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子汤姆 吱吱。喳喳。叽叽。呀呀。

教　　授 安静。

猴子汤姆 吱吱。喳喳。叽叽。呀呀。

教　　授 安静！安静！

教　　授 哦，水煮鱼。前面是家川菜馆。我请你们两个外国人尝尝著名的水煮鱼。

教授太太 你不是外国人？

教　　授 在伦敦我是。我对这个国家有各种怀念和不满，我清楚我距离这个国家万里迢遥。一旦回到中国，我发现，我所有的愤恨、不满、批评和质疑都源于我身在其中。我拿不出国籍、护照我也在其中。我从未离开过。

——《城市启示录》

工作室门窗紧闭，助理和四个记者都在。四个记者中，一个是北京的媒体，另三个分别是南京、上海、广州驻北京记者站的大拿。余松坡进去时，他们正在比较四座城市雾霾的异同。北京的雾霾当然拔得头筹，味道醇厚，堪比老汤。南京媒体的记者不服，他们的雾霾最有特色，出现了玫红色的新款。满世界都是性感、暧昧的玫红色，你们见过吗？上海的记者想不起玫红是哪一种颜色，广州的记者说，洗头房去过没？大白天也开着的那种灯光。大家就笑。圈子就这么大，文艺口的记者都熟。余松坡的助理很敬业，刷微信看观众对新戏的反映，刷到了南京的玫红色雾霾。

“都别嘚瑟了，专家发话了。”助理捧着iPhone说，“某教授表示，雾霾只有灰白褐三种颜色，该玫红色的异常状况应是雾霾与傍晚霞光结合的结果，并非特殊污染造成的，不必紧张。”

“安静，得和余老师谈正事了。”上海的记者说。

他们都看到有关媒体和网上的消息了，他们也明白余松坡助理约他们采访的意图何在。来工作室之前，红包已经到了他们的账上。

助理说：“媒体就是替人说话。关键是替谁说，怎么说。”他想以此暗示余松坡，都搞定了，放心说吧。

余松坡摸着喉咙处的创可贴，开口说的却是早上玻璃被砸的事：“你们真觉得《城市启示录》这部戏犯了众怒？”

四名记者揪胡子的揪胡子，拽头发的拽头发，指头上转自来水笔的转自来水笔，四人互相看看，撇撇嘴。北京的记者说：

“余导，说实话，我都没觉得这是个事儿。戏演得再好，也会有人心里不舒坦。”

“这不是常规的艺术批评。”余松坡说。是什么，他也说不清楚。

戏里一个满肚子城市知识的教授从伦敦回来，要在国内做个课题，世界城市的比较研究。他待过全世界的很多城市，从市容市貌、历史沿革、风土人情，一直到交通、下水道系统和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态，都有深入的研究。关于伦敦、巴黎和纽约、芝加哥的比较研究，就写出了三本书，在国际学术界颇有些影响。这些年，北京这个“庞大固埃”成为新兴国际大都市的样板，年逾半百的华裔英国教授一拍桌子，后半生研究的重心，就它了。以他搜集的材料，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北京，实在充满了难以想象的活力与无限之可能性。该华裔教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出国留学，学成后去了南非开普敦的一所大学任教，后来辗转欧美诸国家，最终落脚在伦敦一所名校。

有意思的是，该教授出国三十多年只回来过三次。一次是父亲过世。父亲去世后，他就把母亲接到了国外，母亲很快也过世了。一次是看到大学时的初恋情人的老公因经济问题犯了事，跳楼自杀，他专程回来安慰。结果如他所料，他没能把初恋情人带到苏格兰（当时他在爱丁堡教书）。第三次，回国参加国际研讨会。所谓国际，就是因为请到了他和一个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浙江某大学的教授，其他都是国内的学者。到了武汉他才明白，为什么主办方千方百计邀请他来，不惜给他订了头等舱。他参加过无数次国际会议，头一次坐上头等舱。那一次回国距今也有十来年了。他记得会议上教授们谈得最多的不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改造，而是千禧年。中国人对千禧年充满了真诚的神往，似乎新年的钟声一敲响，一个美丽新世界就会自动来临。

更有意思的是，此次与教授同行的还有他十九岁的儿子，比他小十五岁的生于法兰克福的洋媳妇，以及他儿子的宠物，一只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小猴子。

