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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年的初春,还在上高中的静秋被学校选中,参加编辑新教材,要到一个叫西村坪的地方去,住在贫下中农家里,采访当地村民,然后将西村坪的村史写成教材,供她所在的K市八中学生使用。

学校领导的野心当然还不止这些,如果教材编得好,说不定整个K市教育系统都会使用,又说不定一炮打响,整个L省,甚至全中国的初高中都会使用。到那时,K市八中的这一伟大创举就会因为具有历史意义而 被写进中国教育史了。

这个在今日看来匪夷所思的举动,在当时就只算“创新”了,因为“教育要改革”嘛。文化革命前使用的那些教材,都是封、资、修的一套,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被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们统治着”。

文化革命开始后,虽然教材一再改写,但也是赶不上形式的飞速变化。你今天才写了“林彪大战平型关”,歌颂林副主席英勇善战,过几天就传来林彪叛逃,座机坠毁温都尔汗的消息,你那教材就又得变了。

至于让学生去编教材,那正是教育改革的标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总而言之,就是贵在创新哪。

跟静秋一起被选中的,还有另外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都是平时作文成绩比较好的学生。这行人被称为“K市八中教改小组”,带队的是工宣队的李师傅,三十多岁,人比较活跃,会唱点歌,拉点二胡,据说是因为身体不大好,在工厂也干不了什么活,就被派到学校来当工宣队员了。

学校的陈副校长算是队副,再加上一位教高中语文的罗老师,这一行七人,就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向着西村坪出发了。

从K市到西村坪,要先乘长途汽车到K县县城,有三十多里地,但汽车往往要开个把小时,绕来绕去接人。K县县城离西村坪还有八、九里地,这段路就靠脚走了。

静秋他们一行人到了K县,就遇到了在那里迎接他们的西村坪王村长,说来也是个威威赫赫的人物,在K县K市都颇有名气,因为村子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村,又有辉煌的抗日历史,所以王村长的名字也比较响亮。

不过在静秋看来,王村长也就是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人,很瘦,头发也掉得差不多了,背也有点弓了,脸像也很一般,不符合当时对英雄人物的脸谱化描写:身材魁梧,脸庞黑红,浓眉大眼。静秋马上开始担心,这样一个人物,怎样才能写成一个“高、大、全”的英雄形像呢?看来这教材真的靠“编”了。

话说这一行七人,个个把自己的行李打成个军人背包一样的东西,背包绳的捆法是标准的“三横压两竖”,每人手里还提着脸盆牙刷之类的小件日用品。

王村长说:“我们翻山走吧,只有五里地,如果从河沟走,就多一倍路程。我看你们几个----,身体也不咋地,还有几个女的,恐怕----”

这七位好汉异口同声地说:“不怕,不怕,就是下来锻炼的,怎么样艰苦就怎么样走。”

王村长说:“翻山路也是锻炼哪,走河沟还得趟几道水,我怕你们这几个女的---”

几个“女的”一听到别人叫她们“女的”,就浑身不自在,因为“女的”在当地话里,就是结了婚的女人。不过贫下中农这样称呼,几个“女的”也不好发作,反而在心里检讨自己对贫下中农纯朴的语言没有深刻认识,说明自己跟贫下中农在感情上还有一定距离,要努力改造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王村长要帮几个“女的”背东西,几个“女的”一概拒绝,谁那么娇贵?不都是来锻炼的吗?怎么能一开始就要人照顾?张村长也不勉强,只说:“待会背不动了,就吭一声。”

走出县城,就开始翻山了。应该说山也不算高,但因为背着背包,提着网兜,几个人也走得汗流浃背,王村长手里的东西越来越多,最后背上也不空了。三个“女的”有两个的背包都不见了,光提着个脸盆等小件,还走得气喘吁吁的。

静秋是个好强的人,虽然也背得要死要活,但还是坚持要自己背。吃苦耐劳基本上成了她做人的标准,因为静秋的父母在文化革命中都被揪出来批斗了,爸爸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妈妈是“历史反革命的子女”。静秋能被当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享受“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的待遇,完全是因为她平时表现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时时处处不落人后。

