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的约翰

我是铁红,现在我叫珍妮·里恩。我从金三角离开之后,也离开了我的令人心碎的故事,离开了那张叫罕的脸。我想,我真正的爱情只有一次,它埋葬在那条十八号公路了,它属于那个丛林。有时我想,真正的爱情不适合在真实的环境中生存,丛林是它的住处。

我回到美国的第二年就结了婚,我闪电结婚是因为我想尽快地埋葬那个爱情。新郎叫大卫·沙克尔,是西点军校的教官,父亲马克的学生,犹太人,有着固执忠诚的性格,沉默寡

言,但容易发脾气。我们一起生活了三十年,他还是没有改掉坏脾气。我和他的感情跟罕相比,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有了一个儿子,叫约翰·沙克尔,他是一名美军士官,参加了推翻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他继承了他父亲沉默寡言的性格,有时这对父子相对而坐,喝着咖啡,都不说话,就这么干坐着达两小时之久。他们虽然都沉默寡言,但表现方式不一样,父亲干烈粗糙、喜欢政治、迷恋宗教,儿子忧伤细腻、极度敏感、喜欢写诗。我觉得约翰的沉默寡言来自于他父亲,多愁善感和耽于幻想却是继承了我和母亲伊利亚的遗传。

阿尔伯特自从妻子和儿子相继离去后,整个人好像垮掉了一样,他真的被这两场灾难毁了。退休后阿尔伯特离开以色列,移居到美国,做了我们的邻居。阿尔伯特像是变了一个人,他在房子里挖了一个地窖,成天躲在阴暗潮湿的地窖里读《塔木德经》,除了参加附近犹太教堂的礼拜,他几乎哪儿也不去。有时他会到我们家坐坐,神情是呆滞的。他每天除了诵念经书之外,还严守犹太教律法,然后他会用很多方法来折磨自己,比如,他会在冬天光着膀子在园子里锄草,当然,他最后的结果是肺炎。有一次我到他家送咸肉,听见阿尔伯特在客厅里哭泣,他竟然把电熨斗贴在自己的左臂上,烫出了焦煳味儿。我们把他送到医院,阿尔伯特差点得败血症。我照顾了他一个星期,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握着我的手,说,拉结,是我的罪得罪了神,神才收走我的妻子和儿子,我要清除尽我的罪,可是我行了一辈子的善,守了一辈子的律法,现在看来,我的罪还没有被赦免,神还在惩罚我,他剥夺我的一切,却留我在世上,就是要我除罪。

我说,阿尔伯特叔叔,神没有要你这样虐待自己,这不是神的意思,不是我要你改宗,但我要说,那是《旧约》,上帝在《旧约》中给人律法,却在《新约》中赐下一个人来,就是耶稣,他已经担当我们的罪,只要信入他,就罪得赦免。阿尔伯特摇头,不不不,他不是神,他只是一个先知,他不是弥赛亚。我说,弥赛亚已经来了,你读了一辈子《旧约》,《旧约》只是影儿,《新约》才是实际,《旧约》是上帝用尺子量人,《新约》是他亲自下来救人,接受这个恩典吧,阿尔伯特叔叔。阿尔伯特怔了好久,说,不,我的心告诉我,我有罪,就在那里,哪有这么容易的救恩?我犯了罪,神把我的妻子和儿子拿走,可是不把我拿走,是因为我行律法还不够好。

我问父亲马克,阿尔伯特怎么会变成这样?他说,不是变成这样,是一直如此。所以,人要守律法,完成律法的要求,是不可能的,拉结。正因为如此,主耶稣才要来。

我再来说说铁山,我的亲生父亲。去年我把他接到了美国,因为我预计我和他见面的日子不会太多,虽然他看上去精神矍铄,其实他的心脏因为喝酒已经有了很大的毛病。我们把他安排在家里住,可是他跟马克呆在一起别扭,硬是要和阿尔伯特住在一起。阿尔伯特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马克不行,他只会听几句。

铁山住进阿尔伯特家之后,阿尔伯特的心情似乎好了一些,因为有人说话了。但他却开始对着铁山无休止地回忆在滇缅公路的往事,有时会一连讲上几天,让铁山直打呵欠。铁山给阿尔伯特带来的烦恼是酗酒,他到死也没改掉这个毛病,他背着我偷偷去买酒,而且只喝中国的白酒,阿尔伯特是滴酒不沾的,只得暗暗叫苦。

