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菊花在快捷酒店,眼看就住八天了,她住在临街的房子,其实每天都能看见自己的父亲路过,那个骚货,常常跟在三轮车后,有时候,还轻狂地坐在车上,像是很受宠似的。她小时,就一直这样坐着,并且一个劲儿地喊叫父亲蹬快些,父亲立马就加快了速度,有时甚至还能超过旁边的小车。而现在,这个位置,是坐着一个与自己完全不相干的女人,有一天晚上,她甚至看见这个骚货,屁股长咧咧地拉在车上,双手还紧紧搂着父亲的腰,她那一截腰,真的是充满了妖气,骚劲,这让她只觉得一阵阵恶心。

她从来没有这样不满意过自己的日子,想哭,哭不起来,想笑,笑不起来,照照梳妆台上的镜子,终于哭出来了,也终于笑出来了,但那笑,是比哭更悲痛的声音。也许是镜子本身有问题,她还没有发现,自己不穿戴打扮起来的时候,是这样的不堪入目。自己也是在这个城市长大的,父亲刁顺子,也是在这个城市出生的,她在十几岁的时候,无意中,曾听到剧团几个漂亮女演员讲,这娃不也是城里娃吗,咋能长成这样呢?说明这西京城的“底版”也不咋样嘛。后来她才搞明白,剧团里的人,大多来自乡下,个个长得有鼻子有眼的,却常遭城里人奚落,说他们是一帮农民。他们就天然地与城里人有些敌对,她无形中,也就成了她们开测的对象。

菊花记得,自己母亲,是一个很有几分姿色的女人,长大后,她也听说过母亲的一些故事,甚至有很难听的话,说她母亲是个“烂货”,连母亲的亲哥,都说他妹子把人丢大了,少提。但他们也瞧不起蹬三轮车、给人家装台的刁顺子,因此,连她跟舅家人的关系都很淡。她有时甚至想,自己母亲才叫活了一回人呢,反正想跟哪个男人好,就跟哪个男人好,最后,还干脆跟喜欢的男人跑了。哪像自己,都快三十岁的人了,跟男人,才有过一次真正的接触。那是去年夏天的事,那天父亲在装台,大概是晚上九点左右,父亲突然派一个装台的小伙子,回家来取工具箱。这工具箱,平常他是会自己带去的,可那天下午,父亲给别人送了一车货,回来直接去了舞台上,就派人到家里来取了。菊花没想到,在父亲装台的队伍中,还有这么帅气的小伙子,简直不像农民工。那小子,进门的时候,下身穿着特别利落的短裤,因为太热,上身只穿了两根筋的背心,背心还上卷着,就露出了十分紧结而又性感的腹肌。见了她,尽管小伙子急忙把背心朝下拉着,但那遮掩不住的生命气息,还是让她当下就有些语无伦次了。

她明明知道工具箱在哪里,可就是不朝那儿指,并且假装到处乱找着。小伙子就直盯盯地戳在屋中间。那晚特别热,她穿着一件睡袍,里面是一丝不挂的。她原想,来取东西的民工,一定也是跟自己父亲一样,浑身抹得脏不兮兮的,并且远远地,就能闻到一股刺鼻汗味的。可这小伙子,汗味是有,但更浓烈的,是那种背心与短裤都无法包裹住的爆裂的青春气息,她的心,立马就被搅得乱咕隆咚的了。她让人家坐着,又给人家递毛巾,让擦汗,那毛巾是她的,并且刚才一直在擦着自己的脸、脖子甚至胸脯。她的毛巾,平常是连自己父亲都不许动的,却在一刹那间,那么希望这个小伙子,能用它擦一下那棱角分明的脸庞。小伙子拿着毛巾,没敢动,也没敢坐,就那样满头汗水地站立着。

院子里的光线很模糊,只靠着邻里的余光淡扫着。当小伙子进门时,一抹特别强的余光,正好照在脸上,犹如舞台上的雕塑光。她从小就知道这种光的把戏,是怎么玩出来的,这光,一下就把小伙子的美感,特别强烈地凸显在自己面前了。她再也没有准备开其他灯,她不希望小伙子看清她的脸庞。这种朦胧的感觉,让她更有自信。她不停地问着小伙子姓啥,叫啥。刁顺子虽然是个蹬三轮的,但他毕竟还是这些装台人的头儿,虽然没人叫他老板,其实他也就是他们的老板,这阵儿,她甚至有了点老板女儿的主宰意识。她到底还是让他坐下了。本来是要找工具箱的,找着找着,连自己也不知道要找什么了。小伙子也是明白人,早就看出了她那魂不守舍的样子,但他始终没有主动做出,哪怕是一丝一毫越格的事,他就那样静静地坐着,等待她越来越漫无目的的寻找。其实工具箱他早就看见了,但他也希望她再找下去,他就只咕咕嘟嘟地喝水,那是一种十分焦渴的饮水声,他把这种声音传递得一点也不含蓄。

