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正要举手敲门，门已经打开。

她低低地叫出声，

开门的年轻人一把将她搂进去，

像饥饿的猛兽没头没脑地

同时用脚往后踢门“砰”一声关上。

公鸡啼的时候，天还蒙蒙未亮。鸡啼在菜园里响起，凉凉的，孤单的，像蛇身滑过潮湿的草丛。邱郭秀花翻了个身，头埋进枕里，闭着眼；她和往常一样，等着鹅叫。当鹅开始叫的时候，也不过是清晨五点。邱郭秀花就会起来，拉开纸门，趿上拖鞋；轻手轻脚走进厨房，淘米煮稀饭。人口旺的时候，也就是说，丈夫还没去香港开分店，阿雄和意云还没分家出去，妹妹还没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妹妹”其实念作“美眉”，他们这么称自己的女儿——她待在厨房里的时间比较长，因为妹妹要带便当。便当的内容每天要换，妹妹不能忍受两天吃一样的东西，而丈夫是个西化的人，老人每天要吃稀饭，他却时不时要吐司加牛奶煎蛋，蛋黄要保持流质，他说了又说。邱郭秀花凭经验摸出了一个诀窍：大概在蛋黄像鼻涕的浓度时，把火关掉，就是阿昆想要的流质。

秀花插上电饭锅，悄悄折向里间。廊道黑黑的，前段还听得见墙上挂钟滴滴答答的声音，后半段就被阿爸呼噜呼噜的喉声遮了。喉里似乎塞满了浓痰，在喉管里费力地拉扯上下。秀花小心地将门推出一条缝，耳朵凑上去，倾听了一会儿，又将门轻轻拉拢。房间里冲出来的药味，还有说不清楚只是属于老的气味，让秀花狠狠打了个喷嚏。服侍阿昆他爸爸这么多年，秀花熟悉阿爸好像一个小女孩熟悉她的洋娃娃。

邱郭秀花帮老人剪指甲——老人的指甲厚得像石块，黄得像骨董，不管什么东西，老了都要变黄吧。邱郭秀花帮老人梳头，那是总共十二根细细软软的头发，木头烧成灰的颜色。邱郭秀花帮老人刷牙，一排假牙搁在杯子里浸泡过夜，捞起来冲水。她用一把孩子用的细小牙刷里层外层各刷一回，当然要用牙膏；老人的下排牙齿，没有人相信，九十二岁了，还是真牙！而且一颗不少。

有一天，秀花正弯身待把牙刷伸进老人的嘴巴（老人通常坐在客厅中他专属的躺椅里，面对着窗外投进来的晨光，仰起头，张大嘴，“啊——”，说“啊——”），秀花的手迟疑了一下。她突然发觉老人的牙似乎长长了，一颗一颗牙像墓碑一样竖起来，看起来特别狰狞恐怖。

她只愣了一会儿，就明白过来：不，不是老人牙长长了，是老人的牙床长矮了。因为牙周病，牙肉下陷，牙齿自然显得长。秀花有点得意起来，毕竟是护专毕业的，虽然结了婚之后没工作过一天，常识还是比别人多。她试图想某一句成语，和牙齿有关的，好像是什么“年齿渐长”还是“马齿”什么的，原来还有科学根据。她细心地将老人牙缝间的残菜挑出来。当老人散发着令人喜爱的牙膏清香的时候，秀花将上排假牙熟稔地装进老人嘴里，老人表示感谢地对她微笑；他将嘴唇上下翻动，好像是不随意肌的蠕动，做媳妇的于是注意到两排牙颜色差异之大，上排雪白晶亮，下排黑黑黄黄。老人咧嘴笑时，只露出上排美丽的假牙，看起来像戴着面具在笑。邱郭秀花突然想起和老人长得极像的儿子阿昆，阿昆老的时候，如果她还在，当然由她照顾至死，可是她若先走呢？譬如婆婆。所有的人都以为阿爸命在旦夕——不过他也确实命在旦夕了好多年，他站起来，家人就以为他马上要倒下去；他倒下去，家人就以为他再也站不起来——所有的人都以为那成天高高兴兴的婆婆会成为人瑞，到一百岁的时候，“总统”会来为她庆生。可是她硬是先走了，跟谁也没约好就先走了。还不到七十五岁。也正因为没有约好吧，走得那么不安心。

