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读冯内古特几近等身的其他小说，包括眼前这本《加拉巴哥群岛》，很容易发现他其实是个食言而肥的家伙——他仍如罗德之妻屡屡回头，没办法。

基本上，《加拉巴哥群岛》是一部达尔文演化论的二十世纪新小说版：故事进行的时间长达一百万年（演化需要的时间），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一八三五年达尔文搭乘“比戈号”（一般意译为“小猎犬号”）曾探险过且有决定性启示的海龟群岛（西班牙文加拉巴哥，即大龟之意），而最后扮演“诺亚方舟二号”、载着一个担心流星雨会毁灭地球的笨男性船长，一个垂死的男性骗子，一个教生物学打算自杀的寡妇，一个有池坊流插花教师身份的日籍忧郁孕妇，一个瞎眼的富家女，以及六个扮演二代夏娃的坎卡波那土著少女的那艘游艇，正叫“达尔文湾号”。

讲到二十世纪的新达尔文，我想起一个了不起的动物行为学者康拉德·洛伦兹和他一本了不起的著作《攻击与人性》（On Aggression），书中，他提到阿谷斯雉鸡（Argus）误入进化歧途的例子：我们知道，在生物界选择配偶这件事，决定性的一句话是由雌性说的，因此，雄性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比方说携带礼物，热情或优雅的舞蹈，以及最常见的、夸示自己多么强壮（雌性有选择强壮配偶的本能，以利于种族繁衍），才能击败众多竞逐者达到配种的目的。阿谷斯雉鸡的雄性夸示强壮的方法是，不节制地发展它们美丽巨大的翼羽，事情的结果是，它们的翅膀变得太大太重，几乎飞不起来，或许赢得了老婆，代价却是变得不十分适应环境且有害于生存，但怎么办呢？洛伦兹说：“这些鸟从来不知道达成合理妥协，而决定立刻停止这种无聊的事。”

因此，演化是会走入死胡同的，灭种是非常可能的收尾——在这里，洛伦兹毫不留情地引述他的老师奥斯卡·海因洛斯的玩笑话：“比雉鸡的翅膀稍微好些，西方文明人极具刺激性的生活方式是最愚蠢的同类竞争产品。”

当然，洛伦兹从动物行为总忍不住想到人类——包括他从鸟类观察提出的“铭印作用（imprinting）”拿来解释包括人类青少年行为，乃至于人类煽动家所以能吸引大量追随者云云——这曾让洛伦兹遭到很大的责难和嘲讽，说他妄想从几只鸟和动物所看到的情形，就要立刻应用于全世界。其中，尤其是行为学派的学者，他们根本不相信人类有什么内在的行为模式，有什么生物性的本能，“人类的行为每一种都从环境学习而来的”。

究竟，人类是如伊甸园中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已永远脱离靠本能过活的生物世界？还是和三叶虫、鹦鹉螺，或巨型恐龙没太大两样的另一种生物？这我们再说了，这里，我们关心的是，冯内古特，或者说《加拉巴哥群岛》是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