加西亚的朋友和同伴了吧。她一旦听到他死去的消息，她可能会干些什么呢？如果他是在进行某种非法勾当中遇害的，那么她就会守口如瓶。可是，她心里一定痛恨那些杀害他的人，她大概会尽力设法向杀害他的人报仇。能不能去见她？设法去见她？这是我最初的想法。现在我遇到的情况不太妙。自从那天晚上发生了谋杀案后，到现在还没有谁看见过伯内特小姐。从那天晚上起，她就没有影踪了。她还活着吗？也许她同她所召唤的朋友一样，在同一个晚上遭到了横祸？或者，她只不过是个犯人？这一点是我们要加以确定的。

“你会体会到这种困境的，华生。我们的材料不足，不能要求进行搜查。如果把我们的全部计划拿给地方法官看，他可能会认为是异想天开。那个女人的失踪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家庭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一个星期不见面。而目前她的生命可能处于危险中。我所能做的就是监视这所房子，把我的代理人瓦纳留下看守着大门。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如果法律无能为力，我们只好自己来冒这场风险了。”

“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知道她的房间。可以从外面一间屋的屋顶进去。我建议我们今晚就去，看能不能击中这个神秘事件的核心。”

我必须承认，前景并不十分乐观。那座弥漫着凶杀气氛的老屋，奇怪而又可怕的住户，进行探索中的不测危险，以及我们被法定地置于违反原则行事的地位，这一切合在一起，挫伤了我的热情。但是，在福尔摩斯冷静的推理中有某种东西，使得避开他提出的任何冒险而往后退缩成为不可能。我们知道，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答案。我默默地握住了他的手。事已如此，不容翻悔。

但是，我们的调查的结局竟是如此离奇，却是始料所不及的。大约在五点钟，正当三月黄昏的阴影开始降临时，一个慌慌张张的乡下佬闯进了我们的房间。

“他们走了，福尔摩斯先生。他们坐最后一趟火车走了。那位女士挣脱了。我把她安顿在楼下马车里了。”

“好极了，瓦纳！”福尔摩斯叫道，一跃而起。“华生，缺口很快合拢啦。”

马车里是一个女人，由于神经衰竭而半瘫痪了。她那瘦削而憔悴的脸上留有最近这一悲剧的痕迹。她的脑袋有气无力地垂落在胸前。当她抬起头来，用她那双迟钝的眼睛望着我们的时候，我发现她的瞳仁已经变成浅灰色虹膜中的两个小黑点。她服过鸦片了。

“我照您的吩咐守在大门口，福尔摩斯先生。”我们的使者，那位被开除了的花匠说。“马车出来以后，我一直跟到车站。她就象个梦游人，但是当他们想把她拉上火车的时候，她醒过来了，竭力挣扎，他们把她推进车厢，她又挣脱了出来。我把她拉开，送进一辆马车，就来到这儿。我决不会忘记当我带她离开时那车厢窗子里的那张脸。要是他得逞了，我早就没命了——那个黑眼睛、怒目相视的黄鬼。”

我们把她扶上楼，让她躺在沙发上。两杯浓咖啡立刻使她的头脑从药性中清醒过来。福尔摩斯把贝尼斯请来了。看到这情况，他很快就明白了发生的事情。

“啊，先生，你把我要找的证人找到啦，”警长握住我朋友的手热情地说道。“从一开始，我就和你在找寻同一条线索。”

“什么！你也在找亨德森？”

“唔，福尔摩斯先生，当你在海伊加布尔的灌木林中缓步而行时，我正在庄园里的一棵大树上往下看着你。问题只在于看谁先获得他的证人。”

“那么，你为什么逮捕那个混血儿呢？”

贝尼斯得意地笑了起来。

“我肯定，那个自称为亨德森的人已经感到自己被怀疑了，并且只要他认为他有危险，他就会隐蔽起来，不再行动。我错抓人，是为了使他相信我们已经不注意他了。我知道，他可能会溜掉，这样就给了我们找到伯内特小姐的机会。”

福尔摩斯用手抚着警长的肩膀。

“你会高升的。你有才能，你有直觉，”他说。

贝尼斯满面笑容，十分高兴。

“一个星期来，我派了一个便衣守候在车站。海伊加布尔家的人不管上哪儿、都在便衣的监视之下。可是，当伯内特小姐挣脱的时候，便衣一定感到为难，不知如何是好。不管怎么说，你的人找到了她，一切都很顺利。没有她的证词，我们不能捉人，这是很清楚的。所以，让我们越快得到她的证词越好。”

“她在逐渐恢复，”福尔摩斯说，眼睛望着女教师。“告诉我，贝尼斯，亨德森这个人是谁？”

“亨德森，”警长说，“就是唐·默里罗，一度被称为圣佩德罗之虎的就是他。”

