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木凯不能回来吗?不要紧。木凯已经两年没回来了,再多一年也不要紧。反正我知道他在那儿,他在那儿我心里就踏实。本来我是不同意他去西藏当兵的,我生怕他有什么闪失,那样的话我无法向他的父亲交待。后来你们的父亲跟我说,让他去吧,西藏需要他。你们的父亲还说,我们必须实现他父亲的愿望。这后一句话我没法抗拒。当初我把他从医院抱回家时,带回他父亲留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他的亲生父亲在信上说,我越来越感觉到,对于西藏这片神圣的土地,仅仅献出我们自己的一生是不够的,还必须让我们的后代延续我们的事业。所以得知你有了孩子,我真是太高兴了!如果生下的是一个男孩儿,就把他培养成一名边防军官,如果是个女孩儿,就把她培养成一名医生,总之要让他(或她)延续继承我们未完成的事业。

他的父亲在留下这封信不久之后,就离开了人世。

木凯是我的儿子,我没有说他不是我的儿子。我不过是说,我同意他去西藏,是为了实现他亲生父亲的遗愿。这些日子我很想念木凯。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久没回来。哪有做母亲的不了解儿子心思的?但我没说,没有对你们的父亲说。你们的父亲太看重木凯了,我怕他知道了难过。我跟他说,木凯是在西藏替我们守着呢,是在西藏替我们晒太阳呢。

木凯有心事。我知道。我刚才说了,哪有母亲不明白儿子的?知子莫如父,也可以说知子莫如母。他一定已经知道了什么,否则他不会这么长时间的回避我和他父亲。这个孩子,太好强了,什么都自己撑着。像他的父亲。我是说,像他的亲生父亲。

你们感到吃惊?你们肯定会吃惊的。我们这个家,有太多让人吃惊的事。

现在,当我对你们讲述这些时,往事就如同天上行走的云,从我的眼前急速地掠过。它们都期待着我将它们一一展开。

1

我一直以为陷入往事是一件很美的事。

许多人陷入往事是为了逃避今天。我陷入却是为了享受今天。如同在一个晴好的天气里,泡一杯清澈无比的绿茶,坐在阳台上看着天上的浮云。那些曾经亲历过的事,被岁月过滤之后已远远离开了我,在历史的天空中漂浮着。

我喜欢那样,喜欢让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过去的岁月里,忘了今夕何夕。因为对我来说,每一朵往事之云都是美丽的,尽管它们中有的饱含雨水,一触即满脸是泪。有的蕴含着雷电,一触便能天撕地裂。但我仍钟情于它们。

有一次木凯的媳妇对她的同事说,她们那时候——她指我——好可怜哪,居然背着背包赶着牦牛翻山越岭地走进西藏,而且还饿着肚子。我在隔壁听见了。我很感慨。我想我们可能是艰苦的,我们可能是受尽了磨难的,但我们不可能是可怜的。我没去说她。因为在她看来,我们那样就是可怜,可怜得不得了,可怜得不可思议。既然我不指望下一代人能理解我们的理想,当然也就不指望他们能分享我们的快乐。

我从不为我的过去感到后悔,为什么要后悔呢?我甚至认为,也许我正是为了在白发如雪时,能有回忆不尽的往事,才走进西藏的。

何况那时候,我们的确有许多快乐。也许应该叫苦中作乐。

有一回木槿问我,妈妈,每次那些阿姨来咱们家,你们在一起说起过去那些事,总是笑个不停。我从没见你们叹气过。那个时候你们真的很快乐吗。

木槿还追问,你们是为什么快乐呢。

为什么快乐?我一下答不上来。我想不会是因为苦。没有人天生喜欢吃苦。吃苦本身也不值得骄傲。我想我们的快乐,除了源自于我们的年轻,大概就是源自于我们为他人吃苦的信仰了。换句话说,这苦是我们自己找来吃的。

在我年轻的心里,所有生活上的苦都不能算苦,所有生活上的难都不能算难。惟有心灵上的苦难才是真正的苦难。

在我年迈的心里,依然如此。

当我们女兵随着浩浩荡荡的进藏大军一起向西藏进发时,我们的心是那样的明朗和纯净,心底没有一丝阴影。我为此感到自豪,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人生之初呢?虽然后来我们吃了那么多苦,有时候苦得我都难以承受了,但我仍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我只是觉得自己对这样一种选择还准备不足。

木兰,记得吗?还在你上小学的时候,为了写一篇作文你曾跑来问我,妈妈你那时候真的赶着牦牛爬雪山吗?你那时候真的每天饿着肚子吗?你那时候真的差点儿被江水冲走吗。

我点头。平静地点头。还微笑。过去了的苦日子想起来总让我忍不住微笑。

还有许多是我当时无法告诉你的。比如有一次过河,正是我来例假的时候。当我锳到河中心时,河水中浮起了缕缕血丝。我每锳出一步都有一缕血水浮上来,在我的身后打旋儿。

我觉得整个身子都在往下坠,好像我全身的血,它们都很喜欢这种样子,都急不可待地想涌出来,汇入那些无名的河流中。我想我的子宫肌瘤,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滋生的。它们一天天,一年年,缓缓地伴着我长大。所有的病都不是不速之客,它们早就和你住在一起了。

所以当我被检查出这个毛病那个毛病时,我一点儿也不奇怪,甚至对它们感到亲切。好像和它们是老相识似的,对它们的到来报以微笑。

在我的影集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张我到达拉萨后拍的照片。我眯缝着眼睛,大概是被太阳光刺的。身上的棉衣看上去比我人重。我站在那儿,站得不直。背后是我们住的干打垒土房子。还有一棵孤零零的西藏红柳。

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人们从那帧照片上看不到,那就是在我的腹中,怀着我的第一个孩子。

那时我不过21岁,脸上的神情却比老人还要肃穆。

你真的认为你是去解放西藏人民吗?你还问过我这样十分严肃的问题。

是的。我亦十分严肃地回答你。毫不迟疑。

1950年9月,我们在行进了10多天之后,终于抵达了西康重镇甘孜。

尽管你们的父亲早在几个月前就先遣到了甘孜,并且为我们的到来做了充分的准备,尽管我们到甘孜的大部分路程是坐的车,尽管苏队长说,到甘孜只是我们进军西藏这一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还是感到非常自豪。因为对我来说,这已经是平生走得最远的一次了,而且一下子就跨入了神秘辽阔的青藏高原。

第一次出现在我眼前的甘孜,真是无比美丽。碧绿的雅砻江蜿蜒流淌,无声无息。江两岸地形开阔,水草肥美。9月正是高原的黄金季节,蓝天白云之下,到处都可以看见黑色的牛群和白色的羊群在悠闲地吃草,还能听见牧民们悠扬的歌声。山上喇嘛寺的金色屋顶与远处白雪皑皑的山峰交相辉映,就像一幅美丽的图画。还有那随处可见的经幡,被高原的风吹得猎猎作响,似乎没有绳子紧紧地系着,随时都可能化作五色的彩蝶,飞上天去。

如果不是后来我在甘孜城里见到了那可怕的一幕,我会一直以为这里就是世外桃源。

那天我们几个女兵去甘孜城里办事,一走上那条凸凹不平满是烂泥的街道,我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街道两旁堆满了垃圾和废物,中间淌着臭水,一股恶臭冲鼻而来。在这些垃圾和臭水中,布满了乞讨的人。他们有的跪在地上,有的趴在街边,身上只是披着一张黑乎乎的羊皮。这些人大多是残疾,不是瞎子,就是断了胳膊或断了腿的,有的人虽然有腿,却无法站立,像布袋子似的拖在地上。他们茫然地伸着手,在那里蠕动着,发出哀号,向行人乞讨着。

一只半腐烂的死狗的尸体蜷曲在那儿,上面落着好几只专吃腐肉的乌鸦。狗的旁边,是一个10来岁的小乞丐,他的嘴角溃烂着,往下淌着脓血,睁着一双可怜的眼睛看着我们。

我惊呆了,好像陷进了最黑暗最悲惨的地狱,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这时,随着一声吆喝,一个有钱人骑着马过来了。身上穿着绸缎,脚上是长靴。马的身上也配着金鞍。极为富贵华丽,与这条肮脏的街道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街两边的穷人纷纷伏在地上向他跪拜。他停下马,一个穷人连忙跪在马前弯下腰,让他踩在自己的背上下马。

