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开博”是我的选择。选择之后有不少朋友和读者来信向我讨教一些创作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你如何把握工作与业余创作之间的矛盾”。想想与我一样的千千万万名业余写作者，于是脑海里跳出这么个题目，仔细品味自我感觉还有些意思，于是权作“生日感怀”向我的朋友和读者袒露一下我的文学之路与文学心路吧——

我的业余创作之路走了三十年，三十年里我正好出版了四十余部书、八部电影和电视。其中有大家比较熟悉的《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根本利益》《部长与国家》《国家行动》《警卫领袖》《永远的红树林》等。

三十年，四十多部书，如果把它们叠起来，快到我的胸口那么高。我自己都有些吃惊：这么多书是怎么写出来的？而我是一个业余作家！从1978年开始创作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到今天，一年可以出版两三部书，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每天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业余写作者。在我的记忆中，我最长的写作时间是在几个春节长假、“五一”长假和国庆节。于此，我太羡慕那些整月、整年可以由自己支配时间的专业作家们，我甚至非常妒忌他们，期待有一天自己也能够拥有这样的好事，然而追求和争取了几十年却从来没有实现过这样的愿望——看来只能等退休之后——这让我有些悲哀。

我父亲在三年前去世了。劳动了一辈子的他在临终时还关照我“不要再写了，看你每次回家都不能安宁，天天坐在电脑前没个完”。我告诉父亲：回到北京更没有时间，所以只能回家写几页纸。父亲不再说话了，他用留恋的目光看着儿子去几十里外的华西村写吴仁宝（那年“五一”长假，我接受了一项新任务，为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吴仁宝写一部作品）。后来文章写出来了，吴仁宝和华西村再一次成为全国瞩目的典型。

然而，就在这一年，我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

收获是幸福的，但收获前的劳动是艰辛甚至是痛苦的。有些收获本身也是非常痛苦的。

这三十年里，我数不清自己到底采访过多少人？一千？一万？我想肯定是有的！一部《落泪是金》跑了四十多所大学、采访了四百多个当事人；一部《东方光芒——东莞三十年改革开放史》，仅采访本就有六本、前后去了五次东莞！采写《国家行动——三峡大移民纪实》，光走一次三峡工程沿线就得用十天时间，我去过三次，见过的移民不下百余人，而且还到过上海、广东、山东、江苏移民安置点……《根本利益》的主人公只有一个人，但采访与他相关的百姓达七十多人，座谈会就开了十二次……今年中宣部评出的“五个一工程”奖中我一人占了两部，算是创纪录。其中的一部《我的天堂》是写我老家苏州三十年发展与变化，用去了我三年多的所有探亲与出差南方的顺道而行的全部空隙时间。

我不知道四十部书、一百多篇（部）作品的采访总人数和总时间是多少，我只知道自己在这三十年里，特别是在近十年中，没有完整地休息过两天时间。电脑、采访本、手机，成了我唯一的“情人”、伙伴和工具。

我的朋友甚至带着爱惜的口气骂我：你是不要命了这样写？写死算了！我知道他们是心疼我，可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们……除了有越来越多的题材要去完成、欠别人的写作账太多等原因外，我感到因为自己是个业余写作者，所以上班之后及偷偷“假公济私”地出差进行采访外，我还能有什么方式可以完成必须“行走”的报告文学创作呢？

我当然也怨自己，因为我常常感觉上班和写作之后有些气短、出虚汗……但我无法停止我的写作，写报告文学，写那些需要我去表达和叙述的当代生活与当代人，写那些本该别人去写的但人家没动手去写的东西。

可后来我发现，上面这些理由都不是真正的原因！

原来我停不下写作和“报告”的原因，除了这个时代和身边所发生的诸如地震、“非典”、冰雪灾害、航天飞机上天等必须去写的之外，其实我骨子里就闲不下来……为什么？我在想。

噢——我终于想出来了：原来我生来就是一个劳动人民的孩子，从小就养成了劳动的习性。

很小的时候，我们没有书读，半天劳动，半天念《毛主席语录》——这半天念“语录”中大部分也是需要去劳动的，因为“五七指示”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教导我们去劳动……那时当小干部的父亲受难，他在农村劳动，母亲也在农村劳动，我不能不去农村劳动。现在的孩子不能想象一个六岁的孩子要去参加职业性的体力劳动——每天干八个小时苦力，挣两个工分，折合人民币一毛二。这就是我的童年。