秀花的手紧紧地回握着，极用力，极温柔地回握；然后感觉生命从手掌里一寸、一寸消失。死人的手有奇怪的质感，像橡皮手套，还有暖意。用另一只手，她覆下死人的眼皮。轻轻地覆下，像为疲倦的孩子催眠。十多年相处，这她叫婆婆的女人不曾说过一句难听的重话。端茶给她，她说：“道谢！道谢！”菜烧咸了，她说：“是豆油太咸！”阿昆对妻子大声吆喝，她说：“有话不会慢慢讲，你起魈吗？”小产卧床时，她帮洗衣服，连媳妇换下来的内衣内裤一起搓，然后晒在阳台上。跟她结伴到北港进香的阿婆皱着眉头批评她，“真没款！这样没大没小！”婆婆只是笑笑，“拢是女人嘛！哪有要紧。”节庆到了，她蒸好了红龟，包好了礼品，总是在媳妇开口以前就说：“转去看你老爸！”

在建筑系当讲师的阿雄刚从台南赶过来，站在床的那一边，瘦瘦高高孤孤零零的。不知怎么，一个破旧的背包还搭在背上也不卸下。他一只手抓着背包的肩带，一只手抹着眼泪。眼泪不断地流下来，手就老往裤子上擦。阿爸整个人像烂掉的苹果皱成一小团，缩在轮椅里，肩膀隆起，头深深勾下来，几乎像折断的植物一样，垂在胸前。

立在床头一声不响的阿昆，手和脚不知往哪里摆的阿昆，背过脸去，开始哭泣。嫌窄的房间里一股郁闷，关着的门窗透不过气。邱郭秀花把死人的手臂放进被子里，密实盖好，向丈夫走去，与他并立，手，伸过去让男人握着。一个熟悉的感觉在她记忆的暗房里亮了一下。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邱昆荣因为作业没写完被老师罚站。当所有的孩子都冲向操场去打躲避球的时候，郭秀花偷偷走到角落里，将手伸给那个垂着头正哭泣的光头男生。

阿昆碰到她的手，像触电一样闪开；却再也不记得哭泣。他紧闭着嘴，抬头挺胸地站完二十分钟下课时间。

婆婆的声音已经干掉，发出绝望的“嚇嚇”的喉声，像来自最深最黑的井底。邱郭秀花马上就知道婆婆想说的是什么。她几乎可以用整个肺替婆婆喊出来：照顾他们！替我照顾他们！

几天之后，当她帮死者换寿衣时，她又想起婆婆那难以割舍的离去；婆婆死不瞑目，她知道，因为阿雄尚未成家。那个责任，现在，落在她邱郭秀花的身上，责无旁贷，就好像眼前这换寿衣的工作，也非她不可。日光灯开着，清冷的光照得世界惨白。死者的脸好像从冻库里取出的肉，蒙着一层阴阴的白气。墙上的电子钟滴答滴答响得特别大声，恶作剧似的大声，滴答滴答，大声得令人难受。她干脆走过去三下两下把钟给拆了下来，塞进一张沙发底下，然后继续工作。她脱下死者的长裤，手磕磕碰碰的，不停接触死者的肌肤。上护专时也不是没碰过尸体，但是这么老、这么风干的尸体还真是第一回。癌病死亡的婆婆已经空了，皮与骸骨之间什么都没有。松垮垮的充满斑点的皮就这么散在骨头上，抓起来像一大块用久了的抹布。

她退下底裤，死人的私处映在眼里，竟然没有毛发，她暗暗吃了一惊，经过照射的人不只失去头发吗？

阿昆打开门，伸进头来正要说说话，瞥见母亲的裸体，慌张地缩了回去，隔着门说：

“还要多久？极乐的人来了。”

