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兵法的和会打仗的

自战国时赵国的名将赵奢生了个儿子赵括,而且将他养大以后,中国多了一条成语:纸上谈兵。其实,自从人们将原来作为军事制度和规章的军法,演绎成战略和战术的兵法,学习兵法和操练战事两者分离的事儿,迟早会出来。孙武做过战将,写过兵书,但是看孙子兵法的人,不一定都有机会打仗,大不了关起门来背熟了,教学生骗点束修也未可知。战国时孙膑庞涓,据说都是鬼谷子的学生,孙庞二人都是操练过打仗的事,一个为将,一个做军师,但他们的老师,却只是一个纸上谈兵的。

纸上谈兵的人,不见得都是废物,即使赵括,也有过人之处,谈兵论战,能把个久经战阵的老爹说得没话说,可见书是没少读,而且能言善辩。如果赵王不是中了秦国的反间之计,一下子就委以如此大的重任,做四十万人的主帅,假以时日,慢慢磨砺,日后说不定也能有点出息。

历史不能假设,也没有机会假设。自赵括以后,凡是提到纸上谈兵四个字,后面的话跟着就是“言过其实”,三国时刘备对马谡就这么评价的。但我们看历史的记载,马谡所言,未必都不中用,诸葛亮南征,就采用过他的“心战”策略,而且效果良好,从此以后,南人不复反矣。《三国志》上讲,诸葛亮“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如果谈论得不靠谱,现实如诸葛亮者,估计不会跟他浪费这么多功夫。

可是,能说出很多高论的马谡,还是在用兵上栽了。街亭之战,作为主帅的他,不听王平的劝告,一意孤行地非要把重兵摆在没有水的山上,结果被魏军围困,不战自乱,丢了街亭,让诸葛亮大军进退失据,差点吃了大亏。

王平说不过马谡,因为马谡有理论。理论来自《孙子兵法》:兵法上讲了“置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然后存。”把兵摆在没有水的高山上,是置之死地,不仅置之死地,还可以居高临下,有势能,按道理没错。而且人家韩信,井径之战,背水列阵,置之死地,仗打赢了,有成功的先例在。但是他忘了很关键的一点——战争的情景,也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事件发生的条件。韩信那个时代,战争很有战国的余风,以消耗对方有生力量为宗旨,杀的越多越好,战争中,各方经常发生把俘虏杀掉的事情,最著名的就是项羽在钜鹿战后,一举坑掉20万秦降卒,在这种情况下,士兵很害怕做俘虏,缴枪投降的可能性很低。加上当时韩信手中只有一些乌合之众(老兵都被刘邦调走了),面对强敌,稍有机会,都会逃走的,只有置之死地,才有赢的可能——反正后退也是死,前冲也是死,冲过去还有一线生机,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置之死地的战术应用,胜机才会比较大。

反过来,马谡的时代,由于经过东汉末年的大乱,人口锐减,是个各国兵员极度缺乏的年月,彼此之间都想尽办法争取对方的兵员,魏国甚至不得已实行了“士家制”,拿士兵的家眷做人质,防止士兵投到敌方去。既然投降不会有生命危险,而且还可能受优待,士兵在面临“死地”的时候,最优的选择,自然是投降——不战自溃。

比井径之战稍早的秦楚钜鹿救赵之战,也有跟马谡、王平争论类似的情况,事情发生在楚军主帅宋义和副帅项羽身上。宋义跟马谡类似,此前也有高明的建议和明智见解。先是提醒项梁(武信君)注意战胜后将骄卒惰。在项梁不听劝告的情况下,又预言项梁必败,劝齐使者不要着急去见项梁,省得把命搭进去。钜鹿救赵之战,按兵不动也有道理:不急出手,坐待双方消耗,自己承其弊,收渔翁之利,不战而屈人之兵,完全合乎兵法。所以,宋义很自信,对项羽说:“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打仗我不行,谋划你不行。结果,项羽不像王平那样老实,说不过,就动家伙,一刀宰了宋义,自己当家,无师自通地操练起置之死地的兵法,破釜沉舟,大破秦军。

两个战例,一个是主帅要冒险,副帅不干,一个是副帅要冒险,主帅不干,只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真正有道理的一方,都是披坚执锐的战将。

项羽和王平都是粗人武夫,披坚执锐,冲锋陷阵,吃的是刀口舔血的饭,两人都说不过对方,但他们俩都是对的,他们没有理论,更没有口才,但是他们有战士的直觉,有战争的常识式的智慧。比如王平知道,人是要喝水的,作为战士,水尤其重要,军中缺水,比缺粮还要可怕,口渴的士兵是没有士气的,没有士气,就打不了仗。同理,项羽的直觉告诉他,仗必须马上打,不打自己这方就完了。后来史书记载的道理是这样的:在强大的秦兵面前,赵根本算不上什么,灭赵,消耗不了秦军多少兵力,但却可使士气大振。反过来,救赵的诸侯本来就畏敌如虎,赵灭之后,不仅诸侯没了士气,连楚兵士气也会受损,如此,战事将不可为。但是这很可能是司马迁的马后炮,当时项羽是否如此清楚个中道理,讲的如此有条理?未必。战争,落到实处,毕竟是那些亲冒矢石者的事,第一线操作者的感觉,从来都是必须尊重的。虽然,第一线的人员容易犯经验主义的错,但后面运筹帷幄的人,也容易犯本本主义的错。有时,比较起来,还是后者的危害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