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二

我不知道,我是恨我的学校,还是喜欢我的学校。

因为校长动不动就大惊小怪地给妈妈打电话,实在败坏我对学校的感情。

有一次同学们谈论死亡的可怕,因为一个同学的奶奶患癌症去世了。他说,他奶奶去世之前疼痛难熬,受尽了折磨。我说,要是真这么可怕,我还不如趁早自杀。

也不知道校长怎么知道了,好像他长着顺风耳。知道也就知道了,这又不是什么调皮捣蛋的事,可他竟然通知了妈妈,我说:“我那是开玩笑。”

校长说:“万一你真来这么一手,谁负得了责任。”


没过几天,校长又把妈妈叫到学校来了。

说是艾克斯教唆某某同学,往校车司机脸上吐唾沫,司机马上报告了校长。

因为艾克斯是我的朋友,事发当时我又在场,于是我和他们两个人,同时被押送到了校长室,然后校长给每个人的家长打了电话。

一般来说,出了这种复杂的情况,通常都由妈妈应对,别忘了她是律师。

她马上从律师事务所赶了过来。

这就是她对大律师事务所的优厚待遇从不动心的缘故。她就职的这家律师事务所,虽然没有大律师事务所的待遇好,但是离我们的学校很近,一旦我和戴安娜出现什么“情况”,二十分钟之内一定赶到。

校长让我们三个人,当着家长的面,重复当时的经过,最后大家明白,那事儿跟我没关系。

回家以后,妈妈说我当时表现得很坦荡,以后不论遇到什么“糟糕的”事,只要不是自己干的,应该永远这样“勇敢”。

这是因为我接受了从前的教训。好像是二年级的时候,艾克斯曾经让我把空盒子放在女同学头上,妈妈说:“你都快七岁了,应该有自己的脑子,为什么听别人的指挥,不听自己脑子的指挥?难道你的脑子不如别人的脑子聪明?”

“不,当然不是。”

“既然不是,为什么还要接受一个错误的指挥?”

爸爸说:“这不关聪明不聪明的事,这不过是朋友之间的默契,或是一般男孩子都喜欢干的恶作剧。”听爸爸的意思,显然是妈妈大惊小怪,或妈妈毕竟是女性,对男孩子的心理不像爸爸那样容易理解。

不过妈妈说的也很有道理,而且我感觉那是大道理,所以我和戴安娜对她说的话,往往当时不能理解,需要过一些时候才能理解。

他们两个人的意见经常不一致,这曾经让我十分难办,不知听谁的好。

现在我长大了,尽管还不够大,也知道有些事是不能做的,但这不见得就是我站在了妈妈一边,听从了妈妈的指导。可我这么说,是不是表示,我对他们的分歧,已经有了倾向性的选择?


过后,艾克斯寄给我一张感谢卡,卡上还写着:“我非常抱歉连累了你,你还是我的朋友吗?”

我马上挑了一张他最喜欢的,加菲猫弹吉他的卡片寄给他,我在卡片上写道:“我很高兴能在校长那里陪着你,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

妈妈读了我写在卡上的话,马上搂过我的脑袋……我往底下一出溜,溜出了她的怀抱,我知道她肯定要吻我的脸或我的脑袋,并且弄我一脑袋口红。

据她说她的口红不掉色,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我的脑袋上时不时就有口红的残余。对一个已经长大的男孩来说,被妈妈在脑袋或脸蛋上留下口红残余,实在不是值得炫耀的事。

妈妈对校长的这种教育方式非常满意,说是他让我们学会如何勇于面对事实。在事实面前,既不能推诿也不能撒谎,即使朋友之间也应该如此,等等,等等。

这些话,当然不是当着校长的面,而是当着我和戴安娜的面说的。妈妈从来不当面说人家的好话,她说,那有点像是拍马屁。


说完,不知道为什么,她还使劲看了戴安娜一眼,那一眼有点像钉锤。她是想把这些话,钉进戴安娜的脑子吗?