邱郭秀花还是慢条斯理地将死者打点好，将每一粒扣子扣上，袖子和裤脚拉齐。然后将两手交握搁在肚子上。一身黑绸的婆婆现在看起来又是个端庄的老太太了，即使在凄惨骇人的日光灯下。

照顾他们！照顾他们！

可是谁又照顾过婆婆自己呢？

邱郭秀花从小凳子上站起来，瞥见桌上放大了的婆婆生前照片，照片下几个墨黑的大字：邱母王太夫人。在短得说不清的一瞬间，邱郭秀花恍惚了一下，谁？谁是邱母王太夫人？她抬眼看看照片，和婆婆两眼接触的一刻，有如电击，是她，是婆婆。婆婆本姓王，她竟然不知道！王什么？门外人声嘈杂起来，阿昆的声音拔高穿进来，“秀花！秀花！”一声比一声急，她竟然没想起婆婆的名字。

不过那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有人料理你的后事。极乐社的人在客厅里坐了一圈，和阿昆正讨论葬仪的价钱。重要的是死了之后有人帮你换上黑绸寿衣。重要的是看见你死后裸体的人不是个陌生人。想到这里，邱郭秀花心跳停了一下。一下。她和阿昆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就没有媳妇，没有媳妇……谁来帮你换寿衣？

在丈夫身边，她怔怔地坐下，两手并拢放在膝上，丈夫说的什么她一时没听进去；她正想到，我，我就是——邱母郭太夫人，邱母郭太夫人就是我，荒谬！她摇摇头，仿佛在否认什么，但是一种不安的感觉堵在某个角落，自己也不理解的一种不安，因为不理解，所以排之不去；婆婆衰败的裸身不知怎么又浮在眼前……

“邱太太，棺材的木头爱哪一款？”

我小学三年级就知道要娶你了。

阿昆显得洋洋得意，为自己有眼光而得意。许多年之后，准确地说，在婆婆死了之后，秀花才发现阿昆选择她，恐怕还是因为她和他的母亲有什么相像的地方！婆婆是个没有自己的人，她把自己给了生命里的三个男人，丈夫和两个孩子。阿爸在台北住院那段时间，婆婆每天去照顾。阿昆刚到香港去打听市场，秀花每天陪着妹妹准备高中联考，婆婆决定一个人跑台北。她舍不得搭计程车——阿昆那个时候还不知道香港会给他们带来一点财富——小脚放大的人走路不快，她得先步行十来二十分钟到巴士站，坐巴士到桃园火车站，搭了火车到达台北，再从台北火车站换公车到市立疗养院。走路，等车，换车，坐车的时间加起来，一趟就要花掉两个小时，来回四个小时还不够。秀花一觉得自己能走开，就陪着她颠颠簸簸地一路赶去。运气好的时候，张勇杰会开车来送她们过去。张勇杰是阿雄读研究所时认识的一个朋友，一个肌肉结实、安安静静的年轻人，在建筑公司上班。人不太说话，说话的时候看着你的眼睛却那样专注固执，盯着不放。

张勇杰。秀花嘴里默念着，多么男子气、多么有气质的名字！车子到了医院，张勇杰会绕过来帮婆婆开门，扶着老人家出来，然后和秀花握手道别。在秀花的圈子里，男人和女人是不握手的，大不了点个头。这张勇杰却慎重其事地过来和她握手；手的掌握紧热密实，让秀花感觉到自己的手小。

幽暗的走廊药味扑鼻，阿爸由两个护士扶着，缓缓走过来。护士的白帽向两边翘起，像两条小船；年幼的那一个有着一双大眼，令秀花多看了她几眼，好像在一张旧照片里蓦然发现过去的自己。毕业之后在八〇四医院实习时，也曾扶过一个又一个的老人走向一群又一群等待的家属；可是那个时候从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站在家属的那一头。就像这个大眼睛的小护士——她哪里知道什么样的未来在等着她呢？眼光飘到阿爸身上，秀花吓了一跳。两个星期不见，他更瘦了，护士不扶着，他会被空气托着浮起来。眼睛只是两个黑窟窿，目光呆滞，动作迟钝。秀花悲哀地想着，用药的结果！可是不用怎么办？

