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现在不太能听到“低能”这个词了,可是在过去这可是个常用的词。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老师就曾经很直接地说我是低能,所以这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难忘的词。在小豆豆的学校,也就是小林校长先生创立的巴学园里,没有一位老师会对学生说这种话。可是战争开始以后,这个风气自由的小学也不免受到了战争的影响。有一天,一位由文部省派来的女老师做了我们的班主任,来到了电车教室。这位老师几乎没有笑容,我倒并不特别怕她,更多的是觉得她像一个铜像。不过,这位老师也并不反对巴学园的教学方式,每天早晨,她也是把

一天中要学习的全部科目的问题都写在黑板上,我们可以从自己喜欢的科目开始学习,这一点和过去一样。

可是,有一天,我做了一道算术题,把答案拿给老师看。老师盯着我的笔记本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看着我说道:

“你是个低能!这样子就叫做低能!”

我自己也想:“确实是这样吧?”那道算术题是这样的:一个大齿轮有20个齿,一个小齿轮有5个齿,小齿轮围绕大齿轮转。问小齿轮要转多少圈才能绕大齿轮一周?这道题的目的大概是想让孩子们学习除法的运算,可是我当时想不明白,就写了一个“7”作为答案。所以老师说我“低能”。老师给我讲了20和5的关系,然后说:

“我再来出一道题,把数字换一换。把这个当做例题。”

于是老师慢慢地说:

“有一个大齿轮25个齿,还有一个小齿轮5个齿。5个齿的齿轮要转多少圈才能绕大齿轮一周?”

我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思考起来,可还是想不明白。我在坐位上坐了很久,这时老师转了过来,看到我本子上写的“9”字,老师叹了一口气。在我听来,老师的叹息和“低能”是一个意思。

从那以后,我的数学更加糟糕了。本来还想好好算一算的,一想“反正我是个低能”,就又泄了气。不过,尽管我回到家里一直是无话不说,老师说我“低能”这句话我却一直没有告诉爸爸妈妈,这也是小孩子让人同情的地方。最近也有报道说,有的孩子在学校里被老师或者朋友们欺负,但回家以后却守口如瓶,我非常理解这些孩子。这是因为小孩子不想让爸爸妈妈为自己担心,不想让爸爸妈妈也伤心难过。还有别的一些事情,孩子们可能比大人们考虑得还要多呢,真是很可怜。说我是低能,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是事实,也倒罢了,可是这世上还有许多事情并非是事实,那是很不合理的。

不过,我不是一个让人说成是“低能”就那么认了的孩子。回家以后,我先用硬纸板做了一个20个齿的大齿轮,接着又做了一个5个齿的小齿轮。然后我试着让小齿轮围着大齿轮转动。真的动手这么做的话,我发现那道题目很是奇怪,因为小齿轮只有5个齿,无论如何齿和齿之间的间隔都会很大,没办法让它好好地围着大齿轮转动。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规则吧。但至少在我看来,要让两个齿轮切合得很紧密,只能通过想像才能办到。我用手指按着小齿轮,终于成功地让它转动了。于是我终于明白了要绕20个齿的大齿轮一周的话,5个齿的小齿轮需要转4圈。

正因为被说成是“低能”,我索性把例题中的25个齿和5个齿的齿轮也做了出来。后来一想,那5个齿的小齿轮,我明明可以用上一道题中的就可以了。对于一向手拙的我来说,把硬纸板剪成齿形可不是件容易事。例题的答案是要转5圈。我把4个大小不一的齿轮摆成一排,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算术实在太可怕了!不过我通过自己亲手做出来看,也稍微领会了一些除法或者说九九运算的关系。

不过,在“这样子就叫做低能”之后,我就非常讨厌算术和数字。后来我上了女校,我对数字的厌恶越来越严重,代数总是考0分。而与之相对的是,几何却大抵总是考100分,这真是非常奇特的。我想这是因为我用硬纸板做了齿轮看,所以对可以用眼睛看到的东西产生了兴趣的缘故吧。但是,如果什么都得用眼睛看得到才行的话,那实在太麻烦了,所以我直到现在也不善于计算。但如果用东西来演示的话,我倒还能做得出来。

比如说有一道题:3+2 = ?我会先去拿一些苹果过来,然后把3个苹果和半个苹果放在一起,然后再放上两个苹果和一个切成4份的苹果的其中3份。把这些苹果数一数(切开的苹果也合成一个整儿来数),得到六又四分之一个苹果,即6。我不知道自己算的这个结果对不对,可是实际上用东西来看的话就是这样的。也许喜欢数学的人会觉得根本不必拿一个一个的苹果来算,只要在脑子里想一想不就行了吗?而且苹果也不是无穷无尽的,要是非得这样才能做算术的话也太困难了。不过世界上也确实有像我这样的人。

