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纳撒尼尔·狄克斯坦从摩萨德退役了,他的名字被人们口口相传,成了神话。他娶了苏莎,带她回到农庄。在农庄里,他们白天种植葡萄,半夜里夫妻夜夜销魂。他利用业余时间,组织了一次改变法律的政治运动,以便他的孩子们可以成为犹太人,或者进一步,从根本上取消种族类别。

在一段时间里,他们没有孩子。他们准备等待:苏莎还年轻,他没什么可急的。她的烧伤一直没有痊愈。有时候在床上,她会说:“我的腿真吓人。”而他就一边亲吻着她的膝头,一边说:“你的腿漂亮极了,救了我一命呢。”

当希伯来赎罪日之战的爆发使以色列军队大吃一惊时,皮埃尔·波尔格因为没有事先得到情报而受到指责,遂引咎辞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他的失职与一位叫作大卫·罗斯托夫的苏联情报官有关——那位外表老相的人只能终身一刻不离地戴着颈套。早在1968年罗斯托夫就去过一次开罗,审讯并处死了一名以色列特工陶菲克,他从那时开始,调查了那一年里的全部事件,从而得出结论:卡瓦什是个双重间谍。罗斯托夫没有将卡瓦什以间谍罪名进行审讯和处以绞刑,而是告诉埃及人如何为他提供假情报,卡瓦什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照常把情报传递给了皮埃尔·波尔格。

结果就是纳特·狄克斯坦重新出山,在战争期间接替皮埃尔·波尔格的工作。1973年10月8日星期一,他出席了内阁的一次紧急会议。开战三天之后,以色列人身陷困境。埃及人已经越过苏伊士运河,迫使以色列以严重的伤亡退回到西奈半岛。在另一条战线戈兰高地上,叙利亚人也在向前推进,同样造成以色列一方的重大伤亡。提到内阁面前的建议是向开罗和大马士革投下原子弹,然而连大多数鹰派部长们都不同意这一主张,但是情况已经十分危急,可能挽救那一天的美国武器空运也拖拖拉拉。

会议进行到了就要接受使用核武器的主张时,纳特·狄克斯坦才对议案做出了唯一的发言:“当然,我们可以告诉美国人我们准备——比如说,在星期三——扔下那些炸弹,除非他们马上恢复空运武器……”

而他们也当真那么做了。

空运武器改变了战争的态势,后来,一次类似的紧急会议也在开罗召开。同样没人主张在中东打一场核战争,政治家们同样围着桌子,开始彼此劝说已经没有别的选择,而议案也同样被一个出乎意料的意见所制止。

这次是军方插进了一腿。他们了解到议案将要提到开会的要员们面前,本想布下核打击力量,准备支持这一决定。而他们却发现炸弹中的填充物钚全都被取出,换成了铁。他们认定这是苏联人干的,因为在1972年苏联人被逐出埃及之前,他们曾神秘地出让了位于卡塔拉的无法使用的核反应堆。

当晚,一名要员在他的椅子里入睡之前,跟他的夫人说了五分钟的话。“全都过去了。”他告诉她,“以色列获得了胜利——永久的胜利。他们拥有核弹,而我们却没有,单单这一事实,就决定了我们这一地区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里的历史进程。”

“巴勒斯坦难民怎么办呢?”他的夫人问。

那位要员耸了耸肩,点燃了那一天里他吸的最后一次烟斗。“我记得在伦敦的《泰晤士报》上读到过一篇故事,我想,那应该在五年以前吧。故事说,威尔士自由军在加的夫的警察局里放置了一枚炸弹。”

“威尔士?”他夫人说,“威尔士在哪里?”

“算是英国的一部分吧。”

“我想起来了。”她说,“那地方有煤矿和歌队。”

“不错。你知不知道盎格鲁-萨克逊人多少年前征服的威尔士?”

“一点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但是应该在一千多年以前了,因为诺曼法国人征服盎格鲁-萨克逊人是在九百多年以前。你明白了吗?一千多年了,可他们还在爆炸警察局!巴勒斯坦人会像威尔士人一样的……他们会把以色列炸上一千年,可是他们永远都会是失败者。”

他的夫人抬头看着他。他们夫妻俩这么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一起,可是他仍能使她惊诧。她绝没想到从他嘴里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来跟你说些别的事。”他继续说,“会有和平的。我们眼下不可能取胜,所以我们要维持和平。现在不行,也许还要再过五到十年。但那一时刻终将到来,到时候我就要到耶路撒冷,宣布‘再也没有战争了’。当尘埃落定之后,我甚至可以为此获得荣誉。我并非一心要名垂青史,但这是个取得一切的不算坏的途径。‘为中东带来和平的人’。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他的夫人从椅子上站起,走过来握住他的手,她的眼睛里含着泪水。“我要感谢真主。”她说。

弗朗茨·阿尔伯列席特·佩德拉于1974年去世。他死得心满意足。他的一生历经沉浮——他曾经经历了他的国家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段时期——但他得以幸存并最终幸福地辞世。

他猜到了那些铀的下落。早在1969年的一天,他的公司曾经接到了一张由帕帕郭泊鲁斯签署的二百万美元的支票,并附有一段萨维尔船运公司的声明:“为失去的货物而付。次日,一名以色列军队的代表来访,带来了海运第一批物资清账的付款。”那名军人离开时说了下面这番话:“至于你丢失的货物,如果你不再进一步追问的话,我们将十分高兴。”

佩德拉当时就恍然大悟了。“可要是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追问起我来呢?”

“告诉他们实情。”那人说,“货物丢失了,在你想弄清发生的情况时,你发现萨维尔船运公司已经关张。”

“他们停业了?”

“是的。”

佩德拉就这样对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讲了。他们派调查员来见他,他反复这样说着,那番话即使不是真情的全部,却完全属实。他对调查员说:“我估计不久就会对此舆论大哗了。”

“我怀疑。”调查员告诉他,“这事反应对我们不利。我认为,我们不会大张旗鼓地宣扬此事,除非我们得到了更多的信息。”

他们当然没有得到更多的信息,至少没有在佩德拉的有生之年。

1974年希伯来人赎罪日那天,苏莎·狄克斯坦生下了小孩。

依照该农庄的习俗,婴儿由父亲接生,助产妇在一旁给予指点和鼓励。

婴儿和父母一样个头矮小。刚一露头就张嘴大叫。狄克斯坦的目光变得湿润模糊起来。他托着婴儿的头,查看脐带没有绕着脖子,说道:“就快出来了,苏莎。”

苏莎又一使劲,婴儿的肩头出来了,之后就一切顺利了。狄克斯坦在两处扎住后剪断了脐带,随后——仍旧依照当地的习俗——他把婴儿放进母亲的怀抱。

“没问题吧?”她说。

“好极了。”助产妇说。

“是男是女?”

狄克斯坦说:“噢,天啊,我还没顾上看……是个男孩。”

过了一会儿,苏莎说:“我们管他叫什么名字呢,纳撒尼尔?”

“我想叫他陶菲克。”狄克斯坦说。

“陶菲克?那不是阿拉伯人的名字吗?”

“是的。”

“为什么?为什么叫陶菲克?”

“哎。”他说,“说来话长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