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题目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可以指女人和她们写的小说，也可以指女人和写她们的小说。这里的含糊其辞是有意的。谈论女性作家需要尽可能大的伸缩性，必须给自己留点余地，以便讨论她们的作品之外的其他事物，因为这些作品常常深受一些与艺术毫不相干的因素的影响。

即使是最肤浅地考察一下女性的写作，也会立刻引出一大堆问题。我们当即会问，为什么18世纪以前没有女性的作品源源不断地出现呢？为什么自那以后她们就几乎像男人一样常常写作，并且生产出一部又一部英国小说的经典之作呢？为什么她们的艺术当初，以及如今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要采取小说的形式呢？

稍加思索就会明白，对于提出的问题，我们所能得到的回答只是更进一步的虚构。今天答案仍尘封在被塞入古旧的抽屉中的古旧日记里，仍埋没在老人的记忆中，几乎被忘却。我们要到卑微的无名之辈的生活里——在历史的那些没有被照亮的过道里——去找答案；世世代代的妇女人物都挤在那幽暗中，只偶尔为人瞥见。关于妇女，人们所知甚少。英国的历史是男性家系的历史，而不是女性的。

对于父辈，我们多少总了解一些情况，知道他们的卓异之处。他们或是步兵或是海军，或是出任公职或是制定法律。但是关于我们的母亲、祖母和曾祖母们，有什么流传了下来？只有传说。某一位很美；某一位长着红头发；某一位曾被王后亲吻过。除了她们的名字、她们结婚的日子和所生的子女的数目，我们对她们一无所知。

因此，如果我们想知道在某个特定的时期里女人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或那件事，为什么她们不动笔写作，或者相反，为什么她们创作了传世佳作，每每很难找到答案。若有人去爬梳考查那些陈年的书信笔记，去把历史里外颠个个儿，并正确地描画出莎士比亚、弥尔顿，以及约翰逊时代的妇女日常生活的图景，他肯定不但会写出一部极为有趣的书，而且将为批评家提供一种他们迄今尚缺乏的武器。出类拔萃的女性依赖平凡的妇女。只有当我们知道了寻常女人的生活状况——她有几个孩子，她本人是否有经济来源，她是否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她在养育儿女时是否得到帮助，她家里是否有仆人，她是否要承担部分家务——只有当我们考查了平常女人所可能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经验，我们才能揭示那些不寻常的女性作为作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

似乎常有奇特的沉默阶段将一个活跃期与另一个分隔开来。公元前600多年在某个希腊岛屿上有萨福和一小群女人写诗。后来她们沉默了。然后在公元1000年左右我们发现日本有一位宫廷贵妇，即紫式部夫人，写了一部很长很优美的小说。但在戏剧家和诗人无比活跃的16世纪的英国，妇女却噤口无言。伊丽莎白时代文学是清一色的男性文学。此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我们看到妇女又开始写作——这一次是在英国——写得很多，而且成就斐然。

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和习俗造成了这奇特的间歇性的缄默和发声。如果一个女人不肯嫁给父母选中的男人，就很可能被推来搡去地殴打，像在15世纪那样，那种精神氛围总归无益于艺术作品的产生。如果像在斯图亚特王朝，人们不经其本人同意就可把一个女子嫁给某个男人，而那人此后便成了她的老板和主子，“至少依据法律和习俗他理当如此”，那么她恐怕很少能有时间、更得不到什么鼓励去进行写作了。在我们这个精神分析的时代，人们已经开始意识环境和社会导向对思想的巨大影响。借助回忆和信札，我们也开始理解创作艺术作品需要怎样非凡的努力，艺术家的头脑需要怎样的保护和支持。我们从济慈、卡莱尔、福楼拜等人的传记和书信中可确知这一点。

因此，很显然，英国19世纪初妇女小说的非同寻常的兴起是以无数法律上、习俗上和举止上的细微变化为前导的。19世纪的妇女有了一些闲暇，受到了若干教育。中等或上等阶级女性自主选择丈夫已不是罕见的例外事件。而且值得注意的是，4位伟大的女性小说家——简·奥斯汀、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和乔治·艾略特——都不曾生育子女，其中两人从未结婚。

虽说不准写作的禁令显然已经解除，可是看来那时似乎仍有相当的压力使妇女倾向于写小说。这4位女作家的天分和性格大相径庭，其他任何4个女人的差距都不会更大。简·奥斯汀和乔治·艾略特全无近似之处；乔治·艾略特与艾米莉·勃朗特截然不同。可她们的教养使她们都进入了同一种职业；当她们写作时，她们都选择了写小说。

对女人来说，小说曾经并仍然是最容易掌握的一种体裁。其原因也不难找寻。小说是最不需要精神高度集中的艺术形式。与戏剧和诗歌相比，小说写作比较容易，可以随时捡起或放下。乔治·艾略特放下写作去照料父亲。夏洛蒂·勃朗特暂时搁笔去剜土豆的芽眼。女性生活在公共客厅里，时时被人环围，她对于潜心观察和分析性格可谓训练有素。她被训练成小说家而非诗人。

