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群体性乖戾的传统

中国人喜欢扎堆,一旦成群结队,举止有时就会有点儿乖张,一起欢乐的时候不是没有,但一同愤怒或者同仇敌忾,甚至假装同仇敌忾的时候,往往更多。当今之世,扎堆起哄的机会不多,往往很随机,而且不合法,官方称之为“群体性事件”。多少有点儿合法的,是针对外国的事儿,举着爱国主义的旗帜,理直气壮,官方即使想阻拦,也顾虑多多。网络时代,按道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应该加强,彼此了解增多,但实际上却未必,人们上了网,了解的机会多,误会的机会也多,更要命的是,乐于在网络溜达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反而不乐意见人,彼此隔膜更厉害。

现实中的乖戾,往往跟网上的暴烈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只要某人某事大伙看不上,被揭发出来,就一阵叫打喊杀,如果成了阵势,接下来也许就是“人肉搜索”,非得把这个人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曝光而后止,到了这个阶段,就是现实中的直接行动——直接的暴力,从打爆电话到门口泼粪,不一而足。反过来,不管行为多么恶劣,只要网上没多少人呼应,少数几个激愤者无论多么激愤,多半没人会采取下一步行动。

暴力,需要群威群胆。

有的时候,这种网上和现实的联动,往往会得到另外一些人的赞许,认为是申张了正义,比如对虐待小动物者的声讨,对负心汉的压迫,等等,网里网外,大家喝采。不过,这种申张正义,即便有所谓的正当理由,行动上却难免沾染暴力,就算行为不良者(如果确实能定罪的话)得到惩罚,也未免以暴易暴,当时虽然解气,但难免会有后患。

凭借群体或以群体的名义,集体施展暴力,人类是有传统的。西方中世纪捕捉巫婆,用火烧死,逮到淫妇,众人乱石砸死,都是此类。这种事儿,一两个人是绝对干不来的,非得大家一起来,才办得。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叫做私刑,在中世纪,私刑只要拥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官家往往是默许的。这方面,中国人也不会落伍。在传统中国,没有官府明令宗族可以有司法权,但宗族对于自己族内违反族规的行为,一般都是可以用刑的,轻则用荆条打屁股,重则沉潭,夺人性命。当然,到了这个地步,往往是因为男女乱伦通奸,包括没有血缘关系的寡婶和远房侄子之间的男女之事,也算是乱伦。这种事被抓到,男女双方按规矩,是要被脱光衣服游街,然后再当众处决的。凡是私刑,都是群体行为,在大众广庭之下,按群众意见办。每次群体惩戒,都是群体性愤怒,也是群体性狂欢。如果哪个被脱光游街的女人比较有姿色,大家会为此兴奋很久很久。在那个时代,私刑不止有宗族惩戒一种,人际间的血亲复仇,族群间的械斗,都属于私刑。但是其他的私刑,官府一般都会严令禁止,只有对这种事情,往往不加过问。

私刑受到官方默许甚至鼓励的情况,在革命时代的政治运动中,非常常见。运动中的斗争对象,在“群众起来”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遭遇私刑,其暴烈程度,往往会被运动的领导者视为“群众是否发动起来”的标志。而凡是群众运动,无一例外地需要轰轰烈烈,因此,群体性私刑,乃至私刑至死,也就再所难免。只有在运动发动起来之后,领导才会考虑对群体性暴力的控制。

私刑的受害者,无论是否犯了必罚甚至是必死之罪,但肯定被群体视为犯了“可恶”之罪,或者是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先是被认为可恶,然后才有了罪。大家的行动逻辑是这样的,凡是可恶之人,也就不是人了,对于非人,自然大家怎么做,都天然合理。如果因遭惩罚死掉,也只是去掉一个非人的祸害,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在群体的行动中,很多人其实对被惩罚对象,并没有切身感受,所谓的义愤填膺,多少有夸张的成分,大家一哄而上,或者是为了自保,或者是为了起哄,或者干脆就是为了解闷好玩儿。群体性暴力,暴露的往往是我们自己人性中的恶,这种恶虽然被堂堂正正的理由包裹,但毕竟是恶,人性中劣质的货色。

正因为如此,这种私刑式的暴力,才必须借助群威群胆来施行。气势汹汹的人们,看起来很勇敢,很义愤,其实大家心里多少会有点儿胆怯,必须把自己包裹在一群人里面,才迈得动腿。在“文革”中,把地富反坏右活活打死的红卫兵,即便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励,有几个是单独行动的?第一个死于红卫兵的北师大女子附中校长,到底是谁打死的?哪一个人的拳脚是致死的直接原因?我想即使在当时,也没法查清楚。

宗族的私刑早就被禁止了, “文革”式的群众运动,似乎也不再搞了。但群体性暴戾的积习,却依然保留了下来。人们依然认为,只要一群人(群众)公认某个人可恶,这个人就理所应当被惩罚,不是中国人的,就不该在中国活着,不是人的,就不配活着。大家似乎谁也没有想到。也许有一天,这个被惩罚的对象,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因为这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定罪,只是群众的意见,而群众的意见,往往带有随意性,误会和冤枉,往往是难免的。

更糟的是,这种群体性的暴戾,由于群体的群威群胆,往往自以为拥有绝对的正当性,因此,质疑和讨论是根本行不通的,凡是有不同意见的人,一律大帽一扣,大棒打杀。这种现象,如果任其畅行无阻,那么这样的社会,看起来堂堂正正,而这种堂堂正正之阵,却是由狼或者类人狼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