有钱人下马后发现了我们,他看了我们一眼,极为有意地从口袋里拿出一把钱币来,朝满街的乞丐撒去。那个小乞丐迫不及待地朝离他最近的一个银元爬去,但他的两条腿就像两只布袋拖在身后,使不上劲儿。他只能靠两只胳膊往前挣扎。好不容易靠拢那个银元,刚把手伸出去,那个有钱人就一步跨上来,踏在了银元上。小乞丐不顾一切地去扳那只穿着长靴的脚,想抠出脚底的银元,那只靴子却抬起来,将他一脚踹开。小乞丐顿时像个烂布袋一样,掉进了路边的污水沟里,溅得满脸都是污水。

愤怒和同情让我忘了一切,忘了宣布过的纪律,也忘了苏队长的交待。我猛地跑过去扶那个小乞丐,可我无法把他扶起来,他的整个身子往下坠。那个有钱人哈哈大笑着。

我愤怒地瞪着他,我握紧了拳头。我发誓如果我手上有枪,我会打碎他的脑袋。

吴菲和刘毓蓉也跑过来帮我,我们一起把小乞丐扶到了路边。我从自己身上拿出一个银元给他。小乞丐如获至宝,合掌向我作揖,然后捏着银元朝街边一家奶茶铺匍匐着爬去。

你们知道吗?你们也许知道,可我还是要告诉你们。那些人的手和脚,是被奴隶主砍断的;那些人的眼睛,是被奴隶主挖掉的;而小乞丐那两条像布袋一样拖在地上的腿,是被奴隶主抽了筋的;还有更甚者,被奴隶主剥了皮,砍了头做天灯。

这都是真实的啊。

很长时间,我脑子里都无法抹去那个满脸是泥的小乞丐,无法忘掉他的两只软如烂棉的脚。我也忘不了那个穿着绸缎的奴隶主,因为我无法想象他能干出那样残忍的事来。我以为奴隶主都是青面獠牙,却不想他们是穿着体面的人。

我想起刚报名参军时,政委曾在课堂上对我们说,西藏还处在奴隶社会,劳动人民过着非人的生活。我当时想象不出非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以为仅仅是饿肚子或者衣衫褴褛。

我怎么也没想到人和人会有这样大的不同,人真的会活得不如牲畜。就在那一刻,我一下明白了什么叫黑暗、残酷、野蛮的封建奴隶社会,什么叫非人的生活;也终于理解了“解放灾难深重的西藏人民”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不用人再对我说什么大道理,即使是最起码的同情心也让我对所见到的一切恨之入骨:我们怎能容忍这样的社会存在。

尤其让我痛心的是,那里本来有着世界上最明亮的阳光,最湛蓝的天空,最洁白的云,最碧绿的草,最纯净的风,可是在那一切之下,却有着如此黑暗丑陋的社会。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在那样明媚的阳光下,人们过着万恶的生活。

在后来的进军途中,每当遇到艰难,遇到几乎是翻不过的坎时,我都会想到甘孜那一幕。

我咬紧牙关对自己说,不能倒下,受苦受难的人民在等着你。

你们千万别嘲笑我啊,孩子们。那时的我,从内心深处,真诚地向往着一个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向往着一个人人有饭吃有衣穿的社会,向往着一个明朗健康的社会。我为自己能投身建设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直到今天。

有时候一个信念的建立是很容易的。

2

终于到达甘孜了。

我从车上跳下来,背着背包站在队列里。高原的风拂着我的脸,让我觉得无比舒畅和惬意。往前看,我们的苏队长正英姿勃发地站在那儿,仰起一张疲惫的却是充满了喜悦的脸庞。

我想,苏队长一定比我们谁都更高兴,因为她马上就可以见到丈夫了,她的虎子马上就可以见到父亲了。

说心里话,我也和苏队长一样渴望见到她的丈夫。我是被一种好奇心驱动着:苏队长的丈夫他到底什么样呀。

不过此时苏队长很严肃。她说大部队在雅砻河畔安营扎寨,我们女兵被照顾住到藏民家里。她提醒我们要严格遵守进藏纪律,不给群众添麻烦,更不能违反群众纪律。这些话苏队长一路上都在讲,我们早已耳熟能详。我们说苏队长你放心吧,我们决不会给部队丢脸的,决不会给群众添麻烦的。

苏队长笑笑说,那好,同志们,咱们先去吃饭吧。到底是不是好样的,这第一顿饭就能看出来。

这话我们有些不明白。但我们也没打算弄明白。看着那么蓝的天,那么白的云,看着与内地截然不同的高原景色,我们都兴奋得不知怎么表达。

我们跟着苏队长,到先遣支队建在河滩上的野营生活区去吃饭。没想到营区那么漂亮:一排排圆锥形的、屋脊形的、人字形的各式帐篷间,铺着一条条平坦的碎石路,路两旁栽满了鲜花,在阳光下五彩缤纷。我们还发现,每条路都有名字,比如进军路、建设路、民族路……除了一顶顶帐篷外,还有露天饭堂,娱乐活动场所,很齐全。真不敢让人相信几个月前这里是一片荒凉的河滩。

我忍不住大声说,太美了!先遣支队太了不起了。

刘毓蓉说,雪梅你快看,那儿还有个解放路呢,和我们重庆的一样,就是没有商店。

吴菲叫道,呀,那些花好漂亮呀!那叫什么花呀,我真想采一把。

徐雅兰细声细气地说,大概就是格桑花吧。真的好漂亮呀。

我们一边走一边唧唧喳喳地议论着,越说越兴奋。

我一开心就唱起歌来:天上有星,像你晶莹的眼睛。

女兵们也跟着我一起唱:地上有花,像你娇红的笑靥。

忽然,一个高大的男军官从帐篷里钻了出来,军棉衣上扎着腰带别着手枪,手上拿着一卷书。与那卷书很不相称的是他那张黑乎乎的有棱有角的脸膛。

他冲着我们吼道:唱什么唱?!不许唱。

我们全都愣住了。赵月宁不满地嘟囔说,怎么啦,这么宽的地方,能吵着谁吗?吴菲也说,就是,这是在河滩上,又不是在藏民家里。

那个人继续板着脸说,我不管这是在哪儿,这是高原。到了高原,你们就给我老实点儿,少说话少唱歌,先当狗熊后当英雄。

见我们都不解地看着他,他才缓和下语气解释说,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刚到高原,不要激动,要慢慢走路,慢慢做事,少说话。这就是先当狗熊。等过几天适应了,那就可以好好工作了。要唱要跳随你们便。那就叫后当英雄。

原来是这样。我们不敢再唱了。刘毓蓉有些抱歉地说,对不起同志。我们不知道。那人说,不怪你们,你们没有经验。不过……他看了我一眼说,歌还是唱得蛮好听的。

是个什么歌。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赵月宁就抢先道:《先有绿叶后有花》。吴菲又马上接嘴说:先爱祖国后爱她。

这下他马上不好意思了,脸上的表情和刚才凶巴巴的模样判若两人,转身就进了帐篷。

我想,这个人肯定是先遣支队的,要不怎么有资格这么厉害。

我还是想唱,不过我把唱改成了哼哼:

你的歌声在我耳旁

你的微笑在我心上

我高兴地走上战场

先有绿叶后有花……

你们没听过这歌吗?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爱情歌曲。

果然,高原很快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

我们来到吃饭的地方。先遣支队的同志为迎接我们,早已经做好了饭菜,一盆盆地摆在河滩上。我们也的确饿了,连忙围了上去。可我们马上就觉出有哪儿不对劲儿。第一个有了反应的是徐雅兰,她轻言细语地说,喂,你们闻到没有,是什么味儿呀。

