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直和有良心的人是不该忘却有恩于自己的人的，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一个令人敬佩和能够永远记住他的人应该是与我有一种终身的特殊情意，这是我认为的。

关于我的长辈、我的恩师和老领导章仲锷老师，在他去世时我没有写下片言只语，原因只有一个：他走得让我感到非常痛苦，他是在我父亲病逝后的又一位父亲式的亲人的走失，所以我不愿也不敢再提笔了……我的父亲是2005年去世的，那一幕令我极度悲恸，他告别人间时的那种全身的病痛情景我不愿再回忆。而章老师——我一直这样称呼章仲锷先生，是在我认为他非常健康时突然间离开我们大家的。我没有经历过自己的亲人的突然去世，因而自己的父亲去世时，我只觉得我一下突然明白和理解了男人的意义——男人在家是顶天立地的角色，父亲在世时他是我家的顶梁柱，他被众人抬出我家送到火葬场化成灰烬之后，我一下感到从此在家族里我成了父亲以前的角色，而我内心是非常惧怕当这样的角色的，然而我们是男人，因而就无法回避，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

我们必须接受家族的这种生命传承。它是痛苦的，又是光荣而伟大的，更是艰巨而不朽的。

章老师突然去世的时候我在外地，后来我在八宝山灵堂去为他送行时见到高桦老师时，她突然抱住我哭泣着说“建明，咋找不到你”时，我无比内疚和悲切，这份歉意一直留在我心头——因为章老师和高老师一直把我当作儿子般关怀与关心，而在他们最需要我出现时却并没有看到我……

章老师走一年了，现在我可以静下心来记忆一些关于他和我之间的一些事情了，算作我补上对恩师、师母的一份歉意——

认识章老师是在1994年，那个时候我在任《新生界》文学杂志主编，由于同在文学圈里，所以认识了“京城四大名编”之一的章老师。我第一印象中的章老师，是个彻底和纯粹的“文人”——鼻子上的高度近视镜、瘦高挑的个头、说话文绉绉的，有时突然会冒出一句令人捧腹大笑的话来，而一见文稿就会把头都要钻进去的那么一个人。这样的人我以为只能是过去私塾里才有的，然而章老师是在《中国作家》这样的当代大文学杂志社里。那时他是副主编，主编还是冯牧老先生。

1995年下半年，我在办的《新生界》刊物上发表了一篇《科学大师的名利场》，引起了科技界一场轩然大波，于是我的日子非常的难过，地矿部长一个星期要找我三次谈话，称呼也由开始的“小何”到后来的“老何”了——那时我只有三十多岁，而部长至少是五十多岁的大领导呵！我感到了内心的政治恐惧，而就是这个时候地矿部的一帮文人们天天激动得睡不着觉了——其实他们是早想动掉我这个主编了，于是有人到处写黑信告我的状，直写到中央最高领导。不用说，上面的批示一个又一个，这种情况下我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所以地矿部的那几个住在京城外域的文人有点迫不及待地抢我这个主编位置了，他们用“文革”那一套整人的手段来对付我，甚至把我的办公桌抽屉都敲掉后偷走了我的一些采访的原始材料……那时的情景令人不堪回首，个别小文人那种可恶、可憎的面庞尽展于我眼前。

我到了必须离开那块原本就不属于我的地盘了！

这时，冯牧老先生和荒煤老前辈成了我的一座靠山，而真正起作用和让我离开是非之地的则是章仲锷老师——他在作协人事部门力挺要调我到《中国作家》，于是我有了自己的文学归宿和人生命运的归宿。

因为在部队里工作了十五年，对管理人这方面有些经验，带兵嘛！所以到了《中国作家》这个文学杂志社后，我的第一个岗位就是帮助做常务副主编的章老师主持行政管理，从财务到行政和后勤，我都挑了起来，与时任第一编辑室主任的杨志广、第二编辑室主任的肖立军等一起跟着章老师办《中国作家》。

沙滩北街二号的《中国作家》办公处，用现在的眼光看，简直就是一个违章建筑——其实那就是违章建筑，原在沙滩北街二号的中国作家协会所有办公的房子都是违章建筑，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工作了许多年。这仅仅是十来年前的事情，而今一切都成历史。

章老师作为常务负责人，杂志社的方向他把着，我们都为他争当左右手。那些日子里，我觉得很惬意：不会有人来指责你这个没干好那个干错了，不会有人算计你，也不会有人压逼你，因为我们的领导章仲锷主编是个老实得自己被别人卖掉了都不知道的这么一个大好人！我们是他的下级和小辈，但我们常拿他开玩笑，而他也从不计较，甚至随别人如何的取笑他、捉弄他——而今还能有这样的领导？

