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鬼捣蒜

怪屯解放前没有多富的人家。日子好点的,一个是李馍们家,他家是土匪,田亩虽不多,但外财不断。再一个是李石家,李病吾是看病先生,“饿死国公,饿不死先生。”看病先生家虽无大富,但也没多穷的。虽有一家地主,但仅有五六十亩地,平时连花卷馍都舍不得吃,日子还没有李病吾和花鱼儿家过得滋润。

这个地主就是李子棠的儿子李干奎。他识几个字,乡政府想动员他出来工作,当乡财粮(解放初职务,相当于会计)。可是他胆小,邻村有两个地主叫枪毙了,这天乡政府让娄庆通知他去乡里谈话,他就害怕,一根麻绳吊死了。这样,21岁的吴秋云就成了寡妇,3岁的李长树就成了孤儿。吴秋云守了20年寡,熬到了1971年,把孤儿李长树熬成了23岁的小伙子。

李长树知道妈妈守一辈子寡,把自己养大不容易,所以特别孝顺。吴秋云有长秧子病,浑身疼,长夜睡不着。到医院看吧,没钱;到大队卫生所看吧,自己成分不好,不让参加合作医疗。为了给妈治病,李长树除了一天也不耽误工分外,就千方百计搞点副业。副业是毛主席时候的一个专用名词,后世之人必须看词典才能弄明白。那时全党大办农业,农业就是农村的主业,所以农民想干点儿农业以外的事情弄俩钱儿花花,就叫搞副业。许多生产大队都建有副业队,有的组织一帮子人拉架子车,有的组织一帮子人到火车站去卸煤、扛粮食包。生产小队不让干,个人更不让干。个人干是资本主义尾巴。1971年的时候,专门有个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偷着喂头驴的,偷着到山上挖药的,偷着卖鸡蛋的,偷着行医的等等,都是长了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割的办法就是没收钱物、批斗、游乡、办学习班。个人允许搞的副业是养猪、养羊、养鸡,但严格限制数量:每户鸡5只,猪一头,羊两条。一只鸭顶一只鸡,一只鹅顶两只鸡。不准养兔。严禁养马、养牛、养驴。

李长树母子两人,所以养了5只鸡、一头猪、两条羊。满负荷了。

但吴秋云整天药罐不倒,花钱多,李长树还隔三岔五地买只鸡、买只老鳖什么的,给母亲补补身体。所以,那点副业根本不够。

李长树会石匠手艺,抽在大队副业队干活。副业队又叫石工队,用升龙崖上的青石头打门墩,打牛槽,打擂臼。

李长树就想偷偷地打擂臼卖。门墩一个几十斤,牛槽一个几百斤,不好掖着藏着;擂臼小,一个就十几斤,打好后便于往外携带。

于是,上工时李长树就比别人多带了一个荆条箩头。别人休息他不休息,他到山坡上去割草。名义是割草,实际上是偷着往家带石料:在山坡上捡一块石头放箩头底下,上面草一盖,谁也不知道。放工时带回家加班加点地干点副业,长资本主义尾巴。

当然,得绝对秘密地干。让人知道了,别说你是地主娃儿,就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也要斗你个七死八活。

可石匠活是硬三碰,铁锤碰钢钻,钢钻碰石头。3个龟孙都是暴脾气,孬好一碰,就叮当二声地叫唤,叫唤得满村都能听见。

这是个大矛盾。不过李长树早已胸有成竹,想好了解决的办法。

李长树的院里,靠西墙根儿,有一个红薯窖。怪屯盛产红薯,家家都有红薯窖。红薯窖像打井一样竖着挖下去,挖到一米多时,往两边斜着挖,越斜越深。这样,红薯窖的内部空间,就是两个半瓮型。两个半瓮的结合部要留着,留有一尺来厚,形成井壁,井壁上挖上脚窝,这样好像一把竖梯从井口一直插到井底,便于人上下出入。瓮的肚子大小,要视这家每年所收红薯的多少而定,有的大窖能盛十来车红薯。