我使劲一嗅,真的,空气中好像飘着一种特殊的气息,让我又陌生,又不舒服。等我盛好饭夹了一筷子白菜时,才明白这气息就是从白菜里飘出来的。

原来先遣支队为了让大家更快地适应高原的气候和海拔,第一顿饭就用酥油炒菜了。并且还宣布说,以后将不再吃猪肉,而是要吃酥油,吃糌粑,吃羊肉和牛肉。其实猪肉早就没有了,吃不吃无所谓。牛羊肉也很少能吃到。难以适应的主要是糌粑和酥油。那白菜用酥油一炒,味道全变了。加上我们吃的是陈年酥油,所以气味更是厉害。

我当时却不知道,先遣支队为了给我们准备这顿饭,费了多么大的劲儿。那些野菜都是他们亲自挖回来、并且省下来的,白菜更是他们千难万难种出来的。酥油也是节省经费才买来的。

我被这千难万难才做出来的饭折腾得够呛。

我端着碗,肚子饿得咕咕响,勉强往嘴里扒拉了一口,就再也不想吃了。不仅仅是因为到处飘着酥油味儿让我恶心,还因为饭是夹生的。高原的沸点低,一般的锅灶无法将饭做熟。

更因为已经到来的高原反应让我们头晕恶心。不只是我,所有人的饭量都锐减。

苏队长就一个个地作动员,好言好语地劝说,并且带头端起了碗。她一边吃一边说,根据先遣支队的经验,必须吃酥油才能抗缺氧,抗严寒。先遣支队的一些战士就是因为抗不住严寒和缺氧倒在了路上。今后的路还长,不学会吃这些高原食物,就不可能走到西藏。

我看着苏队长的样子,也下决心夹了一筷子白菜,但扑鼻而来的那个味道,让我忍不住想呕吐。

好不容易忍住了,却听见那边“哇”的一声,然后传来赵月宁的叫声:苏队长,徐雅兰她吐了!我一听,再也忍不住了,跟着哇啦一声吐了出来,然后是吴菲。刘毓蓉马上端着饭跑到了离那盆菜最远的地方。

我们吐得非常狼狈,也非常不好意思。我想,我们这个样子一定很让苏队长失望,太像资产阶级的娇小姐了,太丢人了。但我们一个个都端着饭碗发呆,没有勇气吃饭了。只有苏队长一个人在坚持。她脸色苍白,仍强忍着往下咽。而且是一口饭一口菜地咽。

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呀。我想苏队长之所以能坚持,除了队长的责任外,一定还有母亲的责任。

不吃下那碗饭,她怎么有奶水喂虎子呢?虎子瘦弱得一点儿也不像只虎犊子,6个月了却轻得像只猫。一路上虎子常常饿得连哭声都十分微弱,让我们听着心里难过。

这时,保姆张妈将虎子背来了,虎子在她的背上嘤嘤地哭着。苏队长立即放下碗,将虎子接过来抱在怀里喂奶,可是虎子仍是哭,一次次地放开母亲的奶头。我知道一定是苏队长没有奶水了。一路上那么累那么苦,又吃不好睡不好,哪还会有奶水呢?我们都忧虑地看着苏队长,看着虎子。虎子额头上那个伤疤已经结痂了,仍让我歉疚。

苏队长一声叹息也没有,她蹲下来,把虎子横抱在怀里,重新端起夹生饭来吃。虎子继续咧嘴哭着,苏队长将一口饭送进嘴里,慢慢地嚼,细细地嚼,嚼了很长时间,仿佛她的嘴是个磨盘。片刻之后,一口如豆浆一般又细又白的饭汁出来了,苏队长嘴对嘴地将饭汁送进了虎子的嘴里。虎子的哭声立即停止了,急切地吧唧着小嘴。

苏队长抬起头来高兴地对我们说:他要吃!看,他要吃!太好了。

苏队长又吃进一口饭,又细细地嚼,又推起软软的磨盘,然后又嘴对嘴地喂给了虎子。

我们简直看呆了。仿佛那饭经了苏队长的嘴变成了琼浆,虎子吃得非常香甜。

苏队长一口一口地喂着虎子夹生饭。她好像忘记了我们。

我们在小小的虎子做出的榜样下,也都重新端起了夹生饭。我们都像苏队长那样细细地咀嚼。真是奇怪,我竟然也把夹生饭嚼出了香甜的味道。

我们被安排到一个叫拉姆的藏族老乡家借住。

拉姆四五十岁的模样,听不懂汉话。但她面带微笑,态度很友好。她拉着我的手,指着楼上比比画画,意思是让我们住到上面去。楼下全是牛羊的圈,我们当然希望住到楼上去。可是看了半天也没找到楼梯。拉姆把我带过去,我看见在通往楼上的地方,架着一根碗口粗的木头,上面凿了几个痕迹,左右也没有扶手。我疑惑不解。拉姆却一边笑,一边踩着那根圆木走了上去。

原来这就是楼梯。

见拉姆那么轻巧就走了上去,我也背上背包跟着踩了上去。但木头太窄了,又没有什么可扶的,我觉得心里发慌,好像演杂技一样。爬上去就不敢下来了。没想到到藏区后让我们为难的竟是这样一件小事。为了对付它,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在那根独木棍口来来回回地爬了几十次,爬出一身的汗,还摔了几次,终于征服了它。再上下楼时,简直身轻如燕了。

拉姆把我们领上楼,将楼上的两间房子腾出来让我们住,自己搬了东西要下楼。我一看那怎么行?苏队长说了,要尽量减少对群众的打搅。我们比画着告诉她,我们不住房间,我们随便在地下铺个铺睡觉好了。拉姆这才留下。我们在拉姆的灶房里铺上青稞草,当做床铺。其实青稞草铺的床,又松又软,睡起来很舒服的。后来我们再也没睡过那么舒服的床铺了。

拉姆的丈夫原先在甘孜城里做小买卖。我们去时,男主人出乌拉去了。所谓乌拉,就是为寺庙或者头人做无偿差役,当然是被剥削。怪不得我们的进藏纪律中有一条,就是不准随便拉藏民当乌拉。拉姆说解放军刚来的时候,村里的头人让她们去打柴。她们不敢不去,等打了柴送到解放军驻地时,一个解放军笑容满面地过来为她们的柴草称重量,然后一边说着感谢的话,一边付给她们柴草钱,她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当过多少次差了,还是头一回有人付她工钱。一直到白花花的银子拿在手上,她才相信这是真的。从此她见人就说,解放军是好人,解放军是菩萨。所以看见我们去,拉姆格外热情,主动提出让我们去她家里住。

我们铺好床,在院子里捡了几块石头搭好了灶,然后就开始帮拉姆打扫卫生,挑水什么的。一次挑不了多少,还气喘得不行。拉姆见我们做这些事,脸笑得像花一样,不停地说,吐其其,吐其其(吐其其注释:谢谢)!虎子又哭起来。苏队长开会还没回来,拉姆怕他饿了,连忙去挤了一小碗牛奶喂他,虎子不喝,还是哭。拉姆看了看孩子有些忧虑地向我比画着,我看出她是担心虎子病了。我用手摸摸他的额头,又用脸贴贴他的脸。我小时候生病母亲就是这样的。可贴了半天我还是拿不准他有没有热度。幸好这时候苏队长回来了。苏队长顾不上擦汗,连忙接过虎子。我说虎子老是哭,会不会生病了?苏队长说不会吧?可能是想睡觉了。我说苏队长,怎么虎子他爸爸还不来看你们。

苏队长说,他肯定忙顾不过来。

刘毓蓉说,等他来了,见到虎子怕都不认识。

吴菲说,那当然,他还没有我们熟悉虎子呢。

正说呢,听见楼下有人喊:苏玉英同志在吗。

来了来了!我们几个都叫起来,比苏队长还兴奋。尤其是我,连忙趴到那个小窗户往下望,我看见两个男军人站在院子里。一高一矮。我想大概高的那个就是虎子的爸爸吧?我扭脸看苏队长,她的脸已经红了。

我高兴地跳起来说:我下去领他们。

3

那次陪着王政委去看苏队长的,就是你们的父亲。换句话说,就是在河滩上不准我们唱歌的那个男人。不过我当时完全没对他留下任何印象。因为在部队里成天见到的都是男军人,在我眼里他们都长得差不多,甚至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语气也很相像。

