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

我在房屋里才独自一人。不是在屋外而是在屋内。花园里有鸟,有猫。有一次还有一只松鼠,一只白鼬。我在花园里并不孤单。但在房屋里却如此孤单,有时不知所措。现在我才知道在那里待了十年。独自一人。为了写书,书使我和其他人知道我当时就是作家,和今天一样。这是怎样发生的?该怎么说呢?我能说的只是诺弗勒堡的那种孤独是被我创造的。为了我。只有在那座房屋里我才独自一人。为了写作。但不像此前那样写作。为了写一些我尚未知的书,它们永远不由我或任何人决定。我在那里写了《劳儿之劫》和《副领事》。后来还有别的书。我明白我独自一人与写作相伴,独自一人,远离一切。大概长达十年,我不知道,我很少计算写作的时间或任何时间。我计算等待罗贝尔·昂泰尔姆和他妹妹玛丽路易丝的时间。后来我再未计算过任何东西。


《劳儿之劫》和《副领事》是在上面我的卧室里写成的,房间里的蓝色衣橱可惜现在被年轻的泥瓦工毁了。那时我间或也在这里,在客厅的这张桌子上写作。


我保持着头几本书的那种孤独。我随身带着它。我的写作,我始终带着它,不论我去哪里。去巴黎,去特鲁维尔。或者去纽约。在特鲁维尔我决定劳拉·瓦莱里·施泰因将发疯。扬·安德烈亚·斯泰奈的名字也是在特鲁维尔出现在我眼前的,难以忘却。这是在一年以前。


写作的孤独是这样一种孤独,缺了它写作就无法进行,或者它散成碎屑,苍白无力地去寻找还有什么可写。它失血,连作者也认不出它来。首先,永远别将作品向秘书口述,不论她多么灵巧,在这个阶段也永远别将它交给出版商审读。


写书人永远应该与周围的人分离。这是孤独。作者的孤独,作品的孤独。开始动笔时,你会纳闷周围的寂静是怎么回事。你在房屋里走的每一步几乎都是这样,不论在白天什么钟点,不论光线强弱,是室外射进的光线还是室内的白天灯光。身体的这种实在的孤独成为作品不可侵犯的孤独。我不曾对任何人谈到这点。在我孤独的这个最初时期,我已经发现我必须写作。我已经被雷蒙·格诺认可。雷蒙·格诺的惟一评价是这句话:“别做其他事,写作吧。”


写作是充满我生活的惟一的事,它使我的生活无比喜悦。我写作。写作从未离开我。


我的卧室不是一张床,不论是在这里,在巴黎,还是在特鲁维尔。它是一扇窗子,一张桌子,习惯用的黑墨水,品牌难寻的黑墨水,还有一把椅子。以及某些习惯。无论我去哪里,我在哪里,习惯不变,甚至在我不写作的地方,例如饭店客房,我的手提箱里一直放着威士忌以应付失眠或突然的绝望。在那个时期,我有情人。没有任何情人对我是少有的事。他们努力适应诺弗勒的孤独。它的魅力有时使他们也写书。我很少将我的书给情人看。女人不应将写的书给情人看。我当时写完一章就向他们藏起来。我真是这么做的,我不知道当你是女人而且有丈夫或情人时,有什么别的做法或者在别处会怎么做。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应该向情人隐瞒对丈夫的爱。我对丈夫的爱从未被取代。在我生命的每一天我知道这个。


这座房子是孤独之所,但它前面有一条街,一个广场,一个很老的水塘和村里的学校。池塘结冰时,孩子们来溜冰,于是我无法工作。这些孩子,我随他们去。我监视他们。凡是有孩子的女人都监视这些孩子,他们像所有的儿童一样不听话,玩得发疯。而每次她们多么害怕,害怕至极。多深的爱。


你找不到孤独,你创造它。孤独是自生自长的。我创造了它。因为我决定应该在那里独自一人,独自一人来写书。事情就是这样。我独自待在这座房子里。我将自己关闭起来——当然我也害怕。后来我爱上了这房子。它成了写作之家。我的书出自这座房子。也出自这种光线,出自花园。出自水塘的这种反光。我用了二十年才写出刚才说的这些。


你可以从房屋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是的。你也可以来回走。此外还有花园。那里有千年古树和仍然幼小的树。有一些落叶松、苹果树,一株胡桃树、一些李子树、一株樱桃树。那株杏树已经枯死。在我的卧室前有《大西洋人》中的那株出奇的玫瑰。一棵柳树。还有郁李树,鸢尾。在音乐室的一扇窗下有株茶花,是迪奥尼斯·马斯科洛为我栽下的。


