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秋天来得格外早。刚刚八月底，学校才开学，可窗外灰色的天空下，缤纷多彩的树叶已形成了道道彩虹。

这样的天气，诺顿·约翰逊不愿呆在屋子里。这违反他体内所有器官的意志。

也是在这样的天气里，他会认真考虑董事会让他退休的提议。

但他没办法退休。他转身面对着学生，看着那些百无聊赖、表情漠然的脸。这些十几岁的孩子需要他。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但他知道。学校里的其他老师也许会认为他是个老古董、是条灭绝了的恐龙，但他知道弥补家教不足、战胜媒体狂轰滥炸的惟一途径，就是逼着他们努力学习。学习，学习，再学习。不是所谓“合作式的教学”，也不是那些教育专家所提倡的什么潮流。

他强迫自己继续讲课。

尽管他不愿承认，但他走神的时候确实越来越频繁了。并不是因为他老了，无法集中精力。而是因为他侧重点不同了。理智上讲，他的工作依然是最重要的。但感情上，他的需求发生了变化。从教学中，他已得不到以前的那份满足。有时，他发现自己倒更想满足简单些的基本欲望。

老年人的真实写照。

诺顿抬头看看墙上的挂钟。时间不多了。于是他开始谈论蒙哥马利和纳粹的人体实验。他希望引起这些孩子的思考。

“今天我们依然面临这件事的后果，”他说道。“纳粹对人体进行的实验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他们得出了一些宝贵的科学信息，可以在今天服务于社会。于是我们处在了一个进退两难的位置上。这一知识是否由于得到它的手段不当从而变得肮脏？许多人认为邪恶永远不可能产生美好的东西，如果承认这一知识的价值，就等于间接承认纳粹行为的合法化。还有一些人认为，知识就是知识，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得到知识的手段不应对知识本身的合法性产生影响。还有一些人认为，如果邪恶能够产生正面的东西，那么二战中的那些人也就没有白白死去。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无法用简单的一两句话解释。”

下课铃响了。

放学后，天气仍好得出奇。诺顿穿过足球场向第五大街走去。在将学校和人行道隔开的栅栏下，他看见一群大红蚂蚁正从洞中爬出，向学生丢弃的一个午餐盒前进。他停下脚步观察着。在他看来，这真是件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蚂蚁，昆虫世界里的纳粹，却最经常遭到大规模屠杀。苍蝇、牛虹。蜘蛛、甲壳虫，通常都是一个个被毁灭。而蚂蚁却总是成百成百地被踩死、被毒药杀死。整个蚁穴在顷刻间就可能毁于一旦。

他皱皱眉，想起了小时候的事。他和邻居的一个小女孩在一座蚁山上和周围的草地上浇上汽油，然后扔进一根划着了的火柴。他们看着那些昆虫的身体被烧焦、烤黑。他们还抓了一些蜘蛛和甲壳虫扔进火里，甚至还想把一只猫也扔进去。可在他们逮住那只动物前，火已经灭了。

他闭上眼睛。怎么会想起这些？

他突然感到有些不安。他深深吸口气，走出栅栏门，来到人行道上。

回到家时，卡罗尔正在厨房做饭。他没心情和她聊天，于是简单打了个招呼，把公文包挂在衣帽钩上，拿了本《新闻周刊》，然后把自己锁在了厕所里。他在里面呆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直到卡罗尔来敲门。她问他是打算在里面呆一晚上，还是出来吃饭。当他走进餐厅时，饭桌已经摆好，最好的那套瓷器也拿了出来。桌子中央是一大碗沙拉、一盘土豆泥和一小篮面包。

卡罗尔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一个银盘，上面是一大块闻起来相当不错的烤肉。

“这是什么？”她把盘子放在桌上时，他问道。

“什么是什么？”

“这些，”他指指桌子上的东西。“怎么回事？”

“没什么，”她说道。“我心情很好，想好好地吃一顿。这有罪吗？”

“不，当然没有。可你平常不会这么费事，除非你想要什么东西。或者……”

他看了看她。“你是不是撞车了？车坏了？”

她怒视着他。“你在侮辱我。我跟你说过了，我心情很好。”她停顿一下。

“刚才是。”他们彼此注视片刻，卡罗尔转身走进了厨房。诺顿坐下开始吃饭。饭菜看上去很可口，所以他每个菜都夹了很多。卡罗尔回到桌边，把一杯牛奶放在他面前。

两人沉默地吃着饭。他很欣赏这样的进餐方式，但卡罗尔显然被这沉默弄得很不舒服。她终于让步了。“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高兴吗？为什么心情这么好？”

他叹口气。“你为什么这么高兴？”

“因为我们戏剧小组召开了本季度第一次会议。”

“那么你们今年演什么？还是《安妮》？这世界永远都需要更多的戏剧爱好者来演出《安妮》。”

她啪地一声把叉子放在桌上。“你这狂妄自大的混蛋。”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你为什么总要贬低我所做的事？”

“我没有贬低你做的事。”

“那你是在干什么？”

“我只是——”

“只是什么？批评？你当然是了。告诉你，我们今年要演的是桑德海姆的《陪伴》。”她怒视着他。“不要说我们没有能力。”

“我没打算那么说，”他说道。

但他在说谎。他要说的正是那句话。只因为她嘴快，没给他犯错误的时间，所以他只能扮演高姿态了。他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使他一定要伤害她？贬低她的能力、嘲笑她的成就？并不是他认为自己更高明，虽然她总这么说。也不是他认为自己不如人，所以就要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不是，原因要简单得多。简单，同时也更复杂。