问题就出在猴子身上。猴子能说人话，或者说，他儿子能听懂猴话。而这猴子有个特异功能，对所有奇怪的气味都敏感。该猴子是从印度加尔各答带到英国的。当时教授刚和前妻离婚，孩子判给自己，他去德里开会，只能把儿子也带上，开会时让他在酒店里打游戏、看电视里的动物世界频道。会议结束，爷儿俩顺便去其他城市转了一圈。在加尔各答的马路边上，儿子尿急，学印度人踱到路边，背对行人尿了起来。尿了半截觉得有人拽他裤腿，低头看见一只巴掌大的袖珍猴子作揖一般抻着他裤角。儿子嘘嘘地让它走，猴子不走，干脆抱上了他脚脖子。可那小东西两只细胳膊太短，抱不过来，好不容易抱上了就往下出溜，但依然顽强地一遍遍抱。儿子从小喜欢动物，任它抱，断断续续尿完了，伸手把猴子抱了起来。

教授不愿意儿子跟动物接触，卫生是个问题，在酒店里刷牙，他都让儿子用瓶装矿泉水。可儿子喜欢，那小东西实在可爱，小巧玲珑，被儿子捧在手心里时，它就一根根梳理摩挲儿子的手指，摸完一根抬头对儿子笑一下。儿子欢喜得眼泪都快下来了，要带走，收养。生抢下来肯定行不通。教授刚离婚，在法庭上信誓旦旦要对儿子好，他也的确希望儿子哪哪儿都满意。就想了一招儿，问周围人，猴子谁家的。人说，野生的，四海为家。儿子更开心了。教授又想了一着，到检疫部门鉴定，但凡有一点毛病，就以医学的名义拒绝儿子。这么干很堂皇。八岁的儿子天天跟他讲科学，那他就得在日常生活中将科学精神贯彻到底。打车直奔卫生检疫站，儿子又胜了。啥毛病没有，该猴子纯洁得跟刚出生时一样。

接下来是能否收养为宠物的问题。这个没人管，野生的猴子多的是，带走一只不少，留下一只不多，只要你善待它，也是功德一桩。满街的猴子经常饿得嗷嗷地叫。既然孩子这么喜欢，您看这小东西又这么腻着您儿子，就收了吧。最后一关，希望飞机上别让托运，阿弥陀佛。教授咨询航空公司时，电话的免提开着。儿子有知情权。人家说得很清楚，只要各种手续齐全，托运两头大象也没问题。所谓手续，也就是卫生检疫证明，所有权证明，委托一家宠物服务中心托运，付足够的费用，你想把它送到哪儿就送到哪儿。教授一屁股坐到沙发里。在沙发的另一头，儿子跳起来，抱着猴子直亲，说：

“儿子，咱爷儿俩成功啦！爸爸带你回家！”

回到英国的这些年，儿子只负责节假日回家时跟猴子玩，其他时间都是教授在养着。儿子高中住校，逢上教授出差开会，要么把猴子寄养在朋友家，要么就随身携带，每次坐飞机都要为它走一遍繁复的手续。没办法，他答应了儿子，要照顾好“孙子”。有一回去爱丁堡大学开会，想着明天就回来，把猴子放在家里，笼子里添了足够的食物和水。第二天打开门，小东西破解了笼子上的密码锁，自己给了自己自由，把他书架里所有涉及城市下水道、垃圾整治等方面的书籍全弄到了地板上，跟城市不太和谐的气味相关的图片都撕了下来，扔进了教授的字纸篓里。就是从这次开始，教授不敢再把“孙子”单独留在家里；也是从这次开始，他发现，这小东西对味道极其敏感。每次出门，它都会提前很长时间对一些有强烈味道的地方做出预测，吱吱哇哇地叫。它叫唤的是什么，教授听不懂；但儿子能听懂，可以准确地给他翻译出来。比如：前面有家香水店；不能再走了，垃圾场到了；我们停下车准备吃午饭吧，附近有家不错的餐馆；拐个弯就该有一群女人，脂粉味冲天。

教授问儿子如何弄明白的，儿子说，看口型啊。跟它在一起时间久了，认真观察它的口型和表情，再结合当时语境，基本上就判断出来它在说什么了。再假以时日，对口型熟了，对声音也就熟了，只听声音就知道它说的是啥。必须承认，儿子有道理，符合语言的认知规律。也因此，教授一直善待猴子。中国的名著《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就该是在印度，所以是佛缘。既是如此重大的缘分，须当持守，也是他确证儿子优秀的依据。