七岁时参加生产队仓库搬家，一块方砖砸在我的额上，当场流血染红了我的小衬衣。

八岁时，每天放学回家后，必须再干三个小时左右的劳动，同成人一起锄地或者摘棉花、割水稻。我最恨在玉米地里扒玉米了，那温度高达五十多度！你不相信？你当然不会相信，因为只有参加过真正劳动的人才会知道我说的话不是假的。当年农业战线在我们南方被号召种植“三熟粮”，即冬天一季麦子，夏秋两个季节播种双季稻或种植玉米。收获玉米正好在六七月的盛夏时节，南方的室外温度一般在四十多度，而不透风的玉米地里五十度的温度是常温。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个老太太在扒玉米时昏倒后没被抢救过来而死掉了，那个时候人民公社社员的一条命等于一百斤玉米的价值。我这样的小命值五十斤玉米？我曾经这样想过无数次，期望有一日“解放”后永不再钻玉米地。

九岁时，生产队已经允许我们在暑假和星期天跟着大人乘船到几十里的外乡去割草，那时“农业学大寨”，双季稻需要有机肥，普天下的社员们都把自己地盘上的每一根绿草全部收割掉，河岸和田埂都如秃子的头一样光光的发乌亮。于是我经常跟着大人们不得不到很偏远的城乡交界地去割草。我的家乡在江南，夏天最容易下雨。外出割草，常常被雨淋得浑身湿透，可谁也不会轻易躲雨去，因为我们都是有任务的：大人每天得完成三百斤草，像我们这样的小孩要完成二百斤。二百斤草是个什么概念？应该是堆起来像课桌那么高的青草吧！有一次因为我被大雨淋感冒发高烧没能完成当天的任务，我伤心地哭了许久许久……

十岁、十一岁……一直到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已经是生产队上的插秧能手了。一天能插秧得三十个工分，等于能挣1.8元了！大人们夸我聪明手巧，为了保持这份荣誉，我每年差不多把小腰都累弯了——如今医生总说我的腰间盘有些突出，是不是当年插秧落下的疾症？

十四岁时我考上了高中，后来在全苏州的一次语文摸底考试中得了第一名，这让我扬眉吐气了好一阵，老师从此对我特别关爱：每次作文总是批我高分，这助长了我想当作家的一个梦想，后来还真把这梦想变成了现实。我因此特别感谢“白卷先生”张铁生——是他让我在那个不读书的年代里成了另一种英雄。

如同我这三十年当业余作家一样，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的读书生涯是专业，可参加农村体力劳动看起来似乎是业余的，但一年却总是要挣到两千多个工分。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数目，要知道，一个壮劳力的大人每年努力干也才不过挣到四千个工分，而我，不过是一个少年，一个还要读书的孩子哟！我一直对此感到自豪。但同时，我也知道，为了这份自豪，我不知吃过多少苦。

我记得十几岁的时候，经常腹部疼痛，赤脚医生总给我打针，打的药总是B2药剂，说是补的，专门为肝胀医用的。成人后我没有发现自己的肝有什么不好，可少年时代确实我的腹部总隐隐的疼痛……高中和高中毕业的三四年里，我的劳动达到了顶峰——已经可以毫不含糊地也能挣上四千多个工分了。为这，我与壮年男子们一起在冰冷刺骨的河底挑泥，跟壮年男子们一样一肩挑起近二百斤的谷担或麦担。那时我正在发育，母亲看到我捂着腹部支撑着挑重挑而默默流泪的情景总在我眼前浮现……这是我最难过的岁月，我不想让比我劳动强度大几倍的母亲为我伤心。那个时候我很无奈，更感到绝望，工农兵大学生保送不会有我的份，因为我父亲是下台干部，还有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姑妈，我只有参加和面对这样的繁重劳动的折磨，并在这种折磨中挣扎着，期待着……

现在的伙伴们不相信我当过纤夫。我告诉他们：我至少有过数十天的纤夫生涯。

我们那时经常要摇着水泥船到上海装氨水（一种农用肥料化工水）。到上海的水路一百公里，摇船要两天时间。这是我少年时代所经历的最浪漫，也是最艰辛的日子。说浪漫是因为水路上有时非常美妙，比如我们路经太湖、阳澄湖时，白帆一扬，乘风破浪，这时船后的鱼儿跟着我们的船欢跳着，晚霞照映在脸上，那种感觉让我知道了什么叫陶醉。那个时候我萌生了当作家的欲念。

但多数时候的纤夫生活是极其辛苦的。一天弓着腰，拉着几吨重的船只，要行走几十里路……我的肩膀开始是流血，后来只能用棉布填着，最后只能把纤绳绑在腰上，但那样肚子会非常的疼，然而船要逆流而上，你必须使出全身的力气才行——这就是纤夫的生活。绝没有《纤夫的爱》里所表现出的那种甜美。有一次因为同上海船帮发生打架事件，我差点被扔进滔滔奔涌的黄浦江里，如果那一次事件照这个模式发展下去，今天就不会有一名叫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作家了……

