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与崩溃下的历史演变 真话全不说,假话不全说

谏官和御史,在古代又被称为言官,用白话讲,就是说话的官。这种官,没有别的职责,就是要说话。民国时上海有“白相人”,白相,上海话就是玩儿的意思,白相人,就是靠玩儿来混饭的人。说话官,白相人,正好是一个对子,跟“如夫人”对“同进士”类似。

只是,言官之言,在古代是相当正经的事情,关系朝廷兴衰,吏治清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提批评和建设性意见,有益于国计民生。而白相人的白相,则多少有点儿下道,拼缝勾兑有之,坑蒙拐骗亦有之。两者放在一起,委实是有点儿对不起言官大人。

不过,话又说回来,说话一旦成为一种职守,对于那些特冲、特有说话欲望的人来说,挺合适的,可言多必失,没准儿哪天就丢了饭碗。而那些说话不那么冲动强烈的,这个职守,不免变成一种累赘。不说话不行,皇帝要见怪的,等于白吃饭不干活儿,白养了这些人。说话吧,一不留神,碰了皇帝哪根儿神经,不高兴了,或者得罪了哪个大人物,自家的乌纱帽也保不住。“祸从口出”这个至理名言,放在言官头上,一样适用。其实,对于这些职业说话的官来说,最合适的是李林甫说的那种仪仗马的境界,好吃好喝,闷声不响,大家过太平日子。当然,这得碰上皇帝怠于政务,权臣又不乐于生事的时候才行。一般来说,在制度上,就规定了言官必须说话,有指标的,时间长了不说话,不完成指标,就像当今完不成科研任务的教授一样,得下岗了。

说话难,又必须说,不说,饭碗有虞,因此,言官之言,往往在高头讲章和不痛不痒两个方面做文章,说大道理,拽大词,宏观地扯开,从三皇五帝开讲,最后说几句现成话,无非勤政爱民,不失农时,半天都落不到地上。如果这招儿不行,就走下三路,扯点儿无关宏旨的小事,鸡毛蒜皮,两下模棱。只是,后一类文章如果说得不好,一不留神,就成了笑话。北宋庆历年间,有卫士震惊宫禁,满朝文武吓了一跳。有御史建议,说是蜀中罗江狗(一种狗的品种,类似于今天我们说德国黑背)不错,可以用来顶替卫士。真要照这样做了,那么皇帝的禁卫军,就变成狗卫队了。金人入侵,宋室南渡,言官说话的水平并没有提高多少。某年大旱,皇帝亲自出面求雨,有谏官奏请皇帝禁止天下宰杀鹅鸭。那意思,似乎只要不杀这些水里漂的动物,老天就会开恩降雨。碰到同样的情景,明朝的谏官提的建议是,不许百姓吃蛤蟆。这多少让人感觉靠谱儿了一点,因为民谣曰,蛤蟆叫,天下雨。不吃蛤蟆,多些蛤蟆叫叫,说不定雨就有了。

清朝的时候,言官说话最难,大道理不能说,因为皇帝认为,这种大道理,只有朕才有资格讲,臣子奴才乱讲,等于僭越。弹劾批评也不好出手,说错了,立马被惩罚。当然,不说话更不行。不得已,言官们只好眼睛向下,盯着老百姓,说点儿所谓似是而非的兴利除害的小事。雍正年间,有位御史连上三奏,第一奏请皇帝下令,让尼姑还俗。第二奏,要求民间如有女孩子年过二十还没有出嫁的,由政府出面为其择配。这种主意,虽说强横了一点,但也是古已有之的增加人口的老办法,旧话重提,在那种时代,不算离谱,只是操作起来有难度。第三奏最绝,他说,在他看来,民间斗殴多半因为数十文钱的缘故,因此劳驾皇帝出面,要求有关部门查清所有需要数十文钱的穷人,每人发数十文,于是天下太平。结果,雍正皇帝览奏后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直接让这位御史老爷回家吃老米去了。如果雍正能够同时看到另外一位都老爷(明清两代御史的俗称)的奏折,估计气肯定消了。当年,北京城里城外,都可以见到驮煤的骆驼,由卖煤的人赶着进进出出,有时候,赶骆驼的人,就骑在骆驼上,横着竖着的都有。某位御史老爷,大概骑马骑惯了,看见有人横着骑骆驼,横竖看不顺眼。于是上奏要求皇帝出面,禁止赶骆驼的横着骑,说是可以防止他们被颠下来。

其实,在那个时代,谏言的人,理论上是言者无罪的,属于制度上特许的可以放开一点儿胆子说话之辈,但是,即使这些人,依然难以不因言而遭殃。只要现实生活中有一言九鼎的皇帝,有惹不起的权臣,或者得宠的嫔妃、皇帝身边的太监,任你是谁,说话也得小心。只要谏言仅仅是谏言而已,听与不听,听多少,高兴不高兴听,在上面,那么,即便是有特权的言说者,大概也只有说空话的胆量,没有说错话的权利。言的质量,更不会高,出点儿笑话,自是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