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说小陈是个“兔子”。

我认识他,从他还没作票友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很瘦弱,很聪明,很要强,很年轻,眉眼并不怎么特别的秀气,不过脸上还白净。我和他在一家公司里共过半年多的事,公司里并没有一个人对他有什么不敬的态度与举动;反之,大家都拿他当个小兄弟似的看待:他爱红脸,大家也就分外的对他客气。他不能,绝对不能,是个“兔子”。

他真聪明。有一次,公司办纪念会,要有几项“游艺”,由全体职员瞎凑,好不好的只为凑个热闹。小陈红着脸说,他可以演戏,虽然没有学过,可是看见过;假若大家愿意,他可以试试。看过戏就可以演戏,没人相信。可是既为凑热闹,大家当然不便十分的认真,教他玩玩吧,唱好唱坏有什么关系呢。他唱了一出《红鸾喜》。他的嗓子就和根毛儿似的那么细,坐在最前面的人们也听不见一个字,可是他的扮相,台步,作派,身段,没有一处不好的,就好象是个嗓子已倒而专凭作工见长的老伶,处处细腻老到。他可是并没学过戏!无论怎么说吧,那天的“游艺”数着这出《红鸾喜》最“红”,而且掌声与好儿都是小陈一个人得的。下了装以后,他很腼腆的,低着头说:“还会打花鼓呢,也并没有学过。”不久,我离开了那个公司。可是,还时常和小陈见面。那出《红鸾喜》的成功,引起他学戏的兴趣。他拜了俞先生为师。俞先生是个老票友,也是我的朋友;五十多岁了,可是嗓子还很娇嫩,高兴的时候还能把胡子剃去,票出《三堂会审》。俞先生为人正直规矩,一点票友们的恶习也没有。看着老先生撅着胡子嘴细声细气的唱,小陈红着脸用毛儿似的小嗓随着学,我觉得非常有趣,所以有时候我也跟着学几句。我的嗓子比小陈的好的多,可就是唱不出味儿来,唱着唱着我自己就笑了,老先生笑得更厉害:“算了吧,你听我徒弟唱吧!”小陈微微一笑,脸向着墙“喊”了几句,声音还是不大,可是好听。“你等着,”老先生得意的对我说,“再有半年,他的嗓子就能出来!真有味!”

俞先生拿小陈真当个徒弟对待,我呢也看他是个小朋友,除了学戏以外,我们也常一块儿去吃个小馆,或逛逛公园。我们两个年纪较大的到处规规矩矩,小陈呢自然也很正经,连句错话也不敢说。就连这么着,俞先生还时常的说:“这不过是个玩艺,可别误了正事!”

小陈,因为聪明,贪快贪多,恨不能一个星期就学完一出戏。俞先生可是不忙。他知道小陈聪明,但是不愿意教他贪多嚼不烂。俞先生念字的正确,吐音的清楚,是票友里很少见的。他楞可少教小陈学几个腔儿,而必须把每个字念清楚圆满了。小陈,和别的年轻人一样,喜欢花哨。有时候,他从留音机片上学下个新腔,故意的向老先生显胜。老先生虽然不说什么,可是心中不大欢喜。经过这么几次,老先生可就背地里对我说了:“我看哪,大概这个徒弟要教不长久。自然喽,我并不要他什么,教不教都没多大关系。我怕的是,他学坏了,戏学坏了倒还是小事,品行,品行……不放心!我是真爱这个小人儿,太聪明!聪明人可容易上当!”

我没回答出什么来,因为我以为这一半由于老先生的爱护小陈,一半由于老先生的厌恶新腔。其实呢,我想,左不是玩玩吧咧,何必一定叫真儿分什么新旧邪正呢。我知道我顶好是不说什么,省得教老先生生气。

不久,我就微微的觉到,老先生的话并非过虑。我在街上看见了小陈同着票友儿们一块走。这种票友和俞先生完全不同:俞先生是个规规矩矩的好人,除了会唱几句,并没有什么与常人不同的地方。这些票友,恰相反,除了作票友之外,他们什么也不是。他们虽然不是职业的伶人,可也头上剃着月亮门,穿张打扮,说话行事,全象戏子,即使未必会一整出戏,可是习气十足,我把这个告诉给俞先生了,俞先生半天没说出话来。

过了两天,我又去看俞先生,小陈也在那里呢。一看师徒的神气,我就知道他们犯了拧儿。我刚坐下,俞先生指着小陈的鞋,对我说:“你看看,这是男人该穿的鞋吗?葡萄灰的,软梆软底!他要是登台彩排,穿上花鞋,逢场作戏,我决不说什么。平日也穿着这样的鞋,满街去走,成什么样儿呢?”