王村长见大家有点苟延残喘的样子,就一直许诺:“不远了,不远了,等走到山楂树那里,我们就歇一会。”

这个“山楂树”,就成了“望梅止渴”故事里的那个“梅”,激励着大家坚持走下去。

静秋听到这个山楂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不是一颗树,而是一首歌,就叫《山楂树》,是首苏联歌曲。她最早听到这首歌,是从一个L师大俄语系到K市八中来实习的老师那里听到的。

分在静秋那个班实习的是个二十六、七岁的女生,叫平萍,人长得高大结实,皮肤很白,五官端正,鼻梁又高又直,如果眼睛凹一点的话,简直就象个外国人了。不过平萍的眼睛不凹,但大大的,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她的眼皮不是双层,而是三、四层,这让班上的单眼皮女生羡慕得要死。

据说平萍的父亲是炮二司的什么头头,因为林彪的事情,被整下去了,所以平萍的日子曾经过得很惨。后来邓小平上台,她父亲又走运了,于是就把她从农村招回来,塞进了L师大。至于她为什么进了俄语系,就只有天知道了,因为那时俄语早已不吃香了。

听说解放初期,曾经有过一个学俄语的高潮,很多英语老师都改教俄语去了。后来中苏交恶,苏联被中国称为“修正主义”,因为他们居然想“修正”一下马列主义。先前教俄语的那些老师,又有不少改教英语了。

静秋就读的K市八中,跟整个市区隔着一道小河,交通不太方便。不知道市教委怎么想的,就把硕果仅存的几个俄语老师全调到K市八中来了,所以K市八中差不多就成了K市唯一开俄语的中学,几乎年年都有L师大俄语系的学生来实习,因为除了K市八中,就只有下面几个县里有开俄语的中学了。

平萍因为老头子有点硬,所以没分到下面县里的中学去。平萍挺喜欢静秋,没事的时候,总找她玩,教她唱那些俄语歌曲,《山楂树》就是其中一首。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是只能偷偷干的,因为苏联的东西在中国早就成了禁忌,更何况文化革命中把凡是沾一点“爱情”的东西都当作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东西给禁了。

按当时的观点,《山楂树》不仅是“黄色歌曲”,甚至算得上“腐朽没落”“作风不正”,因为歌词大意是说两个青年同时爱上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也觉得他们俩都很好,不知道该选择谁,于是去问山楂树。歌曲最后唱到:

“可爱的山楂树啊,白花开满枝头,

亲爱的山楂树啊,你为何发愁?

。。。

最勇敢最可爱的,到底是哪一个,

亲爱的山楂树啊,请你告诉我。”

平萍嗓子很好,是所谓“洋嗓子”,自称“意大利美声唱法”,比较适合唱这类歌曲。星期天休息的时候,就跑到静秋家,让静秋用手风琴为她伴奏,尽情高歌一阵。平萍最喜欢的歌,就是《山楂树》,她到底是因为觉得这歌好听,还是因为也同时爱着两个人,不知如何取舍,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静秋听王村长提到“山楂树”,还真吃了一惊,以为他也知道这首歌。不过她很快就明白过来,是真有这么一棵树,而且现在已经成了他们几个人的奋斗目标了。

背包压在背上,又重又热,静秋觉得自己背上早就汗湿透了,手里提的那个装满了小东西的网兜,那些细细的绳子也似乎早就勒进手心里去了,只好不停地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

正在她觉得快要坚持不下去了的时候,忽听王村长说:“到了山楂树了,我们歇一脚吧。”

几个人一听,如同死囚们听到了大赦令一样,出一口长气,连背包也来不及取下,就歪倒在地上。

歇了一阵,几个人才缓过气来。李师傅问:“山楂树在哪里?”

王村长指指不远处的一棵大树:“那就是。”

静秋顺着王村长的手望过去,看见一颗六、七米高的树,没觉得有什么特殊之处,可能因为天还挺冷的,不光没有满树白花,连树叶也还没泛青。静秋有点失望,因为她从《山楂树》歌曲里提炼出来的山楂树形像比这诗情画意多了。

她每次听到《山楂树》这首歌,眼前就浮现出一个画面:两个年青英俊的小伙子,正站在树下,等待他们心爱的姑娘。而那位姑娘,则穿着苏联姑娘们爱穿的连衣裙,姗姗地从暮色中走来。不过当她走到一定距离的时候,她就站住了,躲在一个小伙子们看不见的地方,忧伤地询问山楂树,到底她应该爱哪一个。

静秋好奇地问王村长:“这树是开白花吗?”