他喜欢伤害别人。

那些蚂蚁。

他深吸一口气，低头看着盘子中的土豆泥。承认这一点很难，但这确实是一个准确的评价。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发现并承认这样卑鄙、可怕的动机——天啊，他心中暗叫。他甚至把这个也当成了恭喜自己的借口。他甚至在为承认自己是个畜生而庆祝。

他到底是怎么了？

一切都开始于那些该死的蚂蚁。

他望着桌子对面的卡罗尔。“对不起，”他说道。“我只是……只是今天心情不好。”

“不仅仅是今天，”她对他说。

“我知道，我知道——”

“不。你不知道。”

“你想让我怎么做，卡罗尔。我说过了，对不起。”

“有时你真是个傲慢、自私的混蛋。”

“我——”

“我现在不想和你谈，诺顿。闭上嘴，吃饭。”

晚餐余下的时间里他们都没有说话。晚饭后，他来到起居室，看一步关于美国内战的记录片，而她则回到了厨房。

他判完最后一张卷子，晃了晃脑袋。他对这次的成绩并没抱太高的期望，可结果却比他预想的还要糟。孩子们似乎一年不如一年了。

他叹口气，将杯子里的咖啡一饮而尽。这些学生并不笨，但他们没受过什么教育，而且也不想学东西。他们不读书，对西方文化中的基本事实和重要思想一窍不通，甚至连正在发生的事也不知道。但他们却对过去二十年间的电视节目、蹩脚音乐如数家珍。即使他最好的学生也没有把聪明用在正道上。

情况真是一团糟。

诺顿揉了揉肿胀的眼睛，抬头望望墙上的挂钟。午夜。卡罗尔几个小时前就去睡觉了，他也该去的，可他还想看完那部记录片，再说还有这些卷子要判。已经是星期四了。他站起身伸了个懒腰。他本可以像其他同事那样把事情再拖一天，或者不布置作文，而是出些标准化试题，然后要机器去判卷子。

可他不想牺牲自己的原则，为了方便就改变自己的教学习惯。尽管他又困又乏，只能睡几个小时的觉，但至少在早上醒来时他能面对自己。

当他走进卧室时，卡罗尔已经睡得很熟，打着呼噜。甚至在他开灯时也没有醒来。他脱下衣服，把它们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关上了灯。卡罗尔嘟囔着，翻了个身。

她的身体很温暖，几乎可以说火热。由于两人体温的差别，她总是说他是一具死尸。对这种说法，他只能报以一笑。他知道自己老了，要是哪天他的心、肝脏、或其它什么器官停止工作了，他并不会感到吃惊。

卡罗尔比他年轻许多。他62，而她才45.知道自己会先死让他觉得很宽慰。当然，这很自私，可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一直是自私的。这种指控并不会让他良心不安。没有她，他不可能坚持下去，不可能再承受这样的变化。而她也不会好过，但她比他坚强，她能坚持下去。见鬼，她很可能会再嫁人。

那么，他为什么要对她如此刻薄？

他并不是一直这样。连她也得承认这一点。他们刚结婚时，他对她百依百顺。

只是近些年来，他才发现她讨厌的地方比迷人的地方多。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他的错。他并不认为这些年来她发生了什么变化。变了的是他。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体内的光棍情结开始做怪，使他更愿意独处。尽管他还爱着卡罗尔，还在乎她、需要她，但和她生活在一起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睡眠虽来得很慢，但终于还是降临了。

一阵晃动将他惊醒。

诺顿猛地坐了起来。狂跳的心脏似乎要蹦出胸膛。开始他以为是地震，但紧接着意识到只有床在晃动。窗台上的花盆一动不动，房子里的其它东西都没有动。

一只脚踢到了他的腿。一只手打在他的腰间。

是卡罗尔。

她正在痉挛。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即使在他踢开被子、抱住她的肩膀想让她停止抽搐时，他还在埋怨着自己没有参加那次关于紧急救助的讲座。他以为那根本就没用。卡罗尔身体比他好，而他除了拨门外，不能想象自己去救任何人。所以他没去参加讲座，而是留在教室里整理教案。

卡罗尔的头剧烈晃动着，大张着的眼睛射出绝望的目光。她的嘴张着，舌头伸了出来，唾沫随着舌头的抖动四处飞溅，脸颊上、下巴上、枕头、被子、甚至他的胳膊上。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明白这不是心脏病，但是不是癫痛、中风、脑出血，他就一无所知了。简直就像电影里的镜头，她就像是中了邪。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抱着她、还是让她躺着，或者给她服些药。他曾听说如果有人痉挛，要在病人嘴里放个钱包，以免他们咬了自己的舌头。可卡罗尔舌头完全耷拉在嘴外边，看上去丝毫没有把它吞下去的危险。

痉挛仍然没有减退。

他不知道已经过了多长时间，但他估计至少也有好几分钟了。难道它还不停止吗？卡罗尔的肌肉变得更加僵硬，痉挛也更加剧烈。谁的身体能够经受这样的磨难而不受伤？她的大脑是不是已经出了问题？她的五脏六腑是不是已经错位？

他放开她的身子，从床上跳下。已经过了太长时间。他的努力、他的祈祷根本就不起作用。他跑出卧室，拿起客厅里的电话，拨了911。他告诉电话那端机器人般冷静的女人他是谁、住在哪儿以及发生的事情。整个通话过程不到一分钟，但却觉得像是过了15分钟。那女人答应立即派救护车来。他扔下话筒匆忙跑回卧室。

他回来的时候，痉挛已经结束。卡罗尔已停止了抽搐。

她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