但有一个变化让我们十分震惊,这两个老头竟然在一起唱歌。铁山唱着阿尔伯特的犹太古歌,阿尔伯特唱铁山的早期革命歌曲,如《解放区的天》。有一次,我进到他们屋里的时候,竟然发现,这两个老人坐在桌前,桌上摆着《资本论》和《旧约律法》,阿尔伯特在给铁山讲《申命记》,而铁山在给阿尔伯特讲《资本论》。他至今都认为,《资本论》的观点是正确的,是人没有实行好。阿尔伯特认为,《旧约》和马克思的理论有相似之处,或者说马克思借鉴了《旧约》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我很吃惊,我不知道为什么到老的时候,这两个情敌会在一起研究这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在我看来,这两种东西毫无共同之处。

正如以撒是命定承受神的产业。阿尔伯特说,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在未来可能按需分配,因为是承受的产业,不是努力得来的,不是自己的,所以不会产生私心。

目标没有问题。铁山说,是执行的人出了问题,《旧约》中和神来往的是祭司,共产主义运动当中,也需要优秀的党员和领导者,可是很遗憾,有人丢掉了这个伟大的事业,比如戈尔巴乔夫,他是个不称职的祭司。

我听了这两个老头的观点,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后来我总算找到了一个我认为很有力的能区别他们的问题,我问铁山,阿尔伯特认为有神,你认为有神吗?

铁山思忖了一会儿,说,有,到了共产主义,人就是神,在物质极大丰富之后,人就可以通过觉悟,进化到神的境界,人就变成了神。

阿尔伯特说,就如同人只要守好律法,就能和神一样。

七月,约翰从伊拉克战场回来。在一次爆炸事件中,他受了轻伤,但他以精神受到伤害

为由,申请回国,他的申请得到了批准。

大卫以儿子的懦弱为耻。在为约翰接风的家宴上,大卫没有好脸色,在他看来,约翰根本就不想上战场,他在上战场之前就是个逃兵,现在果然成了逃兵。

我的儿子约翰长得不像我,也不像大卫,他又瘦又高,苍白的脸,眼睛眯缝着,眸子藏在淡黄色的眉毛下面,仿佛蕴含某种深意,连我这个母亲有时也会觉得他高深莫测。他从小就沉默寡言,大约在他七岁的时候,有一次我看见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河边,对着一只鸟发愣,整整看了一个下午。

他很少哭泣,也从不吵闹,好像很有主见,但你又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因为他很少和我交流。但作为母亲,我可以从我的观察来判断儿子。有一次,一只受伤的鸽子落到我们家的阳台上,我和约翰救了它,帮它上药,但最后它还是死了。鸽子死时极度痛苦,一直不停地抽搐,约翰就看着它,他全身颤抖,神色可怕。后来,我发现他有了一个怪僻:不能看见羽毛,只要一看见羽毛,全身就发抖。

大卫终于在家宴上把怒气爆发出来。我知道他肯定熬不到家宴结束,他就是这个臭脾气,信基督信了三十年,性格还是一点没改。刚开始吃饭的时候,他就沉着脸,无精打采,我们都对约翰说安慰的话,大卫突然说,你们都说他的好话吗?他真的需要安慰吗?一个逃兵需要的不是安慰,而是惩罚。

气氛一下子就僵了,铁山和阿尔伯特都在场。我看见约翰的脸涨得通红,想起身离开,他的外婆伊利亚按住他,对大卫说,你有什么权利对约翰这样说话?大卫说,我是越南战争的英雄,我想我有这个权利这样对儿子说话。