护士将老人搁在椅子上后离去。婆婆坐下来，将包袱提到桌面上，打开。多少年了，她仍旧喜欢把东西用一张红红绿绿大花布包起来拎着出门。秀花的妈妈早逝，但是旧照片里那来自苗栗的妇人也拎着一个花布包。黑白照片看不出花色，大朵大朵的花样是绝对没错的。

婆婆从布包里取出一只空碗，摆着。取出保温瓶，扭开盖子，将瓶里煨好的鱼肉粥倒进碗里，粥还冒着热气，散着香气。她取出一只汤匙，舀了一口自己先尝，确定不太烫，然后开始喂给病人。病人像个乖巧的小孩，把嘴张开。

秀花溜眼看了下这会客室，又吓了一跳。一共将近十张这样四方方的桌子，都坐满了病人和家属——病人竟然都是男的，不对，斜对面是有一个女病人，唯一的例外。年老的男病人或坐在轮椅中，或歪歪倒倒靠在椅子里，像扁了的破轮胎。年老却仍健康的女人们一旁陪坐，有的在和她们的老伴讲话，有的则呆呆坐着，等时间过去，好像等了一辈子，很习惯地等着。有一个嗓门特别大的女人，恐怕也有六七十岁了，正在精力充沛地发怒：“这也不呷，那也不呷。给你讲，后次不给你带东西啦！人瘦得比如猴，还不呷不呷，夭寿喔……”说着说着甚至扬起手来好像马上要一巴掌打下去的样子。被骂的老头脑袋歪向一边，一动也不动。

直到他们离去，秀花还没看出来究竟老头的头是暂时累了还是永久地长歪了。

婆婆喂完了整整一碗粥，笑眯眯的，“不坏呢！昨天只呷半碗，今日拢总呷了了。这样慢慢会肥起来喔！”

做媳妇的收了碗到洗手间去洗，回来的时候，看见婆婆紧紧依偎着阿爸的身体，一只手不断抚摸阿爸的手臂，一回一回地抚摸，像爱猫的人摸猫一样温柔。秀花有点尴尬地将视线移开；没有，老实说，她从来没见过老一辈的人亲密过；她从来没见婆婆和阿爸甚至只是牵个手，甚至只是肩并肩地靠在一起走过，没有过！现在婆婆在大庭广众之下抚着他，抚着他。不说话，只是将手里的体温传给他，传给他，不管他知道不知道。阿爸的眼睛空空的。

秀花出神了。

然后有一天阿昆从香港回来了，遂一家人一起来看阿爸。除了阿雄，阿雄在马祖当兵。妹妹受不了房里的气味，说是出去走走。阿昆坚持带来的一束花，萎萎地躺在桌上；护士说没有花瓶了。婆婆将碗啊瓢啊一样一样收进花布包里，用力地打了两个结，转身坐到阿爸身边，拉过阿爸的手搁在她膝上，说：“阿雄有写信来，讲伊军营内的代志。伊跟一个医官很好，跟他学针灸……讲回来还可以给阿爸医病，真巧的孩子，又古意……”她一面絮絮不休，一面抚摸阿爸的手。秀花突然注意到，啊！阿爸的手不抖了，真的不抖了！

她正想回头告诉阿昆，却听阿昆附在耳边，热气呼在脖子上，说：“我小学三年级就知道要娶你了。”

阿昆默默地看着她梳头。两个人跪坐在榻榻米上，面对着面。阳光射进来，在地板上亮出一个方格，房间因而显得暗，那一方强烈阳光竟然像一个软绵绵没有底的陷阱，掉进去就爬不上来；或者说，像另一个空间，与这个世界平行却又错开的诡异的空间，诡异得令人不敢靠近。两个人刚好跪坐在白花花的方格的两边，在暗影里。阿昆垂着眼帘，不知在想什么。四十岁，他的头开始秃，但是脑后的头发却还浓密。走在街上，常有人突然回头看他，这些人多半以为自己刚和那个姓许的当过市长的人物擦身而过。