我很不易开口。想了会儿,我笑着说,“在苏州和上海的鞋店里,时常看到颜色很鲜明,样式很轻巧的男鞋;不比咱们这儿老是一色儿黑,又大又笨。”原想这么一说,老先生若是把气收一收,而小陈也不再穿那双鞋,事儿岂不就轻轻的揭过去了么。

可是,俞先生一个心眼,还往下钉:“事情还不这么简单,这双鞋是人家送给他的。你知道,我玩票二十多年了,票友儿们的那些花样都瞒不了我。今天他送双鞋,明天你送条手绢,自要伸手一接,他们便吐着舌头笑,把天好的人也说成一个小钱不值。你既是爱唱着玩,有我教给你还不够,何必跟那些狐朋狗友打联联呢?!何必弄得好说不好听的呢?!”

小陈的脸白起来,我看出他是动了气。可是我还没想到他会这么暴烈,楞了会儿,他说出很不好听的来了:“你的玩艺都太老了。我有工夫还去学点新的呢!”说完,他的脸忽然红了;仿佛是为省得把那点腼腆劲儿恢复过来,低着头,抓起来帽子,走出去,并没向俞老师弯弯腰。

看着他的后影,俞先生的嘴唇颤着,“呕”了两声。“年轻火气盛,不必——”我安慰着俞先生。

“哼,他得毁在他们手里!他们会告诉他,我的玩艺老了,他们会给他介绍先生,他们会蹿弄他‘下海’,他们会死吃他一口,他们会把他鼓逗死。可惜!可惜!”

俞先生气得不舒服了好几天。

小陈用不着再到俞先生那里去,他已有了许多朋友。他开始在春芳阁茶楼清唱,春芳阁每天下午有“过排”,他可是在星期日才能去露一出。因为俞先生,我也认识几位票友,所以星期日下午若有工夫,我也到那里去泡壶茶,听三两出戏;前后都有熟人,我可以随便的串——好观察小陈的行动。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有人说他是“兔子”。我不能相信。不错,他的脸白净,他唱“小嗓”;可是我也知道他聪明,有职业,腼腆;不论他怎么变,决不会变成个“那个”。我有这个信心,所以我一边去观察他的行动,也一边很留神去看那些说他是“那个”的那些人们。

小陈的服装确是越来越匪气了,脸上似乎也擦着点粉。可是他的神气还是在腼腆之中带着一股正气。一看那些给他造谣的,和捧他的,我就明白过来:他打扮,他擦粉,正和他穿那双葡萄灰色的鞋一样,都并不出于他的本心,而是上了他们的套儿。俞先生的话说得不错,他要毁在他们手里。

最惹我注意的,是个黑脸大汉。头上剃着月亮门,眼皮里外都是黑的,他永远穿着极长极瘦绸子衣服,领子总有半尺来高。

据说,他会唱花脸,可是我没听他唱过一句。他的嘴里并不象一般的票友那样老哼唧着戏词儿,而是念着锣鼓点儿,嘴里念着,手脚随着轻轻的抬落;不用说,他的工夫已超过研究耍腔念字,而到了能背整出的家伙点的程度,大概他已会打“单皮”。

这个黑汉老跟着小陈,就好象老鸨子跟着妓女那么寸步不离。小陈的“戏码”,我在后台看见,永远是由他给排。排在第几出,和唱哪一出,他都有主张与说法。他知道小陈的嗓子今天不得力,所以得唱出歇工儿戏;他知道小陈刚排熟了《得意缘》,所以必定得过一过。要是凑不上角儿的话,他可以临时去约。赶到小陈该露了,他得拉着小陈的手,告诉他在哪儿叫好,在哪儿偷油,要是半路嗓子不得力便应在哪个关节“码前”或“叫散”了。在必要的时候,他还递给小陈一粒华达丸。拿他和体育教员比一比,我管保说,在球队下场比赛的时候那种种嘱告与指导,实在远不及黑汉的热心与周到。