铁山说,约翰回来是对的,美国根本就不应该打这场仗。

孩子,你有什么话想说吗?阿尔伯特问约翰。

约翰不说话,只低头喝汤。

大卫说,阿尔伯特叔叔,你别问他了,如果他知道这是为神而战,他就不会回来了。这个神是你的神,也是我的神。

铁山岔开话题,叹道,没想到世界变化这么快,过去我们为主义打仗,现在却为神打仗了。可是,神在哪里呢?不如让你的神和我的神直接自己解决问题好了。

阿尔伯特说,你又说醉话了吗?杜松子酒就能把你醉倒吗?铁山。

铁山说,在我和阿尔伯特之战中,我赢了,在我和马克的个人战争中,我是失败者,所以,在爱情上,我是没输没赢,伊利亚,是不是?可是在主义之战中,结局还没有显露。我没想到,一场战争还没有结束,另一场战争又打响了。

你不认为意识形态的战争已经结束?铁山先生。大卫问铁山,这就是他对这个中国岳父的态度,他素来对我父亲没有好感,他认为马克才是他的岳父。他是在马克的影响下信主的,但他现在比马克更激进。他对铁山说,主义的背后就是宗教,主义的战争打到最后就是一场属灵战争。我很遗憾我的儿子在这场荣耀的战争中充当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我突然生气了,对大卫说,够了!你指责约翰要到何时呢?你为什么不问问他心里在想什么?你知道他在想什么吗?不,你从来不关心他的心,你只知道指责指责,你永远只知道要求。

大卫说,他是神的儿子,不是吗?我的话比神的话重要吗?他从小在教会长大,不明白什么是神的计划和权益吗?我很遗憾,如果他连为什么而战都不知道。

铁山说,这和十字军①有什么两样?

大卫说,错了,神更正了人的错误,现在的这场战争是神命定的,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你不要拿人的错误来诋毁神的经纶。

一直没说话的马克说,约翰回国是符合军纪的,他是在执行命令,所以,关于他回国的事,现在中止争论。

但争论并没有结束。大卫和约翰几天不讲话,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大卫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教会的事务中,他甚至比我更热心。他生活俭朴、严谨,从不过度消费,他戒烟戒酒,除了脾气大,几乎无可指责。但他对我们家里人的属灵状况却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我们要是有一些软弱,不够爱主,他就立刻能发现,并且毫不客气地指出来,甚至对我母亲,包括他的老师马克,只要我们有破口漏洞,大卫就会毫不留情地指责。有一次我因为忙于工作,没有参加信仰聚会,他当着众信徒的面大声指责我,定罪我,让我无地自容。可是有好几次他自己也没有参加聚会,他却没有感觉。连马克也想不到,自己传的福音,造就了一个比他更爱主,但也严厉得多的信徒。

马克对我说,你去和约翰谈谈,看看他心里想什么。

我找了一个安静的下午,和儿子在离家不远的湖边交谈。经过一下午的耐心说服,儿子终于向我透露了那个秘密:他为什么离开伊拉克?

在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整合出这样一个画面——那个像诗人一样的士官,带着模糊的理念,来到了那个沙漠。然后带着更大的疑惑离开。以下是经过整合的约翰的回忆:

……我上军校可能就已经是个错误,但我不被允许改正这个错误,因为父亲极力促成了我上军校,现在终于结出了坏的果子。父亲是永远不会错的,从小到大,我的记忆中没有看到父亲认过错,母亲在和父亲的争论中,似乎总是处于劣势,她屡次在父亲面前妥协,我问过母亲,为什么他总是对的呢?他不会错吗?你总是错吗?母亲对我说,他很爱主,我不如他。

我想,这种回答不能说服我。我会因此误以为,只要爱主,为着主,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和外公铁山的观点是一样的:只要目标正确,可以不择手段。可是这两个男人却彼此不悦。

比起父亲逼我上军校,到伊拉克去打仗不算是我完全不情愿的事,虽然父亲一直要我上战场。我理解总统为什么要打这场仗,因为有了“9·11”的重大灾难。我到了伊拉克,我们似乎打赢了这场战争,把萨达姆赶下台之后,问题却接踵而来。我们在控制伊拉克之后死伤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在战斗中死伤的人数。

我仍然能够理解这场战争的复杂性,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后来会死更多人。但在上个月发生的一次与我有关的爆炸事件中,我的思想开始混乱。我不知道我的信念是否开始动摇,但我的确起了疑惑。

我们驻扎在费卢杰,就在四号公路旁边。在营地的不远处,我认识了一个叫伊娜的姑娘,我们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这个伊拉克姑娘在我们营地对面摆了一个报摊,我站岗的时候离她不过十几米远。我从她那里买过伊拉克卷烟。她对我微笑,眼睛很深,头发乌黑,和我母亲一样。她会讲英语,她说她小时候家里很富有,有三辆小汽车,现在她们只能靠摆摊为生。我说马上就会改变,因为萨达姆下台了。

我跟她聊天,我问她萨达姆下台她高不高兴?