即使到了19世纪，女人也几乎完全生活在她的家庭和她的情感中。尽管19世纪的女性小说很出色，但女作家由于其性别而被排斥于某些经验之外这一事实仍在其作品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无可争辩，经验对小说有巨大的影响。如果康拉德无法当水手，那他小说中的最精粹的部分就会丧失。托尔斯泰作为军人对战争十分了解，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有钱的年轻人，可以接触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人生和社会阅历丰富，如果剔除了这些《，战争与和平》将贫乏许多。

可是，对于《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维列特》和《米德尔马契》的作者来说，除了中产阶级客厅的场景以外，其他所有经验的大门都是关闭的。对于战争、航海、政治和经商，她们都不可能有第一手的经验。甚至连她们的感情生活也受到法律和习俗的严格制约。当乔治·艾略特冒险和路易斯先生未婚同居时，公共舆论一时哗然。迫于压力，艾略特不得不到郊外闭门隐居，这无疑极大地损害了她的创作。她写道，除非人们主动要求来看望她，她绝不邀请客人。然而在同一时期，在欧洲的另一方，托尔斯泰正在从军，在和各阶层的男男女女交往，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也从来没有人因此责难他。而他的小说所具有的惊人的广度和生气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这种经验。

女性作者人生经验的不可避免的狭隘性不是影响其小说的唯一因素。妇女小说还显示了另一个与作者性别有关的特征，至少在19世纪如此。在《米德尔马契》和《简·爱》中，我们不但能感受作者的个性，就像能感受狄更斯的个性那样，还会意识到女人的存在——意识到一个为妇女的待遇而愤懑并为其权利而呼吁的女人的存在。这使妇女作品具有某种男人作品中所没有的因素，除非那男人是工人、黑人或由于其他什么原因而感到身处逆境。这导致某种歪曲，并常常造成缺陷。想为某个切身的事业申辩，或让人物做传声筒表达个人的不满和冤屈，每每有令人不安的副作用，就像是读者注意力的焦点突然变成双重而不是单一的了。

奥斯汀和艾米莉·勃朗特能够不理会这类恳请和要求，不为别人的蔑视或责难所动——我行我素，这是她们的天才最令人信服的体现。然而，抵制愤怒的诱惑需要十分澄明或十分坚强的心智。从事艺术活动的女性总是遭受嘲弄或责备，总被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证明为逊色一筹，这些自然会引起恼恨和不平。我们在夏洛蒂·勃朗特的愤怒和乔治·艾略特的隐忍中都能认出这种反应。在一些二流的女作家那里更是可以时时见到这种情绪，其表现在她们所选择的题材，以及她们的不自然的逞强好胜或不自然的温良驯顺上。更甚的是虚伪态度的广泛渗透。她们屈从于权威，其想象变得或是太男性化，或是太女性化，从而失去了自身的完美整体性，也即失去了艺术的最根本的品质。

妇女写作中潜移默化地发生的巨大变化似乎是一种态度的改变。女作家们不再愤懑。她不再恼怒，写作时不再请命或抗议。如果说我们尚未达到，我们至少正在接近一个新时代，那时妇女将很少或完全不受非艺术因素的影响。她将可以专注于艺术想象而不受其他事物的干扰。过去唯有天才和独创性才会达到的超然境界，在今天已可能为普通妇女所企及。因而今日妇女的小说远比100年或50年以前的更加名副其实、生趣盎然。

不过，即使现在，一个女人若想随心所欲地写作，也仍将面临许多困难。首先有个技术性的问题，即对她来说语句的形式不得心应手。这看起来非常简单，实际上却极为棘手。现有的语句是男人编造的，它们太松散，太沉重，太庄重其事，不适合女性使用。而小说的覆盖面是如此之宽，作者必须找到一种寻常的、惯用的语句，以便把读者轻松自然地从书的一头带到另一头。因此女作家必须自己创造，将现有的语句修改变形，使之适合她的思想的自然形态，使之既不压垮、也不歪曲她的思想。

而这仅只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一位女性唯有具备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忠于自己的决心，才能着手开始实现目标。

小说归根结底是关于千万不同的事物——关于人、关于自然、关于神——的陈述，是使所有这些事物联系起来的尝试。在任何一部有价值的小说里，这些相异的因素都因作者的想象的力量而各就其位。但这些因素也具有另外一种秩序，即常规所加诸它们的秩序。常规的仲裁者是男人，他们在生活中建立了一系列的价值秩序，而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依据生活，因此，男人的价值观念在小说中也是举足轻重的。

然而，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中，女人的价值观都可能与男人的不相同。因此，当一名女性动笔写小说时，她会发现自己总想更正现存的价值观——想认真地对待那些在男人们看来无关紧要的事，并使那些他们认为重大的事显得无聊。于是她自然会因此而受到指摘，因为属于另一性别的批评家对这一试图改变现行价值尺度的尝试实在大惑不解，惊诧万分。他从中不仅会看到见解的不同，而且会因为女性思想与自己的识见出入甚大，便认为它们是无力的、琐碎的或感伤的。

