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幸运大轮盘 第七章 异能再现

他脸上每个斑、每颗痣以及每条皱纹都特别鲜明。

每条皱纹又都透露出背后的故事。他开始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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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上眼睛。”魏扎克医生说。

他身形矮胖,浓密的头发和铲形鬓角留成令人难以置信的式样。约翰无法完全理解这样的发型。在1970年像这样发型的人在东缅因任何酒吧里都肯定要被围观,而且魏扎克这个岁数的人,可能还要考虑将其收监。

这样的头发。哎呀。

他闭上眼睛。他的头上密布电极。电极连接到电线,电线又连入靠墙架子上的一台脑电图仪里。布朗医生和一个护士站在架子边,脑电图仪正安静地吐出一张宽的方格纸。约翰希望那个护士是玛丽亚·米肖。他有点儿害怕。

魏扎克碰了下约翰的眼皮,他颤了一下。

“呃……别动,约翰,最后两个了。就在……这儿。”

“好了,医生。”护士说。

一阵低沉的“嗡嗡”声。

“好,约翰。你还舒服吧?”

“感觉好像我的眼皮上放了硬币。”

“是吗?你很快就会适应的。现在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程序。我会让你在脑子里想象一些事物,每件事物你大约想10秒钟时间,总共20件事物。明白了吗?”

“明白。”

“很好。我们开始吧。布朗医生?”

“一切就绪。”

“很好。约翰,想象一张饭桌,饭桌上有一个橘子。”

约翰开始想象。他想到一张带折叠钢腿的牌桌。在它上面稍微偏离中心一点儿的地方,有一个大橘子,它布满痘痕的外皮上贴着“新奇士”(SUNKIST)的标签。

“很好。”魏扎克说。

“那个小机器还能看到我想象的橘子?”

“呃……嗯,能看到,以一种象征性的方式。这台机器在追踪你的脑电波。我们正在搜索有障碍的地方,约翰,损伤区域,可能的颅内持续压力的指征。现在不要说话,听问题。”

“好的。”

“想象一台电视机。它开着,但没接收到电视台信息。”

约翰想象一台电视机,在一个公寓房间内,就是他自己公寓内的那台。屏幕上一片亮灰色的雪花。为了接收效果更好,兔子耳朵状天线的顶端用锡箔纸包了起来。

“很好。”

一连串问题问下去。到了第11个事物时,魏扎克说道:“现在想在一片绿色草坪的左边有一张野餐桌。”

约翰想象,在他的脑子里他看到的是一张草坪躺椅。他皱了皱眉。

“出什么问题了吗?”魏扎克问。

“没有,完全没有。”约翰说。他使劲儿想。野餐,法兰克福香肠,木炭火盆……联系,该死,联系呀。在你脑子里想象一张野餐桌能有多难,生活中你可是见过它们无数次啊,一路想过去。塑料勺子和叉子,纸盘,他父亲戴着顶厨师帽,一只手操着把长叉子,腰上系着围裙,围裙上通身印刷着一行歪斜的字体:厨师需要喝一杯。他父亲做好汉堡后,他们会全都开始坐到——

啊,来了!

约翰笑了,但随后就笑不出来了。这一次出现在他脑海里的是一张吊床。“胡扯!”

“没有野餐桌?”

“真是太奇怪了。我好像根本没法儿……想象它。我知道它是什么,但就是无法在脑子里具象化。太奇怪了,是不是?”

“不要紧。再试一个:一个地球仪,放在一辆皮卡车的发动机罩上。”

这个很轻松。

第19项,是一处路标下放着一只划艇(谁想出来的这种场景,约翰纳闷儿),问题又来了。真让人沮丧。他看到的是一处墓碑旁有一个密封球形救生器。他用力集中注意力想,却想到一处高速公路立交桥。魏扎克安慰了他一下,过了一会儿,导线从他头上和眼皮上拿开。

“我为什么看不到那些东西?”他问,眼睛从魏扎克身上移到布朗身上,“到底是什么问题?”