记得有一次在爷爷家,戴安娜需要两节五号电池,就去找爷爷要,爷爷顺手把一整包电池给了她,她一看是一整包电池,马上又说:“也许我需要四节电池。”

爷爷马上说:“没人限制你的需要,但是我们不能见便宜就占。”

后来,戴安娜逢人就说,她不喜欢爷爷。

再以后,每当爷爷和奶奶来访时,总有人拔掉爷爷电动牙刷上的插销,或用他的牙刷刷鞋,或把他的漱口杯藏起来……

爷爷问:“戴安娜,你知道是谁拿我的牙刷刷脏东西了?”

“不知道。”

“你知道是谁拔掉了我牙刷上的电线插销吗?”

“不知道。”

“你看见我的漱口杯了吗?”

“也许是清洁女工打扫卫生的时候扔了。”戴安娜说。

“清洁女工星期二才来,今天是星期四……”爷爷说。那一会儿,爷爷的脸拉得很长。

停了一会儿爷爷又说:“我们家没有不说实话的历史。”

我看见,戴安娜的脸,红得特别厉害。

我猜一定是戴安娜干的,我们家除了她,谁也不会干这种事。我觉得这样做很不好,如果你觉得爷爷什么地方不对,可以和爷爷谈谈,而不应做这种不光明正大的事。

但是我没有证据,不能说就是她。这是妈妈说的,没有确实的证据,不能随便做结论。这不仅是对他人负责,也是对自己的品德负责。


但我敢肯定,这是戴安娜从阿丽丝那里学来的宝典。

每当戴安娜找不到她那些破东烂西的时候,阿丽丝总是说:“可能是清洁女工扔了。”

如果不是“可能是清洁工扔了”,戴安娜那间卧室,就会像阿丽丝的卧室,还能下脚吗?

戴安娜特别抠门儿,什么破东烂西都留着,比如那些已经用过的礼物卡。明明卡里一分钱都没有了,还留它干什么?

连她一岁的时候用过的皮筋,包括她那个如今已经显小的、狗骨形的发箍。

每每看到她那个狗骨形的发箍,我就有点心痛。同时也想,幸亏清洁女工没有扔掉。

不论赛球还是训练,除了教练,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有人在场外指导我,应该如何如何。

好比平时垒球训练,不论攻守我都不太愿意跑垒,而是热衷于抢球,因为我掷球掷得又远又狠。那种时候,爸爸总是“内行”地在场外大喊大叫,不管他在场外怎样又喊又叫,我就跟没听见似的,更不要说别人的指点了。

几年前的一次垒球赛,还没开球之前,戴安娜穿过场地向我跑来,好心好意地问我:“你带没带午餐?装午餐的兜儿放在哪儿了?”你知道,她对“吃”一向非常重视。

戴安娜绝对是个“好管家”,尽管她一到做家庭作业的时候就犯傻。

尤其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她总是统领着我们的行为。如果我那些朋友在客厅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零食,她是绝对不允许的。“妈妈说,不能在客厅里吃零食,你们或是在餐厅里吃完再看,或是看完电视再吃。说吧!你们到底吃完再看,还是看完再吃?”

我那些朋友谁也不愿意招惹她,只得乖乖地把零食放回去。

或是时不时就清理一下食品储藏室,将妈妈买来以后,往储藏室里随便一扔、乱堆乱放的食品,码放整齐;对那些罐装食品的期限,一一检查,如有过期罐头,一定扔掉,不能再吃。

…………

尽管我非常喜欢狗,可我无论如何不能赞美戴安娜那个狗骨形的发箍。

我们多次要求买一只狗,可是妈妈说:“谁负责遛狗?一天六次!”

没人吭气,连阿丽丝也不吭气。

妈妈又问:“谁负责狗的健康卫生?”

还是没人吭气。

“如果我们都去旅行,把它交给谁?”

妈妈说:“最后还不是我的事,你们觉得我现在的事还少吗?谁不喜欢狗?可是喜欢完了呢,还有对它的责任。一说到责任,就没声音了。”

从戴安娜买回来那个狗骨形发箍的第一天,我就烦。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有时候,你就是不喜欢某个东西或某个人,而且说不出什么道理。

当时,戴安娜穿过场地向我跑来,好心好意问我“你带没带午餐?装午餐的兜儿放在哪儿了”,头上支棱的,就是这个狗骨形的发箍!

