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我没忘,我是来义乌挣钱的

以前,我喜欢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现在,我喜欢张雨生的《大海》。

以前买六十元一台的录音机放磁带听,现在在电脑上用酷狗听。

我的未来不会是梦一场,这是一个草根男儿的信念。我纠结的贫困过去已在大海的潮起潮落中远去。没有太多的人会在意我的过去和未来,他们只看我的现在,但我自己不能忘记过去的一幕一幕,哪怕是猥琐的、丢人现眼的,它们都时常揪着我的心。

张雨生走了,而我活着,活在过去与现在。我现在要再一次回到过去,回到一九九八年时义乌的佛堂镇,我在那里找到了新的工作,在一家工厂做杂工。所谓的杂工就是搬运工,将材料、半成品、成品在几个车间与仓库间来回搬运。工资一般,每月五百六十元,但这达到了我的要求——五百五十元的月工资。

总算是安顿下来了,我舒了一口气。接下来,就是好好利用我口袋中的三十二元钱度过两个月了。那时的义乌工厂都心照不宣地定了一个规矩:进厂押一个月工资。也就是说,我要等干满两个月后才能拿到工资。好在吃饭可以先领饭菜票然后在工资中扣。我后来注意到,不光是我,很多刚进厂的民工,身上都没有多少钱的,有的身无分文,全靠在同一个厂的老乡支持。而我孤身一人,没有老乡,一切只能靠自己。

我每用一元钱前都要细细算一下,这一元钱能不能不用或是少用,能省我都尽量省。但这样省还是不行,因为我每两天还得买包一元的香烟。

前面说过,我这辈子对烟的依赖性太大了,无可奈何。想来想去,我这些钱支持不了两个月,后来我就帮别人洗衣服,五毛钱一件;帮别人跑腿买香烟,五毛钱一次;帮别人去食堂打饭打水,也是五毛钱一次……只要能来钱,我啥都能替别人干。我一次次地收起尊严委屈自己,我要活得好好的,努力地寄钱回家,这比什么都重要。家才是我的全部。

那时我想,只要我离开了这个厂,离开了义乌,你们谁都不认识我。在这里,尊严远远不如人民币重要,二者我只能选其一,因为我是来义乌挣钱的,不是来争取人权的。

这个厂子里的人不算多,大概七八十号人,主要以河南人和四川人为多。各地来的人以“同乡”为群体,经常性与其他群体发生摩擦,动不动就出手打架。

现在有个词叫“低调”,那时的我不是低调,是根本不可能高调得起来。我的家乡就我一人在这家厂子里,我属于“前不挨村后不着店”,无依无靠那类。我遇事只能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就装。我只想平安工作,顺利拿工资。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我顺利又安全地度过了五十多天。我没事就看书,满宿舍都是书,有的看。你一定好奇,民工宿舍哪来那么多书?确实有,只不过全是盗版的杂志、小报,比如《知音》、《婚姻与家庭》、《故事会》等等,合订本、单本都有。眼看就捱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说不开心那是假的。我日夜都在掰着手指算日期,能不开心?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公元一九九八年,我诸事不利,百般不顺,这是我后来总结的一句话。我都在夹着尾巴做人了,但还是有鸟屎从天上掉落在我的头上。

宿舍里经常有人赌博,玩一种叫“诈金花”的扑克牌(现在网上也有,比较刺激,很多年轻人爱玩)。我没钱,当然只是偶尔看看。

那晚,我回宿舍,看到我主管也在玩牌,于是我走到他身后叫了一声:“好牌!”其实我根本没看到牌,原本只是想拍下马屁,没想到我主管拿的是少有的三个K。

会玩“诈金花”的人都知道,这牌可不得了。其他几家也不知道是没牌跟,还是因为我主管下注太大了些,纷纷弃牌。事情就这么简单,谁知那位主管气量非常小,看自己一手好牌没人跟钱,气得不行,转过身来就恶狠狠地抽了我一个大嘴巴子,打得我云里雾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打完之后,鸟主管还不解气,朝我骂道:“叫你多嘴,他们不跟,你给我钱啊!”我辩解说:“我刚从外面进来,你的牌是盖在桌上的,我根本就看不到。”