但他却记住了我。那算是他第二次见到我吧。

你们的父亲后来告诉我,大部队抵达后,王政委一回到帐篷,又拿起那本《西藏宗教简史》看起来。他上去一把抓过书说,喂,你是真不急呢还是假装不急?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了大部队,还盼到了你的“小部队”,居然这么沉得住气?王政委笑笑说,急什么?好事不在忙上。等她们住定了再说。你们的父亲却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把王政委给推走了。

王政委打听了半天,才找到我们住的老乡家。他在门口喊了一声,有人回答说苏玉英不在。他很失望,转身要走,忽然听见有小孩儿在哭。他想会不会是自己的孩子?他就站在那儿听,听了好一会儿,他也没敢肯定是不是自己的孩子。他根本就没听见过自己孩子的哭声。他惦着家里的工作,只好先回去了。

回到住处把情况一说,你们的父亲就急了,他说哪有你这种当爹的,是不是自己的孩子在哭都听不出来?要是我一听就能听出来。王政委也不急,还是笑眯眯地说,你别吹了。我敢说你连小孩儿的哭和笑都分不清。你们的父亲说,那你推门进去问问不就得了?这是谁家的孩子在哭呀?人家还能不告诉你?王政委说,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你们的父亲说,走走,我亲自陪你去。这么大两个人,还能找不到一个孩子。

这样,他们又来了。

当时我从楼梯口探出头来,冲着他们大声说,是找我们苏队长吗?快上来吧。

你们的父亲觉得眼前一亮,这不是刚才唱歌的那个女兵吗。

两个人就顺着那根圆木上来了,显然他们已经走惯了,很轻松就上来了。我站在楼梯口等他们。高个子走在前面,他看见我就说,原来是你。我很奇怪,我又不认识他,他怎么说原来是你?我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他后面的那位。后面那位长得敦敦实实,两个腮帮子鼓着,好像随时咬着两块肉。我就笑眯眯地对他说,我敢肯定,你是虎子的爸爸。

王政委很吃惊,说,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说,你和虎子的嘴巴很像。

王政委摸摸自己的嘴,大概不知有什么特点。楼上有些暗。他好一会儿才看清坐在地铺上的苏玉英,苏玉英正在给孩子喂奶,旁边还围了几个女兵。苏玉英见丈夫来了,丈夫的搭档也一起来了,有些不好意思,赶紧扣上了衣服。

王政委从她手上接过孩子,结巴地说,这就是……我们的……虎子。

苏玉英含笑点点头。

他这儿怎么啦?王政委发现了虎子额头的伤痕,用手轻轻地摸着。

苏队长说,路上不小心摔了一下。

我心里有些紧张。还好王政委只是笑笑,说,哟,我的虎子也光荣挂花了。但他笑是笑,抱虎子的手却有些抖。

你们的父亲在一旁笑道,看你紧张的,让我先抱抱吧。

小赵在一旁拽拽我说,哎,这就是刚才在河滩上训咱们的那个人。

我说真的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吴菲点点头说,就是他。

我们几个就悄悄地溜下楼去了。

你们的父亲抱起虎子走到窗口,借着光亮看了看说,嘿,怪不得你能看出他们是父子,这父子俩的嘴的确很像,都是薄薄的那种。你们父亲回头说,小同志,你的观察力还挺强嘛。

他回头时才发现我已经不在了,几个女兵都不在了。楼上除了王新田夫妻俩,就剩他了。

这一来他有些尴尬,赶紧把孩子还到王新田手里说,不行,这孩子不是我的,抱着不对劲儿,还是你们自己抱着,我不凑热闹了,我先走了。

你们的父亲急步走下楼来,他有点儿性急,差不多是直接从楼上跳下来的。院子里已经没人了。但他听见了歌声。他走出院子,只看见我们几个的背影,我们正往甘孜城里走去。

不知为何,你们的父亲断定那歌是我唱的。

他站在那儿发了一会儿愣,他想,有空儿时问问王新田,那女兵叫什么名字。

4

应该说,我和你们父亲的真正会合,是在主力部队与先遣支队的会师大会上。不过到了那个时候我仍不认识他,而他虽然记住了我,却始终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只知道我会唱歌。

因为会师大会那天,我差不多把嗓子都唱哑了。

会师庆祝大会的会场布置在甘孜城南的柳林里。彩门上写着几个鲜红的大字:向祖国边疆挺进!你们的父亲穿着整齐的军装,腰里挎着手枪,人高马大地站在高大的彩门下迎接主力部队。当威武雄壮的主力部队唱着嘹亮的歌声,喊着震天的口号走进会场时,你们父亲的眼眶忽地热了。整整半年了,他们作为先遣支队,不说是吃尽了千般苦,至少也是体验了万般难。现在终于等来了大部队,他有一种见到亲人、见到母亲的感觉。

头天夜里,他和几个支队领导彻夜没睡,一一总结着半年来先遣支队的工作情况,终于感到可以舒一口气了。对照出发时上级交给他们建立进藏根据地的7项任务,应当说是基本完成了。尤其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他们终于度过了粮荒,并且摸索出了一套适应高原的生活经验,还为主力部队储存了一些野菜,开荒种出了白菜,动手编织了一些羊毛袜。这些东西虽然少,却能够帮助主力部队尽快适应藏区生活。

更重要的是,他们终于把这片冷硬的土地踩热乎了,热乎得就像自己的家乡。他们以自己一贯的优秀作风赢得了藏族人民的深深喜爱。刚来时,许多藏族群众感到害怕,他们把生产和生活用具纷纷藏了起来,然后躲到了山上。他们躲在山上用眼偷偷地看,看见那些被称做解放军的汉人,竟然饿着肚子在为他们修桥铺路,收割青稞。他们没粮吃就打老鼠麻雀吃,后来头人说,老鼠麻雀也是神物不能打,他们就忍着,不吃老鼠麻雀,挖野菜吃。但即使如此,他们也照样把收下来的青稞全部送到主人家去,好像他们不知道那些青稞是粮食,是可以吃的。

一双双怀疑的眼睛终于变成了一双双信任的目光。男男女女的藏民下山了,他们一回到家,就把埋在牛粪里的锅、水桶、锄头等等,挖出来送到解放军那里去。他们腼腆地笑着,比画着,告诉解放军他们相信他们。人心换人心。后来,上级给先遣支队空投的物资被风吹到远处去时,总会被藏民完好无损地送回来。特别是那些被解放军治好了病的藏民,更是感激万分地拉着解放军说,你们的亚姆亚姆!(亚姆注释:好)我们的稀稀拉拉(希拉注释:不好)!从会师的庆祝会会场就可以看出,无数的藏族群众是自发来参加的,还带来了他们的食品和礼物。

你们的父亲站在彩门下心里感慨万千。忽然,他觉得耳边有异样。在一片雄壮粗犷的口号中,他的耳朵里灌进了另外一种声音,悦耳柔和,同时又很有穿透力。他仔细张望,才发现有一支队伍虽然着装和大部队完全一样,却忽地小了一圈儿,再看那一张张的脸,是那么秀气,那么年轻。原来是女兵队!会场的老百姓都朝彩门下拥来,部队也全都朝彩门那儿投来钦佩和骄傲的目光。一大群小鸟忽然飞临,在彩门上下快乐地翻飞着,然后齐刷刷地落在了彩门上,好像觉得那彩门还不够漂亮,要镶上一圈儿羽毛花边儿似的。

藏民们的眼睛瞪大了,他们双手合在鼻尖上,不停地说:卓玛,卓玛。(卓玛注释:仙女)男兵们全都挺起了胸脯,那使他们就像一座座山,他们的眸子闪着光,充满了骄傲,因为那些女兵他们的姐妹,是他们山上最美丽的丛林,是丛林里最有活力的鸟。他们的歌声更加高昂了,但他们的高昂并没有覆盖女兵们的歌声。因为女兵们的歌声更加高昂,还因为她们的歌声富有穿透力,直上云空。