当你不再是小男孩,你一定忌讳妈妈当着同学或朋友亲吻你,不论我们多么爱我们的妈妈。

戴安娜跑过全场来看我,我当时的感觉,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队友们全都围在一旁看着,加上她这个狗骨形的发箍!哎呀呀——真让我不好意思,便非常不耐烦地对她说:“马上要开赛了,现在什么也别跟我说!”

队友们全笑了。

后来我想,如果当时没有他人在场,我那么说了也就说了,可是当着那么多队友,给她碰了那么大的一个钉子,真的很残忍。

她显然感到非常委屈和不好意思,红着脸,一言不发,对着我,使劲眨巴她的眼睛,想把眼泪憋回去。见我丝毫没有道歉的意思,便飞快地跑回看台,偎依在妈妈身旁,最后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

晚上回到家里,她不搭理我了。

妈妈说:“要是我当众也给你来这么一家伙,你愿意吗?”

我想了想,说:“不,不愿意。”然后诚心诚意地对戴安娜说,“对不起。”

我想她是原谅了我,因为她当时正在㧟冰激凌,马上给了我一勺。

可我直到现在,也不能忘记,小小的她,在球场上使劲眨巴眼睛,想把眼泪憋回去的样子。


再不就为一篇作文。

那篇作文的题目是:《如果你漂流到一个荒岛》。

与此同时,戴安娜也做了一篇作文,题目好像是《最不喜欢》。她在作文中写道:“我最不喜欢上医院,大夫总让我和哥哥脱得精光。”

就这么一句,当然你也甭指望她写得多么深刻、多么长,可她居然得到老师的“喜欢”。

说真的,我喜欢她这篇作文,我也是这么个意思。尽管我们还没成人,但也不喜欢当着别人脱得精光。

爸爸说:“那你为什么在我如厕的时候,老是不请自便地闯进厕所?”是啊,想想也有道理,以后我应该注意,不能再干那样的事。

和戴安娜不同,我的作文当然需要更多的想象,光看题目就知道是这样——《如果你漂流到一个荒岛》。

“如果”是什么?文学老师说,“如果”就是现实中不存在,但在我们设想、幻想中存在的事物。

我设想、幻想中的存在是什么?是逃离!

所以我在作文中写道:“我梦见自己漂流到一个荒岛,本来我很高兴,荒岛上再也没人管教我,我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做点什么了,比方说做个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东西,人们管那叫做发明创造什么的。可我后来发现,荒岛上人人都是老师!我的头马上大了,于是我就想办法用椰树叶子编了一只小船,逃离了那个荒岛。没想到,我在那个荒岛上的发明创造,竟是用椰子皮编了一只小船。”

校长知道后让我重写。

我错在哪儿了,让我重写?

我没有重写。作文又不是日记,作文是创作,就像作家写小说,凭的是想象。

为什么轮到我想象就不行了!

你说,真实生活里有哈利·波特那样的事吗?没有!既然没有,人们还不是看得晕头晕脑,除了我。

我不喜欢那个故事,没劲透了。想象力丰富——我爸爸说的——那哪儿是什么想象力?将来我一定要让他看看,什么是想象力!

连我这样的小屁孩儿都看得出,那是瞎编烂造!而且随手就把爸爸给我买的这本书,扔到地下室去了。他每天下班回来,都要找个机会,躲到地下室去看《哈利·波特》,还说是给我和戴安娜买的!

爸爸问:“那本书呢?”

我说:“请你自己找吧。”

据戴安娜说,她也不喜欢这个故事。谁知道真假,戴安娜的主意就像华尔街的股市,一会儿一变,过不了几个小时,就和刚才发表的意见,来个大变脸。


没想到第二天,戴安娜居然去考问校长:“一加一等于几?”

校长说:“等于二。”

她说:“错。一加一是一个窗户,一横一竖,不是一个窗户吗?”

