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脸作家的不变追求

(2003年2月9日《北京日报》)

■采访者解玺璋

□受访者柯云路

节前,在一次由几家单位主办的中华文学人物评选中,柯云路被命名为“最能变脸的作家”。这似乎代表了近几年来人们对柯云路写作生涯的某种认知。此前的柯云路长篇小说《龙年档案》研讨会也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有人说:“原来那个写《新星》的柯云路又回来了,他那种忧国忧民的意识,那种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又回来了。”有人甚至用了“浪子回头”来形容柯云路给人的新感受。

农历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天上飘着细碎的雪花,柯云路刚从陕西参加电视剧《龙年档案》的开机仪式回到北京,我们相约在东方花园酒店的咖啡厅见面。我希望这次采访能增进我对柯云路的了解和理解。

我的采访就从“变脸”开始---

■你对“变脸作家”这个称呼怎么看?

□前两年说我是有争议的作家,现在又说是“变脸作家”,我就当作一个好玩儿的事。

■你是觉得这些年确实变化很大,还是觉得根本没有变化?只是外人觉得你有变化?

□外人觉得我有变化,其实我大的面孔肯定是一张,我就是一张脸,我这张脸就是比较喜欢关心社会呀,人类呀,人性呀,这些重大命题。我的兴趣除了文学以外,对哲学、经济学、心理学呀,也感点儿兴趣,比较杂,又不愿意重复,所以,经常是写完这个还写那个。但人们习惯定位,你是写小说的,你写非小说的东西,他们就觉得比较奇怪。

■从写作的角度,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其实我在文学之内一直在追求变化,前几年我的几部小说,从文学的角度说,其实是想先锋一些,像《蒙昧》、《黑山堡纲鉴》、《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几部有关“文革”的小说,我都想和《新星》、《夜与昼》时期不一样。写纯文学比较寂寞,我写的又是“文革”题材,所以,媒体不会特别关注,又处于我的敏感期,社会的关注是很弱的,人们可能没有过多注意,但从文学上讲,是20多年来,我在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

■大家觉得你有变化,是不是因为你以前写《新星》、《夜与昼》那样的作品,后来去写《大气功师》之类,现在又写《龙年档案》,那天的座谈会上,有人说你是“浪子回头”,有点开玩笑的意思,他们可能是觉得你曾一度离开纯文学领域,现在又回来了。

□这几个月总有媒体记者就这个说法问我,我其实没什么想法,那不过是出版社为了炒作的一种戏说。我有时很愿意跨学科,以后我还是以文学为主,但也还是要跨一跨。

■我记得你在写完《夜与昼》之后,是不是说过改革题材也要写三部曲?

□对,写了《夜与昼》,又写了《衰与荣》,实际上是京都三部曲,还有一部《灭与生》,我没有写。

■那为什么?

□就是变化了,我觉得我在这个题材中写得太长了,当时我就写了一部书,对我来说是一个变化,叫《嫉妒之研究》,当时登在《小说家》上,那时我想迅速地提高自己的表现手法,表现能力,如果不是后来被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挡住的话,文学探索会一直继续下去。

■那是什么时间?

□《嫉妒之研究》是1988年写的。

■后来你怎么接触到你所说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这个题材的。

□说来很简单,我一直对哲学的东西挺喜欢的,那时听到一些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情况,我是把它当作哲学命题来看待的,我想,这是否可以改变我对时空以及相关问题的看法。我对这个问题做过很认真的研究,而且,我至今对这种研究不悔,我觉得当下中国研究这个问题有点奢侈,不合时宜,再过些年我还会研究。

■你的写作转移到现实题材上来是不是和这有关系?

□应该说转移到文学上来,转移到文学上来还有一种选择。像“文革”题材,你也可以说它是历史题材,“文革”题材我写了一些,现实题材我写了《龙年档案》,还会再写一些,下一段我的写作,第一是文学,第二主要是写现实题材。我对现实的东西,近代、当代历史的东西,比对古代历史的东西,从文学讲更感兴趣。

■我记得有一次你说,你想搞一个跨很多学科,非常宏大的东西。

□我后来写了一部书叫《人类时间》,这部书也不是为市场写的,你都不知道吧,改革出版社出版的,写的是文化人类学。这个学科在中国还不是显学,大家都不注意。那本书上下册,我送了陈晓明。他说,你这本书可以评教授了。

■你一直在写东西,不过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影响大的只是几个点,而每个点又不一样,就觉得你变化很大。也许你觉得变化并不大,还是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其实我倒是觉得,从你对现实的认识,从写作的风格上看,《龙年档案》和《新星》、《夜与昼》还是一样的。