这个问题仿佛触动了王村长,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这棵树呀,本来是开白花的,但在抗日战争期间,有无数的抗日志士被日本鬼子枪杀在这棵树下,他们的鲜血灌溉了树下的土地。从第一个抗日英雄被杀害这里开始,这棵树的花色就慢慢变了,越变越红,到最后,这棵树就开红花了。”

几个人听得目瞪口呆,李师傅提醒几个学生:“还不快记下?”

几个人恍然大悟,看来这次的采访现在就开始了,于是纷纷找出笔记本,刷刷地记了起来。

看来王村长是见过了大世面的,对这四、五杆笔刷刷地记录他说的话好像司空见惯一样,继续着他的演说。等他讲完这棵见证了西村坪人民抗日历史的英雄树的故事,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一行人又启程了。

走出老远了,静秋还回过头看了看那棵山楂树,隐隐约约的,她觉得她看见那棵树下站着个人,但不是王村长描绘过的那些被日本鬼子五花大绑的抗日志士,而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她狠狠批判了一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决心要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把教材编好。

这棵树的故事,是肯定要写进教材的了,用个什么题目呢?也许就叫《血染的山楂树》?好像太血腥了一点,改成《开红花的山楂树》?或者《红色山楂花》?

歇过一阵之后再背上背包,提上网兜,静秋的感觉不是更轻松了,而是更吃力了。可能背与不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先甜后苦,总是让后面的苦显得更苦。

不过谁也不敢叫一声苦。怕苦怕累,是资产阶级的一套,静秋是唯恐别人会把她往资产阶级那里划的。本来出身就不好,再不巴巴地靠着无产阶级,那真的是自绝于人民了。我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那就是说你要比出身好的人更加注意,绝对不要有一丝一毫非无产阶级的言行。

但是苦和累并不是你不说就不存在的,静秋恨不得自己全身的痛神经都死掉,那就不会感到背上的沉重和手上的疼痛了。她只能拿出多年练就的绝招来帮助自己忘记身体的苦痛:胡思乱想。想得太入神的时候,她往往能产生一种身在彼处的感觉,好像自己的灵魂飞离了自己的躯壳,变成了那些想像中的人物,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不知道为什么,她老是想到那棵山楂树,被敌人五花大绑的抗日志士与身穿洁白衬衣的英俊俄国小伙,交替出现在她脑海里。而她自己,时而是即将被处决的抗日志士,时而是那个因为不知道爱谁而苦恼的俄国女孩,搞得她分不清自己究竟是更接近共产主义,还是更接近修正主义。

山路终于走完了,王村长站了下来,指着山下说:“那就是西村坪。”

几个人都抢着跑到山崖边去观赏西村坪,只见一条小河象条绿色的玉带,蜿蜒着从山脚下流过,环绕着西村坪。沐浴在初春阳光下的西村坪,比静秋以前下去锻炼过的几个山村都美丽,真算得上山清水秀。

站在山顶鸟瞰西村坪,整个村庄尽收眼底。田地象一些绿色的、褐色的小块块一样,遍布整个山村,一幢幢民房,散落在各处。中间有一处,似乎有不少房子,还有一个大场坝,王村长介绍说那就是大队部所在地。队里开大会的时候,就到那里去,有时搞联欢晚会,也是在那里举行。

王村长解释说,按K县的编制,一个村就是一个大队,所谓村长,实际上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不过村里人都爱叫他“村长”。

一行人下了山,首先来到王村长的家,他家就在河边,从山上就能望见。王村长家只有他妻子在家,她让大家叫她“大妈”。家里其他人都下的下地了,上的上学了。

休息了一会,吃了饭,王村长就来把几个人的住处安排一下。李师傅、陈校长和那个叫孙健康的男生住在一户村民家里,罗老师只是暂时来一下,在写作方面作些指导,过一两天还得回去教课,所以随便在哪里挤挤就行了。