鹅群在下面聒噪，“嘎嘎”吼着，还猛力拍着翅膀。阿贵婶总是在这个钟点喂鹅，她从菜市捡来一篓又一篓的残菜，把白鹅养得又肥又大。秀花常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年头了，桃园已经没有乡下。像他们邱家住的这一栋大厦，四处都是。大厦有十二层高，底下有警卫，进门处一个喷水池，喷水池里一座假山。大厦底层是停车场，停车场上是室内游泳池。大厦有三面，像大螃蟹吃小鱼似的掐着阿贵那矮墩墩的破败的红砖四合院。院子里永远有鸡飞狗跳，把原始的农场的声音和气味对着大厦的窗户放送。这大概是台湾最后一块乡下了。与其说邱郭秀花爱这栋大厦，不如说她爱后窗那鸡和鹅的嘎嘎叫声，还有那夜深时低低的狗吠。每一点声响都使她想起苗栗乡下的童年，想起那赤着脚喂鹅的母亲。然后，总是在自己发现之前，眼泪已经流下来，很快地在枕上凉掉。天，往往就亮了。

她把橡皮筋拿掉，黑亮的头发垂下来，发梢碰到她盘曲的腿。阿昆伸手捏住一节头发，说：“还是这么亮。”

她没有答话，只专心梳着头发，用手里一把木梳，一道又一道爬着。

“她的头发很粗，”阿昆说，“没你好看。”

秀花慢慢把头发盘起来，她的手臂高高撑着，宽宽的袖子滑落下来，露出细白的臂膀和腋下些许毛发。阿昆望着她，动感情似的说：“真的，她没有你好……”

一盒化妆品礼盒搁在秀花脚边；阿昆悄悄将它推近妻子。秀花觉得阳光晒到脸上了，很热；方格像灯罩笼着她。她立起身，把百叶窗帘徐徐放下。房间暗下来。

“我还是跟以前一样，每三个月就会回来一阵，钱也会按时寄来。我们之间一切都不变的，你放心。”丈夫在身后说，声音好像随着百叶窗帘的下降逐渐小，“生意开发得不错，她帮忙交际，也懂一点会计。”

秀花离开窗口，走向纸门。她特意绕开一点，避免踩到地上的礼盒。拉开门时回头说：“生的时候告诉我。”

或许因为走道里太暗了，她完全没看到阿昆的皮箱横在那里。皮箱结实地绊了她一跤。

邱郭秀花很快地站起来，匆匆走进厨房；到第二天，膝盖里的痛才隐隐发作。

“你就让他去吗？”意云在厨房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两手一会儿叉腰，一会儿挥动；鼻子喷着一团团火气，“你就这样让他去吗？”

邱郭秀花立在水槽边，两只手浸在冒着肥皂泡的热水里，低着头洗碗。水龙头哗啦哗啦响着。

意云是护专毕业的小学妹，在苗栗乡下秀花就看着她长大，介绍给阿雄之后没想到一拍即合。意云却坚持叫她姊姊，不称嫂嫂。她有自己的理论：“我跟你的姊妹关系在先，对不对？总不能嫁猪就变猪吧？”

这个比秀花小个十来岁的小学妹现在正对她大发雷霆。“你不会吵，不会闹，不会打架，不会把他眼睛挖出来，不会离开他吗？”意云怒气腾腾地走过来，极跋扈地一伸手把水扭关了，大声说：“阿姊，软土深掘，就是你这种女人招人家来欺负！”

邱郭秀花突然停下手，不动。没有了水声，冰箱嗡嗡的颤抖声就明显地响起来。意云不安了，正想说句好听一点的话，看见秀花缓缓将手从水槽离开，扯下一条纸巾，擦手；慢慢地擦，慢慢地说：“阿昆，去香港有三年了！”

意云有点摸不着头脑，张大眼睛等着下文，秀花平静地望她一眼，说：“阿爸的药，带来了吗？”