文人，彻彻底底、纯纯粹粹的一个文人。章老师就是这样一个名编辑。

但我知道他对文字的较真则是严格到了极致，谁要在这方面跟他过不去，那他绝对跟你也过不去。现在还有这样的编辑吗？

他是太可爱的长者。从没有要求别人如何地对待他，从没有一点儿当官的架子，其实他也永远不会当官。他是天生的一个编辑家、文字家、文学家。他为别人作嫁衣作得有滋有味，一生不悔，无比荣耀。这一点铁凝主席几次有过她受章老师恩典的这类评价。

章老师对文学的感觉之准确和水准是现在编辑中少有的，他对文学和文字的认真劲也是少有的。“老头”一旦执着和较起劲来，也有一股牛劲，不易拉他回岸。

他平时是连高声说谁一句都不做的人，可要是轮到对作品评判和裁决时，那就是另一个人了——毫不留情、铁面无私。

我记忆中有两件事使他成为我的父亲一般的长者：

一件是关于赵瑜兄写的《马家军调查》事件。这事搞得太热闹了，当时整个中国媒体几乎天天在炒作，《中国作家》经受了生死考验。我当时作为总编室主任，全程负责《马家军调查》的发行和市场动态，而由于马俊仁先生的一咋一呼，搅得整个媒体界和社会都来关注《马家军调查》一文了。当时《中国作家》杂志从上到下非常紧张，一是紧张社会上的反应，怕下面（读者）和上面（有关主管部门）对赵瑜兄的大作有过度的反应；二是市场反应。先说市场。其实《马家军调查》开始并不被市场所看好，记得杂志刚出来时我让发行人员到北京的个体书摊上去试卖，结果许多摊位上不理会，头两天基本上没有多少市场反应。后来的情况就不同了，远在辽宁的马俊仁先生通过媒体发表对《马家军调查》的“控诉”后，马上就有人纷纷来电要求批发《马家军调查》。“先加印几万！”我要求负责发行的同事立即行动。“加印多少？”他们反问我。“嗯——先印三万吧！”就这样，三万、五万……一路飘扬，直到三十一万册。后来我知道，当时社会上盗版的《马家军调查》至少有十几个版本，总发行量超过百万之巨。这是我经历或者说亲自操刀一本文学杂志在市场上的一次实战。这场战斗有些混乱，甚至乱到差点出乱子。有人后来问为什么我们《中国作家》杂志社不一下印它几十万、上百万？这只能说明这些朋友并不了解我们当时的压力，因为我们非常害怕，害怕一旦炒得太热，“上面”一句“不让发《马家军调查》”的话下来，我们将彻底终结这一期的市场发行。这样的考虑是对的，如果一下印上几十万本杂志积压在仓库里，这完全可能让一个杂志社破产——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支付印刷费。作为主管市场这一块，我面对的紧张其实并不是杂志社核心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是主持日常工作的章老师，他成为当时“马家军”旋风的主角——每天铺天盖地的报道和对立式的攻击——马俊仁和赵瑜之间的有关作品和作品之外的两个人之间的人格问题的吵架。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另两个问题：一是肯定还是否定“马家军”被媒体引入一场许多读者参与的“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意识对立。二是马俊仁与赵瑜之间的“朋友”与“叛徒”之间的道德争论。后者让百姓热闹，前者则让我们非常紧张，因为赵瑜的文章基本上彻底否定了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这种否定的政治风险太大，而且非常容易被人认为是我们和赵瑜一起把“马家军”的丑事抖出来让全世界笑话，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吗？其实后来知道辽宁方面就是以官方的名义向中央告我们状，用的就是这样的口吻。不用说，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里，人们太容易把《马家军调查》的争议弄成政治化的严重问题。章老师承担的就是这样的责任和压力——这种压力只有你当了一个主流刊物的主编后才会有的。

关于“上面”的消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一直听说最高层有人出来说话了，而且说的话对《中国作家》杂志社极大不利。原本就比较“胆小”的章老师变得话特多了，多得见人都要说上几句不着边际的话。后来竟然一个人走路也在不停地嘀咕着——“建明，老章要出问题了！”有一天，高桦老师来电话了，她痛苦而紧张地告诉我：“每天晚上整夜睡不着觉，你们千万要看住他啊！”我们确实开始在关注章老师了，发现他真的出问题了——我们不得不把他拉到北医三院……

这个医院治什么病北京人都知道。章老师的神经出现了问题，来自于外界的种种压力越过了他的心理承受力。其实章老师并没有“疯”，可医生认为他“疯”了，所以必须治疗。但有思想或者思想仍然活跃和健全的章老师怎能忍受这种“治疗”？