我想戴安娜考问校长,是为了给我报仇。


你以为女老师就宽宏大量一点吗?才不呢。

最近音乐老师又对妈妈这样说:“我们准备给詹姆斯买一个椅子垫,在心理上、概念上,给他一个坐上去就不能移动的暗示。他的屁股老是拧来拧去,从没有过百分之一秒的静止。”

你说老师还有没有原则和标准?前不久她还说我表现很好呢。我刚刚被迫参加了小号队,说被迫,是因为在我们学校,每个人都得参加一项艺术训练,乐器、舞蹈、绘画什么的,如果实在找不到自己有什么文艺方面的特长,最次也得参加合唱团。

我也想参加合唱团,管我唱不唱的,反正混在里面,谁也看不出来,可是妈妈非得让我选一种乐器,我听了姥姥的意见,选了小号。还没吹上几天,音乐老师就说我很有天才,吹得不错。

只有戴安娜说:“你一吹小号,就像是在放大屁,‘砰——、砰——、砰——’一下、一下,间隔很长,好像一直在考虑,还要不要再放一个。”

再没有人像戴安娜这样,毫不忌讳、直截了当地表达对我的轻视了,更或许是她自己太爱放屁,需要拉上一个垫背的。

我也不知道这百分之一秒,音乐老师是怎么量出来的,至少我们家现在还没有这种可以量出百分之一秒的仪器,如果真有这种仪器,对任何新鲜事物都打算试一试的爸爸,绝对不会放过。

我们家的车库里,就有很多新奇而又用不着的东西,难怪爸爸把车库扩建得几乎像我们的房子那么大。奶奶说,爸爸的这个爱好,来自爷爷。至今我在爷爷和奶奶的地下室里,时不时还能一脚踢上不知属于猴年马月的“新潮”,不要说而今,就是当年也没有什么用处的“破东烂西”——这是奶奶的原话。怪不得爷爷的地下室,和我们的车库一样,“巨”大!

妈妈说:“你在椅子上的问题,与你表现得好不好,是两个概念。”

我知道,她指的很可能还是奶奶说的多动症的问题。


明明我的阅读能力非常强,问问班上,有多少同学回家之后,还能静下心来,阅读《探索》或是《世界地里》那样的杂志?可为什么地理课的老师,每次给我的分数都是“P”,也就是pass的意思。

还说我把包吸管的纸塞进吸管,然后用力吹出去……哪儿想到那个小纸球竟然像枪子儿一样,射得很远,有一次竟射到地理课老师的水杯里。

我想我的“P”,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为了弥补把小纸球射进老师杯子里的过错,当老师把用过的纸杯放在窗台上的时候,我对她说:“老师,我替你扔了吧。”

妈妈又说我会讨好人。

你说这些事儿,复杂不复杂!

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大大咧咧的人。可能谁都不知道,对文学老师即将退休这件事,我还是感到有点沮丧的,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哪位老师像她讲课那样有趣,好比,谁还能给我们出那样可以发挥想象力的作文题?尽管为了那篇作文,校长让我重写。

可就算文学老师不退休,我也要升级了。

我想起妈妈常说的话:“总之,你早晚要和一个人‘拜拜’。”

她这句话,曾经让我想了很久。后来我得出了一个更不好的结论,哪里是早晚只和一个人“拜拜”,最后我们可能要和所有的人“拜拜”。

那些认为伤心就是哭泣、掉眼泪的人,真不算是聪明。要知道,我是詹姆斯·邦达,而不是戴安娜·邦达。

好不容易哪次、哪个老师说我表现好,妈妈还居然问人家:“你说的是我的儿子吗,是不是他们班上还有一个叫做詹姆斯的?”


即便哪天老师、校长,没有打电话给妈妈,我也省不了心。

妈妈回家第一句话准是:“家庭作业做完了吗?”

即便有所不同,也不过是:“今天考得如何?”

学校里除了考试,我真想不起还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今天考数学,妈妈回家见我的第一句话,当然是问我考得如何,还能有别的?