你们父亲那钢铁般的胸膛里,突然间有了一阵柔软的暖意,他的眼眶甚至有些潮湿。他想,她们才该骄傲呢。他们有的自豪感不过是她们的十分之一罢了。

站在你们父亲身边的通信员小冯忽然惊喜地说,首长,你也会唱歌。

你们的父亲这才发现自己竟然在跟着女兵唱歌。他瞪了小冯一眼,大声说,去,跑步到女兵队,告诉她们,就说先遣支队全体官兵向她们致敬。

小冯兴高采烈地大声说:是!然后藏羚羊一般地跑掉了。

你们的父亲想,真的,我怎么也会唱歌了呢。

你们的父亲在女兵队中看见了王政委的爱人苏队长,接着就看见了跟在苏队长后面的我,他当时在心里称我为会唱歌的女兵。他有些不好意思,就把眼转开了。而我,只顾着激动,丝毫没注意周围的事情。

大会的气氛非常热烈,进军队伍黑压压地站了一大片,让我又想起了出发前在眉山召开的誓师大会。和在眉山时一样,附近的群众都闻讯赶来了,像过节一样热闹。也的确是过节,当时是9月初,正好是藏族群众庆祝丰收的节日“央勒节”的开始,所以百姓们都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带着一家老少赶来了,他们满怀喜悦地要和解放军一起过节。

师长代表先遣支队,将几个月艰苦劳动采集的野菜和编织的羊毛袜、节省下来的茶砖、用银元买的牛羊肉等一大批物资送给主力部队。接下来,主力部队把从内地带来的毛巾、肥皂、日记本、水果糖还有菜子等,送给先遣支队和藏族同胞,以表示慰问和感激。暴风雨般的掌声一次次响起,那热烈的气氛,那兄弟般的情谊,至今想起来我心里都是热热的。

慰问演出开始了。我们把自己出发前就排练好的节目一一搬上去,小歌剧、舞蹈等等。

那时候部队不管生活多艰苦多困难,总是非常活跃,秧歌队、腰鼓队、高跷队、舞蹈队,应有尽有,丰富多彩。整个会场立即成了欢乐的海洋。

最受欢迎的,还是你们父亲他们先遣支队的演出。那些战士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学会了优美的藏族舞蹈——巴塘弦子舞。弦子就是歌舞的意思,那是藏区所特有的歌舞,参与性很强。起舞时,领舞的走在前面跳,腰上插着一把类似二胡的乐器,藏民们管那叫比庸,用牛角做的管,用马尾做的弦。领舞的一边拉着比庸一边跳舞,后面就跟着众多的舞者。他们在优美和谐的乐曲声中围成一个圈儿,载歌载舞,很快乐。

那些拿起枪能打仗拿起锄头能种地的战士们,跳起弦子来非常轻快,节奏鲜明,动作优美。他们跳了两圈之后,开始热情地邀请我们加入,邀请藏族同胞加入。我们起初还有些不好意思,但那些藏族青年马上就大大方方地上去了,他们手拉手地加入到了战士们的快乐舞蹈中。我们被感染了,也和他们一起跳起来。

藏族青年们一边跳还一边高声唱着:国王的舞姿/豪迈矫健/姑娘的歌声/优美动听/索郎央金姑娘呀/深深陶醉在歌声里……接下来,藏族同胞又表演了牦牛舞、狮子舞、鹿神舞和采花舞。那采花舞,是为了纪念一个叫莲芝的藏族姑娘而编的,莲芝姑娘心地很善良,总是克服千难万险,采花给村里人治病,后来遇到暴雨身亡。演出的姑娘们先是用对歌的形式互相问答,一路走一路歌,采了花之后她们把花编成一个美丽的花环插在头上,然后用怀念的歌声向莲芝姑娘告别。

她们唱道:百样鲜花采齐了,把莲芝姑娘丢下了。/明年百花开放了,我们届时又来了。/碧绿的草坡留给你,鲜艳的花儿陪伴你。/含着眼泪离开你,明年今天再看你……

那歌儿真是好听极了,我很快就跟着藏族姑娘们学会唱了。

最后是我们女兵小合唱,我领唱。我还是头一回在这么多人面前唱歌呢,非常兴奋。眼睛亮亮的,脸庞红扑扑的——苏队长这么形容我来着。这和我在学校里参加合唱团的感觉大不一样啊。我们唱了《南泥湾》,唱了《绣金匾》,唱了《康定情歌》,还唱了那首《先有绿叶后有花》。战士们掌声如潮,吼叫着不让我们下去。我看见师长几次站起来让大家安静,可战士们实在是太高兴了,就是安静不下来。我们最后唱了我们的《十八军军歌》,全场官兵和我们一起唱起来,把庆祝会推向了高潮。

跨黄河,渡长江

我们生长在冀鲁平原太行山上

锻炼壮大在中原

威名远震东海长江

祖国处处欢呼解放

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

更伟大崇高的任务号召我们勇敢前进

解放大西南

毛泽东的光芒照耀祖国边疆

进云贵,入川康

保卫西南边防

巩固祖国后方

解放的大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

雅鲁藏布江

我站在台上,挺着胸脯大声唱着。我看见台下好多官兵一边唱,一边流下了热泪。那是他们的歌是让他们为之骄傲的军歌。

你们的父亲说那天他很开心。几个月了,他都没这么放松过。他跟身边的王政委说,那个领唱的女兵嗓子可真亮。

王政委笑眯眯地说,要不要我帮你去问问她叫什么名字。

你们父亲砸核桃似的擂了他一拳,说,你这政治工作就这么做?一点儿也不深入。光问名字有什么用?你得把情况全搞清了。

王政委故意说,你别性急,西藏咱们也得一步一步走进去嘛。

你们的父亲一点也不马虎地说:当然。不过走进之前我就有了主张,我是坚定地朝着主张一步步走进来的。

师长政委和一些领导走上台,和我们演出的女兵一一握手。师长笑呵呵地说,你们辛苦了!进军西藏,你们也是功臣啊!等将来西藏解放了,我带你们到全国各地去观光。

我们开心地欢呼起来。

我丝毫也没注意到你们的父亲站在台下看着我们。

或者说,他是在看我。

后来王政委真的来找我们苏队长,打听我的名字。

王政委说,那天我和欧参谋长来你们这儿时,出来接我们的那个女兵叫什么。

苏队长想了想说,是不是那个白白净净的喜欢笑的。

王政委说我记不清了,反正她一眼就看出我是虎子的爸。

苏队长说,哦,那是小白。白雪梅。怎么了。

王政委笑笑说,我们欧参谋长对她的印象很好。你帮着注意点儿。

苏队长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还是故意问,注意什么。

王政委说,你别给我绕圈子。你看我们欧参谋长为了革命,到现在也没成家。他可是个非常出色的军事干部,战斗英雄,人又长得威猛。我看小白挺合适他。

苏队长看丈夫对自己搭档那么关心,心里很赞赏。但她板着脸说,不行。现在我不允许她们想这些事,我需要她们顺利到达目的地。别的什么也不能考虑。尤其是小白。

王政委说,为什么尤其是小白。

苏队长说,我也不知道。我很喜欢她。她是个单纯的姑娘,充满幻想。等她大一些成熟一些再说吧。

王政委说,我也不是说现在。我只是叫你注意一下。

王政委和苏队长又说了一会儿体己话,王政委马上就要回支队里了。临走时苏队长又把王政委叫住,一脸严肃地说,喂,我告诉你,你们那些人别老打我们女兵队的主意,恨不能把我们女兵队瓜分了,连建制都撤了,变成个家属营。要是那样,我可得找上级去告你们。

王政委笑着挥挥手,说,没那么严重,好好当你的女兵队队长吧。说着就走了。

苏队长真的没有把这事告诉我。

一直到昌都后,苏队长才把这些话告诉我。但她仍是说,雪梅,我不是作为领导和你谈的,我只是作为一个大姐。这件事,一定要你自己愿意。

而你们的父亲却从那时起就装上了心事。他一向很坚定,心里有了目标就不会轻易放弃,那是他的性格。当然,他太看重解放西藏这件大事了,为了这件大事他可以舍去一切。所以他也只能是在抽烟的时候,半夜醒来的时候,端上碗开始吃饭的时候,也就是空闲的时候,才会在脑子里闪过一下我的样子。他想,那个会唱歌的女兵现在在哪儿呢。