邱郭秀花把用过的纸揉成一团，准确地射进脚边的垃圾桶，走了出去。

可是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结婚二十年来她邱郭秀花将第一次单独出游的日子。自从那次咆哮厨房之后，意云就不再批评她，却用邱郭秀花的名字向爱鸟人协会报了名，到惠荪林场赏鸟，钱都帮缴了。“阿姊，”意云浑身带刺地说，“你不要管邱昆荣去死！我们女人也要自己会玩！我休假，可以来照顾阿爸。”第二天，她不上夜班，就从医院先转到秀花这里来，带给她一个包好的礼物。

“什么？”秀花小声地说，阿爸刚睡下。

“打开嘛！”意云把头发放下来；为了戴护士帽，头发总是用很多个夹子夹得扁扁的。

“《台湾野鸟图鉴》……”秀花好奇地翻着，念起来：“鹃形目，杜鹃科，全世界一百三十种，台湾七种。通常单独活动……布谷——眼黄色，腰略带褐色……于野柳及观音日月潭曾捕获……出现于平地至丘陵之阔叶林缘地带……本身不筑巢，亦不育雏，托卵于其他鸟种巢中……这我听过，杜鹃是不讲道德的鸟……”

她笑出声，“你看这个……鹰鹃，长三十九公分……腮两侧黑色，呈八字形……尾下灰白色。常发出哀怨，悲戚，尾音微扬，急促似‘哭够了，哭够了’之声。”

把书阖上，“怎么这么好玩？”

意云递过来另一包东西。秀花小心翼翼地取出，是个黑色发亮的望远镜。

“看鸟，”意云用力抓着头皮，把头发前前后后使力地甩，一头乱七八糟，嘴里咬着一支发夹，斜眼睨着秀花，从齿缝间丝丝说，“也看男人的鸟。”

给阿爸的粥煨上了，秀花回到自己的和式房间，把被褥胡乱地塞进橱内，回身拉开梳妆台的抽屉，不知怎么拉的劲道太猛，整个抽屉被拽出来，洒了一地的东西；邮局存款簿，为丈夫备用的胃药，干洗店的收据条子，大大小小的发夹，指甲刀，去年的家用账本……妹妹从美国寄来的照片摊在上头。十八岁的妹妹是个美女，在台北街上每走一趟就有头发抹油的男人过来掏名片，问她要不要演电影，要不要拍广告，要不要上电视。把她送到美国去学服装设计，是希望她能学一技之长，不要就凭一张脸过一辈子。照片上的女儿撑着一把红伞，娇娇地对镜头笑着；是谁帮她拍的照片呢？

秀花决定让头发散着，穿上一件黑色的踩脚裤和运动鞋，然后对着镜子里的人笑一下；她的眼睛很大，有凹纹很深的双眼皮，和女儿的一模一样，只是女儿的眼睛飘飘然做梦似的，她的眼睛坚定而干净，好像认定了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值得争辩的事情，没有一点怀疑和犹豫。

走到门口，壁上的钟当当敲了六下。她折回厨房，弯腰在餐桌上给意云写了张纸条：“阿爸的救心在电视旁边第一个抽屉里。下午要推他到庙前公园去透一下气。”

直起身，发现望远镜竟然忘在餐桌上；她一把拎起来，快步地跑向门口。

邱郭秀花在爱二街下车，穿过一条小巷，从力行路出来。在一大片瓦砾地前愣住了：啊，才两个星期吧，又是一栋旧房子给拆了；是那栋有围墙，红色扶桑花长长伸出来的日本房子！带着钉子的木板碎片和残破的榻榻米散置瓦砾之中，半截玩具熊埋在土里。不要多久，棱角分明霸气十足的现代建筑就要在这废墟里站起来了。

她小心地穿过瓦砾地。

因为抄了小路，邱郭秀花比预定的时间早了四分半钟。她正要举手敲门，门已经打开。她低低地叫出声，开门的年轻人一把将她搂进去，像饥饿的猛兽没头没脑地用力吸食怀里娇小的女人。同时用脚往后踢门“砰”一声关上。

是个极窄小的房间，一张书桌一张床，一地凌乱的书报纸张。

邱郭秀花不可抵挡地喘着气，她的声音沙哑。

“一整天……今天有一整天……一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