可惜的是,三个女生不能住在一起。有户村民同意把他家的一间房给学生住,但只能住两个人,张村长只好自己带头,说:“你们当中剩的那个就住我家吧,我没有多余的房间,只能跟我二闺女睡一床。”

三个女生面面相腼,都不愿意一个人“掉单”住在村长家,跟他女儿挤一床。静秋看看问题不好解决,主动说:“那你们两个住一起吧,我住村长家。”另两个欢天喜地答应了。

那天就没什么活动安排了,大家自己安顿下来,休息一下,晚上再上王村长家吃饭,明天正式开始工作,大多数时间会用来采访村民,编写教材,但也会安排跟贫下中农一起下地,干点农活。

王村长带其他人到他们的住处去了,家里就只剩下静秋跟大妈两个人。大妈把静秋带到她二闺女的房间,让她把行李放在那屋里。那个房间,象静秋去过的那些农村住房一样,黑乎乎的,只在一面墙上有一个很小的窗子,没安玻璃,只用玻璃纸糊着。

大妈开了灯,灯光也很暗,勉强看得见屋子里的摆设。静秋看见一间十五平米左右的房间,收得干干净净的。一张床还比较大,比单人床大,比双人床小,睡两个人虽然挤点,也还凑合。

床上铺着刚浆洗过的床单,硬硬的,摸上去象纸张不象布料。被子折成一个三角形,白色的被里在两角翻出来,包裹着红花的被面,静秋琢磨了半天,都没琢磨出这究竟是怎么折出来的,不免有点心慌,决定今天用自己的被子,以免明天折不回原样了。按那时的要求,学生下乡住在贫下中农家,就得象当年的八路军一样,用了老乡家的东西,得回归到原封原样了才算数。

靠窗的桌子上有一块大大的玻璃板,专门用来放照片的那种,这在当时算得上奢侈 用品了。玻璃板下面有深绿色的布底,照片放在上面,再用玻璃板压住。静秋忍不住凑过去看了起来。

大妈想必也是经常接待来访者的,很健谈,也很和蔼可亲。她一张张指着那些照片,告诉静秋那些人都是谁。静秋从照片上看到了大妈的大儿子王端森,很高大,想像不出是王村长和大妈的儿子,可能是家庭中的变异。大儿子在严家河邮局工作,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

大儿媳叫多敏,在村里的小学教书,长得眉清目秀,个子瘦高,跟大儿子很相配。

大女儿叫王端芬,也长得眉清目秀,中学毕业了,在村里劳动。二女儿叫王端芳,长相跟她姐完全不一样,嘴有点突出,眼睛也比姐姐的小。王端芳还在严家河中学读书,一星期才回来一两次。

正谈着,村长的二儿子回来了,说爹叫他回来挑水的,好早点做饭,听说今天从城里来了客人,晚上要叫城里来的客人上家里来吃饭的。

静秋走出去跟村长的这位二公子打招呼,发现他长得一点不像他哥哥,倒是很像村长,个子矮矮的,五官也象是没长开一样。静秋有点吃惊,怎么一家两兄弟之间、两姐妹之间会相差这么远呢?好像父母生第一个儿子和女儿的时候,都竭尽全力造出最好的品种,到了第二个,就懈怠了,完全随造物主乱捏一个了事。

大妈说话,总是让人感到很亲切,一两个称呼,就让你觉得已经亲如一家了。大妈指着二儿子,对静秋说:“这是你二哥,叫王端林。”

静秋不知道叫他什么好,只说:“你要去挑水呀?我帮你挑吧。”

端林似乎很害羞,小声说:“你挑得动水?”