我首先为房子配备了家具,然后雇人粉刷。然后,也许在两年以后,我开始在这里生活。我在这里完成《劳儿·瓦·施泰因》,在这里和在特鲁维尔海边写出了结尾。独自一人,不,我不是独自一人,当时有一个男人在我身边。但我们彼此不说话。我在写作,所以必须避免谈论书籍。男人们忍受不了写书的女人。对男人来说这很残酷。这对大家都很困难。除了罗贝尔·A。


然而在特鲁维尔有海滩,大海,无边无际的天空,无边无际的沙地。这里就是孤独。在特鲁维尔我极目注视大海。特鲁维尔是我整个生命的孤独。我仍然拥有这种孤独,它在这里,在我周围,不会被攻破。有时我关上门,切断电话,切断我的声音,再无所求。

我可以说想说的话,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什么写作又怎能不写作。


有时当我独自在这里,在诺弗勒,我认出一些物品,例如暖气片。我记得暖气片上曾经有一大块罩板,我曾常常坐在上面看汽车驶过。

当我独自在这里时,我不弹琴。我弹得不坏,但很少弹,我认为我独自在房子里,身边无人时不能弹琴。那是很难忍受的。因为那突然具有了一种意义,而在某些个人情况下只有写作才具有意义,既然我从事写作,我在实践。而钢琴却是仍然无法企及的遥远物体,对我而言永远是这样。我想如果我作为专业人员弹钢琴,我就不会写书。但我不敢肯定。也许这话不对。我想我无论如何会写书,即使同时弹琴。不堪卒读的书,但十分完整。它远离语言,就像未知的无对象的爱。就像基督或J.B.巴赫之爱——两者的等值令人目眩。


孤独也意味着:或是死亡,或是书籍。但它首先意味着酒精。意味着威士忌。至今为止,我从来不曾,的确是从来不曾,除非是很遥远的过去……从来不曾写书时有头无尾。我写书时,书已经成了我的生存目的,不论是什么样的书。在哪里都是这样。春夏秋冬都是这样。这种热情,我是在这里,在伊夫林省的这座房子里体验到的。我终于有所房子可以躲起来写书。我想生活在这所房子里。在那里干什么呢?事情就这样开始的,像是一个玩笑。我心里想,也许我能写书。我已经开始写后来又放弃了,连书名也忘了。《副领事》不是。我从未放弃它,现在还常常想到它。我不再想《劳儿·瓦·施泰因》。谁都无法认识她,L.V.S.,你我都不。拉康对此说的话,我始终没有完全明白。拉康使我不知所措。他的这句话:“她肯定不知道她在写她写的东西。因为她会迷失方向。而这将是灾难。”这句话成了我的某种原则身份,某种女人所完全无缘的“说话权”。


身在洞里,在洞底,处于几乎绝对的孤独中而发现只有写作能救你。没有书的任何主题,没有书的任何思路,这就是一而再地面对书。无边的空白。可能的书。面对空无。面对的仿佛是一种生动而赤裸的写作,仿佛是有待克服的可怕又可怕的事。我相信写作中的人没有对书的思路,他两手空空,头脑空空,而对于写书这种冒险,他只知道枯燥而赤裸的文字,它没有前途,没有回响,十分遥远,只有它的基本的黄金规则:拼写,含义。


《副领事》这本书里处处都是无声的呼喊。我不喜欢这种表达法,但当我重读时我又发现了这个或类似的东西。的确,副领事每天都在呼喊……但从我不知道的某个地方。他喊叫,正如人们每天祈祷一样。的确,他大声喊叫,在拉合尔的夜晚,他朝夏利玛的花园开枪,他要杀人。杀人,不管杀谁。他为杀人而杀人。既然不论是谁,那就是解体中的整个印度。当他在荒寂的加尔各答黑夜里独自一人时,他在官邸里喊叫。他发狂,聪明得发狂,这位副领事。他每夜都枪杀拉合尔。

我从未在别处与他重逢,只在扮演他的演员、天才的米歇尔·隆达尔身上——甚至在他的其他角色身上——见到副领事。对我来说,我这位朋友仍然是法国驻拉合尔的副领事。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兄弟。

副领事是我信赖的人。副领事的喊声,“惟一的政治”,也是在这里,在诺弗勒堡录下的。他呼喊她,她,是的,在这里。她,A.-M.S.,安娜玛丽亚·加尔迪。演她的是德尔菲·塞里。影片里所有的人都在哭。这是不知哭泣有何含义的、自由的哭泣,必然的、真正的哭泣,苦难人群的哭泣。


生命中会出现一个时刻,我想是命定的时刻,谁也逃不过它,此时一切都受到怀疑:婚姻、朋友,特别是夫妻两人的朋友。孩子除外。孩子永远也不受怀疑。这种怀疑在我周围增长。这种怀疑,孤零零的,它是孤独所拥有的怀疑。它出自孤独。已经可以使用这个词了。我想许多人会承受不了我说的这些话,他们会逃跑。也许正因为如此并非人人都是作家。是的。这就是差别。这就是实话。如此而已。怀疑就是写作。因此也是作家。所有的人与作家一同写。这一点人们早已知道。