“是不是在楼上?”她说这话,既是暗示,也是试探,但更是引诱,事后她一直想,咋都不能怪这小伙子不辞而别,但她仔细回忆细节,这小伙子也绝对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说“是不是在楼上”这句话时,声音都有些发颤,那小子没接任何话,但在她上楼时,他就跟着也摸上了楼。一切都是那样默契,在她走进自己房里,回过身,几乎有些灵肉分离地胡乱问了一句:“是……是要工具箱吗?”“是的。”小伙子的声音比她还纤细,明明刚喝过那么多水,却又是一副焦渴得张不开嘴的暗哑声。她已经感到,这个高过她一头的男人,快要贴住自己的后背了,气息滚烫得一点就燃。她毕竟是女人,并且是第一次,跟一个男人,这样近距离在一起,她不能再有任何主动了,她在等待着他的呼应。终于,这小子,假装看不见,把一只手触在了她的腰上,她羞涩地用手挡了一下,那小子就有了收手的感觉。她又即时释放出了并不反感的信息,小伙子就把双手都伸出来了,从松松地由背后搂着,到扳过她的身来,紧紧抱住,她明显感到,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充满了试探,她又轻微反抗了一下,她甚至感到,他就有了准备松手的意思,她故意后退了一下,看似是在躲避,实际却是在找床沿,她终于,被床沿绊倒了,是重重地倒在了榻榻米上,那小子,乘势就跟大树一样倒塌下来,你就是再想让他收手,他都没有收手的意思了。

这个小伙子叫树生,第二天中午,她跟父亲在一起吃饭时,就不停地打听他的情况。父亲咋都不知家里发生了这档事。她说她想把家里收拾收拾,看能不能让树生来帮个忙。父亲并没有想到,她能看上一个下苦的农民工,就安排树生来了。谁知树生自那天来后,就不翼而飞了。连他父亲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只说见了鬼了,小伙子连最后一回装台钱都没领,就卷起铺盖跑了。只有她心里清楚,那是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见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后,不翼而飞的。那天,她还特别化了妆,并且穿上了自己觉得最漂亮的衣服,谁知树生一见面,就有些发呆。那副发呆的样子,至今还深深嵌在她的脑海中。她没有想到,树生比那天晚上看上去还酷,还帅,几乎有些像她最喜欢的雕塑大卫。难怪那晚上,树生最后跟她说,他进城,本来是为唱陕北民歌来的,结果唱的人太多,就只好先装台下苦了。她没有少了给树生许多爱的暗示,并且还有点软硬兼施的意思。那天下午,父亲又给人送货去了,他们在一起待了有好几个小时,说是收拾房子,其实也没咋收拾,就是偏闲传,树生挪了几个大花盆,她还生怕树生累着,挪时,自己出的力气,不比树生小。天快黑时,她几次想让树生上楼,说是想把榻榻米也挪一下,树生就支吾着,说他得出去买点东西,很快就回来。她等啊等,直等到晚上十点多父亲回来,还没有等到树生的影子,她就有些生气,给父亲告了状,并且让父亲立马把树生叫来,说还有好多活儿没干完。父亲给树生打电话,关机了。又问跟他租住在一起的大吊,大吊说,树生晚上回来,急急火火收拾了行李,就走了,说是家里有事。从此树生就销声匿迹了。她还去过几个陕北人开的饭店找过,都说,从没听说过树生这个人。

这事让她很是痛苦了一阵,不过毕竟感情投入不深,过去也就过去了。但从此,她对自己的婚姻有了紧迫感。过去她只知道自己难找,可没有想到会这么难,连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小子,都看不上自己,她的心真是凉透了。这事,她父亲也不是不操心,逢人就请人家给自己闺女找个家儿,帮忙找的人也不少,可都是只有上文没下文,弄得她就越发生气,也越发难堪了。她有时想,只要有合适的,哪怕四十、五十她都跟,最好是跟母亲一样,让人家领得越远越好,她在西京城,实在是活得腻烦透了。

尤其是父亲接回这个骚货后,她就越发地觉得,一切都乏味、无聊、无耻、无奈、无助透顶了,她有时甚至连点一把火,把那个破家烧了的心思都有。想着想着,她突然就操起桌上的水杯,把梳妆台前那个有些变形的镜子,澎地砸了,反正都是他刁顺子结账。

本来还说跟几个剩女晚上出去唱歌,砸了镜子,心情也就跟这破碎的镜子一样,再也好不起来了,她就回信息说,有事不去了。只有睡,独自一人睡着,外界的刺激,才会来得更少些。

门铃响了,她问是谁,服务员说,有个剧团的人找,说是你叫翟伯伯的,他在一楼大厅等你。

她半天没有答话。瞿团长找自己干什么?她立马想到,是父亲托来当说客的。但她又有些不相信,父亲哪来这大的面子,一个烂蹬三轮的,竟然能搬动瞿团长来当说客,可能吗?她说:“你就说我不在。”

可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把门铃:“菊花,我是你瞿伯伯,开门。我是你瞿伯伯呀!”

还真是瞿团长,这个门就不能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