“很难确定,”布朗说,“可能是一种特定部位的记忆缺失。也就是说可能是那次事故损坏了你一小部分的大脑,我的意思是说非常细小的一点。问题是什么我们还说不准,但很明显你丧失了许多描绘记忆,我们碰巧碰上了两处。你很可能还会遇到更多。”

魏扎克突然问:“你是不是小时候经受过一次头部创伤?”

约翰疑惑地看着他。

魏扎克说:“有一道旧伤痕。有种理论,约翰,是基于大量统计调查……”

“远远没有完成的调查。”布朗刻板地说道。

“的确远远没有完成。不过该理论认为,先前就受过某种脑外伤的那些人更容易从长期昏迷中醒过来……似乎是大脑由于第一次受伤而有了某种适应,从而能让它挺过第二次。”

“这个理论还没被确定。”布朗说。他好像不赞成魏扎克把这个理论提出来。

魏扎克说:“伤痕就在那里。你可能不记得那时候发生的事儿了吧,约翰?我猜你肯定忘了。你是从楼梯上摔下来了,还是从自行车上?伤痕显示是在你小时候发生的。”

约翰仔细想了想后,摇摇头:“你们问过我父母吗?”

“他们都不记得你头部受过伤……你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

有那么一瞬间,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些破碎的印象——包括烟、黑色、油,以及橡胶的气味,还有冷的感觉。这些印象很快消失了。约翰摇摇头。

魏扎克叹口气,又耸了耸肩:“你一定很累了。”

“嗯,有点儿。”

布朗坐在测试台的边上。“现在11点15分了。你今天上午挺辛苦的。如果你愿意的话,魏扎克医生和我会问你几个问题,问完你就回你房间睡觉。怎样?”

约翰说:“可以。你们从我脑子里取得的图像……”

“那是CAT扫描图。”魏扎克点点头,“就是计算机X射线轴向分层造影扫描图。”他拿出一盒芝兰(Chiclets)口香糖,摇出3颗倒进嘴里。“CAT扫描图其实就是一系列脑部X光照片,约翰。计算机强化那些图像和……”

“给你们显示的结果是什么?我还可以活多长时间?”

“什么叫‘我还可以活多长时间’?听起来就像老电影里的一句台词似的。”魏扎克说。

“我听说从长期昏迷中醒过来的人一般都维持不了多久,”约翰说,“他们会衰退回去。就像一个电灯泡,在完全烧坏之前会特别亮那么一下。”

魏扎克哈哈大笑,是那种发自肺腑的有力的大笑,很奇怪,他含着口香糖却没有咳嗽。“噢,太有戏剧性了。”他一只手按到约翰的胸膛上,“你以为吉姆和我在这个领域内都是小孩子吗?唉。我们可都是神经学专家,你们美国人所谓的高端人才。这就是说,我们只是在人脑机能方面不大懂,但并不是彻头彻尾的笨蛋。嗯,跟你说吧,是的,有的人会衰退回去,但你不会。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说,吉姆,是吧?”

“是的。”布朗说,“我们没发现什么大损伤。约翰,得克萨斯州有一个男的,昏迷了9年时间。现在他是一名银行信贷员,这个工作他干了6年了。在这之前他还干了两年的出纳员。亚利桑那州有个女的躺了12年,她在分娩的时候麻醉方面出了故障。现在她坐轮椅,但是她活着而且很清醒。她在1969年醒过来,见到了12年前她生下的孩子。那孩子当时已经上七年级了,还是名优等生。”

“我会坐轮椅吗?”约翰问,“我的腿伸不直。我的胳膊还好点儿,但这腿……”他的声音弱下去,摇摇头。

魏扎克说:“韧带缩短了,是吧?这就是昏迷的病人开始抽缩成我们所称的‘胎前期状态’的原因。但是关于昏迷中发生的生理退化,我们现在比以前认识得更多了,可以更好地应对这种现象。你一直在医院理疗师的指导下有规律地锻炼,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也是。不同病人对昏迷的反应不同。你的退化发生得很慢,约翰。像你说的,你的胳膊反应灵敏,没有丧失功能,但也是有退化的。你的治疗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我该对你撒谎吗?嗯,我想不该。你的治疗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很痛苦,你会痛苦得流眼泪,你也许会慢慢恨上你的主治医师,也许会慢慢爱上你的床。会有手术,如果你特别特别幸运的话,就只有一次,但是很可能需要四次,要拉长韧带。这些手术仍然算是新型手术,有可能完全成功,或者部分成功,也有可能完全不成功。但是上帝保佑,我相信你会重新站起来走路的。我想你可能玩儿不了滑雪或跨栏,但你可以跑步,而且肯定能游泳。”