我也相信如果没有写作动作之前的原始怀疑,就没有孤独。从来没有人用两个声音写作。可以用两个声部唱歌,也可以弹奏音乐,打网球,但是写作,不行。永远不行。我立刻写了几本所谓政治性的书。第一本是《阿巴恩,萨巴娜,大卫》,是我最珍爱的几本书中的一本。我认为这是小事——写书比过日常生活或难或易。不过困难是存在的。将一本书按照阅读的方向引向读者,这很难。如果我没有写作,我早已成了难以医治的酒徒。这实际上是一种无法继续写作的迷失状态……于是喝酒。既然迷失了,再没有任何东西可写,可丢失,于是你写了起来。一旦书在那里,呼喊着要求结尾,你就写下去。你必须与它具有同等地位。在一本书没有完全结束以前——也就是说在它独立地摆脱你这位作者之前——你不可能永远丢弃它。这像罪行一样难以忍受。我不相信有人说的话:“我撕掉了手稿,统统扔掉了。”我不相信。或者是写的东西在别人眼中并不存在,或者这不是一本书。如果此刻不是书,我们总是知道的。如果将来永远不是书,不,我们不知道。永远不。


我躺下时盖着脸。我害怕自己。我不知道怎么样也不知道为什么。因此我在睡觉以前喝酒。为了忘记自己,忘记我。酒立刻进入血液,然后我睡着了。酒后的孤独令人不安。心脏,对,就是心脏。它突然急剧地跳动。

我在屋子里写作时,一切都在写作。处处都是文字。我见到朋友时,有时不能立刻认出他们。有好几年都是这样,对我来说很艰难,是的,大概持续了十年。就连十分亲密的朋友来看我时,也是很糟糕的。朋友们对我毫不知情:他们为我好,好意来看我,以为这是应该的。而最奇怪的是,我对此毫无想法。

这使写作变得粗野。类似生命之前的粗野。你总能辨识它,森林的粗野,与时间一样古老的粗野。惧怕一切的粗野,它有别于生命本身又与它不可分。你顽强奋斗。缺乏体力是无法写作的。必须战胜自己才能写作,必须战胜写出的东西。这事很怪,是的。这不仅是写作,文字是夜间动物的叫声,是所有人的叫声,是你与我的叫声,是狗的叫声。这是社会令人绝望的大规模粗俗。痛苦,这也是基督和摩西和法老和所有的犹太人,和所有的犹太儿童,这也是最强烈的幸福。我一直这样认为。


诺弗勒堡的这座房子,我是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一书改编成电影的版税购买的。它属于我,归于我名下。那是在我的写作狂以前。火山般的狂热。我想这座房子起了很大作用。它抚慰我童年时的一切痛苦。我购买它时立刻就知道这对我是件重要的事,有决定意义的事。对我自己和孩子而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于是我照管房子,打扫它。花很多时间去“照管”。后来,我被书卷走,就不大照管它了。

写作可以走得很远……直至最后的了结。有时你难以忍受。突然之间一切都具有了与写作的关系,真叫人发疯。你认识的人你却不认识了,你不认识的人你却似乎在等待他们。大概只是因为我已经疲于生活,比别人稍累一些。那是一种无痛苦的痛苦状态。我不想面对他人保护自己,特别是面对认识我的人。这不是悲哀。这是绝望。我被卷入平生最艰难的工作:我的拉合尔情人,写他的生活。写《副领事》。我花了三年来写这本书。当时我不能谈论它,因为对这本书的任何侵入,任何“客观的”意见都会将书全部抹去。我用经过修改的另一种写法,就会毁灭这本书的写作以及我有关它的知识。人有这种幻觉——正确的幻觉——仿佛只有自己写得出写成的东西,不论它是一钱不值还是十分出色。我读评论文章时,大都对其中的“它四不像”这句话感兴趣。这就是说它印证了作者最初的孤独。


诺弗勒的这座房子,我原以为也是为朋友们买下的,好接待他们,但我错了。我是为自己买的。只是到了现在我才明白,我才说出来。有时晚上来了许多朋友,伽里玛一家经常来,带着夫人和朋友。伽里玛的家人很多,有时可能达十五人之多。我要求他们早一点来,好把餐桌摆在同一间房里,让大家都在一起。我说的这些晚会使大家都很高兴。这是最令人高兴的晚会。在座的总有罗贝尔·昂泰尔姆和迪奥尼斯·马斯科洛以及他们的朋友。还有我的情人们,特别是热拉尔·雅尔洛,他是魅力的化身,也成了伽里玛家的朋友。