“你他妈还嘴硬!”主管又举起手抽过来。这次我有防备,一转身躲掉了。躲过第二巴掌之后,我转身出了门。我知道此时此地我无道理可讲,能做的只能是躲,躲得远远的,撒尿也隔着他们三条江。

平白无故挨了一嘴巴的我,虽然怒火中烧,但也只能作罢。原以为我作罢这事就了了,哪想,有好事者(也有可能是与我主管敌对者)将这事告诉了厂长。厂长开了一张一百元的罚单给我主管(厂里有规定,出手打人者罚款一百元)。这下我主管又恼了,他气汹汹地找到我,要我给他一百元,理由是因为我暴露了他的牌,他才打了我。

这叫什么理由?!但人家嘴大,他说是理由就得算理由,就像现在的世界贸易,美国人说这是“游戏规则”,全世界就得按这个“游戏规则”玩,否则你就出局。

我当然不能出局,我同那鸟主管说:“我没钱。”

主管跟我说:“没钱我随时叫你滚蛋,滚出这个厂,你信不信?”

我当然信,即使不真信,也要当真的来信。我珍惜这份工作如同珍惜我的生命。

于是我说:“我现在真没钱,过几天发工资再给你行不?”

“可以,如果你骗老子,小心打爆你的头!”主管丢下一句狠话,昂着头走了。

几天后,我拿到了来义乌四个多月后的第一笔工资,五百二十二元六角。因为差两天不够一个月,所以不是五百六十元。按道理还要扣生活费的,我骗老板说家里人生病急需钱用,生活费就等下个月一并扣好了,老板这才开恩。

这笔工资距我在单位上拿的最后一笔工资也有十几个月了,多多少少内心还是有点儿激动。以前在单位上拿工资习惯了,每次发工资都显得很平淡。那天才知,原来领工资让人的感觉如此美好。

现在,我自己每个月给员工们发工资了,因为亲历过,所以我从不拖欠员工一天工资,每月都让财务很准时地发放工资,如果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发放,必须事先张榜通知。

那天领了工资,我主动给了主管一百元,因为我不想惹事,我习惯了躲事。余下的四百二十二元六角,我想都没想就跑到邮局往家里寄了四百。因为我有两个月没给家里寄钱了,我必须寄,而且不能低于四百,这是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我自己在外边苦一点儿没关系,没人认识,老婆孩子在家中左右都是熟悉的邻居,不能过得太苦,这个尊严是万万丢不得的。

我不能让邻居们在背后指着我老婆说,这女人的男人成年在外就是挣不来钱,这样老婆会抬不起头来。我可以想象,当邮递员一次次上门送汇款单时邻居们投来的羡慕表情,那种幸福,老婆会知道,我也知道。

我原以为,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我会规规矩矩地在这个厂子里干活、拿工资,然后年底回家过年,但是,不顺的事再次来临。

这家工厂是内销与外贸业务都做的,那段时间,工厂接了一个外贸大单,全厂加班加点地干。做过外贸生意或是在外贸工厂待过的人都知道,外贸订单在交货时间上要求比较严,一般不会给你宽裕的时间去完成一个订单,时间上很紧凑。

说句内心话,我很盼望工厂单子多得做不完,不是我品德多么高尚,而是我很想加班。加班工资按小时算,两块五一小时,很划算。对于我这么一个很缺钱的年轻人来说,别说两块五,就算是一块五我也乐意干,反正晚上睡觉也睡不来钱,而且也无事可干,很无聊。

