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多小姐在她为沃尔特·雷利爵士的散文选集写的导言中说，在我们中的多数人看来，“伊丽莎白时代意味下述两者之一：要么它是珠光宝气的辉煌年代，隆重排场，丰饶奢靡，色彩缤纷，是宏大仪典和宫廷盛会的年代、诗歌和戏剧的年代；要么它是开拓产业和考察探险的时代”。虽然我们有充分理由感谢哈多小姐为我们出了这本惊人的小书，却很难接受她一开始所做的这个划分。如果莎士比亚——以此为例是因为文学是唯一完整流传下来的东西——可以被视为伊丽莎白时代的代表，开拓和探险难道不是他的艺术的一个部分吗？即使有人读了莎士比亚后除了诗情以外对别的一概无动于衷，我们相信，对多数人来说，莎士比亚的世界就是哈克卢特和雷利的世界；在那张世界地图上，圭亚那和拉普拉塔河与亚登森林及艾尔西诺相距并不太远，区别也不太大。航海家和探险家乘船而不是借助思维旅行，但在哈克卢特的书页上笼罩着同样的想象之光。那些宽广的河流和肥沃的谷地、那些满是香木的树林和黄金宝石的矿藏充斥在莎士比亚戏剧的背景里，犹如在我们的幻想中，遥远的美洲平原的蔚蓝色彩似乎浮现在圣保罗教堂金色的十字架和伊丽莎白时代伦敦林立的烟囱背后。

没有人比沃尔特·雷利爵士更能真正代表伊丽莎白时期的世态。他撇下了宫廷的阴谋和荣华，乘船驶向土著野蛮人居住的未知的土地；他中断了与马洛和斯宾塞的交往，前往参加对抗西班牙人的海战。只要读一读他参与过的事务的清单，就能领会伊丽莎白时代提供的空间和机会。他既是廷臣又是将军，既是军人又是探险家，既是议员又是诗人、音乐家和历史学家——他是所有这一切，却仍能保持极为旺盛的好奇心，所以，他在海上航行时一旦有闲暇就在仓里做做化学实验，还会向伦敦塔的总管讨要一处旧鸡舍进行他有关“伟大万灵神水”的研究。因此，这么多年以后，至今还有传言讲述有关他的斗篷、他带银烟锅的烟斗、他的马铃薯、他的桃花心术和他橘子树的故事，也就不足为奇了；传言当然可能是假的，但它的虚构常常包含了非常好的判断。

我们如果读他的作品中尚未遗失的篇章——这本小书保存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会得到传言所不能给我们的东西，即一个极为个性化而又生机勃勃的思想者的形象，即使数百年时光“吞噬万物的旷大空间”也无法将它掩隐。也许，应先读《复仇篇》中所述的最后的战斗、关于加迪斯港和圭亚那的书简和在死亡临近之时给他妻子的信，然后读《世界史》选段，最后再读全书导言——就像我们离开教堂时耳畔应响着风琴的声音。从这些篇章中可以窥见“那暴风骤雨般的人生岁月”的一鳞半爪：雷利在海上和陆上的冒险，他对传说中的宝山和梦想中的大金矿的探寻，他被判决死刑和长期监禁。它们使我们或多或少地了解了那段人生中的风雨和阳光。这些文字的风格自然与导言大不相同。它们充满匆促和动荡不安，充满激烈情绪和自我伸张。他总是急于要肯定自己的大胆行动，要证明英国人比其他民族更高一等。即使“我们的普通英国士兵，那些从赶车的或坐店的人们中匆匆征来的兵”，也比最好的罗马兵士更勇敢。他还这样描述1597年的法亚尔登陆：“有些岛民认为，和伊丽莎白女王派遣来的舰队作战，再大的优势也不足以凭仗，我以为此乃我王室和国家的荣耀”，然而他也承认，“在这个行当中，我看重声誉胜过安全”。

