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

这本书是我的长篇处女作,动笔于一九九六年,初版于一九九八年。动笔的时候我还没有使用电脑,就在中国矿业大学的教工宿舍里头,我每天趴在一张淡黄色的桌面上,用那支透明的塑料管圆珠笔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我记得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正是中午,我望着我的圆珠笔,它已经面目全非,浑身缠满了胶带,很脏,像我远征的兄弟。我似乎动了感情,因为我已经决定买电脑了。我把我的圆珠笔放进了抽屉,再也没有摸过它。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脑子里有一幅顽固的画面,那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城市。这个画面当然是不存在的。我好像站在一座桥上,我的面前是开阔的城市纵深,它是冬天的景象,浩浩荡荡的屋顶上洒满了阳光。这是一个梦幻式的“大全景”。糟糕的是,我对“大全景”从来都不相信,正如我不相信“最后的统计结果”。我只相信局部,因为我们只能在局部里面生存。换句话说,只有局部才可能有效地构成存在。当我走进九十年代初期某一个城市的“局部”的时候,那是怎样一幅躁动、混乱、汗流浃背同时又人声鼎沸的场景!九十年代初期,我们还记得吗?我们的内心有数不清的搅拌车、起重机,还有迷宫一样的脚手架——它们塞满了我们的城市。我们在摩拳擦掌。为了什么?其实还没有想好。我们只是拼了老命地对自己大声疾呼:做点什么,赶快做点什么!还没有开始,我们的天才就开始启示:快来不及了。多么的迫切,多么的忧郁。

当然,我没有能力去描绘那个时代。然而我并没有把自己手里的笔放下来。是亲爱的阿尔贝·加缪帮助了我。他对我说:“要了解一个城市,比较方便的途径不外乎打听那里的人们怎么干活,怎么相爱,又怎么死去。(《鼠疫》)”好吧,那我就打听打听去。

事情变得简单起来了。打听并描绘九十年代初期的“人们”怎么干活、怎么相爱,是我这本书的原始动机。打听的结果非常不好,我打听到的全是自己的消息。在漆黑的深夜,在工地的尽头,我的手上拿了一把手电,手电照亮了一面镜子,镜子里面恰好是我。太紧张了。

当然,稍有常识的读者不可能认为这本书写的就是我,我和书中的人物没有半点关系。书里的人物、事件、场景都是虚拟的。可是,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虚拟,这是我今天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个学声乐的大学生,而他的母亲则是一个返城的知青。当我回忆起他们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青衣》和《玉米》的源头就在这本书里,安安静静的,一点蠢蠢欲动的意思都没有。这是一种多么美妙、多么值得期待的期待。所以要有耐心。你不能为了得到一份礼物而焦虑,只有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夜里,圣诞老人才会在漫天的大雪中穿过你们家的烟囱,把他的礼物放在你的袜子里,早一天都不行。这个圣诞老人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就是你心迹。写作是滋补的,它可以滋补写作。

老实说,书里的大部分内容我已经忘记了,并不是我健忘,而是我的心思早就不在这里了。毕竟是九年过去了——哪一个写作的人会用九年的时间去回忆他的旧作呢?天底下没有那样疯狂的作家。没想到作家出版社的朋友反而有心,他们愿意重新出版这部书。我找回了这本书,仔细地读,感觉并不好,真的觉得对不住作家出版社的这一番好意。我只想把这本书推翻了,重写一遍。我在无比惭愧的同时却又无比地自信:如果现在写的话,这本书一定会好很多。

还是不要忙着惭愧,不要忙着自信。你不可以抹煞你的昨天,你不可能一生下来就是一个中年的男人,要是那样的话,你是一个多么无趣、多么可恶的家伙,你白吃白喝了多少回?你必须从那个时候过来,你只能从那个时候过来。所以,面对旧作,惭愧是虚荣的,自信也一样苍白。

胡适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我同意他的话,宽容起码和自由一样重要。还是宽容吧,首先学会宽容我们自己。

所以就要感谢。我感谢作家出版社。这样的感谢容易被当成一句套话,事实上不是。我愿意把这本书的再版看成是作家出版社对一个写作者的宽容。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