这些年，猴子就没怎么长大，不知道是品种原因，还是小东西像《铁皮鼓》里的奥斯卡一样拒绝长大。现在，来到中国，教授他们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时，小猴子如果不愿意到处看东洋景，就从小爸爸、老爷爷和小奶奶的肩膀上跳下来，轮流钻进他们的口袋里睡大觉。

这一天，教授借口会朋友，不能陪儿子和小媳妇去国家大剧院看演出。俄罗斯某军乐团来了，将演奏一大批苏俄歌曲。看演出本是教授的主意，一听《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和《红莓花儿开》，无限的历史乡愁就被勾出来了，他是唱着苏联老大哥的这些歌曲长大的。但临时有了意外，他通过朋友约到了初恋情人，初恋情人突然来了消息，只有今天有空，明天就要出远门。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教授当机立断，嘱咐儿子用上磕磕绊绊的汉语，在大剧院门口把他的票转手。他把猴子装进口袋，去小月河会初恋情人。

小月河在哪儿他完全没概念，坐在出租车里随司机拉。突然，小猴子从风衣口袋里钻出来，跳到他肩膀上，龇牙咧嘴大喊大叫，表情和声音里既有痛苦也有兴奋。出租司机吓了一跳，想踩刹车踩到了油门上，车跑得更快了。小猴子叫得也更厉害。教授听不懂，看着猴子着急他也着急。司机说，再有三分钟就到小月河。猴子的表现看上去等不了三分钟。教授给儿子打电话，对方刚和小洋后妈把票卖掉，正数着人民币呢。儿子开心得好像这钱是他勤工俭学挣来的。儿子在电话里听了半分钟，说：

“没事，爸，汤姆觉得它到印度了；但眼前的景物明显又不是印度，它就纠结了。它弄不明白，着急。汤姆在抓耳挠腮吧？它说它闻到了拥挤、颓废、浓郁的荷尔蒙，旺盛的力比多，繁茂的烟火气，野心勃勃、勾心斗角，倾轧、浑浊、脏乱差的味儿。汤姆很激动。”

“那怎么办？”教授问。

“爸，您这是去哪儿？情况听起来有点复杂。”

“我哪知道，就约的这地方。”

“噢，您说小月河？”胖司机扭头说，“一个城中村，租房的年轻人特别多。”

儿子在那头听见了，在电话里让教授把手机调到“扬声”模式，他要跟汤姆谈谈。谈的啥教授完全听不懂，也是叽哩哇啦、吱吱嘎嘎，但立竿见影，小猴子不闹了，而是双手合十，神往地看着教授。儿子在电话里又变回人话：

“没事了，爸。”

“就这么妥了？”教授盯着小猴子，细微的双眼皮都看得见。

“搞定。”儿子说。

轮到司机傻眼了，这种事他没见过。车重新开动。小猴子汤姆端坐在教授肩膀上，穿过车前挡风玻璃往前看，一脸神往的表情。

忘了说，小猴子叫汤姆，教授儿子给取的名字。取完名字了，他跟他爸说：“以后汤姆就是您的孙子了。”

这里还有个技术问题：在舞台上当然没法真装着一只袖珍的小猴子，抱上去它也不听你使唤。小汤姆是个仿真的电子产品，内置一套程序，给它穿的小衣服有一排绿豆大的纽扣，众纽扣各司其职，摁这个它吱哇乱叫，摁那个它活蹦乱跳，摁第三个它开始变换各种表情。有控制声音的，有控制头部的，有控制上身的，有控制两条腿的。在当下相对现实主义的舞台剧中，高科技的使用主要集中在舞台设置的声光电方面，把一个电动的玩意儿弄上场，的确不是很多。小汤姆的角色设置，在现有的报道和剧评中，也是该剧的亮点之一。

也因此，力挺此剧的评论者认为，海归导演余松坡视野之开阔，思虑之开放与活跃，是绝大多数本土导演不具备的。这些评论者却忘了一个背景，余松坡在此之前一直是个劲头十足的先锋戏剧导演，让只猴子上场，算不得多大的创意。真正的创意在于，如何把稍显魔幻的这部分与无边的现实主义融合在一起，让二者相得益彰。当然，这是另一个问题。还说小猴子汤姆。