“我怎么挑不动?我也经常下乡学农的---”

大妈说:“你要帮忙?那我到后院去砍两棵菜,你拿到河里去洗。”说着,就提起一个竹篮上后院去了。

只剩下静秋跟端林两个人在那里,端林似乎更手足无措了,一转身,跑到屋后拿水桶去了。过了一会,大妈提着两棵菜回来了,交给静秋,让她跟端林一起到河边去。

端林也不看静秋,招呼一声:“走吧!”就率先往河边走去。静秋提了菜篮,跟在后面。两人沿着窄窄的小路往河边走。走了一半,碰见村里几个小伙子,个个都拿端林打趣:“端林,你爹跟你说下媳妇了?”“耶,还是城里的呢。”“端林鸟枪换炮了。”

端林急得放下水桶就去追那些人,静秋在后面喊道:“走吧,别管他们了。”端林返回来,挑起水桶,飞一般地向河边跑。静秋很纳闷, 这些人是什么意思?怎么开这种玩笑?

到了河边,端林坚决不让静秋洗菜,说水冷,看把你的手冻裂了。静秋抢不过他,只好站在河边看他洗菜。端林洗完菜,又把两只桶都装上水,静秋抢着要挑水:“你刚才不让我洗菜,那现在水该我挑了。”

端林不肯,挑起水桶就箭步如飞地往回走了。

回到家,端林又出去了,静秋想帮大妈做饭,但插不上手。刚好端林的小侄子明明醒了,大妈就吩咐说:“明明,你带静姑姑去叫三爹回来吃饭。”

静秋这才知道王家还有一个儿子,她问明明:“你知道三爹在哪里呀?”

“知道,在贪贪队。”

“贪贪队?”

大妈解释说:“是在勘探队,小孩子说不清楚。”

明明拉着静秋的手:“走呀,走呀,到贪贪队去呀,三爹有糖吃---”

静秋跟着往外走,刚走了一小段,明明就不肯走了,伸开两手要人抱:“腿腿晕了,走不动了。”

静秋忍不住笑起来,一把抱起明明。别看人儿不大,还挺沉的呢,静秋走了大半天路,现在再抱明明,觉得特别沉。但明明不肯走路,只好抱一段,歇一阵,不停地问:“到了没有?到了没有?你是不是忘记路了?”

走了好一阵,还没到,静秋正要再歇息一会,突然听到远远的什么地方,传来一阵手风琴声,她没想到这个小山村里还会有人拉手风琴,不由得站在那里,聆听起来。

的确是手风琴声,拉的是《骑兵进行曲》,这是一首节奏很快的手风琴曲,静秋也练过,不过练得还不到家,右手比较熟练,但左手不行。她发现这个拉琴的人不仅右手很熟,左手和弦也很熟,拉到激昂之处,真的有如万马奔腾,风起云涌。

琴声是从一排工棚样的房子里传出来的,那些房子不象村民们住的房子,单家独户,而是一长条好几间房子连在一起,想必是“贪贪队”的房子了。

静秋问明明:“你三爹是不是住在那里面?”

“嗯。”明明见已经到了,英雄起来了,腿也不晕了,就想挣脱静秋,自己跑过去。

静秋牵着明明,向那排房子走去。现在她能清楚地听见手风琴声了,琴声已经变成了《山楂树》,有几个男声加入进来,用中文唱着这首歌,似乎都是手里忙着别的事,嘴里漫不经心地唱着。但就是这样的漫不精心,时断时续,低声哼唱,使得那歌声特别动听。

静秋听得入迷了,仿佛置身在一个童话的世界。暮色四起,炊烟袅袅,空气中飘荡着山村特有的那种清新气味,耳边是手风琴声和男生们的低声合唱,这个陌生的山村,突然变得亲切起来,有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人气息,似乎各种感官都浸润在一种只能被称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气氛中。

明明挣脱静秋的手,向那排房子跑去,进了第三个门,而手风琴声也随之停了下来。她猜那个拉琴的人,很可能就是明明的三爹,也就是王村长的三儿子。

她有点好奇,到底这位三儿子是会更象大儿子端森呢,还是更象二儿子端林?不知道为什么,她很希望他象长森,因为这样优美的琴声,好像没道理是从端林那样的男人手下倾泻出来的。她知道这样想对端林很不公平,但她仍然忍不住要这样想。

静秋象等着玩魔术的人揭宝一样,等待明明的三爹从那房子里出来,她想如果他不是那个拉手风琴的,就是那几个唱歌的当中的一个。她没想到在世界的这个角落,居然有这么一群会唱《山楂树》的人,也许这里的村民都不知道这首歌是苏联歌曲,所以这些勘探队员可以自由自在地唱。