不过，如果我们想肯定我们对这些往日的航海家的热爱，就不应强调这些文章中的夸口之辞和辉煌叙事；而应指出其中的诗意的成分：长期海上生活酿出的沉思的情调，陌生星辰照耀下的梦境，以及面对死亡的孤独的抗争，等等。我们应记起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的话：当风暴袭击雷利的船时，他“手持一书坐在船尾……高声说（我们常常来到离他不远之处，可以听见他的声音）：‘不论是走海路还是走陆路，到天堂的距离都是一样的’”。这样，沃尔特·雷利爵士，这位生前人品多受批评、境遇大起大落并曾怀着伟大恋爱者的激情生活的人，终于想到了人类的渺小并宏观地思考起人的命运。他的思想似乎是被对最好的和最坏的生活的了解激发出来的；在伦敦塔做囚徒的孤独时光里，海浪声骚扰着他的回忆。他最常用的和最精彩的比喻意象取自海洋。他自然而然地谈到“人生导航”，以及“八面的风推我们去往的死亡之港”。他说，假朋友“在厄运的第一场风雨来到时就抛弃我们，顺着海流和风向转舵而去”。到了晚年，我们发现“欢乐和悲愁都驶出了视野”。他一定曾多次地在甲板上仰望天空，心想：“天多么高，多么遥远，多么难以参透”；他统治未开化种族的经验一定曾使他思量“世俗者的无边的野心”常常留下怎样的声名：

他耳边总是回响着生活的声音和大海的浪涛，他每时每刻都准备着扔下自己的笔率领一支远征队出发；然而，在他最深挚的情感中，他却似乎拒绝尘世的表象和浮华，似乎十分明白，除了灵魂的远征以外，所有的金矿和一切远征都虚空无益。

此外，种种寓言通常都以某些确有其事的真实故事为基础，因此，这些关于格里芬家庭的故事也可蕴涵下述寓意：即那些为了金子或其他尘世的财宝而不辞千难万险的人，如果他们的神志十分健全……本应满足于一份不起眼的小小的家业。

有关时光流逝和命运无常的思想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中广为流传，他们的生活比我们的更受机运的影响。雷利的散文也不断地触及这一主题，但不用那些典型的伊丽莎白时期的概念，这使他的思想更接近我们时代的趣味；其中为主导的似乎是一种神妙的无意识。以这段议论青春易逝的文字为例：

至于那些一直曾有幸运做仆从、有时光做朋友的人，不论他是谁：请他核查自己的回忆（因为我们没有别的方式存住旧时的欢乐）并诚实地检点记忆中的东西，不管是美丽和青春，还是昔日的愉悦；记忆所保留的、并力图使之长存的那些最珍惜的**，或任何别的在那多情的春季里曾使他感到满足的当时却并不显得宝贵的事物；他就会发现，在他迟暮的岁月里，所有的技艺都不再能从这些消逝的如烟前尘中生发出别的什么，只有沉重、隐秘而悲哀的叹息。……唯有那少数黑天鹅我必须列为例外；他们有幸对世间的虚荣仅给以恰如其分的注重，由于回首往事时一生无愧，对死亡不生畏怯，对坟墓不感恐惧，他们欢迎这两者，将其视之为通向无尽的永恒荣光的必需的向导。

这不是突然的辩才勃发，这段之前之后几乎都有同样优美的文辞。它旋律优美、铿锵有力，形式上自然匀称，是完美的演说辞，配得上用烫金的文字书写并在大教堂侧廊里回响，或被置入高贵的人类交流的亲切氛围。它几乎带着雷利说话的语调传到我们耳中。当这位人杰以一种博大的襟怀放弃了他的希望、抛开了“这个荒唐世界”的烦忧，那博大可与他在生活中的伟大热情相匹比。我们在他和妻子告别时意味无穷的深深叹息中听到了这种大度。“至于其他，你为尘世的种种筹谋算计、绞尽脑汁、殚思竭虑，但到头来你将不过和悲伤在一起。”不过，最能体现他这种博大心怀的还是他对死的思考。关于死亡的思虑回荡于全部伊丽莎白时期的文学，让我们听来够悲怆的。也许，对我们来说，多多思索使生存变得不那么浅白，使死亡更像一个阴影而不是一种实在。但是对于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来说，恰当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坚忍地接受关于死的思想。死在他们看来不是个观念，而是个人物。具体到雷利，他认为死是个非常确定的敌人——死亡“从我们一生下来就追逐我们并一路穷追不舍”。他说，真正的男子汉蔑视死亡。然而，就在他说这话时，折磨人类想象的“残缺丑陋”的死亡的形象在他眼前栩栩如生地出现了。最后，他接受了死的概念并战胜了它，从他的嘴里发出了那种表达和解与承认的慷慨大度的话。它们永远回响在曾听到过这些话的人们的耳边：“啊，雄辩、公正而强大的死神！那些没有谁能教导劝解的人，被你说服；那些没有人敢于一试的事，由你成就。”

（黄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