□大的路数还是有相同的地方。

■不属于你所说的探索式的写法。

□它是这样,前些年的探索,有些成果被我用在《龙年档案》里,我希望,用最少的语言传达最多的社会、人性、情节的要素。比如“月是故乡明”,我很喜欢这句诗,我认为这是唐诗中最佳诗句之一,景写了,情也写了,哲理还写了,话又很白,写在小说里大家会认为是句白话,口语,但这里东西最多。我在《龙年档案》里就想用这种方式写作,最初想写七八十万字,后来我想,一定要写得短一些,写了不到五十万字,又删成三十八万字,描述全部都不要,心理分析全部都不要,通过最简单的言行能把人物带出来,我想写个严肃的东西,但比那些通俗、悬念的东西还要好读,要做这样一种探索,在这一点上,《龙年档案》还有一点儿成功。

■这个书可读性确实特别强,拿起来放不下,你可以一口气把它读完。

□下面还想这样,用更短的篇幅,表现悬念要素和人性内容更多的作品,文学的要素更丰富,包括传统的,也包括先锋的,像“月是故乡明”一样,这是我的尝试。

■你在写这部小说前是不是采访过吕日周?

□吕和我比较熟,长治我去了两次,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也就是我说的,一个作家要敏感,同时还需要采风。

■你是听说了他的事以后去找他呢,还是以前你们就认识?

□我们认识快20年了,我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他还没去长治呢,他还陪我在山西走了些县市,后来他出任长治领导,又有一番故事,是我没有想到的。别人又会说我赶了一个热点。

■你给人感觉总是在风口浪尖上。

□我写这个小说时,吕日周不仅没热,都没有去长治,我写小说以后他热了,是碰到一起了。说我有什么预见,我也没有什么预见,如果是吕日周热了你再赶,你赶的过来吗?今天有个陕西记者打电话采访我,问起所谓变脸不变脸的问题,我说我是又变又不变,但根本的东西是不变的,我肯定还写重大社会、重大人性、重大历史题材,不是说我装样子,是我喜欢这个东西,我有叙述热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叙述热情,有些事有些人可能津津乐道,但我没有兴趣,有些东西我有叙述热情,对作家来说,我觉得必须写自己有叙述热情的东西,如果没有叙述热情,两个人聊天都很尴尬,纯粹的应酬,很疲倦的。这个叙述热情就是写作的奥秘,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个人认识自己很不容易,我已经写了20多年了,我还在认识我自己。到底自己的叙述热情在什么地方?是你独特的,对一个题材的叙述热情我想有几种可能,第一,确实你有一种要表达的渴望的东西,你对它有足够的体验和感受,你想把这东西传达给别人,这是你有兴趣的地方;第二,是别人还没有叙述过,还不太会叙述过的东西,你都讲过了,再让我重复,我没有讲话的热情了。我要寻找的是,对我还有新鲜感的,别人听着也很新鲜。解玺璋,咱们之间还有相处的过程,我一贯做这些事,我也百折不挠,我不怕挫折,比如我走红一点,解玺璋你看着,我绝不会忘乎所以,不会停止一天写作的,绝不会到处去讲学,我还是会写作。我每年写作三百多天,20多年几乎没有变化,而且绝对不会去应酬,我一定要保持写作者非常独立的状态,我绝对不应酬政治,绝对不应酬文坛,我没有应酬过任何一个人,我绝对不参加任何流派,绝对不参加任何群体,因为这些都需要付出时间的代价,当然也有很大的损失,人际关系会显得非常单纯,这些年来,我是文坛最孤立的一个人,这点我感受特别深,我没有和任何人有什么来往,当我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表示过问候,我已经很习惯了,而且我为这点感到很自豪,我不怕事。

■是不是和你求新求变的个性也有关系?

□对我来说,一个东西写成功了,再让我重复,一点兴趣都没有,写“文革”的5部小说,是五种叙述方式,每种都有变化,《夏天》是一种方式,《黑山堡》是一种方式,《牺牲》是一种方式,《蒙昧》是一种方式,形式上也在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就可以了,其宗就是你的本分,一个作家必须有万变的地方,又必须有不变的地方。

■你不变的宗旨是指什么?

□对重大社会命题的关注。

■这是不是这一代人突出的特点?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基本上没有和别人说闲话的兴趣。

■一脑门子官司似的?

□那倒不是,我平时生活中是一个很爱安静的人,很简单,散步、看书、写作。

■你写作靠什么维持精神呢?

□什么也不靠,烟不抽,酒也不喝,茶也不喝,每天写10个小时。搞写作不要光研究写作,研究如何把小说写好,这是特大的误区,一定要研究你是怎样在写,你的写作状态,就像看许多球赛,大部分输赢还不是技术原因,是状态不好。球员的问题是教练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当好自己的教练,要把自己调试好,人的状态如果不好根本写不出好东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