“太容易了。”我说。

每逢我说“太容易了”或是“我知道”的时候,她就一脸的讥讽,她说这是好显摆。我认为我根本没有好显摆的缺陷,好显摆的是戴安娜。

而姥姥说:“如果詹姆斯真知道,为什么不能这样说呢,如果说过‘我知道’之后,是‘我不知道’,那才糟糕呢。”

真不愧是世界排名第五的杰夫赞赏过的人!

妈妈还不喜欢我总是说“我赢了,我赢了”,而事实上我经常赢。

她说,“这很像你爸爸,你爸爸就不喜欢‘输’,我不喜欢这个毛病,你为什么老要赢?”

难道她就希望我输?

“因为我不喜欢输。”输了的心情多不好,从前我一输就生气,现在好多了,她说这和她对我的教育有关。

这时戴安娜就在一旁唱她自己作曲、作词的歌曲:“有时候赢,有时候输”什么的……是啊,她很少赢,她当然这样说。

姥姥说过,其实妈妈一点小事也不肯认输,从小如此。

可她为什么非要让我“输”呢?

爸爸也说,妈妈从来没有对他说过“对不起”,或是“我错了”。

姥姥说:“这是真的,从小我就没有听她说过‘对不起’或是‘我错了’。”

我早就说过,我们家在很多方面,都是两套标准。


妈妈接着说:“你一说‘容易’,我就知道没好事,再想想你的答卷吧。”

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说,难道我说“不容易”就好了吗?

无论我怎么说,妈妈都能挑出毛病来。跟戴安娜谈话时,也有这样的问题,反正我觉得跟女性说话,真的很麻烦。我和我那些朋友谈话时,从来没有对彼此说的话,进行过这样复杂的分析。

妈妈说我和朋友们通电话,只有三段句式:第一句,你好。第二句,是的。第三句,行。

你说她这是赞美我还是损我?

不过差不多就是她总结的这个样子,我们不像她们那样,花那么多时间在废话上。


我仔细想了想,说:“也许错了一道题,不,也许错了两道。”

妈妈看了看老师发回的卷子,“两道,你肯定是两道吗?”

经她这么一问,我又犹豫起来,一般来说,我的记性不那么好。爸爸说,不是我的记性不好,而是我不肯花心思在那些正经事上。

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其实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我并不认为重要,我认为重要的事,他们又认为不重要,也许我们的标准有一天终会达成一致,现在可还没有这个迹象。

妈妈把考卷递过来,让我自己好好数数,原来二十四道考题我错了十六道。

我怎么就记得是答错两道呢?这个差别可就大了去了。难道我连一、二、三、四都数不清楚吗?怪不得妈妈说“好好数数”。

她说:“你这一错,错了一半还多。怎么会是这样?”

怎么会是这样?!我又看了看考卷,嗨,我的腰板立马挺了起来。她也不看看,我错的那十六道考题,都是最容易的。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每逢考试,越难做的考题,我越能答对,而越是容易的考题,我越是做错。

可我怎么说也比威廉强,一到考试,他不是脸肿、就是牙肿,或是鼻子流血。问都不用问,只要一看他脸肿或是牙肿,就知道考试要来了,一试一个准儿,还真不是装的。我非常羡慕他,我怎么就没有这个本事?

这种愿望,当然不能对妈妈说。我只好说:“你没看见吗,我答对的题,都是最难的,而且我是第一个交卷。”

“你错几道题,老师就扣几分,扣分的时候,老师可不管你错的是那些容易的考题,还是难的考题,也不会因为你错的是那些容易的考题,就少扣你几分。再说,你第一个交卷,老师就能给你一个A吗?”

唉,我又错了!

也是,老师判分的时候,从来没有把交卷快慢,计算到考卷的分数里去。刚才还挺得倍儿直的腰板,马上塌了下来。我还能说什么?只能如实地说:“不能。”

“还想当宇航工程师呢,一个数字算错,飞机就得爆炸、死人……照这个样子,你觉得你当得了吗?”

