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音 乡绅与精英

中国这个国度,自秦汉大一统,建立官僚型帝国以来,朝廷用来平衡官民关系的法宝有三:一是强调官员的自律;二是朝廷对于官员的监管,因此特别设置了别的国家所没有的监察系统,官小权大,替皇帝盯紧了官员;三是逐渐形成了半官半民的乡绅阶层,通过这个阶层的制约,抗衡官权的无限扩张。

官员的自律,时间长了都靠不住,而监察部门的监督,也会随着制度的疲沓,官僚机器的锈蚀,形同虚设,只有扎根乡土的乡绅靠谱一点。但由于整体上朝廷制度的废弛、政治的混乱,这种乡绅的抵制,也会变味,或者作废或者变成地方性的反叛。

如果按西方类似研究的说法,所谓的乡绅,也可以说是乡村精英,只要民这边存在文化精英,那么,官民之间就有缓冲,有沟通,关系即使逐步恶化,恶化的步伐也会慢一点。现在中国官民关系的难题是,一方面,类似传统官民关系的结构,依然存在。社会基本的矛盾,依然是官民矛盾,官员还是整个社会运行的主宰者。一个地方,得一优秀官员,则兴;赶上一糟糕的官员,则败。什么事情,负责官员一言九鼎,民众没有声音。但是,另一方面,跟传统社会不一样,社会上的精英,跟民众基本脱节,不仅乡村不存在过去那种跟民众关系密切的乡绅,连城市里的精英也跟民众关系淡漠。相反,他们中的多数,倒是跟官员关系更加紧密,有事没事,都自觉地站在官的一边,甚至不惜睁着眼睛说瞎话,以专家身份,帮官员圆谎。这样的结果,是使官民关系丧失了起码的缓冲,对立迅速加剧。

当然,官民对立的根本问题,在现代社会,还是因为官的权力太大,而民这一方,几乎没有什么权力,一边无限扩张,一边节节后退,民方唯一的抵抗,就是通过“正常渠道”向上反映,然后让官员的上级得知情况,出手遏制,或者通过不那么正常的渠道,通过媒体和网络披露出来,还是让官员的上级得知情况,然后出手遏制。可是,严格来讲,官员的上级也是官员,除了最高领导,真正能从大局出发,遏制官权膨胀的,毕竟是少数。加上上级总比下级人数少,“正常渠道”经常不畅通,而媒体披露也有顾虑,网络上的事又经常很难说,一个事情,是不是能变成网络事件,制约条件很多,严格讲,官员也不是不可以操控的。因此,尽管我们说,官员最怕的事,就是被曝光,被捅出去,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还是有本事把事情控制住,只要控制得住,民的反制就没有作用,反过来,他们也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扩权了。

事实上,现在官民矛盾最大的问题是官民结构失衡,从历史的经验看,这种失衡的危险非常大,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形成对全局的威胁,甚至崩盘。而官民结构失衡,最大的问题是官权的无节制扩张,对应官权的扩张,目前唯一的途径,是增强民方的遏制力。在最高领导层,从全局的战略考虑,是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比较好的解决之道,在于实行普遍的基层选举,让亲民之官知道自己的权力来源于民众,从而使民众握有部分制约官员的权力。在实行选举之前,应急之法,是鼓励精英替民众讲话,显然,国家不能像过去那样,利用各种手段,使得所有像样的知识精英都归入体制内,又利用体制的力量,使得这些人扫数归顺,唯官是从。尽力压制体制内不同意见,尤其压制打击体制内的理性声音,结果使得体制外一批草根精英崛起,成为民众不那么合适的替代性精英。而各级官员在处理一些公共事件的过程中,往往蛮不讲理,强行压制,往往使得部分草根精英趋于非理性,趋于暴力抵抗,理性的声音在官方的强横中,在民间根本无法生长。要知道,目前的官场正在滋长一种前所未有的权大独尊的风气,而且已经蔓延到了所有吃官粮的单位,包括大学。凡是敢说不中听话的人,毫无例外地会受到严厉的打击,所有官方场合,官话、假话、空话和阿谀话盛行,或者说横行,因此民众的意愿,根本无从表达,谁要是傻到替民众讲话,几乎立刻就成了所有官员的公敌。显然,民众是需要有人替他们讲话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那么就只能由那些不怎么理性的草根精英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