圣佩德罗之虎！这个人的全部历史立刻呈现在我眼前。在那些打着文明的招牌统治国家的暴君中间，他是以最荒淫残忍出名的。他身强力壮，无所畏惧，而且精力充沛。他刚愎自用，对一个胆小怕事的民族施加残暴统治长达十一二年之久。他的名字在整个中美洲是一种恐怖。那个时期的最后几年，全国爆发了反对他的全民起义。可是，他既残酷又狡猾，刚听到一点风声，就把他的财产偷偷转移到一艘由他的忠实追随者操纵的船上。起义者第二天袭击他的宫殿时，那里已经一无所有。这个独裁者带着他的两个孩子、秘书以及财物逃之夭夭。从那时起，他就从世界上消失了。他本人则成了欧洲报纸经常评论的题材。

“是的，先生，唐·默里罗就是圣佩德罗之虎，”贝尼斯说。“如果你去查一查，就会发现圣佩德罗的旗帜是绿色和白色的，同那封信上说的一样，福尔摩斯先生。他自称亨德森，但是我追溯了他的已往，由巴黎至罗马至马德里一直到巴塞罗那，他的船是在一八八六年到达巴塞罗那的。为了报仇，人们一直在找寻他。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才开始发现他。”

“他们一年前就发现他了，”伯内特小姐说。她已经坐了起来，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们谈话。“有一次，他的性命几乎要完蛋了，可是某种邪恶的精灵却保护了他。现在，也是一样，高贵而豪侠的加西亚倒下了，而那个魔鬼却安然无恙。还会有人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直到有朝一日正义得到伸张。这一点是肯定的，正如明天太阳将要升起一样。”她紧握着瘦小的双手，由于仇恨，她那憔悴的脸变得苍白。

“但是，伯内特小姐，你怎么会牵涉进去了呢？”福尔摩斯问道，“一位英国女士怎么会参与这么一件凶杀案呢？”

“我参与进去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伸张正义。多年前，在圣佩德罗血流成河，英国的法律管得了吗？这个人用船装走盗窃来的财物，英国的法律管得了吗？对于你们来说，这些罪行好象发生在别的星球上。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在悲哀和苦难中认识了真理。对于我们来说，地狱里没有哪个魔鬼象胡安·默里罗。只要他的受害者仍然呼喊着要报仇雪恨，那么生活就不会平静。”

“当然，”福尔摩斯说，“他是你所说的那种人。我听说他极端残暴。不过，你是怎样受到摧残的呢？”

“我全都告诉你。这个坏蛋的做法就是以这种或那种借口，把凡是有可能成为他的危险对手的人都杀掉。我的丈夫——对了，我的真名是维克多·都郎多太太——是驻伦敦的圣佩德罗公使。他是在伦敦认识我的，并且在那里结了婚。他是世上少有的极为高尚的人。不幸，默里罗知道了他的卓越品质，于是用某种借口召他回去，把他枪毙了。他预感到了他的灾难，所以没有带我一起回去。他的财物充公了，留给我的是微薄的收入和一颗破碎了的心。

“后来，这个暴君倒台了。正象你刚才说的那样，他逃走了。可是，许多人的生命被他毁了，他们的亲友在他手里受尽折磨而死去，他们不会就此罢休。他们在一起组织了一个协会。任务一天不完成，这个协会就一天不撤销。当我们发现这个改头换面的亨德森就是那个倒台的暴君之后，我的任务就是打进他的家里，以使别人了解他的行动。我要保住在他家里当女教师的位置，才能做到这一点。他没料到，每顿饭都出现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的丈夫，正是被他迫不及待地杀害了的人。我向他微笑，负责教他的孩子，等待着时机。在巴黎试过一次，失败了。我们迅速东绕西拐跑遍欧洲，甩掉追踪我们的人，最后回到这所他一到英国就买下来的房子。

“可是，这儿也有司法官员在等待着。加西亚是以前圣佩德罗最高神职官员的儿子。当加西亚得知默里罗要回到那里去时，加西亚带着两名地位低卑的忠实伙伴在等着他。三个人胸中都燃着报仇的火焰。加西亚在白天无法下手，因为默里罗防备严密，没有他的随员卢卡斯——此人在他得意的年代叫洛佩斯——在身边，他决不出外。可是在晚上，他是单独睡的，报仇的人有可能找到他。有一天黄昏，按照事先的安排，我给我的朋友送去最后的消息，因为这个家伙无时无刻不在警惕着，他不断地调换房间。我要注意让所有的房门都开着，同时在朝大路的那个窗口发出绿光或白光作为信号，表示一切顺利或者行动最好延期。

“可是，一切都不顺利。秘书洛佩斯对我起了疑心。我刚写完信，他就悄悄从背后向我猛扑过来。他和他的主人把我拖到我的房间，宣判我是有罪的女叛徒。如果他们有法逃避杀人后果的话，他们早就当场用刀刺死我了。最后，他们经过争论，一致认为杀死我太危险。但是，他们决定要干掉加西亚。他们把我的嘴塞住，默里罗扭住我的胳膊，直到我把地址给了他。我发誓，如果我知道这对加西亚意味着什么，那么，他们可能早把我的胳膊扭断了。洛佩斯在我的信上写上地址，用袖扣封上口，交给仆人何塞送了出去。他们是怎样杀害加西亚的，我不知道，只知道是默里罗亲手把他击倒的，因为洛佩斯被留下来看守着我。我想，他一定是在金雀花树丛里等待着。树丛中有一条弯曲的小径。等加西亚经过时就把他击倒。起初，他们想让加西亚进屋来，然后把他当作遭到追缉的夜盗杀死。但是，他们发生了争执。如果他们被卷进一场查讯，他们的身份就会立即公开暴露，他们就会招来进一步的打击。加西亚一死，追踪就会停止，因为这样可以吓住别的一些人，使他们放弃自己的打算。