来客人时我既不那么孤单又更被遗弃。必须通过黑夜才能体验这种孤独。在夜里,想象一下杜拉斯独自躺在床上睡觉,躺在这座四百平方米的房子里。当我走到房屋的尽头,朝“小屋”走去时,我对空间感到害怕,仿佛它是陷阱。可以说我每晚都害怕。但我从未有所表示让什么人来住。有时我很晚才出门。我喜欢转转,和村里的人,朋友,诺弗勒的居民一起。我们喝酒。我们聊天,说很多话。我们去咖啡馆,它像好几公顷的村庄一样大。清晨三点钟它挤得满满的。我记起了它的名字:帕尔利Ⅱ。这也是叫人迷失的地方。侍者像警察一样监视我们的孤独所处的这片无边的领域。


这里,这所房子不是乡间别墅。不能这样说。它原先是农庄,带有水塘,后来成为一位公证人——巴黎的大公证人——的乡间别墅。

当大门打开时,我看见了花园。几秒钟的事。我说好,一走进大门我就买下了房子。立刻买下了。立刻用现金支付。

现在它一年四季都可住人。我也把它给了我儿子。它属于我们两人。他眷恋我也眷恋它,现在我相信。他在屋里保留了我所有的东西。我还可以独自在那里住。我有我的桌子,我的床,我的电话,我的画和我的书。还有我的电影脚本。当我去那里时,儿子很高兴。儿子的这种快乐现在是我生活中的快乐。


作家是很奇怪的。是矛盾也是荒谬。写作,这也是不说话。是沉默。是无声的喊叫。作家常常带来轻松,他听得多。他不多说话,因为不可能对别人谈写成的书,特别是正在写的书。不可能。这与电影、戏剧和其他演出相反。与一切阅读相反。这是最困难的。最糟糕的。因为书是未知物,是黑暗,是封闭的,就是这样。书在前进,在成长,朝着你认为探索过的方向前进,朝着它自己的命运和作者的命运前进,而作者此时被书的出版击倒了:他与梦想之书的分离就像是末胎婴儿的诞生,这婴儿永远是最爱。


打开的书也是黑夜。


我不知为什么,我刚才的这些话使我流泪。


仍然写作,不理睬绝望。不:怀着绝望。怎样的绝望,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写得与作品之前的想法不一样,就是失败。但必须接受它:失败的失败就是回到另一本书,回到这同一本书的另一种可能性。


在屋子里的这种自我丧失完全不是自愿的。我没有说:“我整年里每天都关在这里。”我没有被关着,这样说是错的。我出去采购,上咖啡馆。但我同时又在这里。村子和房屋是一样的。桌子放在水塘前。还有黑墨水。还有白纸也是一样的。至于书,不,突然间,永远不一样。


在我以前,这房子里没有人写作。我问过镇长、邻居、商人。不。从来没有。我常打电话到凡尔赛打听曾住过这房子的人的姓名。在那一串住户的姓名和职业的单子上,没有任何作家。而所有这些姓名都可能是作家的姓名。所有的人。但是不。他们是这里的农户。我在土地里找到德国垃圾箱。这所房子的确被德国军官占用过。他们的垃圾箱是一些洞,在地上挖的洞。里面有许多牡蛎壳,贵重食品的空罐头,首先是肥鹅肝和鱼子酱罐头。还有许多碎了的餐具。什么都被扔掉。餐具肯定是塞夫勒的产品,除了碎片以外,花纹完好无缺。那蓝色像我们某些孩子的眼睛一样是纯洁的蓝色。


当一本书结束时——我是指写完一本书时——你阅读时再不能说这书是你写的,不能说书里写了些什么,也不能说你怀着何种绝望或何种幸福感,是一次新发现还是你整个人的失败。因为,毕竟,在一本书里是看不见这些的。文字在某种程度上是均匀一致的,变得规规矩矩。书一旦完成并散发以后,它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了。它回归到初生时懵懂的纯洁之中。


与尚未写成的书单独相处,就是仍然处在人类的最初睡眠中。就是这样。也是与仍然荒芜的写作单独相处。试图不因此而死。这是在战争中独自待在防空洞里。但是没有祈祷,没有上帝,没有任何思想,只有这个疯狂的愿望:消灭德意志民族,直至最后一名纳粹。


写作永远没有参照,不然它就……它仿佛刚出世。粗野。独特。除了那些人,在书中出现的人,你在工作中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作者永远不会为他们惋惜。不,我对这有把握,不,写书,写作。因此通向舍弃的门永远敞开。作家的孤独中包含自杀。他甚至在自己的孤独中也是单身一人。永远不可思议。永远危险。是的,这是敢于出来喊叫所付的代价。