但是在这方面，妇女也变得更有独立见解了。她们开始尊重自己的价值感受。由此她们的小说题材显示出某种变化。她们似乎变得不再那么专注自身，而是更多地关心其他的女人。在19世纪初期，妇女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传性的。她们写作的动机之一就是想披露自己所经历的苦难并阐扬自己所拥戴的事业。如今这种愿望已不再那样迫切，妇女开始探讨、考察自己的性别，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新方式来写女性。因为，不言而喻，直至最近为止，文学中的妇女形象都是男人塑造的。

这里就又遇到了有待克服的困难。因为，总体说来，女性较之男人不仅更难于透彻观察，而且她们在日常生活的进程中受到的考验和检查都要少得多。女人一天的活动常常不留任何有形的成果。烹制好的食品被吃掉了；养育大了的子女离家走进了世界。重点何在？哪里是小说家可以大做文章的关节之处？很难说。她的人生有一种无名氏特征，令人极难把握。这一黑暗中的国度第一次在小说中被探查。此外，妇女开始跻身某些社会职业，女作家也要记录这一新情况在她们的思想和习惯中引起的变化。她需要观察妇女的生活怎样由地下转向地上，需要发现她们暴露于外界后，身上出现了哪些新的色彩和层次。

因此，如果有人想总结当前妇女小说的特征，他会说它是勇敢的、真诚的，与妇女们的所感所知密切关联的。它并非怨恨十足。它并不一味强调自己的女性特质。但另一方面，妇女作品的写法确实与男人不同。上述特征现在比过去普及得多了，这使某些二流，甚至三流的作品都因其真实和诚挚而具有价值，引发兴趣。

除了上述优点以外，还有两个特征应得到进一步的讨论。英国妇女从一种无可名状的波动而模糊的存在变为选举人、领取工薪者和有责任感的公民，这一转化使她的生活和艺术都趋向非个人化。她的人际联系不再仅是感情的，而且也是知识的和政治的了。在旧制度下，她只能通过丈夫或兄弟的眼睛、势力旁敲侧击地对世事提出疑问，如今她不再止于影响他人，而是为自己的直接的和实际的利益采取行动。因此她的注意力也必然从过去唯一专注的私人问题转向非个人问题，她的小说自然而然包含了更多的社会批评，对个人生活的分析却有所减少。

社会牛虻的角色过去一直专由男人担任，我们可以指望今后妇女也将发挥这一作用。她们的小说将涉及社会弊端及其救治措施。她们的男女人物将不仅仅在相互的感情关系中，而且也在团体、阶级和种族关系造成的联合或冲突中被展示。这一变化相当重要。不过，对于喜欢蝴蝶甚于牛虻，即喜欢艺术家甚于改革者的人来说，另一变化会更有兴味。这就是，妇女生活的日益增加的非个人性将鼓励诗的精神。而迄今妇女小说中最薄弱的就是诗意。这会使她们不再那样一味注重事实，不再满足于以惊人的准确性描述她们碰巧观察到的种种细节。她们把目光投向私人关系和政治关系以外，投向诗人所试图探讨解决的有关我们的命运和生活意义的、更广博的问题。

当然，诗意态度的根基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物质的事物之上的。它有赖于闲暇，有赖于一点儿钱，以及钱财和空闲所能提供的冷静的、超越个人的观察事物的机会。有了钱和闲暇，妇女自然会比以往都更多地用心于文字的技艺。她们将更充分、也更精妙地利用写作工具。她们的技巧会更大胆、更丰富。

过去女性作品的长处往往在于天籁自发，如山乌或画眉的啼啭。它们不是学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但是它们也常常太饶舌、太闲谈式了——不过是些谈话被泼洒到纸张上，并凝固成点点片片。将来，妇女们有了时间、书籍，并在家里占据了一小块属于自己的空间，文学之于妇女就将像对于男人一样，成为一种被研习的艺术。女人的天赋将得到训练和加强。小说将不再是倾倒个人情感的场地。它的位置将超过今天，将进一步成为像其他体裁一样的艺术品，其来源和局限都得到考察探究。

由此只需前进一小步就到达了至今妇女很少涉足的精深艺术的领域——即散文、批评、历史，以及传记的写作。为小说着想，这一发展将是有益的。它不仅有助于提高小说本身的质量，而且能把那些本来志趣不在于此，只因为写小说容易可行才写小说的人吸引开。这样，使现今的小说臃肿不堪的那些多余的历史和事实的排泄物就可以被清除。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预言说，将来妇女写的小说会少一些，但质量更好；她们不但会写小说，也写诗歌、批评和历史。这一预言无疑包含了人们对一个美妙的黄金时代的向往，那时妇女将拥有她们长期以来被剥夺的东西——空闲、钱财和属于自己的一间屋。

（黄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