高兴。伊娜说,他是个伪君子。

可是我问到,喜欢美国人到伊拉克吗?她就用奇怪的眼神看我,说,你们不来我们也可以把那个伪君子赶走。

我就问,你们用什么方法来赶走他呢?

真主会惩罚他的。伊娜说。

我们说话的时候,屋里走出一个男人,用伊拉克话阻止伊娜和我交谈。后来我知道,这是她的哥哥赛米。他留着小胡子,眼神冷漠,坚定,表情阴沉。

后来伊娜偷偷跟我说话,不让她哥哥看见。她向我打听美国的事情,问我美国有没有女人当射击教练,因为她很喜欢射击,她曾是巴格达少年射击队的队员。她还打听美国现在放什么电影。我把一本电影画报送给她,她很高兴。她说她哥哥是个好人,她的父亲早死,都是哥哥在照顾她。

可是就是她这个哥哥赛米,在一周后的爆炸事件中,充当了人肉炸弹。当时我随一辆军车出去巡逻,我们一行八个人。我们的汽车驶到四号公路的时候,我看见了赛米,我认出他来。他表情镇定,我对他没有丝毫的警惕,因为他看不出有任何危险的迹象,他表情镇定得就像去上厕所。

他向我们走过来。

这时有一个流氓突然抢一个女人的包,这个女人是西方人,长着金发,后来我知道她是法国一个在伊拉克做水管生意的老板的女儿。赛米见到抢劫后,突然拐转方向,冲上去追那个小偷,抓住他,把他打翻在地,他把包夺过来,还踢了那个小偷两脚,然后把包还给那个法国女人。那个女人向他表示感谢时,他没有吱声,扭头就走。

他又向我们走过来。

我们觉得必须上前干预,我们经常处理治安上的事情。可是当我们上前干预时,赛米已经走到我们跟前。他看见了我,我想他应该认出了我,但他好像不认识我一样。我们以为他走过来是要说明情况。

突然一声巨响,我被气浪冲到旁边的树上,立刻昏迷过去。

赛米当场被炸死,身首异处,我们死了两名士兵,赛米的同胞伊拉克人死了七人,我受了轻伤。

这就是那个事故,很简单,司空见惯,在伊拉克,这不是新闻。

我的伤很快就好了。我的确不能算受了伤,我原本可以留在伊拉克,但我递了回国的申请。我的轻度脑震荡并没有在我的身体上留下影响,但我递交了回国申请,我的体检符合回国条件。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为什么回国,我并不是出于对爆炸事件的恐惧,否则我就不会去伊拉克。

我看到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让我产生了极大的疑惑。我看到了炸弹客赛米死前的镇定,我惊异于他为什么能在死前如此镇定?甚至他在死前还救了一个女人的包。

从小我都被教育,真正的信仰能让人在死前对死亡毫不畏惧,反过来说就是,如果有哪一种信仰能超越死亡,它就是真信仰。那么,赛米是超越死亡的,因为我亲眼目睹,他真的视死如归,按上述推论,那么他信的是真信仰。

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果他信的是真信仰,那么我信的是什么呢?从小外祖父母和我的父亲母亲都教育我说,天地间只有惟一的真神,如果赛米信的是真神,那我信的是什么?即使我们信的都是,我凭什么要来这里为他们而战?我要给他们什么呢?赛米死前如此镇定,我不如他。刚来到伊拉克的时候,我听着炸弹的爆炸声,心中害怕得要命。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在这里。那么,我和赛米谁是英雄?这种想像开始瓦解我的斗志。

我在经历了几个星期的思想混乱后,仿佛要精神崩溃了。我递交了回国申请。我一连十几天无法入眠,整夜整夜无法合眼,被检查出患有严重的精神焦虑症,上级认为是爆炸事件所致,准许了我的回国申请。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混乱不在头脑,而在我的心灵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