在房子里,我在二楼写作,我不在楼下写。后来却相反,我在一楼中央那个大房间里写,为的是不那么孤单,也许吧,我记不清了,也为了能看见花园。

书里有这个,书里的孤独是全世界的孤独。它无处不在。它漫及一切。我一直相信这种蔓延。和大家一样。孤独是这样一个东西,缺了它你一事无成。缺了它你什么也不瞧。它是一种思想方式,推理方式,但仅仅是日常思想。写作的功能中也有它,既然你每天都可以自杀,那你首先也许会想不要每天都自杀。这就是写书,不是孤独。我谈论孤独,但我当时并不孤单,因为我要完成这个工作,直至光明,这是苦役犯的工作:写作《法国副领事在拉合尔》。书写成了,被译成全世界的各种语言,被保存了下来。在书中,副领事向麻风病开枪,向麻风病人、穷人和狗开枪,然后向白人,向白人总督开枪。他枪杀一切,除了她,一天早上溺死在三角洲的她,劳拉·瓦莱里·施泰因,沙塔拉和我童年的女王,驻永隆总督的这位妻子。


这是我生命的第一本书。它发生在拉合尔,也是在柬埔寨,在种植园,无处不在。《副领事》一开始就有一位十五岁的怀孕的女孩,这位安南姑娘被母亲赶了出来,在菩萨蓝色大理石的山区里游荡。后来如何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我费了很大的力气寻找这个地方,寻找我从未去过的这座菩萨的山。我的书桌上摆着地图,我循着乞丐和孩子们走的小路寻找,孩子们两腿无力,目光呆滞。他们被母亲所抛弃,捡垃圾充饥。这本书很难写。不可能做提纲来表述苦难的深度,因为没有引发这苦难的明显事件。这里只有饥饿和痛苦。


野蛮的事件之间没有联系,因此始终没有计划。我生活中从来没有计划。从来没有。生活和作品中都没有,一次也没有。


我每天早上写作。但没有任何时间表。从来没有。除非是做饭。我知道什么时候该让食物沸腾或避免烧焦。对于书我也心里有数。我发誓。用一切发誓。我从未在书里说谎。甚至也从未在生活里说谎。除了对男人。从来没有。这是因为母亲以前吓唬我说,谎言会杀死说谎的孩子。


我想这正是我责怪书籍的一点,因为,一般来说,它们并不自由。通过文字就能看出来:书被制作、被组织、被管辖,可以说变得规规矩矩。这是作家经常对自己使用的审查职能。于是作家成了自身的警察。我指的是寻求良好的形式,也就是最通常、最清楚、最无害的形式。还有几代人死气沉沉,书写得十分腼腆,甚至还有年轻人。这是些可爱的书,但没有任何发展,没有黑夜。没有沉默。换句话说,没有真正的作者。应景的书,解闷的书,旅行的书。但不是嵌入思想、讲述一切生命的黑色哀伤的书,而是一切思想的老生常谈。


我不知道书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有书时我们知道。没有书时,我们知道,好比知道我们活着,还没有死。


每本书和每位作家一样,有一段艰难的、无法绕过的行程。他必须下决心将这个失误留在书里,使它成为真正的、不撒谎的书。孤独,我还不知道它后来如何。我还不能谈论它。我相信的是这种孤独变得平凡,天长日久变得平庸,而这很幸运。


当我第一次谈到法国驻拉合尔大使的夫人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和副领事之间的恋情,我感到毁坏了这本书,使它辜负了期望。可是没有,它不仅站住了,而且不负所望。作家也有失误,像这种失误,它实际上是机遇。成功的、美妙的失误使人欣喜,就连其他的失误,仿佛出自孩童之手的浅易的失误常常也是美妙的。


别人的书,我往往觉得很“干净”,但常常仿佛出自毫无危险的古典主义。大概该用“必然”一词。我不知道。


我平生读得最多的书,我独自阅读的书,是男人写的书。是米什莱。米什莱,还是米什莱,催人泪下。也有政治书籍,但较少。圣朱斯特,司汤达,但奇怪的是没有巴尔扎克。文本中之文本是圣经中的《旧约》。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摆脱人们可能称作的危机,神经性危机或迟缓、衰落的危机,它仿佛是虚假的睡眠。孤独也是这个。一种写作。而阅读就是写作。


有些作家感到恐惧。他们害怕写作。就我的情况而言,也许我从来不害怕这种恐惧。我写了一些难以理解的书,但它们有读者。最近我读了其中一本,我有三十年没有重读它,我觉得它很精彩。书名是:《平静的生活》。此前我完全忘了它,只记得最后那句话:“除我以外,谁也没有看到他淹死。”这本书是一气呵成的,根据的是谋杀案十分阴暗的普通逻辑。在这本书里,你可以走得比书本身更远,比书中的谋杀案更远。走向你不知道的地方,走向对那位妹妹的爱慕,这又是兄妹恋爱的故事,是的,是永恒爱情的故事,炫目的、冒失而受到处罚的爱情。