过了一会,静秋看见一个人抱着欢欢出来了。他穿着深蓝色齐膝棉大衣,大概是勘探队发的,因为静秋已经看见好几个穿这样衣服的人在房子周围走动了。明明挡住了他脸的一部分,直到他快走到她跟前,放下了明明,静秋才看见了他脸的全部。

静秋看一个人的时候,总象是脑子里有一双眼睛,心里有另一双眼睛一样。脑子里的那双眼睛告诉她,这个人不符合无产阶级的审美观,因为他脸庞不是黑红的,而是白皙的;他的身材不是壮得“象座黑铁塔”,而是偏瘦的;他的眉毛倒是比较浓,但不象宣传画上那样,象两把剑,从眉心向两边朝上飞去。他的眉毛浓虽浓,但一点不剑拔弩张。一句话,他不符合无产阶级对“英俊”的定义。

记得有部文化革命前夕拍摄的电影,叫《年轻一代》,里面有个叫林育生的,算是个思想落后的青年,怕下农村,怕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林育生是达式常演的,那时的达式常,还很年轻,瘦瘦的,轮廓分明,有点白面书生的味道,长相很符合那个角色。

如果静秋是导演,如果要她来给明明的三爹分配一个角色,她就要分派他演那个林育生,因为他的长相不革命,不武装,很小资产阶级。

但她心里那双眼睛却在尽情欣赏他的这些不革命的地方,只不过还没有形成鲜明的观点,只是一些潜藏在意识里的暗流。她只知道她的心好像悸动了一阵,人变得无比慌乱,突然很在乎自己的穿着打扮起来。

她那天穿的是一件她哥哥穿过的旧棉衣,象中山装,但不是中山装,上面只有一个衣袋,被称作“学生装”。“学生装”的小站领很矮,而静秋脖子很长,她觉得自己现在看上去一定象个长颈鹿,难看死了。

静秋的父亲很早就被遣送到乡下劳动改造去了,家里三兄妹就靠母亲一个人做小学老师的工资维持,一直都很困难,所以静秋总是穿哥哥的旧衣服。好在那是个不讲究穿着的年代,虽然穿男孩衣服仍然被人笑话,但习惯了也就不当回事了。

这好像还是她第一次对自己的穿着这样上心,好像生怕留给他一个不好的印象一样,她简直不记得自己还在谁的面前这样关心过自己的长相和穿着,也不记得自己在谁的面前曾经这样局促不安。

她班上的男生好像都很怕她一样,小学初中还有人欺负她,到了高中,他们一个个都象很怕她似的,连正眼望她一下都不敢,一说话就脸红,所以她也从来没关心过他们对她的穿着长相满意还是不满意,都是一群小毛孩。

但眼前这个人,却能使她紧张到心痛的地步。她觉得他穿得很好,他洁白的衬衣领从没扣扣子的蓝色大衣里露出来,那样洁白,那样挺括,一定是用那种静秋买不起的“涤良”布料做的。衬衣外面米灰色的毛背心看上去是手织的,连很会织毛衣的静秋也觉得那花色很好看很难织。他还穿着一双皮鞋,静秋不由得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褪了色的解放鞋,觉得这一贫一富,形成的对比太鲜明了。

他在对她微笑,看着她,却仿佛是在问明明:“这是你静姑姑?”然后他才跟她打个招呼,“今天刚来的?”

他说的是普通话,而不是K县的话,也不是K市的话。静秋不知道是不是该跟他讲普通话。她的普通话也讲得很好,是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经常被选去联欢会上报节目、运动会上播送稿件的,但她平时不好意思讲普通话,因为K市除了外地人,其他的都不会在日常生活中讲普通话的。

静秋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讲普通话,也许是因为跟她这个外来人才讲的吧。她“嗯。”了一声,算是答过了。

他问:“作家同志是从县城过来的还是从严家河过来的?”他的普通话很好听。

“我不是作家,”静秋不好意思地说,“你别乱叫。我们从县城过来的。”

“那肯定累坏了,因为从县城过来只能走路,连手扶拖拉机都没办法开的。”他说着,向她伸过手来,“吃糖。”

静秋看见他手中是两粒花纸包着的糖,好像不是K市市面上买得到的。她羞涩地摇摇头:“我不吃,谢谢了,给小孩子吃吧---”

“你不是小孩子?”他看着她,象看个小孩子一样。

“我----你没听见明明叫我‘姑姑’?”