我们这两条河还在各自流淌着。

5

向西藏进发的日子一天天临近。

渐渐地,我们适应了高原反应,头不再那么剧烈地疼了,心口不再那么闷得慌了。我们已经可以用酥油炒出的菜下夹生饭了,我们不用捏鼻子就能喝下酥油茶了,我们还能老练地转着碗,把糌粑搓成一条条地扔进嘴里了。我们大口嚼着夹生饭,嚼出一片树枝儿摇曳的响声来。

也许是强体力的训练,加速了我们对吃饭这一新课题的适应吧。

我们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藏语:尼玛——太阳;达娃——月亮;葛玛——星星;梅朵——花;卓玛——仙女;格桑——吉祥;金珠玛米——解放军;亚姆——好;稀拉——坏;嘉沙巴——新汉人……那时候许多藏族群众都叫我们新汉人,表示对我们的好奇和喜爱。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事情是需要我们学习的。比如做饭,捡柴,捡牛粪,搭帐篷。

等等,这些看似简单的生活小事到了高原都变得难起来。我们就虚心地向拉姆请教。拉姆对我们特别好,她亲自带着我们上山去捡柴,到草滩上去捡牛粪。她告诉我们哪里才能捡到柴火,还告诉我们怎么烧牛粪才烧得旺。在她的指导下我们都进步很快。我们分了工,有做饭组,捡柴组,搭帐篷组。我分在做饭组。那并不是我情愿的,可是苏队长说我个子小,不让我去干体力活。刘毓蓉分在捡柴组,那是比较累的,但她说自己身体好,年龄大,主动要求去了那儿。吴菲在搭帐篷组,她声称自己四肢比较灵活,能把帐篷搭得跟砖房一样结实。

拉姆教我们做这样那样,但有些事情她也没办法。比如做饭,她做出来的饭也夹生。这是因为高原沸点低造成的,你烧再旺的火也没用。我们不可能让高原适应我们,只有我们适应高原,适应夹生饭。再说了,虎子都吃夹生饭,我们有什么不能吃的。可以说我从到达甘孜那天起就开始吃夹生饭,一直吃到转业离开部队,离开西藏。

当然,最难的不是做饭,不是捡柴,也不是搭帐篷。

最难的是面对我们的新伙伴。

这天早上苏队长开会回来,笑着对我们说,同志们,去看看咱们的新伙伴吧。

我们面面相觑:什么新伙伴?又调来新同志了吗。

苏队长仍微笑着说,去看了就知道了。

我们就跟着苏队长走。应该说还没走近我们就看见它们了,看见我们的新伙伴了,它们黑压压的一大片,以一种气势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但我们一时没反应过来,我们一边躲避着它们一边东张西望地问: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苏队长用手一指我们躲避着的东西,说,那不是吗。

我们呆住了。

牦牛?就是这些黑色的长毛的大眼睛的家伙?就是曾经把我们吓得脸色苍白的家伙?我们真的要和它们成为伙伴了吗。

折多山下那惊人的一幕又出现在了我眼前。我心里不由得一紧。

苏队长严肃地说,同志们,我们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将前线部队的作战物资及时地送上去。要完成这一艰巨繁重的任务,我们必须与牦牛成为好伙伴。

吴菲冲我伸伸舌头,说了声天哪。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小声说,只要别人能赶,咱们就能赶。

现在,那个让我们想了很久也怕了很久的牦牛,终于来到我们面前了。整整200头,黑压压的一大片。它们一个个武士一般披着铠甲似的长毛,昂着泛着金属光泽的巨大犄角,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们,好像在拭目以待。我们鼓足了勇气,小心翼翼地靠近它们,想亲近它们,但它们冷冷地站在那儿,面无表情。不过它们至少没有发疯,没有狂奔不已,这让我们的胆子大一些了,慢慢靠近了它们。

苏队长告诉我们,牦牛是高原上最有力量和耐力的牲畜,被称做“高原之舟”。在高海拔地区,在气候寒冷地区,它们是惟一能够运送物资的牲口了。为了保证下一步进军路上部队的补给能够跟上,师里在四川藏区采购了一万多头牦牛,这一万多头牦牛将组成一支庞大的运输队。我们这一支,不过是浩浩荡荡运输大军中的一小部分。

一想到那么多人和我们一样赶牦牛,我们的胆量壮大了一些。

需要运送的物资也分配来了,有粮食,有弹药,还有银元。分成无数个驮子。我们就是把这些驮子送到前线去。

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驮子搁到牦牛的身上。

没想到这就很难。我和吴菲搬起一个驮子,围着牦牛转了10多圈儿也没能把它放上去,急得出了一头的汗。后来一群人上来帮我们,七手八脚地才勉强把驮子放到牦牛背上。

第一步完成了,第二步更难:上好驮子的牦牛不往前走。它们站在那儿,生了根似的,任我们怎么赶怎么推怎么吆喝,它们就是不动。

小小的赵月宁急了,上去用两手推牦牛的屁股,牦牛还是纹丝不动。她生气了,攥起拳头使劲儿地擂,牦牛慢慢地转过硕大的脑袋看了她一眼,还是不动。大概她那个小拳头擂上去在牦牛的感觉中就是挠痒。

我们一边笑一边担心:怎么办呢?牦牛不听我们的话。还有那么长的路要走,怎么办。

苏队长比我们更急,最后想出个笨办法,让我们在牛头上拴根绳子,像牵马那样牵着牦牛。于是我们就分成两人一组,一个在前面牵,一个在后面赶。

我和吴菲一组,吴菲在前面牵,我在后面赶。但任我们怎么用力,牦牛就是不动还瞪我们。大概它们祖祖辈辈都没被人这么牵过,很不乐意。吴菲就用力拉,牦牛被拉火了,用头蹭了她一下,把她蹭了一个跟头。吴菲也火了,从地上爬起来说,你还敢顶我?就给了牦牛一拳。牦牛又蹭她一下,她又还它一拳。

我看见那牦牛的眼睛里有红色漫上来,胆战心惊地说,吴菲你别惹它。

吴菲根本不听,又连续给它两拳。这下牦牛不耐烦了,一尥蹶子,把吴菲踢倒了。踢得吴菲滚出了一丈远,立即就捂着小腿爬不起来了。我吓得死死拽住牦牛,生怕它再往吴菲身上踏上一只脚。

一旁的赵月宁吓得脸色都变了,拔腿就去找苏队长,边跑边喊,苏队长,不好了,吴菲和牦牛打起来了!苏队长忙不迭地跑过来,先扶起吴菲,撩开她的裤腿看,那里已经乌青了一大块,扳着脚腕试了试,还好,没让牦牛踢断。她这才嘘了口气说,小吴,你也是,和谁打架不好,和牛打。你就让让它吧,它是牛啊。

这后来成了一个笑话。一路上大家经常问,怎么样,今天谁和牦牛打起来了。

眼看着要出发了,我们仍没能制服牦牛。

师里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给我们雇来两个藏族牧民。让他们协助我们赶。苏队长觉得心里不安,那两个牧民赶牦牛时,她就在一旁观察。她发现藏牧民赶牦牛时,个个都“君子动口不动手”,他们笑嘻嘻地和牛说话,好像牛是他们的兄弟一样。然后轻轻一举,就把驮子放上了牛背,再然后拍拍它们的屁股,像是在表扬它们。带牦牛队走的时候,他们并不费力地驱赶,自己走在前面,轻轻地嘬起嘴唇,嘘——的一声,那庞大的牦牛群就启动了,乖乖地像一群听话的孩子,一点儿脾气也没有,跟着他们走了。苏队长有些明白了,回想起在折多山脚下牦牛发疯的那次,也是一声口哨镇住了它们。

她学着牧民嘬起嘴唇,嘘——的一声,牦牛真的就往前走了。她像个孩子似的高兴地拍掌大笑起来,迫不及待地把我们全都叫了去,让我们也试试。

于是我们一个个全都嘬起嘴唇来,学着牧民的声音哟哟地叫,或者嘘嘘地吹口哨,练得嘴唇都干裂了,但渐渐地,终于能发出和牧民相近的声音了。当我们再靠近牦牛时,牦牛终于显得温驯了。