我记得他住在医院的四层，那里面尽是神经病患者，以前只在电影和电视上看到过神经病医院的景况，当第一次探望章老师的时候我才感到“疯人医院”的真正可怕……

“建明，快接我出去！快接我出去吧！”这是章老师进北医三院一个星期左右时，有一天我奉高老师之命去探望他时，章老师见到我后所哭诉的话。那一天我真的感到恐怖，一个好端端的人，才几天时间成了真正的“疯子”——其实章老师并没有疯，如果真疯了他不会这样哭喊着拉住我的袖子坚决要求我“救”他出去。

我从没见一个上了年岁的老人的哭泣和乞求情景。必须“救”他了！原来准备劝章老师多住医院些日子的我，立即改变了主意。章老师就这样被我们“救”了出来，而我记忆中的章老师从那一次被“救”出来后，他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及身体状态完全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此有些衰老了……这让我想起来有些特别的惋惜和痛感，也从那一天开始我对他有了一种对父亲式的感情。

《马家军调查》风波闹得非常大，大到差一点把《中国作家》和我们的饭碗都丢了的边缘，好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已经进入了思想解放的历史新阶段，我们的宣传和文学的主管部门不再简单地举大棒子了。但作为一次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市场、文学与真实之间的较量，我们有许多值得思考的事要吸取和整理。

关于与章老师的父子般的情谊则仍然在加温和延伸……

同一年，我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落泪是金》也在《中国作家》上全本卷推出，这又是一次大热闹——闹到全北京甚至全中国都在关注一场不大不小的文案。这场文案由于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的介入，弄得一下全国闻名。作为作者和“被告”的我，自然成了所有读者和关注此事的焦点人物。毫无疑问，当时我的压力可想而知。这其实是一场关于正义和丑恶之间的斗争，我写《落泪是金》是为了让那些读不起书的大学生获得社会的关注和帮助，而且第一次提出了“弱势群体”这个概念。但因为一个受人教唆的学生同我打官司，所以这部影响巨大的作品和一个社会问题使得我不能安宁和安静，甚至面临人生命运的种种压力。《落泪是金》是我的成名作，同时也是我同章老师感情升华的一个特殊阶段。章老师当时是杂志社负责人，且他本人的身体和心理还没有完全从《马家军调查》风波中解放出来，而他却父亲般地一直关怀和关心着风浪中的我，并不断给予我支持——道义上的和真正实际上的帮助与支持，使我深感温暖和力量。一场一年之久的官司最后是以我为胜者结束的，可我并没有感到胜利，因为我感到疲劳和无奈——是非被颠倒后的滋味是非常恶心的，正义被邪恶丑化后更是可悲，而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经常会碰到这种命运。好在有我的领导和父亲般的好人——章老师使我渡过了一场劫难。

1999年，我和杨志广一起成了《中国作家》副主编，我们雄心勃勃，决意将双月刊改成月刊。这个动作对一个文坛有广泛影响，且又是冯牧先生一直当主编的大刊物来说，这是一次大动作。而我们做在了别人的前面，有些开文学大刊之先河的创举。这个时候，作为刚退下来的老资格的编辑家和老领导，章老师的态度极端重要。“我支持你们，只要有利于《中国作家》就干。”这是我听到的章老师明确而坚定的意见，他的话让我们放下了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后来我们成功了，并且获得其他大文学刊物的追风。

2004年，我奉命出任《中国作家》负责人，想改变一下沉闷的中国文学期刊发展模式，决意将《中国作家》月刊改为半月刊，一本小说版、一本纪实版。这个动作或许太大了，大到对我这个新主编是个非常严峻的考验。而当时我碰到了一件事：需要对原来的编委作一调整，这事是杨志广先向我提出的，希望更换一下几个去世的编委，同时也向作协党组打了报告。因为涉及人事问题，作协没有马上批下来，因此我们在改版后的三期杂志上没有把过去的编委放在杂志上。这事本来属于很正常的事，但有人却借此事向我屡屡发难，直到我不得不出面说话，可即便是这样，仍然跟某人结下了“仇”——这事一直令我有些无奈。但我感激章老师在这事上表现出的那种大度和父亲般的宽慰，他不仅没有任何的计较，更没有把后来者的处事加予任何的责备，这让我真正感到什么是慈爱的长者！

在近几年里，章老师虽然退休了，不再参与杂志社的工作，但他对我的工作支持和帮助，尤其是我到作家出版社前后的整个过程，他的意见和帮助对后来我决定去还是不去出版社起了很大影响——这中间有章仲锷老师的许多令我感动的好建议，因而我深深地感到我在作协和文坛上有所进步与成熟与我的恩师有着诸多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章老师和他的言传身教，不太可能有我在中国作家协会之后诸多的个人发展和创作上的进步。这，也是我体会和认为的章仲锷老师如父般的恩情与教益。

有的人一生轰轰烈烈，有的人自己没有轰轰烈烈，但他让别人和子弟们轰轰烈烈，章老师就是这样的人，因而他永远活在我和我们许多受过他恩惠与帮助的作家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