“不能。”

“那你能干什么?打球?你又瘦又高,让人一撞,就不知道从球场飞到哪儿去了。哪项体育活动不需要一个壮实的体魄?”

可不是嘛!想来想去,确实想不出自己能干些什么,越想越伤心,于是就躺在长椅上哭了起来,我一边哭、一边说:“我无路可走了,我真的无路可走了,今天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

妈妈不但不安慰我,还说:“你在世界上才活了几年……就谈到‘一生’了!”

不论怎么说,什么也干不了这件事,对我的打击不小,后来姥姥、姥爷来访时,我对姥姥说到我的绝望。

姥姥对我说:“别这么说,你还有很多路可走呢。”然后又对妈妈说:“你小的时候,也漏看、漏做过考题。有一次考物理,试卷后面那一整页考题,你根本就没看见也没做。”

妈妈讪讪地说:“我又不是经常如此。”

“就像你说的,一次也就够了。一个数字算错,飞机就得爆炸、死人……”

在对待各种事物的态度上,爸爸和妈妈经常观点不同,可最后总以爸爸的不了了之告终,包括对我们的教导。或者说,他拿妈妈没辙。你说说,他们怎么会凑到一起的?

可是姥姥不论,她毫无顾忌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最不同意的就是妈妈老拿“分数”,或是我的“丢三落四”说事。

姥姥说:“我见过得太多了,从小学到大学,分数好的学生有的是,我们要看最后,最后反倒是那些淘气的孩子有出息。淘气的孩子,大部分想象力丰富,而想象力是创作的源泉。只要不是品格方面的问题,都不必过分计较。”

可不,有一次姥姥应我的邀请,做客我们学校那个“特殊朋友”的活动,活动中还有学生记者对学生们的“特殊朋友”进行采访,我记得有个问题是:“促使我们这个世界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很多学生的祖父母回答是“电讯”、“电脑”、“宇宙飞船”什么的,只有姥姥,她回答说:“想象力。人类所有的进步,都来自想象力。”闹得那些“记者”一头雾水。

姥姥是个特酷的老太太,总是发出和别人不同的声音,而且你还不能说她不对。比如对校长让我重写的那篇作文,就是我梦见到了一个小岛,岛上都是老师,我用椰树叶子编了一只小船逃走的那篇作文。

她的态度和校长、老师都不同,她说:“多么有想象力的作文啊。我可不希望你是个跟屁虫,妈妈和戴安娜老说你没有想象力,那是指你们做的游戏,你没有做那种游戏的想象力,不等于你没有其他的想象力。”

她指的是,我们有时表演“哑剧”的娱乐,就是说,一个人在所谓的舞台上,什么也不说,只做动作,大家在下面猜,他的动作表达的是什么。

妈妈总是打击我,还没等我表演完毕,她就说:“好了,好了,我们都知道那是一条狗了,你能不能来点儿别的?”

好吧,来点儿别的,我还没做几个动作,只是刚一侧身,他们又说:“踢足球!踢足球!”

奶奶就常常说我:“你瞧你,即便是捣乱也没有什么想象力,除了跳上跳下还有什么新鲜的?”

爸爸和妈妈就有想象力了?


姥姥就不这样挤对我,有一次我以为没人在家,便在戴安娜的钢琴上随便弹着玩儿,戴安娜弹奏的那些曲子,我早就背得滚瓜烂熟,根本不用看乐谱,就能弹个八九不离十。

弹着弹着,我听到了掌声,一回头,姥姥在客厅门外站着……她对我说:“我们从来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会出现什么奇迹。你们的妈妈,小时候真是个非常非常麻烦的家伙,可是你看后来……”

后来怎样了,姥姥没说下去。可我知道,妈妈仍然是个麻烦的家伙。

还有一次,暑假后,老师让我们用绘画的形式,表现一下我们的暑假生活。女孩子们差不多画的都是海滩、游泳、贝壳什么的,而我画的是我掉了一颗牙,上火,半拉脸都肿了。人人看了我的绘画,都捂着嘴,就像我那张绘画是厕所,发出了让他们难以忍受的臭味似的。