等到小陈唱完,他永远不批评,而一个劲儿夸奖。在夸奖的言词中,他顺手儿把当时最有名的旦角加以极厉害的攻击:谁谁的嗓子象个“黑头”,而腆着脸硬唱青衣!谁谁的下巴有一尺多长,脊背象黄牛那么宽,而还要唱花旦!这种攻击既显出他的内行,有眼力,同时教小陈晓得自己不但可以和那些名伶相比,而且实在自己有超过他们的地方了。因此,他有时候,我看出来,似乎很难为情,设法不教黑汉拉着他的手把他送到台上去,可是他也不敢得罪他;他似乎看出一些希望来,将来他也能变成个名伶;这点希望的实现都得仗着黑汉。黑汉设若不教他和谁说话,他就不敢违抗,黑汉要是教他擦粉,他就不敢不擦。

我看,有这么个黑汉老在小陈身旁,大概就没法避免“兔子”这个称呼吧?

小陈一定知道这个。同时,他也知道能变成个职业的伶人是多么好的希望。自己聪明,“说”一遍就会;再搭上嗓子可以对付,扮相身段非常的好!资格都有了,只要自己肯,便能伸手拿几千的包银,干什么不往这条路上走呢!什么再比这个更现成更有出息呢?

要走这条路,黑汉是个宝贝。在黑汉的口中,不但极到家的讲究戏,他也谈怎样为朋友家办堂会戏,怎样约角,怎样派份儿,怎样赁衣箱。职业的,玩票的,“使黑杵的”,全得听他的调动。他可以把谁捧起来,也可以把谁摔下去;他不但懂戏,他也懂“事”。小陈没法不听他的话,没法不和他亲近。假若小陈愿意的话,他可以不许黑汉拉他的手,可是也就不要再到票房去了。不要说他还有那个希望,就是纯粹为玩玩也不能得罪黑汉,黑汉一句话便能教小陈没地方去过戏瘾,先不用说别的了。

有黑汉在小陈身后,票房的人们都不敢说什么,他们对小陈都敬而远之。给小陈打鼓的决不敢加个“花键子”;给小陈拉胡琴的决不敢耍坏,暗暗长一点弦儿;给小陈配戏的决不敢弄句新“搭口”把他绕住,也不敢放胆的卖力气叫好而把小陈压下去。他们的眼睛看着黑汉而故意向小陈卖好,象众星捧月似的。他们绝不会佩服小陈——票友是不会佩服人的——可是无疑的都怕黑汉。

假如这些人不敢出声,台底下的人可会替他们说话;黑汉还不敢干涉听戏的人说什么。

听戏的人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到星期六或星期日偶尔来泡壶茶解解闷,花钱不多而颇可以过过戏瘾。这一类人无所谓,高兴呢喊声好,不高兴呢就一声不出或走出去。另一类人是冬夏常青,老长在春芳阁的。他们都多知多懂。有的玩过票而因某种原因不能再登台,所以天天上茶楼来听别人唱,专为给别人叫“倒好”,以表示自己是老行家。有的是会三句五句的,还没资格登台,所以天天来燻一燻,服装打扮已完全和戏子一样了,就是一时还不能登台表演,而十分相信假若一旦登台必会开门红的。有的是票友们的亲戚或朋友,天天来给捧场,不十分懂得戏,可是很会喊好鼓掌。有的是专为来喝茶,不过日久天长便和这些人打成一气,而也自居为行家。这类人见小陈出来就嘀咕,说他是“兔子”。

只要小陈一出来,这群人就嘀咕。他们不能挨着家儿去告诉那些生茶座儿:他是“兔子”。可是他们的嘀咕已够使大家明白过来的了。大家越因好奇而想向他们打听一下,他们便越嘀咕得紧切,把大家的耳朵都吸过来一些;然后,他们忽然停止住嘀咕,而相视微笑,大家的耳朵只好慢慢的收回去,他们非常的得意。假若黑汉能支配台上,这群人能左右台下,两道相逆的水溜,好象是,冲激那个瘦弱的小陈。这群人里有很年轻的,也有五六十岁的。虽然年纪不同,可一律擦用雪花膏与香粉,寿数越高的越把粉擦得厚。他们之中有贫也有富,不拘贫富,服装可都很讲究,穷的也有个穷讲究——即使棉袍的面子是布的。也会设法安半截绸子里儿;即使连里子也得用布,还能在颜色上着想,衬上什么雪青的或深紫的。他们一律都卷着袖口,为是好显显小褂的洁白。