话说教授带着小猴子汤姆来到小月河，按照初恋情人的指示，穿过一片贴满各种租赁广告、办假证广告和稀奇古怪的留言纸条的低矮破旧的筒子楼和老平房，来到河边的一家咖啡馆里。满满的人，以对坐的年轻男女为主，教授一眼看到了初恋情人，在东南角昏暗的角落里孤寂地独坐，双手捧一杯红茶在转，看着窗外河边的柳树。还是老样子，一点儿不像奔六十的人，教授为自己多年痴心不改暗暗有了些小得意：美人总不迟暮。他把小猴子装进口袋，扣上扣子，以免它待烦了突然冒出来吓着心上人。

教授走过来，打招呼，坐定，舞台的灯光聚到他们身上。教授心中一凛，刚才昏暗欺骗了他。现在光线暴露了对方的憔悴和苍老，年龄像年轮一样潜伏在初恋情人的皮肤之下，成为若隐若现的皱纹，粉底和淡淡的胭脂与口红也掩盖不了。上次见面，因为丈夫刚过世，她的憔悴别有一番风味，那是新寡之人苍凉的妩媚和性感；而今，憔悴实实在在地在她脸上驻扎下来，成为五官和表情内在的一部分。憔悴进化成了衰老。她笑一笑，非常抱歉约到这里，只有这个时段有空，待会儿她要去收房租。丈夫的自杀也算及时，留下了几套房子，要不她娘儿俩这些年真不知道如何撑下来。经济案子多半如此，人死了，能不追究就不追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活人继续活下去。

他们在舞台上交谈，说什么听不见。时光沉默着流逝。我们看见教授的左手伸出去想抓住初恋情人右手的同时，他的右手一下子捂住了风衣口袋。口袋在动。

初恋情人问：“什么声音？”

教授说：“年轻人在谈情说爱。”

他的右手像拍婴儿睡觉一样温柔地起落，成功地安抚了小汤姆，口袋安静下来。舞台也安静下来。

突然，随着一声诡异的尖叫，小汤姆从教授的口袋里钻了出来。这个聪明的小东西，悄没声息地把扣子给解开了。它的尖叫里带着解放和自由的快意，饱含着奔赴新生活的激情。它跳下地，横穿舞台，横穿拥挤喧嚣的咖啡馆，奔向了下一个场景。

“就谈谈这只猴子。”南京的记者说。

几个记者在助理的启发下，提前做了分工。大家集体为剧中争议部分平反，策划的痕迹就太重了，傻子也明白怎么回事。有专注平反的，有阐发其余部分的，多角度呈现倒显得客观。起码之前是这么商定的。

那么，它是一只什么样的猴子呢？记者做过功课，世界上最小的猴子叫侏儒狨。这种世界上最小的灵长类动物主要生活在巴西西部、哥伦比亚南部、厄瓜多尔东部和秘鲁东部的雨林中，体长约十四到十六厘米，雄性重约一百四十克，雌性一百二十克。这种小东西成年了也只有一个成年人的中指那么长，新生的侏儒狨只有三厘米，整天在热带雨林或热带草原的树冠上活动，一般不到地面上来。吃水果、坚果和其他植物性食物，也吃昆虫、蜘蛛、青蛙、小蜥蜴和鸟蛋等食物。在野生环境里，它们喜欢互相抓虱子吃；最大的敌人是鸟。

汤姆不是侏儒狨，侏儒狨到了北京可能活不下去，单雾霾这一条也得把它袖珍的小肺呛坏了。侏儒狨也没有汤姆个头大。

“你可以认为，汤姆是一只超现实的猴子。”余松坡说。此刻，他的确更愿意谈些艺术本身的问题，“或者说，一只魔幻现实主义的猴子。一只艺术的猴子。”

在一部现实主义戏剧中嵌入这样一只猴子，对余松坡不是问题。在美国的那些年，多离谱的事儿他都干过，他的前卫和实验性在国际戏剧界也博得了相当的名声。行话说，算“挺大的一号”。每年他带着团队在世界各大戏剧节和剧院里巡回演出。有一年，单德国慕尼黑和荷兰鹿特丹就分别去了八次。余松坡最著名的一部先锋剧叫《沉默者说》，全剧三个半小时，演员上上下下二十一人，从头至尾任何人都没说过一句话。有自然之声，风雨雷电；有日常之声，拖动桌椅，放下杯子，笔尖划过纸面，鞋底磕响地板，开灯关灯，咳嗽、打喷嚏、哈欠和呼噜，电话铃声（但电话拿起来双方都没说话），甚至见到爱人时心跳加速的声音，人就是不说话。据说该剧赢得满堂彩，被戏剧界认为是言简意丰、最大限度张扬身体语言、经营人与环境关系的相互发明以及极好地实现了跨语言、跨文化交流的典范。