姥姥却说:“恐怕全校也找不到第二份这么有意思的绘画了,艺术贵在独创。”

但有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姥姥却很计较。非得把我提溜起来,跟我说个清楚。

她在我们这里的时候,总会为我买我爱吃的那种松松脆脆,掺着牛奶、巧克力,杏仁味十足的松饼。她怕我吃得太多不好,总是把松饼藏在她的房间里,如果我想吃,就得朝她要,每天顶多给我两块。

有一次我没通过她,自己去拿来吃了,她知道后,非常不高兴,认为这是品质问题,严肃地和我谈了很久,她既没吵也没叫,但我真的感到了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

可她怎么就能事先不征求我们的同意,吃我和戴安娜在万圣节讨来的糖果呢?

妈妈说:“那是两回事。你讨来的万圣节那些糖果,是我和爸爸准备扔掉的,因为你们不能没有节制地吃那么多糖!姥姥吃那些糖果,也是我们知道的,不是偷吃。”


然后妈妈就拐个弯儿,列数我其他的罪状。一般来说,你要是看那些打官司的电影、电视,律师们在法庭上,差不多就是这样拐来拐去,最后没准儿就把官司拐赢了。

“一让他做家庭作业,他就上厕所,好像他把全天的尿,都憋到这个时候来撒了。”

“你小的时候,也是一到做家庭作业的时候就上厕所。说好三十分钟家庭作业的时间,可是你上两次厕所,十分钟就没了。为此我把你上厕所的时间掐算好,几分几秒、前前后后从三十分钟里扣除,你上完厕所,还得做足三十分钟的家庭作业才行……”说到这些,姥姥特别兴奋,好像她又把妈妈给制住了。

妈妈那张从来没人可以堵住的嘴,居然也有没词儿的时候。

嘿,姥姥还真有绝的!

不过仔细一想,也没什么可高兴的,以后做家庭作业的时候,我再找借口上厕所,妈妈就会照着姥姥的办法,也给我来这么一手。


最近我还特别不走运,负责组织戏剧表演的老师,唯独对我吹毛求疵,另一个同学排练的时候也说话了,老师就没有批评他。我一气之下就把演出服给撕了。

我看出老师特别生气,尽管他没有向我发脾气。

他不停地抖搂、翻看那件演出服,许是在查看能否修复,说:“这件演、演、演出服上的图案、羽毛,都是请人手工绘制和贴上去的……”最后知道那件演出服已经无可救药,就给妈妈打了电话。

别看我很镇定的样子,其实也很心疼那件不能修复的演出服,可我一生起气来,真是没法控制自己,尤其当我遇见不公平的待遇时。就像妈妈说的,别看睁着两只大眼睛、张着两只大耳朵,可什么都听不见也看不见了。其实还应该加上,什么也不想了。

妈妈来到学校,知道来龙去脉后,只对老师说了声“对不起”,并表示愿意赔偿那件演出服,其他也没多说。更让我十分意外的是,她也没有和我多说什么,我本来以为,这一家伙,几天之内我都别想有安静的日子了。

也许她和我一样,对不公平的待遇有着十分独立的见解。


除了给家长打电话,我真不知道老师还会干什么。

特别是校长,我们学校有那么多学生,他要是这样打起电话来,还了得吗,或许他对我是另眼看待。

另眼看待是什么意思,不用我说,你也知道。

这还只是其一。


其二是,放暑假之前,教练组织垒球代表队的时候,我被淘汰了。

我的球艺哪点不好?!

后来我跟爸爸讨论这个问题,爸爸也说不出所以,难道是因为我不喜欢跑垒,只喜欢抢球、掷球?