李长树就想在红薯窖里打擂臼。

李长树家的红薯窖是他爷爷李子棠(见《月牙桥》)活着时打的,比较深,井壁上磨得光溜溜的,长了许多绿苔。那天晚上下工后,他把草箩头放下,关上大门,揭开红薯窖盖子,进屋拿出一件小袄,取下挂在厨房墙上的勾担,用勾担勾勾着小袄,系到红薯窖里来回拉了十来下。这时民兵排长李石头推开大门,说:“长树哥,干啥?”李长树猝不及防,吓得一哆嗦,答:“啊……我我我拾点红薯。”石头说:“现在还有红薯呀?吃恁省!”李长树说:“还有几个,不知道坏没有,下去瞅瞅。石头,你有啥事吧?”李石头说:“我借你勾担用用。你正用着,就算了。”李长树赶紧把勾担塞给他,说:“给给给!我正好用完啦。”

李石头走后,李长树又把门关了,用杠子顶住。然后,把箩头里的草掏出来,一半扔到猪圈里,一半扔到羊跟前。一块石料就露出来了。他提着箩头来到红薯窖口,搬出石头就撂了进去。这时的瓮型红薯窖,就像大地的子宫,随着“嗵”地一声闷响,一个受精卵就被植入了,一条资本主义的尾巴,开始着床发育。

从此,李长树一收工就钻到红薯窖里打擂臼。为了不让声音传出去,他进去后就把盖子盖上,出来时再用头把盖子顶开。那盖子是一个磨扇做的,二百来斤重,盖一次开一次都要手脚并用,累得脖儿梗生疼,头晕半天。

盖子一盖,窖里边一片漆黑。李长占就点了一个墨水瓶做的煤油灯。这就出了问题,差点把他闷死。那是第一次下去。红薯窖里氧气有限,煤油灯着了一阵儿,就把氧气耗完了。李长树觉得气闷,越来越闷,身上发软,锤子也举不起来了,煤油灯也一下子灭了。这时才突然意识到是缺氧。他想站起来去窖口,可是已经站不起来了。幸亏这时上工的钟声响了,他妈趴窖口喊他上工,干喊不答应,趴磨扇眼上听听,听不见动静。老太太知道出事了,又不敢喊人帮忙,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劲儿,竟一下子把二百多斤的磨扇给掀了起来。然后就往屋跑,拿件衣裳,放进竹筐里,用勾担勾着在红薯窖里上下拉。拉了一阵儿,就听见窖里传来儿子微弱的喊声:“妈,妈,妈……”吴秋云趴到窖口上说:“娃儿,上工吧,钟都敲两遍了。”

这次缺氧,让李长树浑身软瘫了两天。吴秋云不让他干了,但他不听,一个擂臼卖2元4角钱,能给妈看半月的病,让妈睡半月好觉。他开始想解决缺氧的办法。地主娃儿聪明,他到县城的五金交电里割了15米黑皮胶管,一头插到窖底,一头拴到墙头上。这样,红薯窖里就有了空气对流,灯也不会灭了,人也不会昏了。

白天要干大集体,时间是很有限的,李长树在红薯窖里打擂臼主要在晚上。每天都要干到夜里两三点,平均两天就能打一个擂臼。

民兵排长李石头孩子多,女人申贵银和孩子们睡在床上,他在西捎间垒个地铺。这几天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弄得他神魂颠倒,彻夜难眠。这个声音一躺下就在他耳边响起来:“嗵,嗵,嗵……”闷闷的,很遥远,又很贴近,好像就在他的地铺底下,又好像就在他的脑壳子里。可是等他坐起来要仔细听的时候,却又听不见了。一躺下,就又响起来。他也弄不清这声音是从什么时候响起的,也许很久了,从前没注意。他仔细辨别声音的方向,可是辨别不出来,这声音好像是没有方向的,是故意来捉弄他的。他就有点气,有点烦,“呼”地坐起来,穿衣,到墙上摘七九式步枪,到床头去拿战备手电。他背着枪握着手电筒在村子里转来转去,寻找那个声音。可是整个怪屯一片死寂,他找不到那个声音。他回家,脱衣重新入睡。脑袋刚一挨着枕头,那声音又立刻钻进他的脑袋里。明明有个声音,为什么找不到呢?这声音又烦人又引诱人,撩拨着他,耍弄着他,不想听,却又忍不住去听,一听就烦躁不安,就心急火燎。他就失眠了。

李石头失眠了一个月,李长树在红薯窖里打了10个擂臼。

李长树的擂臼并不是他亲自卖的。他有个表姐在安铺街上的一个土产门市部里当主任。他把擂臼送到土产门市部里,一只收两元,给他表姐留0.4元利钱。到李石头发现他的秘密,他一共出手了4个擂臼,获利8元。

李长树每打好两个擂臼送一次货。送的办法是用麻绳拴着擂臼的细腰,用短棍一头一个挑着。送时都是起早动身,天明上工前就赶回来,神不知鬼不觉。

不巧的是,这几天李石头在公社搞民兵春训。这天他出早操,在镇上的街筒子里一二一。正跑着,就看见李长树挑两个擂臼迎面走来,看见跑操队伍,就向黑影里踅去。但石头已经看见他了,并且心里猛一激灵,立马就把导致他失眠的那个声音的秘密破解了。他妈那个逼!叫老子一个多月睡不好觉!