“谢谢你。”约翰说。他突然对这个有口音、留着古怪发型的人有了好感。他想为魏扎克做些什么作为报答——与此同时一个强烈的愿望(简直是一种需要)涌上来,他想触碰魏扎克一下。

他突然伸出双手捧住魏扎克的手。这位医生的手大而温暖,纹路很深。

“嗯?这是干什么?”魏扎克温和地问。

就在那一瞬间,事情改变了。说不清是如何改变的。只是在突然间,魏扎克好像就一览无遗地展现在他面前了。魏扎克似乎……站在当中,在一团美好清澈的光亮中被勾勒出来。他脸上每个斑、每颗痣以及每条皱纹都特别鲜明。每条皱纹又都透露出背后的故事。他开始了解了。

“我需要你的钱包。”约翰说。

“我的……?”魏扎克和布朗互相惊诧地看了一眼。

“你的钱包里有一张你母亲的照片,我需要它,拜托了。”约翰说。

“你怎么知道的?”

“拜托拿出来一下!”

魏扎克打量了一会儿约翰的脸,然后慢吞吞地在他的工作服下翻了一遍,拿出一个罗德·巴克斯顿牌(Lord Buxton)的旧钱包,鼓鼓囊囊的,已经变形了。

“你怎么知道我带着一张我母亲的照片?她已经去世了,在纳粹占领华沙的时候……”

约翰从魏扎克手里一把拿过钱包。魏扎克和布朗两人满脸惊愕。约翰打开钱包,没理会装相片的塑料夹层,而是把手伸进后面,手指匆匆拨拉过旧名片、收到的账单、一张已作废的支票,还有一张某个政治集会的旧票,然后拿出一张塑封的小快照。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妇女,相貌朴实,头发梳到后面,罩在一块方巾下。她的笑容灿烂而又富有朝气,正牵着一个小男孩儿的手,旁边有一个男人,身穿波兰军装。

约翰把照片夹在两手间,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出现了一片黑暗,随后从黑暗中冲出一辆马车……不,不是马车,是一辆灵车。一辆马拉的灵车。灯用黑色粗麻布蒙起来。毫无疑问那是辆灵车,因为人们在——

(成百上千地死,哦,是成千上万地死,对抗不了装甲部队,德国国防军,用19世纪的骑兵应对坦克和机关枪。此起彼伏的爆炸。嘶喊,死去的士兵,一匹马被炸出了内脏,两眼可怕地上翻,露出眼白,后面是一架倒翻的火炮,更远的后面,他们来了。魏扎克来了,站在马镫上,在1939年夏末歪斜的雨中高举着手中的剑,他的士兵跟在他后面,跌跌撞撞地穿行在泥泞中,纳粹虎式坦克的炮塔炮追踪着他,锁定了他,将他置于括弧内,开炮,“轰”地一下,他腰以下的部位就没有了,剑飞出手中。路的前面就是华沙城。纳粹狼在欧洲大地上肆虐。)

“真的,不能这样下去了。”布朗说道,他的声音听起来遥远而忧虑,“你在过度刺激自己,约翰。”

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最终来自一个走廊里。

“他让自己进入了某种恍惚状态。”魏扎克说。

这里很热。他在流汗。他在流汗,因为——

(整个城市陷入火海中,成千上万的人在逃跑,一辆卡车轰鸣着左右摇摆,行驶在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卡车后面满满一车全是德国士兵,他们戴着煤斗形钢盔,在挥手,那名年轻妇女这时不笑了,她也在逃跑,没理由不跑。孩子已经被送到安全地方去了,这时那辆卡车碾上路边石,挡泥板撞上了她,撞烂了她的臀部,把她撞得飞起来,穿过玻璃窗,掉进一个钟表店里,所有钟表这时开始鸣响,因为时间到了,时间是——)

