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们能完全抛弃过去吗?

01

刚学医的时候,我经常在夜晚时悄悄走进病房,找到一个病人,胆怯地问:“我能问问您的病史,给您查一下身体吗?”

那时的我,对书本上的医学知识有着无穷的好奇,总想在现实中印证所有学过的东西,求知欲爆棚。

但我慢慢发现,医学这门学科充满不确定性。

比如,两个病情完全一样的病人,为什么会用两种成分基本一致但是品牌不同的药物?

同一个手术术式,用在患有同样疾病的病人身上,为什么效果完全不同?

渐渐地,我又发现,决定病情走向的常常不只是科学本身。

例如,为什么两个类似的病人,一个会选择保守治疗,一个会选择手术?

为什么两个急诊病人,一个立刻被收入医院,另一个却怎么也住不进来,而明明另一个病情更重?

一位我很喜欢的老师说过,在中国,只有平衡好人性和科学,才有资格成为一名伟大的医生。

我曾经对这句话嗤之以鼻,觉得医学明明是科学,非黑即白,分毫不差,事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和医生自己是怎样的人、处于怎样的状态和心情不应该有关系。

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我发现,是当时的自己肤浅了。

手术顺利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外科神手,天赋异禀,若自己不干外科将是业界的巨大损失。

术中出血、术后并发症等意外发生的时候,我会陷入一种非常自责的情绪,反复思考自己操作不当的地方;看着病人血色素降低,反复发烧,我又觉得是自己的粗心、傲慢,导致病人这样痛苦;如果换一个更加优秀的医生来做,病人可能就会顺利地出院,与家人团聚。

再上手术时,我就会犹豫,甚至很多次想给病人道歉,即便可能引起更大的医患矛盾。

一念地狱,一念天堂,这两种状态都是真实的作为医生的我。

因此,在病人想要拥有自主选择医生的权利时,作为医生的我,也反复问过自己,究竟想要成为一名怎样的医生?

02

有的医生,更多时候眼里只有技术。

有的医生,眼里看到的是人。

记得有位做近视手术的老师,是医院出了名的“恶霸”,走在路上跟什么人都不打招呼,经常在手术室里大呼小叫,医生、护士没有一个喜欢他,而他的患者是全院眼科最多的。

有一次,我在走廊里听到两个患者聊天。其中一个说,听说这个大夫脾气特别不好,但是技术好。我不管那么多,只要给我做得稳稳当当的,他骂死我我也高兴啊,要是碰上那种表面特别客气但是技术不行的,才惨呢。

没毛病,技术应当是医学的根本,可有些患者好像不这么认为。

我在普外科轮转的时候,是人见人爱的抢救小能手,老大夫和护士都十分信任我,我也自诩是名“有技术”的医生。

有一天,我查房之后一个患者叫住了我,很抱歉地和我说,想换一名主管大夫,把我换成一个刚进入临床的小姑娘。

她看出我的诧异,便解释说,曾经看到我全力抢救一名和她一样的晚期肝癌患者,让那位患者多活了几个月。但是她一点都不想重复那个患者的最后一段路,她想让这个刚进入临床的小姑娘负责自己。

我说:“可那个小姑娘还不太懂临床呀。”

她笑着说:“没关系,我知道自己的病治不好了,能缓解症状,少一点痛苦就很好。我特别喜欢那个爱笑的小姑娘,她和我聊上几句话,开几句玩笑,我就会暂时忘记自己还是个病人。”

可见,关怀同样是医学的根本。

其实,更多的医生介于这两种之间。他们平凡而真实,他们既希望用技术拯救患者,又希望感受到来自患者的信任。

随着成长,医生的眼里除了技术和人,开始出现利益。

“利益”这两个字是最伤害医学本源的字眼,但却是人立足于社会的“根本”。作为一名医生,他也需要满足基本的生存;他可能为人父母、子女、丈夫或妻子……也可能正面临家庭的剧变,和其他人一样需要钱,那么他又该如何选择?

技术、人、利益,在不同的医生眼里,有不同的占比;在同一个医生眼里,会因为面对的病人不同,占比发生变化。在同样的医疗技术和医疗指南的大前提下,医生和患者之间可能会产生很多种结局,正是因为这一切的科学,都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

没错,这就是医生,医学也是由人构成的职业。短短一把柳叶刀,拿起是神仙,放下皆凡人。

03

现代的年轻医生,大多一直在迷茫,我们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医生?作为年轻人,我们又能否被这个世界充分认同?

医生行业本身只属于那些坚持某种精神的高尚的人类,只是我们缺乏了保持高尚的理由。不只是我们,整个社会都把医生行业看成一个平凡的工作,用法律去评判,用道德去约束,用体制去管理。我总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似乎有些东西正在快速地消逝。

大四的时候,我刚进入医院成为一名见习医生,有幸跟着院里去采访了北大医院的一名老教授,她是中国儿科神经学学科的创始人左启华。她先生是北大的教授,已经去世,于是她的晚年就一直独居在燕园湖畔的房子里。

刚见面的时候,我根本不敢相信这位鹤发童颜、健步如飞的老人已经九十多岁高龄。她的房间里全是藏书,据说每天早晨还定期查收e-mail,看看世界上各个领域的最新进展。她也会一个人去百年讲堂看《山楂树之恋》,并且对旁边的孩子说,你别笑啊,我们当时就是那个样子的,当时握个手简直太难为情了。