他笑了起来,静秋很喜欢看他笑。

有些人笑起来,只是动员了脸部的肌肉而已,他们的嘴在笑,但他们的眼睛没笑,眼神仍然是冷漠的,甚至是仇恨的。但他笑的时候,鼻子两边现出两道笑纹,眼睛也会微微眯缝起来,给人的感觉是他的笑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嘲讽的,而是全心全意的笑。

“不是小孩子也可以吃糖的,”他说着,又把糖递过来,“拿着吧,别不好意思。”

静秋只好接过糖,自我安慰说:“我替明明拿着。”明明抢上来要静秋抱,静秋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一下就笼络住了明明的心,她有点受宠若惊,抱起明明,对他说:“大妈叫你回家吃饭的,我们走吧。”

他伸出手,让明明到他那里去:“明明,还是让三爹抱吧,姑姑今天走了好多路,肯定累了----”

明明没反对,他走上来从静秋手里把明明抱过去了,示意静秋走前面。静秋不肯,怕他走在她后面看见她走路姿势不好看,或者她衣服有什么不对头,就固执地说:“你走前面,我---不知道路。”

他没再坚持,抱着明明走在前面,静秋走在他后面,看见他象受过训练的军人,两条长腿笔直地向前迈动。她觉得他既不像他大哥,又不像他二哥,他好像来自另一个家庭一样。

她问:“刚才是你---在拉手风琴?”

“嗯,你听见了?是不是听出很多破绽?”

静秋看不见他的脸,但她感觉就是从他的背影,她都能感觉到他在微笑。她不好意思地说:“我---哪里听得出破绽?我又不会拉琴。”

“谦虚使人进步,你这么谦虚,进步肯定很快。”他站住,微微转过身,“但撒谎不是好孩子,你肯定会拉。你带琴来了没有?”他见她摇头,就提议说,“那我们转回我那里,你拉两曲我听听?”

静秋吓得乱摆手:“不行,不行,我拉得太糟糕了,你拉得---太好了,我不敢拉。”

“那改日吧---”说完,继续往前走.

静秋不置可否,好奇地问:“怎么你们那里的人都会唱《山楂树》?”

“这歌挺有名,五十年代很流行,很多人都会唱。你也会唱?”

静秋想了想,没说自己会唱还是不会唱。她的思绪一下子从山楂树这首歌,跳到今天路上看见的那棵山楂树去了:“歌里边说---山楂树是开白花的,但是今天村长说----山上那棵山楂树是开---红花的。”

“嗯,有的山楂树是开红花的。”

“那树----真的是因为烈士的鲜血浇灌了树下的土地,花才变成红色的吗?”她问完了,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傻。她感觉他在笑,就问,“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问题问得很傻?我只是想弄清楚,才好写在教材里,我不想撒谎。”

“你不用撒谎,你是那样听来的,就那样写,是不是真的,就不是你的问题了。”

“那你相信那花是----烈士鲜血染红的吗?”

“我不相信,从科学的角度讲,那是不可能的,应该原来就是红的。不过这里人都这样说,就当一个美丽的传说好了。”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里的人都----在撒谎?”

他笑了笑说:“不是撒谎,而是有诗意。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每个人感受到的世界是不同的,用诗人的眼光去看世界,就会看见一个不同的世界----”

静秋觉得他有时说话很“文学”,用她班上一个错别字大王的话说,就是有点“文妥妥”(文绉绉)的。她问:“你---看见过那棵山楂树开花吗?”

“嗯,每年五、六月份就会开花。”

“可惜我们四月底就要走了,那就看不见了。”

“走了也可以回来玩的。”他许诺说,“今年等那树开花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回来看。”

“你怎么告诉我?”