“6点钟。”约翰声音沙哑地说,他的眼睛上翻到变形的、鼓胀的眼白,“1939年9月2日,所有的布谷鸟一起唱起来。”

“哦,天哪,我们碰到什么了?”魏扎克低声说。那名护士退后,紧靠在放脑电图扫描仪的架子上,脸色苍白,面露恐惧。每个人此刻都在害怕,因为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死亡总是弥漫在这里的空气中,这家——

(医院。乙醚的气味。他们在那块死亡之地上嘶喊。波兰死去了。在纳粹国防军的闪击之下,波兰沦陷了。臀部被撞碎。隔壁床的男人喊叫着要水,喊啊,喊啊,不停地喊。她记得“孩子是安全的”。什么孩子?她不知道。什么孩子?她叫什么名字?她不记得了。只记得——)

“孩子是安全的,”约翰沙哑地说,“嗯哼,嗯哼。”

“我们不能让他这样下去了。”布朗又一次说。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魏扎克声音冷淡地说,“太过分了……”

声音渐渐弱下去。声音被压在阴云下。一切都被压在阴云下。欧洲也在战争的阴云下。一切都在阴云下,除了那些山峰,那些——

(瑞士的山峰。瑞士,她现在姓博伦茨,全名约翰娜·博伦茨,丈夫是一名工程师或是建筑师,不管怎样,反正他是造桥的。他在瑞士造桥,有羊奶,羊奶酪。一个婴孩儿。哦,生产!生产时太可怕了,她需要药,需要吗啡,约翰娜·博伦茨,因为臀部。臀部曾被撞烂过。它做过手术,然后它“睡着”了,而现在由于她要生孩子,骨盆伸展开,它又“醒来”了,开始尖叫。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四个孩子。他们并不是一起降生的,不是——他们是多年的收获。他们是——)

“孩子。”约翰用轻快的语调说,接下来他说话的声音成了女声,完全不是他自己的声音,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一首莫名其妙的歌曲从他嘴里唱出。

“上帝啊,这是什么……”布朗说。

“波兰语,这是波兰语!”魏扎克叫道。他瞪大眼睛,脸色发白:“这是首摇篮曲,用波兰语唱的摇篮曲,我的上帝啊,天哪,我们碰到的这是什么呀?”

魏扎克向前俯下身,好像要和约翰一起穿越那些岁月,好像要越过它们,好像——

(桥,一座桥,在土耳其。然后是远东某个很热的地方的一座桥,是老挝吗?看不出来,在那儿死了一个人,汉斯在那儿死去了,然后又是弗吉尼亚的一座桥,横跨拉帕汉诺克河,还有另一座桥,在加利福尼亚。我们现在在申请公民资格,到一个又热又小的教室里上课,那在一个总是充满胶水味儿的邮局后面。此时是1963年,11月,我们听到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时,我们哭了,在那个小男孩儿向他父亲的棺材敬礼时,她想起“孩子是安全的”。这勾起了她某段燃烧、某段剧烈燃烧和悲痛的回忆,什么孩子?她梦到了那个孩子,于是头痛犯了。男人去世了。赫尔穆特·博伦茨去世了,她和孩子们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卡梅尔。一座房子里,在,在,在,在哪里,看不清路标,这在“死亡区域”里。和那个划艇,那个草坪上的野餐桌的情况一样,在“死亡区域”里。华沙也一样。孩子们离去了。她一个又一个地去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她的臀部在疼痛。一个死在了越南,剩下的都还好,其中一个在造桥。她的名字叫约翰娜·博伦茨,夜半独处时,她有时会在钟表嘀嗒作响的黑暗中想:“孩子是安全的。”)

约翰抬眼看他们。他的脑袋感觉怪怪的。环绕在魏扎克身边的那怪异的光芒消失了。约翰感觉身体还算正常,只是有气无力,还有点儿恶心。他看了一会儿手里那张照片,把它还给魏扎克。

布朗问他:“约翰,你没事儿吧?”