“如果不是因为我了解这伙人的所作所为，他们现在都会安然无事的。我不怀疑，好几次我的生命都处在死亡的边缘。我被关在房里，受到最可怕的威胁，以残酷虐待来摧残我的精神——请看我肩上的这块刀疤和手臂上一道道的伤痕——有一次，我想在窗口喊叫，他把一件东西塞进我嘴里。这种惨无人道的关押继续了五天，吃不饱，几乎活不下去。今天下午，给我送来了一份丰盛的午餐。等我吃完，才知道吃的是毒药。我象在梦里一样，被推塞进马车，后来又被拉上火车。就在车轮快要转动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我的自由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我跳了出来。他们想把我拖回去。要不是这位好心人帮忙把我扶进一辆马车，我是怎么也逃脱不了的。感谢上帝，我终于逃出他们的魔掌了。”

我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她这番不平常的叙述。还是福尔摩斯打破了沉默。

“我们的困难并没有过去，”他说着摇摇头。“我们的侦查任务已经完成，但是，我们的法律工作却开始了。”

“对，”我说，“一个能说会道的律师可以把这次谋杀说成是自卫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犯上百次罪，可是，只有在这件案子上才能判罪。”

“得啦，得啦，”贝尼斯高兴地说，“我看法律还要更强一些。自卫是一回事，怀着蓄意谋杀的目的去诱骗这个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管你害怕会从他那里遭到什么样的危险。不，不，等我们在下一次的吉尔福德巡回法庭上看到海伊加布尔的那些房客时就可以证实我们都是正确的了。”

然而，这是个历史问题，圣佩德罗之虎受到惩罚，还得要有一段时间。他和他的同伙狡猾而大胆，他们溜进埃德蒙顿大街的一个寓所，然后从后门出去，到了柯松广场，就这样甩掉了追捕的人。从那天以后，他们在英国就再没有露过面了。大约半年以后，蒙塔尔法侯爵和他的秘书鲁利先生都在马德里的艾斯库里饭店里被谋杀。有人把这桩案子归咎于无政府主义，但是谋杀者始终没有抓到。贝尼斯警长来到贝克大街看望我们，带来一张那秘书的一张黑脸的复印图像，以及一张他主人的图像：老成的面貌，富有魅力的黑眼睛和两簇浓眉。我们并不怀疑，尽管是延误了，正义毕竟还是得到了伸张。

“亲爱的华生，这是一桩混乱的案件，”福尔摩斯在黄昏中抽着烟斗说道。“不可能称心如意地把它看得那样简洁。它包括两个洲，关系到两群神秘的人，加上我们无比可敬的朋友斯考特·艾克尔斯的出现，促使案情进一步复杂化了，他的情况向我们表明，死者加西亚足智多谋，有良好的自卫本领。结果是了不起的，我们和这位可嘉的警长合作，在千头万绪的疑点中抓住了要害，终于得以沿着那条蜿蜒曲折的小路前进。你还有什么地方不明白吗？”

“那个混血儿厨师回来有什么目的？”

“我想，厨房里的那件怪东西可以解答你的疑问。这个人是圣佩德罗原始森林里的生番。那件东西是他的神物。当他和同伙逃到预定的撤退地点时——已经有人在那里，无疑是他们的同伙——他的同伴曾劝过他把这样一件易受连累的东西丢掉。可是，那是这个混血儿心爱之物。第二天，他禁不住又回来了。当他在窗口探望时，看见了正在值班的警官瓦尔特斯。他一直等了三天。出于虔诚或者说是迷信，他又尝试了一次。平时机灵的贝尼斯警长曾在我面前看轻此案，但终于也认识到了案情的重大，因而布置了圈套让那个家伙自投罗网。还有别的问题吗，华生？”

“那只撕烂了的鸟，一桶血，烧焦了的骨头，在那古怪厨房里的所有的神秘东西又怎么解释呢？”

福尔摩斯微笑着打开笔记本的一页。

“我在大英博物馆度过了一个上午，研究了这一点和其它一些问题。这是从艾克曼著的《伏都教和黑人宗教》一书中摘出来的一段话：

‘虔诚的伏都教信徒无论干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要向他那不洁净的神奉献祭品。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些仪式采取杀人奠祭，继之以食人肉的方式。但通常的祭品则是一只活活扯成碎片的白公鸡，或者是一只黑羊，割开喉咙，将其躯体焚化。’

“所以你看，我们的野人朋友在仪式方面完全是正统的。这真是怪诞，华生，”福尔摩斯加了一句，同时慢慢地合上笔记本，“但是，从怪诞到可怕只有一步之差，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