再说几何吧。这虽然也需要数字,但是几何有图形,在观察图形的过程中我就能够找到自己求解的方法,所以我很喜欢几何。比如:“如图所示,以AC为直径的圆O内接于三角形ABC,求BC之长。”对这样的题目,我不用那些固定公式去求解,虽然没办法向别人说明我的方法,但是我能够得出答案。我一般都能得到100分,老师大概会奇怪我是怎么得出答案来的吧?我总是在题目下面只写上答案就交卷了。按理说似乎应该写出计算方法,可是老师好像对此也没有什么兴趣,从来没有问过我。前一阵子我跟人说起这件事,人家说如果老师对我的解法感兴趣,从而对我那与众不同的解法表示关注的话,也许我会成为爱因斯坦式的人物呢。逗得大家都笑起来。

不过,由于我的代数总是考0分,再加上有一次考试的时候,我在答题纸上写道:“老师说谎。对学生说谎可不是好事。”这使得女校的那位男老师给我打了负10分,即“-10”。一定是以后不想和我有什么关系了吧。我之所以在答题纸上写下那样的话,是因为在一件关于给我们新课本的事情上,老师明显地说了谎话。

几天后,我在走廊上碰到了那位老师,他叫住我说:

“上次我给你打了负10分,作为一名教师,这是不应该的,我取消那个分数。”

我问道:

“那么会是多少分呢?”

“0分。”

听老师这么说,我小声说道:

“那就不用了吧,不用取消了。”

在这以前,在老师问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曾经问道:

“我们为什么要学代数呢?有什么必要吗?”

老师答道:

“我回去考虑一下,明天回答你。”

第二天,老师这样解释道:

“学习了几何,就可以不必爬到树上却能够计算出树的高度来,也不需要过桥就能够知道桥到底有几米长。”

我听了就想到:“的确如此,这是很有必要的。”但老师接着说道:

“不过,代数究竟有什么用处,我也不太清楚。”

我觉得很是遗憾。如果它有什么用处的话,也许我还会想去学,可是它却……就这样,就算我几何能考100分,我的代数却总是0分,数学平均只有50分。我就是这样一个成绩很差的学生,在“低能”的感觉之中长大。电话号码我也只能记住一两个数字。

我对数字完全不在行,可是对于自己感兴趣的数字,我却能够记得非常清楚,有时连我自己都很佩服自己。当我为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而去很多国家的时候,我完全不用笔记本就能够记住很多数字。亲善大使视察的旅途是很辛苦的,我和朝日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摄影家田沼武能先生、报社的几位记者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在大约一星期的时间里,要进行约100小时的活动。一路乘坐汽车或者小型飞机前行,访问医院、学校,和孩子们见面,有时还要和总统会面,还要视察难民营、沙漠、埋有地雷的地方、被破坏的房屋等等,总之,几乎在奔跑中查看。深夜我们还要核对数字,例如“那座难民营中有多少人”之类,所有的数字都要由电视台、田沼先生、记者们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互相核对无误。因为如果向外界公布的时候出现差错,那可不得了。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不带笔记本。因为我和孩子们见面的时候,如果手里拿着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没法抱孩子们,也没法和他们握手了。但是不知为什么,这时候的数字我都能清楚地记住,让大家都感到十分惊奇。

在内战之中的安哥拉,1000名儿童中有375名在5岁之前夭折。卢旺达的纷争之中,50万人以上被杀害,200万人以上沦为难民逃往国外,在刚果(旧扎伊尔)周边的35座难民营中,有384 800名卢旺达难民,另外还有150万人成为国内难民。在海湾战争中的伊拉克,有17万儿童因为重度营养不良而处于危险之中。埋在科索沃的地雷达到了100万颗。全世界每年有1000万儿童在5岁以前夭折。海地的12岁少女为了养家糊口,仅仅为了42日元(6古尔盾)而卖身。在海地,没有工作的成年人占总人口的8

0%,因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识字人口的比率只有15%。乌干达的艾滋孤儿达到100万人。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数字不是很简单吗?迄今为止的16年间,我访问了20多个国家,各种各样的数字加在一起,数量是相当庞大的,但我几乎都能记住。上篇文章我写了我上小学的时候,是个LD(学习障碍)儿童,这篇文章写的是我对算术和数字很不擅长。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数字,也就是有关世界上的孩子们的数字,在我的大脑中却整理得清清楚楚。

即使是被称作低能的孩子,也会在某个地方有那个孩子独特的、只属于他自己的潜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