我们因希望而患病,我们这些六八年的人,我们寄希望于无产阶级的作用。我们,不会有任何法律,任何东西,任何人和任何东西医治好我们的希望症。我想再加入共产党。但同时我知道不应该。我还想对右派说话,带着全部愤怒去辱骂它。辱骂和写作一样强有力。这是有对象的写作。我写文章辱骂一些人,这和写首好诗一样痛快。我认为左派与右派截然不同。有人会说这是同一些人。左派中有贝雷戈瓦,谁也取代不了他。第一号贝雷戈瓦就是密特朗,他也不同于任何人。


我可与众人一模一样。我相信走在街上从来没有谁回过头来看我。我是平庸。平庸的杰作。就像《卡车》那本书中的老妇人。


像我对你讲的那样生活,在孤独中生活,天长日久会冒风险。不可避免。当人孤单时会失去理性。我相信这一点:我相信当人完全孤单时会精神错乱,因为什么也不能阻止他产生个人的谵语。


人永远不是孤单的。在身体上永远不是孤单的。永远不。人总是在一个地方。他听见厨房的声音,电视或广播的声音,在邻近的套间,在整座大楼。特别是当他从不要求寂静时,不像我那样。


我想讲一件事,我第一次曾讲给为我拍过片子的米歇尔·波尔特听。在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正在与大房子相通的那间被称作食物贮藏室的“小”房子里。独自一人。我在那里等米歇尔·波尔特。我经常这样独自待在安静而空荡荡的地方。待上很久。那一天,在寂静中,我突然看到和听到,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贴着墙,一只普通的苍蝇在做垂死挣扎。

我在地上坐了下来,免得吓坏它。我一动不动。

在这么大的空间里,我和它单独在一起。此前我从未想到苍蝇,除了诅咒它以外。和你一样。我和你一样,从小就憎恶全世界的这个灾星,带来瘟疫和霍乱的灾星。

我走过去看它死去。

它想从墙上脱身,花园的湿气可能使墙上的沙子和水泥将它粘住。我注视苍蝇怎样死去。时间很长。它做垂死挣扎,也许持续了十至十五分钟,然后便停止了。生命肯定停止了。我仍然待在那里看。苍蝇和刚才一样贴着墙,仿佛粘在墙上。


我弄错了:它还活着。


我仍然待在那里看,盼望它重新开始希望,重新开始生活。


我的在场使它的死亡更显得残酷。这我知道,但我仍待在那里。为了看。看死亡如何逐步地入侵这只苍蝇。也试着看看死亡来自何处。来自外面,还是来自厚墙,或者地面。它来自怎样的黑暗,来自大地或天空,来自附近的森林或者尚无以名之的虚无——它也许近在咫尺——也许它来自我这个试图寻找正在进入永恒的苍蝇的轨迹的人。


我记不得结局了。苍蝇精疲力竭,多半掉了下来。它的爪子从墙上脱开。它从墙上掉了下来。我再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我从那里走开。我对自己说:“你在发疯。”我从那里走开了。


米歇尔·波尔特来的时候,我把那个地方指给她看,对她说有只苍蝇在三点二十分时在那里死去。米歇尔·波尔特大笑。狂笑。她有理由。我对她微笑,这件事到此为止。可是不:她还在笑。我现在向你讲的时候,就是这样,是真话,我说的是真话,刚才讲的是苍蝇和我之间的事,这还没有什么可笑的。

苍蝇的死亡,是死亡。是朝向某种世界末日的进程中的死亡,它扩大了长眠的疆界。我们看见死去一条狗,我们看见死去一匹马,我们说点什么,比方说,可怜的畜生……但是对苍蝇的死,我们什么也不说,不做任何记载。

现在我写下了。人们可能冒的风险也许正是这种十分凄惨的偏移——我不喜欢这个字眼。事情并不严重,但这件事本身,全部,具有巨大的意义:无法企及的、无边无际的意义。我想到了犹太人。我像在战争初期一样仇恨德国,用整个身体,用全部力量仇恨它。在战争期间,看到街上的每个德国人,我就想到要谋杀他,臆想和完善这个谋杀,我想到杀死一个德国肉体时的那种巨大快乐。


如果作品接触到这个,这只垂死的苍蝇,那也很好,我是指:写出写作的恐惧。死亡的确切时刻,既然被记载,便已经使死亡成为无法企及的,使它具有普遍意义,也就是说在地球上生命的总图中具有精确的地位。

苍蝇死亡时刻的精确性使它有了秘密葬礼。证据就在这里,它死了二十年,我还在谈论它。


此前我从未讲起这只苍蝇的死亡,它持续的时间,它的缓慢,它难以忍受的恐惧,它的真实。


死亡时间的精确性反映出与人的共存,与殖民地民族,与世上庞大无比的陌生人群,与处于普遍孤独中的孤单人们的共存。生命无处不在。从细菌到大象。从大地到神圣的或已死亡的天空。