“您不担心这只超现实的猴子会对现实主义的观众造成审美上的冒犯？”南京记者问。

“从不担心。”余松坡说，“观众的审美是被建构出来的。有什么样的艺术就会有什么样的审美。不要低估观众的智商。”

“包括对‘蚁族’的看法？”南京记者忍不住插了一句。

“这是另一个问题。”助理及时打断记者，“问题尽可能集中一些。”

余松坡摆摆手，既然回避不了，那就要勇敢面对。“那是现场的应激反应和看法，我尊重演员的真实体验。当然，我必须承认，我的考虑欠周全。”余松坡向助理要了一根烟。他只在焦虑和困乏的时候才抽烟，“我的艺术更愿意探索和呈现某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尤其事关现实的结论。”

“嗯，观众的确接受了一只超现实的猴子。”南京记者笑了笑，把话题重新带了回来，“在戏里，这只猴子毫不违和，它符合逻辑。”

然后，他们就戏剧中现实问题的超现实处理作了问答与交流。既是现实问题，也是艺术问题。余松坡也在中外戏剧史的谱系上谈到《城市启示录》的创作心得，一点不避讳它的潜文本和前文本。艺术薪火相传，谁也没法像齐天大圣那样，凭空从石头缝里蹦出来。

让小猴子汤姆奔向下一幕剧情吧。

广州的记者有洁癖，小伙子来北京驻站不久，还没来得及习惯首都特色的雾霾。从进入工作室，他就通过不同方式来查验早上刚穿的白衬衫脏了多少。他后悔忘了戴围巾，露在空气中的白衬衫领子太不耐脏。他又痛骂北京的交通，出门时赶上早高峰，在路边站了半小时没打到车，只好一路跑过来，雾霾全上了领子。他低头把衬衫领子拉出来看，用手机自拍功能照出来看，让同行们看，说出衣领与他衬衫原色之间的差别。他咬牙切齿地说，依他的意见，这部戏对现实的呈现与追问还可以再深入。比如，雾霾，把该死的雾霾大演特演、大批特批一番。如果小猴子得了急性“雾霾肺”会怎样？就像矿工得了“硒肺”“尘肺”那样的病。

当然，这只是牢骚。发泄完了，广州记者重新恢复了一个记者的理性。他感兴趣的问题是，鉴于余导多年来游历世界各大城市的经验，北京这个国际化大都市与众多城市相比，其独特性在哪里？这是一个专业的社会学问题，应该把剧中的教授请出来好好谈谈。余松坡正想让他换一个话题，广州记者“嘿嘿”一笑，他的研究生是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念的，专业是欧洲一体化及发展。念书期间他忙里偷闲，把欧洲各大城市顺道逛了个遍。余松坡明白了，记者先生并不是真要领受他对北京这座城市的高见，他不过想从一个同样有过海外生活经验的戏剧导演那里，确证自己对这城市的看法。就像刚刚让同行们比较他白衬衫雾霾前后的差异，是否与他看见的一样。余松坡稍稍有些失望，该记者应该不是那所大学优秀的毕业生，但他还是努力谈好自己对北京的认识。恰恰是这样的记者，你更需要用强悍有力的观点征服他。

“北京并不具有自足的城市性，在我看来。”余松坡从办公桌上拿过地球仪，放到他们几个人环绕着的茶几上。他缓慢地转动地球仪，几乎不拿眼睛看，手指就准确地落在他要指点的几座城市上：巴黎，伦敦，纽约等等。“这些城市，它们都镶嵌在各自辽阔的国土之中，但它们的城市性是自足的。其自足体现在，你可以把这些城市从版图中抠出来单独打量，这些城市的特性不会因为脱离周边更广阔的土地而有多大的改变：伦敦依然还是伦敦，巴黎依旧还是巴黎，纽约也照样是纽约。它们没有更多，也没有更少，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它们超级稳定。”

“人口的流动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改变不了它们既有的复杂性和完整性？”

“没错。它们进入了稳定、饱和、自足的城市形态。”

“那北京呢？”

“你无法把北京从一个乡土中国的版图中抠出来独立考察，北京是个被更广大的乡村和野地包围着的北京，尽管现在中国的城市化像打了鸡血一路狂奔。城市化远未完成，中国距离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也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一个真实的北京，不管它如何繁华富丽，路有多宽，楼有多高，地铁有多快，交通有多堵，奢侈品名牌店有多密集，有钱人生活有多风光，这些都只是浮华的那一部分，还有一个更深广的、沉默地运行着的部分，那才是这个城市的基座。一个乡土的基座。”