妈妈说,垒球是个互相配合的集体运动,如果某个队员,在球场上只凭自己的喜好打球,而不考虑球队整体的作战计划,那可不是好事情。说完这些,她又加了一句:“哼,开始了。”

“什么”开始了?她没有说。

我当然有点伤心,除了我之外,原先我们那个球队的人全被选上了。尤其教练说被选上的队员出列,以检阅新队员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还站在原地……那个滋味真不好受。

谁都知道我对垒球的热爱,戴安娜却说:“又有哪项球类运动你不热爱呢?!”——是不是很阴险。

我已经说了,无论我怎样讲话,妈妈都能挑出毛病来,跟戴安娜说话,也是这么个情况。


我和妈妈有个约定,每个星期日晚上睡觉前,我们有半个小时的谈心时间。不管妈妈多忙,或哪怕我正在打游戏机、看我最感兴趣的探案电视,到时我们都得停下来。而且我们保证,这个约定我们一定保持到永久,不管我长到多大岁数。

于是我在和妈妈谈心时,谈到了垒球队的事。我说:“我知道你不太喜欢我那样不顾一切地打垒球,其实我热爱垒球,是有原因的。”

妈妈说:“什么原因?”

我说:“为了三个F。”

“哪三个F呢?”

“一个是荣誉Feat,一个是娱乐Fun,一个是财富Fortune,如果将来我成为垒球巨星,就会有很多钱,等你老了、退休了,我要为你支付所有的健康保险、我还要负担你的养老金……”

妈妈抱住我说:“甜心,我有自己的健康保险、自己的养老金,不用你操心。不过你可以再加一个F。”

“那第四个F是什么呢?”

“Flower。妈妈喜欢花,你给妈妈买花就行了。”

当然我没有对妈妈说到我的伤心,反而对妈妈说,我不在乎选上、选不上垒球代表队,还有艾克斯陪着我呢。

我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想,可艾克斯从来就不是任何球队的成员啊!

妈妈居然也没问我:“你真的不伤心吗?”

这有点奇怪。

虽然我和妈妈约定,无论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我都不会隐瞒她。这算不算隐瞒呢?我只是不想让她跟着我一起伤心、烦恼而已。

爸爸老是说,一个绅士,应该如何如何。我想这也许就是一个绅士应该做的吧?


即便我已经不是垒球代表队的队员,但不论他们比赛或是练习,我仍然是他们的铁杆观众:为每一个球的失误声嘶力竭地喊叫;逢到有人跑垒,我腿肚子上的肌肉疼得直哆嗦;投球手每每投出一粒球之前,我全身紧张得就像还踩在垒上的击球手……我现在有点理解,为什么一到爸爸冰球赛的时候,妈妈老是站在那个“冰盒子”里的缘故了。

只是现在我没有多少时间去看他们练习或比赛了。妈妈给我报名了那么多活动:游泳、舢板、小号,现在我的小号真还吹得不错了……表扬过姥姥萨克斯管吹得不错的杰夫,也表扬了我。不过他是世界排行第五的萨克斯管,而不是小号。可萨克斯管和小号都属于铜管乐器,他说好,可能真的不错,至少是八九不离十。

妈妈还说:“学会舢板,就会玩帆船了,如果将来你有了女朋友,请她去玩帆船,该是多么浪漫的事……”

爸爸说:“你怎么和他说这个!”

“怎么不能说?过不了两年詹姆斯就会有女朋友了。”

我明白她的意思,那就是说,爸爸除了打球,从来没有浪漫过。

…………

这么一来,等我回到家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力气了,一头栽到那里就睡,一觉就到第二天早上七点,有天晚上大雷雨把后院的一棵树劈去一半,全家人喊翻了天,我都没听见。


总之,妈妈连个喘气的时候都不给我留。

尤其是舢板,差不多天天都要练习。队长说,再没有一种运动像舢板这样,需要大家精神、力气、技术上的协调一致了……

这些话,妈妈也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我也有点明白了我被淘汰出垒球队的原因。我想,我肯定不会让舢板队再“开除”我,我这一生,有那么一回耻辱,也就够了——我又说一生了。

有时候,我忙得几乎忘记了垒球。不过我还是尽可能挤出哪怕一小会儿时间,去看我曾经的球队练习或比赛,哪怕只看一眼呢。

可是,那次,不知怎么一扭头,发现在场外观看他们练球的只有我,也就是说,原来的球员中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场外,我差不多已经忘了,我早已不是其中的成员。

怪不得妈妈让我忙得不可开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