“挺累的。”他低声说。

“你能告诉我们刚才你怎么了吗?”

他看着魏扎克,说:“你母亲还活着。”

“不,约翰。她很多年前就去世了,在战争中。”

约翰说:“一辆德国军车撞了她,她飞起来撞碎了一个玻璃橱窗,掉进了一家钟表店里。她在一家医院里醒过来,患了失忆症。她没有身份证明文件,取了个名字叫约翰娜……或者类似的名字。我没看出她改了什么姓,不过战争结束时她到了瑞士,嫁给了一个瑞士……工程师,我想是。那个人的专业是造桥,他的名字叫赫尔穆特·博伦茨。因此她结婚后的名字就叫约翰娜·博伦茨,现在也是这个名字。”

那护士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布朗医生显得很不高兴,可能是因为他认为约翰在捉弄他们所有人,也有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不喜欢自己规整的测试计划被打乱。但魏扎克的脸上很平静,且若有所思。

“她和赫尔穆特·博伦茨生了4个孩子,”约翰的声音还是刚才那样,平静、有气无力,“他的工作使得他在全世界到处跑。他在土耳其待过一段时间。还有远东的某个地方,老挝吧,我想是,也有可能是柬埔寨。然后他到了这里。先在弗吉尼亚,然后在一些我没看出来的地方,最后是在加利福尼亚。他和约翰娜成了美国公民。赫尔穆特·博伦茨后来死了。他们的其中一个孩子也死了。其他的都活着,而且都过得很好。只是她有时做梦会梦到你。在梦里她在想‘孩子是安全的’,但是她不记得你的名字。她可能觉得现在太迟了。”

“加利福尼亚?”魏扎克若有所思地说。

“萨姆·魏扎克,真的,你不能鼓励这种行为。”布朗医生说。

“加利福尼亚哪里,约翰?”

“卡梅尔,靠近海边,但是我看不出哪条街。它就在那里,但我辨认不出来。它在‘死亡区域’里,就像看不到野餐桌和划艇一样。但她确实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卡梅尔。约翰娜·博伦茨。她并不老。”

“是,她当然不老。”萨姆·魏扎克还是刚才那种若有所思、出神的语气,“德国人入侵波兰的时候她才24岁。”

“魏扎克医生,我不得不强调一下。”布朗声音严厉地说。

魏扎克好像是从沉思中一下子醒过来似的。他左右环顾一下,仿佛第一次注意到他这位小同事:“当然,当然你得强调。嗯,约翰已经完成他的问答过程了……虽然他回答的比我们问他的要多。”

“那都是胡言乱语。”布朗毫不客气地说,而约翰则想:他害怕了,怕极了。

魏扎克对布朗笑了笑,又对那名护士笑了笑。她正盯着约翰看,就好像约翰是一头在粗劣建造的兽笼里的老虎一样。“别说起这个事儿,护士。别跟你的主管、你的母亲、你的兄弟、你的爱人或者你的牧师说这个事儿。明白了吗?”

“是,医生。”护士说。但是她会说的,约翰心里想,看了一眼魏扎克。他知道,她会说的。

2

他睡了大半个下午。大约4点钟的时候,他被推出来,沿着走廊到电梯,下楼到了神经科,做了更多的测试。约翰哭了。成年人应有的机能控制他好像基本都没有。回去的路上,他尿在了自己身上,像个婴儿一样让人换尿布。深入骨髓的沮丧感第一次(还远远没到最后一次)席卷了他,他毫无抵抗能力,真希望自己死掉算了。自怜夹杂着沮丧,他想这是多么不公平啊,他成了瑞普·凡·温克尔。他无法走路,女朋友已嫁给他人,他母亲又迷信宗教。他看不到前面有任何值得为之而活着的东西。

回到房间,护士问他想要点儿什么。如果是玛丽亚当班,约翰会要点儿冰水。但她3点钟时就离开了。

“不要。”他说,翻过身脸对着墙壁。过了一会儿,他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