“您的意思是，”广州记者稍稍显出不安，“当你把北京从中国地图中拎起来考量时，那个乡土的基座就会从一个貌似圆满的城市整体中掉落下来？”

“差不多这个意思。一座城市的复杂性，除了受到大家都能意会的那个相对抽象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性制约外，更要受这个城市人口构成的复杂性制约。他们的阶级、阶层分布，教育背景，文化差异，他们千差万别的来路与去路。”

余松坡觉得说到这里应当结束了，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广州记者脸涨得微红，这个答案超出了他的预期，但他还是搓着手连连点头：“余老师，您说得对。我知道该怎么写了。”然后咂吧一下嘴，两手对拍，“还有一个请求，我想再看一遍这部戏。”

助理知道事又成了一桩：“每一场都欢迎兄弟你来。”

“我有一个疑问，”上海的记者习惯性地举起手，“既然余老师对北京乃至中国的复杂性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何以会在戏中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

“是疏忽。”助理纠正说，“且是戏里人物的观点。”

“所有人物的观点说到底都是导演的观点。”上海记者说。演第一场可以算疏忽，演第二场也可以算疏忽，到第三场台词还不改，就不能简单地算作疏忽了吧？

“李先生所言极是。”余松坡不打算推卸责任。戏是自己的，剧本也是自己参与创作的，打碎牙齿只能往自己肚子里咽。

那只猴子啊，穿过咖啡馆，贴着马路牙子一路飞奔，完全无视行人的尖叫与狂喜。它以回故乡的自信和轻车熟路直奔最热闹的出租屋。当它来到那些出租屋，东闻西嗅嗷嗷大叫时，教授气喘吁吁地赶到。他潦草地看了一下出租屋里卑微拥挤的年轻人的生活，悲哀、心痛和怒其不争瞬间占领了他的光脑门，那些台词完全是先于理性自行从唇齿之间奔涌而出。

“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教授茫然地说，然后转向刚赶上来的房东，他的初恋情人，说，“他们待在这地方干什么？”没等初恋情人回答，他又愤怒地质问一个正在楼道里烧菜的姑娘，“你们为什么待在这地方？”

按照剧情，烧菜的女孩面对质问一脸的诧异，继而羞怯和悲伤。一定是教授勾起了她的伤心事，辛酸艰难的奋斗史纷至沓来，突然她双手掩面，大放悲声。

教授说：“你们啊——”

假如教授把这句话说完，且表情与当时的鄙夷与愤怒相反，接下来的事儿就不会有了。偏偏教授的台词只有意味深长的三个字，后面漫长的语调里观众可以随意填空，而对照他的表情，观众只可能填出同一种意思：那就是对年轻人，准确地说，对“蚁族”年轻人的轻蔑与不信任。

然后就炸开了锅。先是在网络上传播，批评，非议，教授的台词、表情都被搬到了网上，甚至有人截了一段视频录像放到了网上。但凡在网上断章取义地看过教授的台词和“政治不正确”的表情，几乎都众口一词地站在了该戏的对立面。网络上个体暴动之后，蔓延到平面媒体，一下子变成了公共事件。这还不算完，最近一次演出有了新情况，五个观众中途退场表达愤怒，还有一个后排的年轻人当时就举手表示反对，因为工作人员及时劝阻，才没有影响演出的正常进行。

补救的思路很清晰：一，修改台词；二，改正演员的表情；三，赢得舆论的理解和支持。通常应该是三最难，嘴长在别人身上；没想到却是，二最麻烦。饰演教授的男一号在话剧界口碑挺好，实力派的好演员，但他偏偏对“蚁族”抱有成见。原因是他儿子叛逆，先是不学好，念了一个他不满意的大学，工作也是他看不上的。最近更闹心，小东西谈了一个偏远山区来的女朋友，门不当户不对且不提，长相在他和老婆这里都不过关，用他老婆极端的说法：除了性别女，一无是处。但儿子就对上眼儿了，非她不要，跟老两口闹，断绝关系也在所不惜。罢罢罢，他和老婆决定釜底抽薪，断了儿子财路再说，坚决不给一分钱支持。儿子和女朋友倒也硬气，不给拉倒，两人紧急降低生活标准，与另一对同居的年轻人合租了一个两居室，厨房卫生间公用。改了台词男一号没办法，导演说了算；但他表情过不去，一到那一段情绪就搂不住，就像看见了儿子和他非法的女朋友，那张脸立马复杂了。