一般来说,杂工下班是厂里最迟的一批,因为我们要等工人们下班了,才能去车间把货拉到仓库去交给仓管。

仓库总管陈师傅是老板的老爸,没什么文化,不过负责仓库是把好手,事事俱细,生怕哪个仓管偷了他家东西,盯得很牢。那几个仓管员被他盯得喘不过气来,工作稍不到位就得挨骂。这就是初期家族式的义乌工厂,现在改观了很多,但仍然有为数不少的家族式工厂存在。因为这些工厂不想把企业做得多大,说白了就是赚点儿钱,赚多赚少没目标。这样的工厂风险小,很实用,也很实惠。义乌这片市场能成今天这么大的气候,与这些急功近利的工厂是分不开的。没有成千上万的小工厂为后盾,再大的国际商城也是一纸空谈。急功近利者有利则图,不在乎利的大小。大家一起图小利聚大利,全世界的眼光就往这儿聚了。先不管质量怎么样、工艺怎么样,人家便宜是明摆着的,你不要便宜货,大有人要便宜货,全世界毕竟还是穷人多。

事后我才知道,出事的那晚,有个仓管请病假了,让陈师傅代管一下仓库。我送货去时比较迟,全厂人都下班了,我是最后一个。不是我想混时间多拿点儿加班费,确实是那天货比较多,我整理了好长时间才弄完。

我拖着货去仓库时,门是关上的,我使劲敲了敲门,门才开。我没想到陈师傅从里面走了出来,更没想到他的表情很不自然,像是做贼的那种表情。我心想,整个厂都是你儿子的,你躲在里面有啥好偷的?这么想着,我当然就不会怀疑陈师傅有何不轨行为了。当我拉着货进入仓库里面时,才发现有个女人的长发露在仓库角落纸箱的后面。

陈师傅发现我的眼神中露出了疑惑,赶紧用身体拦在了我的前面,说:“乱看什么?时间不早了,赶紧下货回去睡觉吧。”我“哦”了一声,就匆匆下完货离开了。

我不笨,我能完完全全滴水不漏地猜到那是怎么一回事儿,但我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做,如何保持沉默。我还是那句实在话:我还想在这个厂继续讨生活。

过了两天,厂里出事了,一个江西的工人将老婆打得头破血流住进了医院。本来这事儿与我无关,事实上这事儿也确实与我无关,但是它就与我有关了,不说你们也知道是咋回事了。老板把我叫到了办公室里,问我这两天看到了什么又说了什么。我当然得说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说。老板说我很不老实。

我想了半天,也为了能留下来,鼓足勇气实话实说了,希望能争得老板的共识。我粗略地说了那天晚上仓库的事,特别强调说只看到了像女人头发一样黑乎乎的东西,不能确认就是个人躲在那里。

老板问:“你真没同别人说过此事?”

我说:“我连那是不是个人都没敢确定,又怎么能同别人说呢?”

老板还是不相信我的话,继续问道:“你觉得那人是齐芳吗?”我问谁是齐芳时,老板盯着我看了几秒钟没有回答我。老板越是沉默不语,我心里越是没底,不知道他要出什么牌,我能做的只是等,等老板出牌。

我的心里七上八下。

我的感觉稀里糊涂。

老板想了又想,说:“你得走了,今天就离开。”

我问:“去哪?”

老板说:“只要你离开厂子,去哪儿我管不着。”

我懵了……就为这让我离厂?这种结局果真很强悍,强悍得让人无语。

我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厂里干,我喜欢这个厂。”

老板说:“那不行,这事儿没得商量。”

我说:“我没钱,我身无分文,您要我去哪儿啊?我出了这个大门将寸步难行。”

老板问:“前几天不是刚发的工资吗?”

我说:“家里人病了,全汇回家了,这事儿您知道。”

老板看了我一眼,从口袋中掏出五百元钱,放在办公桌上,说:“拿去吧,抵你的工钱应该够了。”

我央求老板说:“这事儿可不可以再考虑考虑?”

老板回答比喝口水的速度还快:“没得商量。”

既然没得商量,我只好灰溜溜地准备滚蛋。那一刻,谁也读不懂我眼里的沮丧与无助。

当我转身离去时,老板说:“小伙子,我相信你是无辜的,但是你要理解我。”我心里骂了一声,去你妈的假惺惺,我理解你,谁又来理解我、给我工作、给我家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