教授和我们聊起那个黄金时代。

有个最严厉的老师一上课就让所有学生背下病人的各项指标,背不出来就训斥,但那位老师是她毕生最服气的老师。他博学到全院没有人能问倒他。他上课的时候从来不带讲义,直接徒手在黑板上画下人体大脑各个部位的解剖图,并且标记上拉丁文,每节课都是好几黑板的图画和板书。

她还讲到她的老师诸福棠教授,曾经历过麻疹暴发时没有免疫球蛋白可以用于治疗。于是诸福棠教授用自己的血尝试治疗了一个患儿,危重的患儿奇迹般地恢复了。看着满病房无助的患儿和家属,所有在场的医生无一例外地献出了自己的血。说到这里,她眼角泛起泪光。

那该是怎样的一个黄金时代啊!穿着白大褂的人多么神圣,光是这个举动就足以让我们内心充盈、阳光,无所畏惧,充满希望。

她也讲到晦暗的岁月,讲到战争,讲到自己每个星期只有半天的时间可以回家换洗、休息,甚至在做住院医师期间都不能结婚生子,等等。她从来没抱怨过任何一个时代,没抱怨过任何一个人。提及个人对中国医学的贡献,她没有夸奖自己任何一个字,但是我能感受到,那些孩子的疾病就是她的痛,孩子的幸福就是她的使命。

她拿出自己的一本笔记本,上面全是手绘的解剖图和生理示意图,每一张图都像教材上的印刷图,精准、规范。上面不只有拉丁文的注解,还用英文记录着自己不同时间段的心得和感悟。

这就是这本小说中“笔记”的雏形。

04

我并没有拿走这本笔记,因为我知道这是左老一生最珍贵的回忆。

然而,那天下午,那些混着阳光温度和泥土清新的感动,至今我都清晰地记得。甚至也会在一个同样的阴雨季节,偶然想起那本泛黄的笔记本。有时候我也会不断反思,那也是我们曾经决心要一生呵护的誓言啊,如今它们又去哪里了?

如今任何疾病一直梦寐以求的治愈率都远高于过去。我们有了先进的治疗手段和器械,就连过往的那些治疗理念,我们有些都嗤之以鼻。

我们真的能够完全抛弃过去吗?

一次,一名年轻医生险些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是一个胸腔积液的患者,他来医院想做个胸腔的穿刺,把积液放出来。这要是在过去,可能直接在病房通过查体判断积液后就穿刺了,用的是叩诊的方法,就是用左手中指贴在患者后背上,用右手的中指敲击左手中指的第二指节。如果下面是肺组织的话,会发出清脆的“砰砰”声,如果下面是积液,就会发出沉闷的“咚咚”声,就像我们拍西瓜看生熟一样。

现在我们有更先进的手段了,年轻医生让患者去B超室做了个定位。B超会在这个患者的后背上画一个叉,意思是从这里穿刺最好。但是这个患者不明就里,以为只是个标记而已。他看大夫还没来,就去洗了个澡,把标记也洗掉了。

他担心大夫回来说自己,就找护士要了根记号笔,想自己照着皮肤上的印子描。可幺蛾子就出在了这里——他看不清后背的印子,就用一只手把后背的皮肤往下拽了拽,这才看到了那个印子,标记上了。

穿刺的时候,年轻医生看见后背的叉号,想都没想就开始准备穿刺,消完毒,碰巧这个时候他的师兄走了进来,看到他要穿刺的部位,皱了皱眉头,问他:你有没有叩诊,这是第几肋间(肋骨中间进针)?

年轻医生挠了挠头,在师兄的呵斥下重新定了一下位置,惊讶地发现这个地方已经是第十肋间了。他在消毒的时候也觉得位置很低,但是没有多想就要操作。如果针真的扎下去了,扎的可就不一定是胸腔了,很有可能是肝脏或者腹膜后的其他器官,会造成严重的大出血,至少是不必要的创伤。

这个教训让这个年轻医生明白了,在临床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虽然很罕见,但每一个意外都可能导致血的代价,这不只关乎患者的健康与生命,也关乎一个医生的职业生涯。

过往手术中的基本操作不应该因为技术发展就被完全抛弃。作为临床医生,还要了解仪器数据的采集、运输、分析的整个过程,这样才有可能校对机器和流程所产生的致命误差。

因此,我选择了笔记这样一种形式。它真实地存在过,也曾经以各种形态出现在我们每个医生的生命当中。那些来自老大夫的忠告、警示,甚至怒骂,都是一笔笔珍贵的记录。

“笔记”就像一座桥梁,让过去和现在的医生得以对话,过去的医生会羡慕当下的技术,而当下的医生会羡慕过去的环境和初心。我一直在想,假如我可以回到那个时代,看到那个时候无法突破的局限,看到那个时候宝贵的初心,也许我会更加敬畏和警惕科学的进步,也更加了解我们作为医生的边界。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主人公是个幸运儿,这种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狗屎运恰好发生在了他身上。每次看到他的彷徨、困惑、欣喜、和解,我就会越发坚定地认为,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永无止境。

于是,当主角最后说出“给我刀”的时候,我就在想,无论当下或者前路多么坎坷,我也很难再放下这把手术刀了。

最后,感谢那些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故事当中的真实角色,感谢曾经在我医学生涯学习中出现的老师们,以及比老师更关键的病人们。感谢我的爱人D. L.老师和小宝一直的陪伴和信任。

2019年9月7日于巴塞罗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