余松坡还真不好说，那么好的演员，情绪到了那里形之于色，也算入了戏。入戏你还怎么说？备胎？没有。在此之前，余松坡就是个小众导演，说票房毒药也不算冤枉，好几出实验戏里，演员唯一的报酬就是下了舞台的那一份盒饭。哪有闲钱给演员找备胎？

尊重演员的创作，是余松坡的艺术理念之一，多少年里他都视之为先锋戏剧活力的一个源头。不到万不得已他不能坏了自己的规矩。助理建议，要不“蚁族”那一段弱化或者干脆删除，让男一号顺利通过。余松坡不答应，推动这个城市的沙盘流动运行的就是这群无名的年轻人，忽略掉他们，此戏等于天缺一角。

“要是猴子不往这地方跑，或者干脆也把猴子给删了，是不是免掉了给观众们的暗示？”助理又提议。

“除非戏不演了。”余松坡断然拒绝。人物可以省掉一两个，猴子必须在。在这部“启示录”里，叫汤姆的哪里是猴子，它是个先知。

只能努力跟媒体打好交道了。

“我很喜欢小猴子引领教授到合租房的那一段。”上海来的李记者说，“刚毕业在上海，我过的和他们一样的日子。还不如他们。上海极少有人住地下室，但我住。几个朋友租了人家的储藏间，拉了几张床进去，就开张了。一住就两年多。出门挤地铁，回来就进地下室，一天见不着半小时的阳光，差点得了忧郁症。”

“所以，其实你也是反对派。”余松坡说。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没问题，畅所欲言。就你的经验，那一段是否可以再完善？比如，房间里的故事或者细节？”

“余老师您是在开玩笑？”上海记者说。

助理和其他三位记者也有点蒙。

“这像开玩笑的天气吗？”余松坡适时地笑起来，以示他的放松和认真，“首要的是艺术。其他的再说。”

在舞台设计上，余松坡确实觉得出租屋那一场戏的冲击力可以再加码。在现实主义的叙述框架下，有时候要以少胜多，有时候又必须把它做满，繁复客观到让观众第一眼就能回到日常生活的现场。

现在舞台上只有象征性的两间房子，每间屋被一道布帘隔开，帘子左右各有一张高低床。每个铺上睡一到两个人。这还不够。拥挤有了，贫困有了，压抑和焦虑没出来，更复杂的情绪和状态没出来。罗龙河给他提供过一个细节。刚毕业时罗龙河与同学合租一间房子，也是一个布帘隔成两个世界。同学的女朋友隔三岔五会来过夜，他们在罗龙河的帘子对面做爱。开始几次还矜持收敛，女孩忍着不出声，后来习惯了，每一场都山呼海啸，如入无人之境。事情做完了，他们呼呼睡去，罗龙河却觉得布帘子还在抖。余松坡问他在特殊声响下有何感受，罗龙河说：“想挠墙。”

上海记者有保留地赞同余松坡的想法。单向度地加码固然能够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却存在伤害复杂性的危险。他认为“蚁族”是个相当复杂的社会现象，三言两语、三两个场景是说不明白的。

“住地下室的最后一个月，一个室友离开了。”上海记者说，“这事对我的刺激有点大。您别误会，不是死。他熬不住了，看不到希望，回老家了。”

那哥们儿是晚上九点多的火车，七点钟他从外面回来，带了两瓶白酒和七八个小菜，招呼挤在地下室的朋友们一起聚聚。都以为他升职了、涨工资了、中彩票了，或者终于有女孩看上他了；为他高兴，放开来喝。到八点半，突然发现请客的家伙已经有阵子不在了，去他房间看，床铺上空空荡荡。赶紧拨他手机，对方在火车站，电话里一片红尘滚滚的喧嚣，正检票上车。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

“不想让大家送，怕那场面受不了。”那哥们儿在火车站里说，“祝兄弟们好运。再见。”

再见就是再也不见。请客的挂了电话，地下室里哭成一片。第二天一早，上海记者从地下室里搬了出来。站在上海滩明亮的阳光里，他闭上眼，热泪长流。他也不知道该去哪里。他唯一知道的是，如果一直待在地下室，他可能永远不知道该去哪里。

“这些年一直忘不了那哥们儿。”上海记者说，“我很感激他。”