后来我发现,牦牛不仅温驯,还很通人性。尤其是我们唱歌的时候,它们总是抬起那硕大的头颅看着我们,眼里水汪汪的,好像听懂了那些歌声。渐渐地,它们成了我们的好伙伴,甚至成了我们的卫士。有一次,我们在灌木林里遭遇了一群狼,那群狼大概有30多头,非常饥饿的样子,肆无忌惮地朝我们嚎叫。我们紧张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牦牛也叫起来,它们的叫声像威武的号角,一声声的,把树叶纷纷震落下来。有一头牦牛一边吼叫着一边朝狼群走去,另一些牦牛也朝狼群走去。那群狼终于胆怯了,夹着尾巴迅速逃离。

后来,我们和200头黑黑的牦牛一起,爬冰山过雪峰,相依为命度过了50多天,终于在11月里到达了昌都。

6

那些日子,苏队长天天和我们待在一起,和牦牛待在一起,我们几乎要忘记她是一个母亲了。晚上回到住处听到虎子的哭声时,我们才想起她还有个可爱的儿子,并且,还有个心爱的丈夫。

说实话,自从见到苏队长的丈夫王政委后,我心里对他很有些失望。没想到他长得这么其貌不扬,我以为他高高大大,英俊潇洒。因为我们苏队长就英姿勃勃的,很帅气。但看得出苏队长很爱他。尽管他很少来,但只要来了,苏队长的眼里就会闪烁出一种光芒,脸上就会有红晕,人更漂亮了。

我心里想,苏队长真的爱这个看上去比她大许多的男人吗。

我的这个猜测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快要离开甘孜时,我们队里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我们队的徐雅兰被查出有严重的心脏病,不能再和我们一起往前走了。

说实话,我当时也险些被留下来。后来总算幸运过关。但有两个人却没能和我一样幸运:一个是赵月宁,一个是徐雅兰。赵月宁是因为年龄太小,人又那么瘦。医生觉得她还完全是个孩子,让她负重行军,实在是于心不忍。徐雅兰则是被检查出有严重的心脏病,在甘孜症状就明显了,再往高处走肯定会出问题的。

赵月宁一听要她留下,马上哭闹起来。她左右不离地缠着苏队长,说她瘦是瘦,可没有病。她保证不拖后腿,保证和大姐姐们一样完成任务。她哭得哇啦哇啦的,让我们都忍不住站出来帮她求情了。我们说我们会帮她的,就让她去吧。我们一定把她好好地带到拉萨。现在想来我们是多么的单纯啊,自己能不能走到拉萨尚且不知,就想着去保驾别人了。苏队长和师里的其他领导拗不过她和我们,终于同意让她一起走了。她高兴得搂着我们跳起来,那张脸就跟高原的天气一样,刹那间风吹云散,出了太阳。

可是徐雅兰就不行了,明摆着的危险让我们谁也不敢为她说话,一起劝她留下来,留在甘孜。领导说,甘孜也有许多革命工作要做,后面还不断地要上来部队,需要接应。可她还是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场,惹得我们也都陪着她一起掉泪。

徐雅兰终于留在了甘孜,她在甘孜工作一年多后,由于身体越来越差,被调回到了成都,在军部保育院当一名老师。你们都认识她,她就是徐老师。

当时我们都非常同情徐雅兰,觉得她太不幸了,生病都是次要的,关键是她将孤独一人离开我们这个集体。

但我们不知道,还有更不幸的事情,正在折磨着我们的苏队长。

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件大事。

那天当我欢天喜地跑回到住处,想告诉苏队长我通过了体检时,我看见她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儿,眼睛红得像桃子。明白地昭示着她破碎的心。

我从没见苏队长哭过。我为这个没见过的情形不知所措。

旁边的同志小声告诉我,说王政委刚走。王政委来告诉苏队长,不能带虎子上路。要把虎子留在甘孜。

我惊呆了。

我一下子有了一种愤怒。我想这是一个丈夫和父亲应该说的话吗?。

王新田政委来向他的妻子苏玉英告别。

他们先遣支队须受了新的任务,要出发了。

苏队长正坐在拉姆的房间里给虎子喂奶,看见丈夫她笑笑说,你看,我喝了几天酥油,奶水比原来多一点儿了。

王新田默默地在她身边坐下,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他看看瘦弱的儿子,看看更为瘦弱的妻子,心里很难过。但现实容不得他儿女情长,他抬起手来,为妻子捋了捋头发,想说的话却始终开不了口。

苏玉英说,你好像有什么事要说。

王新田清了清嗓子说,我马上要带部队出发了。

苏玉英说,我知道。我们也会很快跟上来的。

王新田说,就是因为这个。我来……和你商量一下……孩子的事。

苏玉英吃了一惊,下意识地抱紧了孩子:孩子怎么啦。

王新田硬着头皮说,你知道,接下来的进军路途更加艰苦了,全靠徒步,海拔高,气候寒冷,荒无人烟,供给困难。你们还有那么重的运输任务,尤其你是队长,担着全队的担子,闪失不得。所以……再带着孩子,会非常困难。对你,对孩子,可能都难以承受。

眼泪一下从苏玉英的眼眶中涌出,滴在了孩子的脸上。她知道他说的句句都是实情。还有更多的实情他还没说出来:保姆张妈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显然不能再往前走了;虎子一路上总是挨饿,她已经没有一点奶水了;还有,他已经摔伤过一次了,万一再出什么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更重要的是,女兵队的担子在她的肩上,那是一大群孩子,那比虎子更重要。怎么办。

这都是实情。

但实情也一样刺痛人心。

她说,那……怎么办。

她说这话时眼泪汹涌而出,拍打着王新田的心岸。他被拍打得心里发疼,他知道这对一个母亲意味着什么。别说是母亲,就是他心里也感到疼痛。他站起来,在她和孩子面前走了几个来回,然后站下来试探性地说:要不,你和孩子一起留下,别再往前走了。

苏玉英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摇了头,她温柔地却是坚决地看着她的丈夫。她知道他只是说说而已,那可做不到。要她留下来?且不说这意味着和丈夫的分离,更重要的是,她怎么能在进军的道路上半途而废呢?她怎么能丢下运输队里的女兵们呢?就是组织同意了她也不同意。

这在她是不可想象的。

王新田重新坐下来,揽住妻子瘦弱的肩膀,安慰她说,组织上让我们暂时先把孩子和保姆留在拉姆家里,你也知道,拉姆是个非常可靠的人,她的丈夫也是我们的基本群众。等大部队到达拉萨安顿好后,或者等进藏公路修通后,我们就回来接他们进去。

只能是这样了。苏玉英擦了眼泪,异常坚定地点点头。她别无选择。

想通了,也就坦然了。

苏玉英把熟睡的孩子放到床上,盖好。然后站起来,站到丈夫的面前。丈夫是那么魁梧,令她显得越发弱小。

她为丈夫整理扣得好好的风纪扣,为丈夫整理戴得端端正正的帽子,然后把自己的脸贴在丈夫的胸前。透过军棉衣,她闻到了丈夫身体的气息,那种熟悉的好闻的气息。丈夫紧紧地抱着她,抱得她身上发疼。但如果疼痛能延续这拥抱,她愿意选择疼痛。她轻声说,来吧。

丈夫摇头,但手上用的劲儿更大了。她忍不住发出了呻吟。丈夫却忽然松开手,站到了一边。

王新田说,我得走了。她怨尤地问,干吗那么急?王新田说,支队的人还等着我呢。出发前还有好多事情要安排呢。她说,难道就在乎这半天的时间吗?或者,我们只需要一会儿,你……你的担子那么重,也该松弛一下……王新田迟疑了一下,走过来,拥住她,下巴在她的头发上轻轻地蹭着。他以少有的温存耳语道,马上要上路了,前面的路很苦,我不想让你……背上包袱。

她明白了,释然一笑,仰起脸来看着丈夫,就像妹妹看着兄长。她想,他多好啊!然后她用两只手环住了丈夫的腰。她知道她又要很长时间才能见到丈夫了。

但丈夫掰开她的手,他定定地看着她,好像要在那一眼里把她看得足足的,整个儿看进心里去。然后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拉开门大踏步地走了出去。