春训结束那天晚上,李石头回到家里,躺到地铺上,等待着那个声音。夜深人静以后,那个声音就又响起来了。他趿拉上鞋,挎上七九式步枪,拿上长电筒(也是公社武装部配备的)。他先喊上另一个民兵喜娃,然后两人来到李长树门外。他让喜娃喊门,说是今晚有暴雨,公社通知壮劳力都到西湾水库去防汛。他自己趴到院墙头上往里边观察动静。喊了半天,吴秋云答应了,说听见了,知道了,我喊长树,他睡得死,打雷也震不醒。喜娃说,那我们先走了,你叫他快点儿。一会儿,北屋的门悄悄开了,走出吴秋云。吴秋云走到西院墙根儿的红薯窖口,跺了两下脚,然后就悄悄地进了屋。李石头看见红薯窖口上的磨扇动了起来,一磨一磨的,大地上就磨出一个黑窟窿。突然,黑窟窿里就长出一颗人头。这时,李石头一下子摁亮了战备手电,强烈的光柱就像一把利剑似的,向那颗刚从大地上长出来的脑袋削去。那个脑袋惨叫了一声,就像被削掉了一般不见了——李长树“扑通”一声又掉进了红薯窖里。

等李石头和喜娃将大门撞开进到院子里时,李长树已经从窖里爬上来了,不过他的腿刚才被摔伤了,一瘸一瘸的。

李石头说:“咋啦长树哥?深更半夜的下窖拾红薯?”

李长树看瞒不过去,就老实地说了:“石头,我妈有病,我挤空儿打俩擂臼,换几个钱抓药。”

李石头说:“长树哥,你藏在红薯窖里打擂臼啊?不会吧?喜娃你下去看看。”

石头是想把事情坐实了。他打着手电,让喜娃下去。喜娃立即回报说:“真的石头叔!已经打好两个了。”

石头说:“真的呀?长树哥,你呀!现在啥形势?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哩,连我想挖点儿仙人脚卖卖都不敢啊。这可是政治问题呀!你怎么不长眼,硬往钉子上碰呢?”

李长树“扑通”一声给石头跪下了:“石头兄弟呀,喜娃您俩可要高抬贵手哇!你看,我白天在副业队也没少干活,别人两天打一个擂臼,我3天打两个,比别人还干得多呀……”

李石头说:“哎呀我的哥呀!你好傻呀!刘少奇半个江山都是他打的,功劳不比你大?可是他长了资本主义尾巴,毛主席就不割他了?”

李长树一下子哭了。

回家的路上,喜娃说:“石头叔,一个李字掰不开,我看这事咱就睁只眼闭只眼,装作不知道算了吧。”

李石头呻吟不语。

喜娃又说:“擂臼又没卖到台湾去,又没卖到美国去,增加的还是咱中国的财富,打叫他打去。”

李石头这才接话道:“我也是这样想啊。多喂俩鸡,多养两头猪,卖的钱咱贫下中农花了,鸡蛋和肉叫工人老大哥吃了,咋就成了资本主义尾巴了呢?可是长树这不一样啊,长树是地主,咱睁只眼闭只眼可是阶级立场问题呀,叫上级知道了,咱俩可都是包庇阶级敌人,戴顶坏分子帽子,几辈子都翻不了身。”

喜娃就不吭了。

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公社武装部长亲自带着一排基干民兵,先到升龙崖石工队把李长树抓起来,押回村上,让李长树自己下到红薯窖里,把已经打好的两个擂臼抱上来。他妈的,藏到红薯窖里打擂臼,搞资本主义,真够典型啊!还是个地主!李长树不住求饶,我是夜里挤空儿干啊,我没耽误干社会主义啊,我白天在副业队没少干活呀,别人两天打一个,我3天打两个呀……个狗地主!还理直气壮呢!民兵队伍里掺杂有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人,宣传队里有胡琴,胡琴上有丝弦。他们把宣传毛泽东思想用的丝弦解了,一头拴一个擂臼,挎到李长树脖子上。先拉到石工队里开批判会,然后游乡。全公社16个生产大队,213个生产小队,挨个游。他妈的,太典型了!