的确是非常好的故事，放进去有助于戏的丰富饱满。可是任何一部戏都无法包罗万象，细节多了能胀坏故事，故事多了也会把一部好戏胀死。北京的记者反对面面俱到。

“我们是在传经布道吗？”他说，“如果不是，为什么非得让这戏每一点都向真理看齐？很多人不是觉得出租屋那段有问题吗，要我说，让他们批去，火力越猛越好，越多越好。如果一部戏演得四平八稳，连个下嘴找骂的地方都没有，离死也就不远了。我想，余导肯定也不想要这样的结果。大家不是看到那地方就跳脚吗？索性让他们跳得再高一点儿！叫好和叫骂对一部戏结果其实是一样的，票房上去了才是硬道理。余导，咱别装。”

另外三个记者面面相觑。

“别弄得自己跟个处女似的，”北京记者说，“这道理你们谁不懂？”

助理赶紧打圆场。此事从长计议，慢慢谈，就不耽误几位记者大人的时间了，有疑问电话里再联系。把记者们送到门口时，他拽了拽北京记者的衣角，稍等，借一步说话。

二十九岁的助理是个老北京，如果他不拿出南京某大学电影学专业的硕士文凭，余松坡会以为他是社会这所大学里毕业的。小伙子实在太世故了，时髦的说法是情商高，为人处世如蜜里调油，那个老练，让余松坡惊讶。当初朋友向他推荐人选，余松坡见第一面就不喜欢，第一个否掉的就是此人。但朋友说，余松坡在国外二十年待傻了，不知道国内世道人心变化之剧烈，倘若游戏都还按规则来，他最终看到的结果可能都是“Game Over”。得有个人时时为他讲解一下规则之外的规则或者说新规则、潜规则。小萨是最佳人选。

小萨，萨玉宁。

第二次见萨玉宁是在饭桌上，余松坡请朋友的客，萨玉宁又被带来了，接受第二轮面试。他们吃傣家菜，买单时服务员问是否有会员卡，可打八八折。这点折扣余松坡没当回事，现办卡又显得小气，就让直接刷信用卡。萨玉宁止住了，他想办张会员卡，这馆子菜地道。现场办理。卡拿到后，萨玉宁递给余松坡，反正有优惠卡，不用白不用。余松坡觉得这小子有点道行，事情做得好看。先留下吧。事实证明，此后一系列业务上的联系，萨玉宁思虑相当周全，总能把余松坡能力之外、底线之内的事情做得圆润和体面。约见四个记者就是他的主意。

三个人重新围坐茶几前说话。

萨助理说：“兄弟，把刚才的话说完。”

北京记者看看余松坡。

余松坡递给他一根烟。

“该说的已经说完了。”北京记者的烟圈吐得很圆，“就那么点意思：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

成功没那么容易，尤其在今天这种发达的传媒时代，争议比赞美更具有广告价值。他把话说得相当直白。据他所知，余导回国后的几出戏里，《城市启示录》的影响最大，上座率也是最高。因为蚁族那一段，在大街随便抓一个年轻人，可能都听说过一点；但你要让他们报一下余导演之前的戏名，怕没几个人能报出其中任何一部。那几出戏业界动辄高潮了一般叫好，有用吗？出了人艺小剧场没人知道余松坡是谁。排下一部戏，还得求爷爷告奶奶四处找投资拉赞助，热脸贴人家冷屁股，赏几文钱还要看那天是否阳光灿烂、人家心情怎么样。一出如此，出出如此。就这么清高和阳春白雪下去，就这么爱惜羽毛下去，直至饿死拉倒。为什么就不能换个思路，先把名头给弄起来？名头大了，有的是追着你送钱的；名头越大，追你的人就越多，赶都赶不走。到那时候你就是拿一部天书当本子来排，观众也排着长队去买票，还争着说看明白了，排得真好。你以为那些整天文艺来文艺去的装逼犯们，真懂啥叫审美啊？

“以老兄的高见，该怎么做？”萨助理问。

北京记者两个嘴角冒出了白沫。“让教授把话说得再难听点，脸拉得再难看点。一竿子支到底。”

“砸了场子怎么办？”

“真砸了，余老师就是全中国最有名的导演了。”

要是跟前有面镜子，余松坡会发现，刚刚自己的脸色是红的，现在白了。萨助理送记者出门时他坐着没动，又点上一根烟。三分钟后萨助理回来说：

“余老师，这不叫庸俗，这叫成功学。咱们不是不可以考虑。您认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