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那天晚上,我跟你谈了泰奥朵拉·卡茨,我以为是泰奥朵拉·卡茨的那个女人,依然活着的她,但在战后,战争结束后的那一年。我告诉你她住的旅馆在瑞士,泰奥朵拉·卡茨去世前最后住的正是河谷旅馆。在纳粹集中营里找到的奄奄一息的孩子们遣返后,也被送进了这家瑞士旅馆——一座带水池和浴女雕像的方形建筑物。这些来历不明的孩子整天大呼小叫,又吃又笑,使这家旅馆,这个幸存孩子们待的地方简直没法住。不过,似乎泰奥朵拉·卡茨正是在河谷旅馆真正感到了幸福。

你带着我未曾见过的温柔问道:

“是些孤儿?”

我无法回答你。你呢,你又问:

“犹太人?”

我说恐怕是。我还说再也不该以偏概全,永远不该。不过我仍然哭了,因为我总和犹太孩子们在一起。我说:是的,犹太人。

我跟你讲,在这家瑞士旅馆里,孩子们,他们偷食物、面包、点心,并且藏起来。他们什么都藏。他们脱得一丝不挂,往水里扎。水,他们喜欢得要命。人们望着他们。在旅馆里无其他事可干。他们在这个水泥池子里把自己弄伤,但他们快乐无比,没有觉得受伤。有时水池的水被他们的血染成粉红色,于是便换水。人们无法禁止他们做任何事。任何事。

我们想摸摸他们的脸时,他们就搔我们,朝我们吐口水。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忘记了自己的母语、名字、姓氏、父母。他们发出各种不同的叫声,但彼此能够理解。据这家旅馆的人说,那个时期,他们都来自波兰,如一个地区般庞大的维尔纳犹太人大聚集区。

“因为这些孩子,泰奥朵拉从这家旅馆逃走,以便能继续活下去。”

我曾说过,她逃离这家旅馆是可能的,但是我,我不相信。

我说泰奥朵拉取决于我。我一认识她,她便取决于我,即便我很少写她。


我说我觉得这也取决于时刻。夜里我相信已经见过她,泰奥朵拉。有些日子我以为是战前在巴黎与她结识的。早上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早上我相信我从来没有见过泰奥朵拉·卡茨。无论何时何地。

“泰奥朵拉这个名字是你杜撰的。”

“是的。这个年轻女子的一切都是我杜撰的:眼睛的绿颜色、体态的美、她的嗓音,因为我知道她中过毒气。有人对我第一次说出这个名字时我便认出了它。它只能是我杜撰的。我杜撰了名字,或许是为了得以谈论被德国人谋杀的犹太人。一个躯体没有任何名字,这毫无用处。”

你说:

“应该说:纳粹。”

我说我从来不用纳粹来指德国人。我将继续这样说:德国人。我相信某些德国人永远摆脱不了他们的屠杀,他们的毒气室,他们弄死的所有犹太新生儿,他们在犹太青少年身上进行的外科实验。永远摆脱不了。


她住在大学街或附近的一个小房间里……她十分孤单。面容娇艳如花。她也是贝蒂·费尔南代斯的朋友,德国人一到,后者便把这间房借给了她。

我记忆犹新的是泰奥朵拉·卡茨发疯似的想学习法语,直至能用这种语言写作。


我哭了。我们停止交谈。夜将尽。谈完孩子后我们躲到了床上,我在床上哭。你说:

“别哭了。”

我说我根本止不住这些泪水。哭泣变成了我的一项义务,生活中的一种需要。我,我可以用我整个的身体、我全部的生命来哭,我知道,这是我的运气。对我而言,写和哭是一样的。不成体统才写得出快乐的书。丧事应该办得仿佛它本身便是一种文明,对死亡的全部记忆的文明,这死亡是人宣判的,不论性质如何,是受惩罚而死,抑或因战争而死。

你问我:

“应该如何处置法国的纳粹呢?”

“跟你一样,我不知道。把他们杀了。听我说,如果听任法国人和德国纳粹一样随便杀人,法国人也会变成杀人凶手。让那些人活着是法国的耻辱。没有大开杀戒,我们至今仍耿耿于怀。”


我投入你的怀抱,两个人一起哭。有时候笑笑,为哭泣感到不好意思。接着泪水又往下淌,我们又笑自己对此无能为力。

你说:

“你没见过泰奥朵拉。”

“我见过,但如同见过街头走过的大美人,或者女电影演员、女话剧演员,所有这一类的女子。出名的女子,不论美不美,但名气大,招人议论。是的,她独自移民到各地。有很多年,人们处处见到她,泰奥朵拉·卡茨。”

“有个人知道她……”