但是,批斗会后,只游了14个生产小队,就游不成了。那胡琴上的丝弦太细,勒在李长树的脖子里,很快就勒进肉里去了。鲜血顺着丝弦往下流,流到擂臼上,清白色的擂臼被染成两个血葫芦。两只擂臼一共32斤,李长树的腿又拐着,走路上下一耸一耸的,那丝弦就越勒越深,勒进颈椎,直至勒断了中枢神经,他的脖子像被刀砍断了,一头栽在地上,再也没爬起来。

吴秋云接到儿子的死讯后,没有哭,一滴儿眼泪也没掉,她怀里揣把剪子,来到儿子尸体旁边,一剪子插进自己的胸口。

当天夜里,李石头就听不到“嗵嗵”的声音了。他想着以后可不会失眠了。可是,他却听到了另一种声音。也是在后半夜的时候,他正要混沌过去,突然听见厨房里的擂臼“叮叮当当”地响起来。他好恼,大声呵斥道:“申贵银!深更半夜,你捣蒜汁儿弄球哩!”

申贵银在东头屋里睡,也生气道:“谁捣蒜汁儿了?我还以为是你捣的哩!”

在他们争吵的时候,擂臼不响了。可是等他们刚要入睡,擂臼就又“叮叮当当”响起来。

如是几次,闹得一夜睡不成觉。申贵银骂道:“死猪!你起来瞅瞅是怎么回事儿不中?”

李石头就起来,推开厨房的门,摁亮了战备手电筒。他照见擂臼在案板的里边好好地放着,擂臼锤静静地斜躺在擂臼里。一切都很正常,没见老鼠,也没见黄鼠狼。再说了,老鼠和黄鼠狼能把石头擂臼锤拿起来吗?会“梆当梆当”地捣蒜吗?

李石头就又回屋睡了。可是刚躺下,擂臼又响起来。他真的生气了,就穿好衣服,把堂屋的一个破藤椅提上,走进厨房,点亮煤油灯,把藤椅往厨房中央一放,他往藤椅上一坐,奶奶的!我非看看你鳖孙是咋响的不中!

他盯着擂臼看。看了半个时辰,有点儿乏,眼睫毛直往一起粘。就在这半朦胧中,他看见斜躺在擂臼里的擂臼锤慢慢直了起来,然后就在擂臼里一上一下地杵,就像有一只人手握着似的,杵得十分有力。李石头头皮发炸,一下子从藤椅上出溜下来,跪在地上说:“长树哥!你别吓我啊!我知道你死的屈,可那不怨我呀,那是毛主席的政策啊!饶了我吧长树哥……”

那擂臼锤就从擂臼里跳出来,愤愤地摔到案板上。

第二年春天,有一天中午,李石头说要吃捞面条。申贵银说你捣蒜汁儿吧。石头说行。石头就在案板上“叮叮当当”地捣蒜汁儿。捣了很久,申贵银问:“捣好了吗?”他说没有。“死猪!干个活难死啦!”申贵银骂着就走到案板前。她想夺过擂臼锤自己捣的,可是一看大惊失色:丈夫哪是在捣蒜?他是在捣自己的指头,把左手的五个指头摁在擂臼里,捣得稀烂,一擂臼血汁子。

事后人们算算,那天是李长树的周年忌日。

在李长树第二个周年忌日那天,也就是1973年4月13号中午,申贵银正喂猪,突然听见丈夫在厨房里大叫:“擂臼锤打我!擂臼锤打我!”申贵银赶忙去看,只见李石头拿着擂臼锤在砸自己的脑袋,已经砸出好几个窟窿,血流如注。申贵银叫着:“快扔了!快扔了!你怎么自己打自己?”李石头说:“我扔不掉,我扔不掉!快拉住擂臼锤呀!”

申贵银就捉住丈夫的手,使劲去掰他的指头,想把擂臼锤夺过来。但她怎样用劲也夺不掉。丈夫一面高喊救命,一面却又竭力抗拒救援,挥舞着擂臼锤,照自己的太阳穴上猛砸,仿佛他的胳膊是另外一个人的。

就这样,李石头竟被擂臼锤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