童年和少年的我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是劳动人民的孩子。劳动成为我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和读书倒是有些业余了。

后来到部队当兵了。因为部队首长见我喜欢写作，所以让我当新闻报道员，后提拔当新闻干事。谁知劳动人民出身的我，特别勤奋，干了三四年，就成为全军写稿、上稿最多的一名新闻干事，因此把我从湘西的一个部队调到了北京总部机关，成了一名职业新闻工作者……从此不安于现状的我开始写作，从写小说、诗歌，到后来发现比较适合写报告文学，这一定性，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写了三十年，甚至写出了一些名气，直到今天。

今天……今天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写那么多作品，问我凭什么获得那么多奖了还是不停地写，问我为什么不知疲倦地写……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回答他们，因为我的写作速度和成果总是比专业写作者还要多，而且作品的影响力也不比他们差……这是我过去没有多想的事。

三十年了，最近总有人问，于是我不得不想一想：这到底为什么？

于是，我突然萌想出一个问题：原来我们劳动人民的孩子就是不怕劳动，命里就该劳动呵！

嘿嘿，想完这个结论后我自己有些嘲笑自己起来：现在谁还记得劳动人民是什么样的人？现在谁还会对劳动人民这个群体和他们的价值产生兴趣？

劳动人民已经被“打工者”所替代。“打工者”是这个时代对弱势群体的一个带有某种歧视的称呼。因为“打工者”明显地包含着他不可能是这个社会的主体，他充其量只是个配角——为那些主体和主导这个社会的人士或阶层服务的辅助工而已。

难道不是吗？

长此以往，连我们的劳动人民自己都不知道珍惜自己了。劳动人民的孩子其实现在没有几个爱自己的劳动人民的父辈了，他们不愿意留在家乡参加最基本的劳动，认为那是没有出息的劳动，于是大片的农田在荒废，祖辈留下的宅基开始倒塌……

知识分子更不把劳动人民当作一个社会的主体，而是将其作为“剩余劳动力”来看待，似乎劳动人民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一种负担，一种令人忧虑的负担，一种欲想铲除又不怎么容易铲除的负担。

我对此感到痛苦，感到苦楚。因为这个社会现状也使我联想到了自己的三十年的写作劳动……其实我不是什么英雄，也可能永远不会成为英雄。但我很在乎一个人是真正依靠自己的努力劳动而获得的任何成果，哪怕是自我满足一下的成果。

令我欣慰的是：我还有那么多读者。

不过从另一种角度思考问题的话，我有些悲伤：现在许多作家同行，许多年轻人，许多同我孩子年龄一般大的孩子们不再爱劳动了，他们喜欢投机取巧，喜欢一步登天，喜欢一夜成名。在官场和工作单位也同样，想当官的人，不注重自己依靠劳动而为下属及单位创造价值来获得组织和上级的信任与重用，而是走门道、热衷关系——可悲的是通常这种非正常的“劳动”会比真正的劳动所获得的要多得多和有效得多，这让我这样的具有劳动天性和埋头劳动的人感到苦恼与无奈，甚至异常愤怒。

一个社会，一个依靠创造才能获得进步的社会，如果不提倡和尊重真正的劳动，忽视真正劳动者的劳动结果是非常危险的。然而，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到处弥漫着这种风气，于是我想大喊一声：劳动人民的孩子，你们应该重新认识和正视劳动本身的意义！劳动是幸福的，劳动也是人的本分，我们人类就是通过劳动才有了从猿猴进化到今天的文明历史。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应当成为这个社会进步的真正劳动者，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本来就是劳动人民孩子的人。

我还想告诫人们：一个真正的劳动者会有许多辛苦，许多辛酸，许多你意想不到的痛苦与折磨——我自己就是这样，因为劳动的过多和忘我，劳动让我丧失了许多爱和被爱，丧失了来自亲人的关爱及本该对亲人的付出与奉献，丧失了亲人因我而本应有的权利与爱。这种丧失有时还会延伸到伤害自己的亲人——我们不顾世俗而埋头劳动，结果会发现，亲人已经远离你而去，只留下你一个人，孤独而疲倦地徒步着，直到死亡来临……

然而，我仍然坚信：劳动人民的孩子因为诚实和正直及他的聪明的劳动，会最终赢得包括亲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尊重。

因为是劳动人民的孩子（其实我已经早不是孩子了），所以我依然会努力地在文学战线上诚实地劳动着，为这个时代，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的人民而尽一份自己的热情与才情，去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2009年12月17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