他又笑了一下:“想告诉你,总归是有办法的。”

她觉得他只是随口许个诺,因为那时电话还很不普遍,K市八中整个学校才一个电话,打长途电话要到很远的电信局去。估计西村坪这样的地方,可能连电话都没有。

他似乎也在想着同一个问题:“这里没电话,不过我可以写信告诉你。”

静秋吓坏了,她们一家住在妈妈学校的宿舍里,如果他写信到学校,肯定被她妈妈先拿到了,那还不把她妈妈吓死?从小到大,她妈妈都在嘱咐她“一失足成千古恨”,但从来没告诉过她怎样才算失足了,所以在她看来,只要是跟一个男生有来往了,就是失足了。她紧张地说:“ 不要写信,不要写信,让我妈妈看见,还以为----”

他回过头,安慰她:“不要怕,不要怕,你说了不写,我不会写的。山楂花不是昙花,不会开一下就谢掉,会开好些天的。到五、六月份的时候,你随便抽个星期天来一趟就能看见了。”

到了村长家,他放下明明,跟她一起走进屋子,家里人大多都回来了。端芬先自我介绍说她是大姐端芬,然后就很热情地为静秋介绍每一个人,“这是二哥”,“这是大嫂”,静秋便跟着她一样叫“二哥”,“大嫂”,叫得每个人都很开心。

端芬最后指着“三爹”说:“这是三哥,快叫。”

静秋乖乖地叫声“三哥”,结果屋子里的人都笑起来。

静秋不知道说错了什么,红着脸站在那里。“三哥”解释说:“我不是他们家的,我跟你一样,只是在这里住过,他们随便叫的,你不用叫。我叫孙建新,你叫我名字好了,或者跟大家一样,叫我老三吧。”

从第二天开始,“K市八中教改小组”就忙起来了,每天都要采访一些村民,听他们讲抗日的故事,讲农业学大寨的故事,讲怎么样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的故事。有时还到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去参观。

一天的采访完毕后,小组的人就在一起讨论一下,该写些什么,每部分由谁来写,然后大家就分头去写,过几天把写的东西拿到组里汇报,大家提些意见,作些修改。

每个星期要跟生产队的社员们下地劳动一天。社员们星期天是不休息的,所以静秋他们也不休息,小组的成员轮换着回K市,向学校汇报教材编写情况,顺便也休息两天。

每个星期三和周末,王家的二闺女端芳就从严家河中学回来了,她跟静秋年龄相仿,又睡一个床,一下就成了好朋友。端芳教静秋怎么把被子折成三角形,静秋帮端芳写作文,晚上两个人要聊到很晚才睡觉,多半都是聊老二和老三。

西村坪的风俗,家里的儿子,小名就是他们的排行,大儿子就叫“老大”,二儿子就叫“老二”。但对女儿就不这样叫了,只在她们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后面加个“丫头”。排行也没把她们算在内,因为女儿都是要出嫁的,一出嫁,就去了婆家那个村,“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就不再是家里人了。

端芳对静秋说:“我妈说你来了之后,老二变得好勤快了,一天几趟跑回来看要不要挑水,因为你们城里的女孩讲卫生,用水多。他怕你不习惯用冷水,每天烧好多瓶开水,好让你有喝的有洗的。我妈好高兴,看样子是想让你作我二嫂呢。”

静秋听了,总是有点局促不安,怕这番恩情,日后没法报答。

端芳又说,老三也对你很好呢,听我妈说,你一来,他就拿来一个大灯泡给你换上,说你住的这屋灯光太暗了,在那样的灯光下看书写字,会把你眼睛搞坏的。他还给我妈一些钱,叫她用来付电费。

静秋听了,心里很高兴,嘴里却说:“他那是怕把你的眼睛搞坏了,这不是你的屋吗?”

“我在这屋住这么久了,以前怎么没给我换个大灯泡?”

后来静秋碰见老三,就要把电费还给他,但他不肯要,两个人让来让去,搞得象打架一样,静秋只好算了。她准备走的时候,象八路军们一样,在老乡的桌子上留一点钱,写个条子,说是还他的。

这些年来,静秋都是活在“出身不好”这个重压之下,还从来没有人这样明目张胆地向她献过殷勤。现在这种生活,有点象是偷来的,是因为大妈他们不知道她的出身,等他们知道了,肯定就不会拿正眼看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