对于苍蝇的死,我没有做什么事。光滑的白墙,它的裹尸布,已经在那里,它的死亡成了一个公共事件,自然的与不可避免的。这只苍蝇显然到了生命的末日。我无法抑制自己不去看着它死。它不再动弹。还有这一点,我也知道人们不能说这只苍蝇存在过。

这件事已经过去二十年了。我从未像刚才那样讲述过,甚至包括对米歇尔·波尔特。我当时还知道的,看到的,是苍蝇已经知道渗透它全身的冰冷就是死亡。这是最可怕的。最出人意料的。它知道,它也接受。


孤零零的房子是不会这样存在的。它周围必须有时间,有人,有故事,有“转折点”,有像婚礼或这只苍蝇死亡之类的事,死亡,平凡的死亡——单数与多数的死亡,全球的,无产者的死亡。战争,地球上巨大如山的战争所造成的死亡。


那一天。我约好要与朋友米歇尔·波尔特单独会面的那一天,没有时刻的那一天,一只苍蝇死了。


我瞧它的时候,突然到了下午三点二十分多一点:鞘翅的声音停止了。


苍蝇死了。


这只蝇后。黑色与蓝色的蝇后。


这只苍蝇,我看见的这只,它死了。慢慢地。它挣扎到最后一刻。然后它完了。前后大概有五分钟到八分钟。时间很长。这是绝对恐惧的一刻,也是死亡的起点,朝向别的天空,别的星球,别的地方。


我想逃走,但我同时对自己说应该朝地上的这个声音看看,因我曾听到一只普通苍蝇死亡时那种湿柴着火的声音。


是的。是这个,苍蝇的死亡,它成了文学的移位。你在不知不觉中写。你写如何看着一只苍蝇死去。你有权这样做。


米歇尔·波尔特,当我告诉她苍蝇的死亡时刻时她大笑不止。现在我想,以可笑的方式讲述苍蝇死亡的人也许不是我。当时我无力表达,因为我正瞧着这个死亡,这只黑色和蓝色的苍蝇的死亡。


孤独总是以疯狂为伴。这我知道。人们看不见疯狂。仅仅有时能预感到它。我想它不会是别的样子。当你倾泻一切,整整一本书时,你肯定处于某种孤独的特殊状态,无法与任何人分享。你什么也不能与人分享。你必须独自阅读你写的书,被封闭在你的书里。这显然有种宗教味道,但你并不马上有这种感觉,你可以事后去想(正如我此刻做的),根据某个东西,比方说生命或对书的生命的答案,根据话语、呼喊、闷声的吼叫,发自世界各国人民的这些无声的可怕声音。


在我们周围,一切都在写,这一点应该有所觉察,一切都在写,苍蝇,它也写,写在墙上。在大厅里,在池水所折射的光线中,苍蝇写了许多,可以填满整整一页纸,苍蝇的字迹。它会是另一种文字。既然它可能是文字,那么它就已经是文字了。有一天,也许,在未来的世纪中,人们会阅读这种文字,也会辨识它和翻译它。于是一首难辨而广阔无垠的诗会在天上展开。


然而,在世界某处,人们在写书。所有人都在写。我相信这一点。我确信是这样。例如,对布朗肖来说,就是这样。疯狂围绕着他。疯狂也是死亡。巴塔耶就不是这样。他为什么躲避自由的、疯狂的思想?我解释不了。


关于苍蝇这件事,我还想说几句。


我仍然看见它,看见这只苍蝇在白墙上死去。先是在阳光中,后来在方砖地上阴暗的折射光线中。


你也可以不写,可以忘记苍蝇。只是看着它。看它也在挣扎,可怕的挣扎记入虚无的、陌生的天空中。


好,就这些。


我要谈谈虚无。


虚无。


诺弗勒的所有房屋都是有人住的:冬天时住户或多或少,这当然,但毕竟有人住。它们不是像通常那样只用于夏天。它们全年都开着,有人住。


诺弗勒堡这座房子最重要之处,在于窗子,它开向花园和门前通往巴黎的大道。大道上有着我书中女人们的身影。


我常常睡在那间成为客厅的房间里。我一直认为卧室不过是习俗。我在哪个房间工作,它便成为不可或缺的,像其他房间一样,甚至包括楼上的空房间。客厅里的镜子属于在我以前的房主。他们把它留给了我。至于钢琴,我在买房以后就立刻买了它,价钱几乎相同。


一百年前,顺着房子有一条让牲口去池塘饮水的小路。池塘如今在我的花园里。牲口却没有了。同样,村里也不再有清晨的鲜奶。一百年了。


当你在这里拍片子时,这所房子才真正像那所房子——在我们以前的人所曾见到的那个样子。它在孤寂和风韵中突然显示出另一个样子,成为可能再属于另一些人的房屋。仿佛剥夺房子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不是不可能的。