他连头都没有回一下。

他甚至没有亲一下他的儿子,他的那个叫做虎子的瘦弱的儿子。

7

我们几个女兵得知苏队长要把虎子留在甘孜时,全都哭了起来。

我哭着说,苏队长,你可不能把虎子留在甘孜呀。我说的时候,眼前又浮现出了在甘孜城里看到的那一幕,浮现出了那个拖着两腿的小乞丐,那些被挖了眼、抽了筋的奴隶,还有那个骑在马上的奴隶主。

我祈求苏队长说,你不能把虎子留在这儿呀,我们带他走,我背,我背得动的。这一次我一定会小心,再不会摔着他了,我就是死也要把他背到拉萨。

见我一脸的泪水,心如刀绞的苏队长只能反过来安慰我了。她说别难过小白,不会有事的。拉姆很可靠,张妈对虎子也很好。再说最多一年,我们就会走到拉萨的。到那时候,路也修通了,我就回来接他。说不定他在这里养着,还能长胖一些呢。

我把虎子抱在怀里,看着他那瘦弱的样子,终于接受了苏队长的说法,如果虎子留在这儿真的能养胖一些,苏队长就不会老是含着眼泪看他了。再说,苏队长都无法选择的事,我又能怎样呢?我有什么权力来决定虎子的命运呢。

我是说在那个时候,虎子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于是我们努力工作着,努力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想以此来减轻苏队长心里的痛苦。

那些日子,苏队长看着我们时,眼里是心疼,看着虎子时,眼里是心痛。我就是从那个时候明白,疼和痛是不一样的。

出发那天,拉姆要抱着虎子送我们,苏队长不让。她有些烦躁地说,就在这儿分手。她指的是拉姆的家门口。我们已收拾好了所有的行装,大部队在等我们,牦牛在等我们。而我们在等苏队长。苏队长背上东西往外走。她不想耽搁。

拉姆跟在她身后反复说,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带好他的,有我在就有他在。

苏队长也反复说,你快回去吧,我们走了。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只有虎子什么也不知道,在拉姆的怀里安静地睡着。

苏队长最后看了虎子一眼,就大步地走到我们前面去了,再也没有回头。我不知道她流泪没有,我没有看见,我只知道她这一去,就永远告别了儿子。

不不,我不知道。我当时以为,最多一年,苏队长就可以接回虎子。我真是这么相信着。

我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半年后虎子竟然下落不明;我更没想到的是,一年后,虎子的父亲和母亲,王政委和苏队长,都先后离开了人世。

我永远也忘不了王政委的死。

那时我们已进藏两年了。我已有了大女儿木兰。王政委很喜欢木兰,因为虎子的失踪,苏队长的牺牲,让王政委变得沉默寡言。你们的父亲和我,都觉得不知该怎么安慰他才好。但木兰的出生,让他脸上有了些笑容。那种笑容有些急迫,有些怅然,怪怪的。

可就在这时候,他病倒了。

王政委得的是一种怪病,在他之前,部队里已经出现过3例了。生病的人先是脚肿,然后是腿肿,然后是上身肿,就这样一点点绝望地肿上来,一直肿到胸口,然后人开始喘不上气,最终被活活憋死。两个月之内,已连续死了3个战士。王政委亲眼看见自己的战士一点点走向死亡,他咬这牙,铁着脸,有时候忍不住举起拳头狠狠地擂自己的头。

没想到王政委也得了这种……

你们的父亲为此急得嗓子嘶哑,辛医生也焦虑不安,两眼通红。辛医生是最忙的,遇到这种事,全团他的压力最大。他翻遍了所有的书,都没有见到这样的病例。

辛医生那段时间很难过,他不去看所有人的眼睛,好像那些疾病是他带来的,他绝望得要命,连替那些不幸者去死的念头都有了。

后来团里向军区汇报后,军区专门派来一个老医生,这个老医生曾是国民党的军医,比较有经验,但他看了病情后也感到茫然。军区只好把病情电告给内地大医院,请专家们会诊分析。专家们会诊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种长期缺少维生素而引发的特殊脚气……惟一的治疗办法就是大量补给维生素。上级于是迅速从内地调拨维生素药品到西藏,但再迅速也得十天半月的。所以要求部队紧急采取措施,让官兵尽快摄入含有维生素的东西。

可上哪儿去找含有维生素的东西呢?何况还要大量?如果有,又何至于得这样的病?

辛医生想来想去,向你们的父亲建议说,恐怕最方便最好找的,就是青稞苗了。

你们的父亲一听,立即下令拔几亩已经长得郁郁葱葱的青稞苗,让官兵们当菜吃。那青稞苗吃起来像草一样,无法嚼得很烂。但你们的父亲下令要每个人都把它们生吞下去。他相信只要能进入肠胃,总会有效的。一周后,这个方法果然初见成效了,一些刚发现浮肿的官兵开始得到控制,逐渐消肿。

但对王政委来说,已经迟了,浮肿已从他的下半身肿到了腰部。但他的脸却一天天地瘦削,原来腮帮上鼓着的那两块肉也不见了,下巴尖尖的,长满了黑黑的胡子。他每天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你们父亲端着煮好的青稞苗到他的床边,要他吃,他总是摇头。他说别浪费了,反正我已经不行了。你们父亲吼叫着说,谁说你不行了?!你行!你必须行!

为了不让你们父亲难过,王政委勉强吃了一些青稞苗。他一边吃一边大口喘着气,他已经不能坐了,只能半靠在通讯员的怀里。嚼几棵青稞苗,喘一阵气,再嚼几口,再喘一阵。一张瘦削的脸因为憋气而显得蜡黄。看到这张脸我就想起了苏队长牺牲前的样子。我有一种预感,王政委他要去找苏队长了,他丢不下她。可是虎子怎么办呢?他已经没有母亲了,不能再失去父亲。我说王政委,你一定要挺住,苏队长还要你去找虎子呢。等路修好了,我就和你一起去找。王政委张大了嘴喘气,断断续续地说,小白,虎子的事,就拜托你和老欧了……我可能不行了……

你们父亲又吼起来,他说谁说你不行了?!我不许你再说这个话!

但只要一走出王政委的小屋,你们父亲就像个孩子似的掉眼泪。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个不知所措的样子。除了每顿强迫王政委吃一些青稞苗外,他就是反复拽住辛医生问,他会好的,是吗?他没事儿的,对不对?

辛医生只能点头。如果摇头的话,我估计你们父亲会暴跳如雷。

可是,还是太晚了,还是无法挽回了。

王政委是一个凌晨突然走的。他选择了一个你们父亲不在的时间,我相信他是有意这样选择的。因为他不想让你们父亲看见他死去的那种痛苦。你们父亲每天都守着他,但恰好那天夜里部队驻地窜入一股土匪,你们的父亲带领骑兵小分队追击去了。

我代替他守在王政委的身边,也就代替他受尽上苍的折磨。

王政委死得非常痛苦,因为呼吸困难,他不停地用手抓扯自己的胸膛,以至于胸口上全是道道血印和块块青紫。他的那个样子让我难过至极,有一刹那我恨不能帮他把胸口撕裂,让空气进入他的肺部。那时候我多么希望我是神啊,我多么希望我能解除他的痛苦啊,但我所能做的,只是拼命按住他的手,不让他再抓伤自己。

他挣扎着,喘气声如山摇地动般震人耳鼓。但突然,他的手瘫软下去,声音在一瞬间止息了。

就这样,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离我而去。

我惟一感到庆幸的是,你们的父亲没有亲眼目睹。但他仍像没了魂似的,几天不说一句话。从进军大西南开始,他就和王政委共事,情投意合,非常默契,已经整整5年了。可王政委从6月3日发现病情到6月10日死去,仅仅一星期。我想就是一个月、一年、一个世纪,你们父亲也无法有思想准备,何况一星期?

那是6月。6月从此成为你们父亲心里的伤痛,成为一触就会流血的疤痕,并且永远无法愈合。

我想我惟一能做的,就是实现王政委的遗愿,找到虎子,把他抚养成人。

可我不知该上哪儿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