“是的。贝蒂·费尔南代斯听说过。一九四二年,有人每天早上在德国的一个车站见到她,一个运送犹太人的编组站。在那儿发现了一些很美的画,和泰奥朵拉这个人。她被送到这个车站一定是送错了,被流放的犹太人从来不在这儿上车去奥斯威辛。听说她一个人和站长在一起。还听说泰奥朵拉下火车时也许自己下错了站。也许有个德国人看她面庞如此温柔美丽,看她青春年少,便告诉她应该在此下车,这样或许可以救她一命。她拿起手提箱下了车,没提任何问题。她一定非常坚决地要乘坐这列火车,身着那件洁白的连衣裙,她那样美,那样优雅,因此没有任何人,任何铁路职员向她要票。炭笔画画的总是同一个年轻女子,总穿着同样的白色衣裳,坐在花园一角同一棵树下,一张始终面对编组站的白色扶手椅里。这些画没有存放在火车站的同一个地点。院子的地上有。到处都有。听说:地上尤其多。人们猜想战后有人住在火车站,他们遭到了抢劫。总是同样的画,画中人酷似泰奥朵拉·卡茨:她总穿白衣裳,一身英国女子的打扮,着白衣,戴帽子,化淡妆,戴一顶草帽,坐在同一棵树下的帆布椅里,面对一盘普通的早餐。她久久地待在那儿,泰奥朵拉。她起得早,总在同一时间淋浴,穿好衣服,去花园用早餐,以便随后乘这列火车,它总有一次会把她带离那儿,带离德国。火车站守卫每天给她送来美味的食物。他说每天他也在等这趟火车,他们从来没有耽误过。每天,每个早上,他们等着同一列火车,犹太人的火车。每天,每一列火车经过后,她都说现在那趟车一定过去了,不可能等到了。对这列定时驶过的火车,我思考了很久。我相信也想过,对泰奥朵拉·卡茨而言,这列火车是她的希望之车,断头而死之车,以活生生的血肉供养奥斯威辛之车。

她一辈子很少讲话,泰奥朵拉,像某些英国女子,她觉得话语喧闹,骗人,她呢,她选择了写作的寂静。

你问火车站位于德国哪个地区。她,她相信在克拉科夫以南,朝南边国界的方向。在那些被诅咒的地区。她原籍英国,但在比利时长大。她不熟悉欧洲地理,跟许多英国人一样,只喜欢伦敦、巴黎和海湾国家。

你问我那个守卫火车站的人是否在她睡着时去造访她。我相信我写过这件事,是的,在她睡着的时候。我不能肯定此人就是战争期间她住了两年的那个火车站的站长。为什么不是呢?或许他们相爱了,这点我想过,甚至想过后来她正是为情而死的。

我说我没有想方设法去打听,关于泰奥朵拉,我没有问过任何这样的问题,但我相信他们成为情人并非不可能。

你问我作何感想。我对你说,我从未问过那男人的姓名,也从未问过画上那位年轻白衣女子的姓名。我说我一听到这个故事,就讲出泰奥朵拉·卡茨这个自然听见过的名字。临了,几年后,我身边的人都这样称呼那位迷失在死亡欧洲的白衣女子了。

我对你说,我知道自己见过泰奥朵拉,但我只记得贝蒂·费尔南代斯,我对她十分熟悉,我告诉过你,她是年轻的泰奥朵拉·卡茨的朋友。我知道贝蒂·费尔南代斯非常爱她,并且欣赏她。

我从未忘记这个名字,这个时期,这衣裙的白色,这天真的对死亡列车或爱的列车——人们当时不清楚,也一直没搞清楚——的等待。

你说即便我不认识泰奥朵拉,从未接近过她,也应该告诉你我以为她可能有的遭遇。

我相信,依我的想法,她在战争结束前回到了英国。她先就职于伦敦一家很有名的文学杂志社,随后嫁给了英国作家G.O.。她不快活。我对她的了解,主要在她与作家G.O.结婚之后,这位英国作家享誉全球,我对他极为钦佩。她呢,她从未深爱过他,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男人。

你问我泰奥朵拉在伦敦什么样。我说她长胖了。她不再与丈夫做爱,她再也不愿意做,绝不,她说:宁可死。

你说:

“这个伦敦女子,是德国火车站的那个女子吗?”

“我从未求证过。我能说的就这些。不过,我认为这并非不可能。她总算是个人物,即便死了,也会有个归宿,被英国或其他地方的一个家庭讨回去。可是不。没人讨要泰奥朵拉·卡茨的遗体。”

“可有一次她从这个火车站走了。”

“是的。除非在纳粹德国失败后,有些人在火车站发现了她,并且把她丢在了那儿,那个火车站,就像他们在成千上万的‘政治犯’集中营做的那样。对她的情人,人们一无所知。一无所知。她在这同一个火车站待过。我依然看见她,身着当天熨过的白色套装,而这一天布满她的血迹。”

我相信,正是这白色使人们永远没有忘记她。正是这衣裙的白色,和她对衣裙过分的、异乎寻常的关注,听说过她的人才永远没有忘记她,以及那些同为白色的布制鸭舌帽、她的布便鞋、所有那些东西、她的手套。她的故事传遍全欧。人们一直半信半疑,始终不清楚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在那儿,在那个火车站待了两年。

是的,正是这衣裙、这夏季套装的白色使她的故事传遍全球:一位身着洁白的衣裳、很有英国女子风度的妇人,等着焚尸炉火车。

对全世界而言,这白色的端庄形象占了上风。对其他人来说,笑声压倒了一切。

“是的,也许她根本没有故事。”

“也许如此。说不定她疯了,一种潜伏的、温和的癫狂,剥夺了她看、知、理解的意愿。也许她,她的身心,患了正常状态下的精神病。至于我,我尽量使车站的现象重现。它重现了。”


你问我她是否死了。我说是。车站的礼仪重现了。由于身患癌症,她瘦了许多。她不愿意把不利于她的一面呈现于人,破坏她的清丽的形象。于是她在她住的医院附近的一家大旅馆里开了一间房,求人把她抬了去。她让人给她穿上她最漂亮的连衣裙,并且涂了脂粉。她的朋友们在那儿见了她最后一面,她栩栩如生的遗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