在室内冷藏水果、蔬菜、咸黄油……有一间房专作此用……阴暗和凉爽……我想这就是食物贮藏室,对,就是它。就是这个词。可以藏匿战争储备的地方。


这里最早的植物就是现在长在门口窗沿上的那些。来自西班牙南部的粉色天竺葵。像东方一样芬芳。


在这所房子里我们从来不扔花。这是习惯,不是命令。从来不扔,即使花朵枯死也留在那里。有些玫瑰花瓣在那里待了四十年,待在短颈大口瓶里。颜色仍然粉红。干枯而粉红。


一年中的问题是黄昏。夏天和冬天都一样。


第一个黄昏是夏天的黄昏,室内不应开灯。


接着是真正的黄昏,冬天的黄昏。有时我们关上百叶窗,避免看见它。还有椅子,为夏天排在那里的椅子。露台,每个夏天我们都在那里。和白天来的朋友们谈话。经常为了这,为了说话。


每次都很忧愁,但不悲惨,冬天,生活,不公正。某天早上是绝对的厌恶。


仅仅是这,忧愁。时间在流逝,我们不习惯。


在这座房子里,最难受的就是为树木担惊受怕。总是如此。每次都如此。每当有暴风雨,而这里常有暴风雨,我们就为树木担心,为它们害怕。突然间我忘了它们的名字。


傍晚,在黄昏时刻,作家周围所有的人都停止工作。


在城市,在村镇,在各处,作家是孤独的人。他们无时无处不是孤独的。


在全世界,光线的终结就是劳动的终结。


而我始终感到这一时刻对我来说不是劳动的终结时刻,而是劳动的开始时刻。对作家而言,自然中就存在某种价值颠倒。


作家的另一种工作有时使人羞愧,它大都引起众人最强烈的对政治秩序的遗憾。我知道人们为此耿耿于怀。他们变得像警犬一样凶恶。


在这里,你感到脱离了体力劳动。你必须适应和习惯这一点,然而什么也消除不了这一点,这种感情。将永远占统治地位的是劳动世界这个地狱的不公正性,这使我们流泪。工厂地狱,种种恶行:老板的藐视与不公正,残暴、资本主义制度的残暴,它所带来的一切不幸,富人有权支配无产者,将失败归咎于他们而从不将成功归于他们。令人不解的是无产者为什么接受呢。不过许多人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种状况不会继续很久。我们大家做到了一点,可以对他们可耻的文章作新的解读。是的。是这样。


我不坚持,我走了。但我说的是大家的感受,即使人们不善于体验它。


常常,在劳动终结时,你回忆起最大的不公正。我指的是日常生活。这种回忆一直来到房屋里,一直来到我们身上,不是在早上,而是在晚上。如果我们毫无感受,那我们就一文不值。我们就是:虚无。而在所有村庄的所有情况下,这种事人所共知。


当黑夜开始来临时,就是解脱。室外的劳动停止了。剩下的是我们的奢侈,能够在夜里写作的奢侈。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写。不受制于任何命令、时刻表、长官、武器、罚金、侮辱、警察、领导和领导。以及孵化出明日法西斯主义的母鸡。


副领事的斗争既天真又具有革命性。


这就是时代的,各个时代的最大的不公正:如果平生一次也不为此哭泣,那就不为任何事哭泣。而从不哭泣不是生活。


哭泣,也应该哭泣。


即使哭泣无济于事,我认为也应该哭泣。因为绝望是可以触知的。它会留下来。对绝望的回忆会留下来。有时它会杀人。


写作。


我不能。


谁也不能。


应该说明:人们不能。


但人们写作。


人们身上负载的是未知数,写作就是触知。或是写作或是什么都没有。


人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写作病。


我试图在这里说的话并不简单,但是我想各国的同志们能理解。


人本身有一种写作狂,强烈的写作狂,但人们疯狂并不是因为这个。正相反。


写作是未知数。写作以前你完全不知道将写什么。而且十分清醒。


这是你本身的未知数,你的头脑和身体的未知数。写作甚至不是思考,它是你所具有的能力,属于在你身边与你平行的另一个人,他是隐形人,出现并前进,有思想有怒气,他有时自己使自己处于丧失生命的危险之中。


如果你在动笔以前,在写作以前,就大概知道会写什么,你永远也不会写。不值得写。


写作就是试图知道如果先写会写什么——其实只有在事后才知道——这是人们可能对自己提出的最危险的问题。但也是最通常的问题。


写作像风一样吹过来,赤裸裸的,它是墨水,是笔头的东西,它和生活中的其他东西不一样,仅此而已,除了生活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