大概是因为忌妒吧,他们才说小陈是“兔子”;其实据我看呢,这群人们倒更象“那个”呢。

小陈一露面,他们的脸上就立刻摆出一种神情,能伸展成笑容,也能缩sa成怒意;一伸,就仿佛赏给了他一点世上罕有的恩宠;一缩,就好象他们触犯帝王的圣怒。小陈,为博得彩声,得向他们递个求怜邀宠的眼色。连这么着,他们还不轻易给他喊个好儿。

赶到他们要捧的人上了台,他们的神情就极严肃了,都伸着脖儿听;大家喊好的时候,他们不喊;他们却在那大家不注意的地方,赞叹着,仿佛是忘形的,不能不发泄的,喝一声彩,使大家惊异,而且没法不佩服他们是真懂行。据说,若是请他们吃一顿饭,他们便可以玩这一招。显然的,小陈要打算减除了那种嘀咕,也得请他们吃饭。

我心里替小陈说,何必呢!可是他自有他的打算。五

有一天,在报纸上,我看到小陈彩排的消息。我决定去看一看。

当然黑汉得给他预备下许多捧场的。我心里可有准儿,不能因为他得的好儿多或少去决定他的本事,我要凭着我自己的良心去判断他的优劣。

他还是以作工讨好,的确是好。至于唱工,凭良心说,连一个好儿也不值。在小屋里唱,不错,他确是有味儿;一登台,他的嗓子未免太窄了,只有前两排凑合着能听见,稍微靠后一点的,便只见他张嘴而听不见声儿了。

想指着唱戏挣钱,谈何容易呢!我晓得这个,可是不便去劝告他。黑汉会给他预备好捧场的,教他时时得到满堂的彩,教他没法不相信自己的技艺高明。我的话有什么用呢?

事后,报纸上的批评是一致的,都说他可以比作昔年的田桂凤。我知道这些批评是由哪儿来的,黑汉哪能忘下这一招呢。

从这以后,义务戏和堂会就老有小陈的戏码了。我没有工夫去听,可是心中替他担忧。我晓得走票是花钱买脸的事,为玩票而倾家荡产的并不算新奇;而小陈是个穷小子啊。打算露脸,他得有自己的行头,得找好配角,得有跟包的,得摆出阔架子来,就凭他,公司里的一个小职员?难!

不错,黑汉会帮助他;可是,一旦黑汉要翻脸和他算清账怎么办呢?俞先生的话,我现在明白过来,的确是经验之谈,一点也非过虑。

不久,我听说他被公司辞了出来,原因是他私造了收据,使了一些钱。虽说我俩并非知己的朋友,我可深知他绝不是个小滑头。要不是被逼急了,我相信他是不会干出这样丢脸的事的。我原谅他,所以深恨黑汉和架弄着小陈的那一群人。

我决定去找他,看看我能不能帮助他一把儿;几乎不为是帮助他,而是借此去反抗黑汉,要从黑汉手中把个聪明的青年救出来。

小陈的屋里有三四个人,都看着他作“活”呢。因为要省点钱,凡是自己能动手的,他便自己作。现在,他正作着一件背心,戏台上丫环所穿的那种。大家吸着烟,闲谈着,他一声不出的,正往背心上粘玻璃珠子——用胶水画好一大枝梅花,而后把各色的玻璃珠粘上去,省工,省钱,而穿起来很明艳。

我进去,他只抬起头来向我笑了笑,然后低下头去继续工作,仿佛是把我打入了那三四个人里边去。我既不认识他们,又不想跟他们讲话,只好呆呆的坐在那里。

那些人都年纪在四十以上,有的已留下胡子。听他们所说的,看他们的神气,我断定他们都是一种票友。看他们的衣服,他们大概都是衙门里的小官儿,在家里和社会上也许是很热心拥护旧礼教,而主张男女授受不亲的。可是,他们来看小陈作活。他们都不野调无腔,谈吐也颇文雅,只是他们的眼老溜着小陈,带出一点于心不安而又无法克服的邪味的笑意。

他们谈话儿,小陈并不大爱插嘴,可是赶到他们一提起某某伶人,或批评某某伶人的唱法,他便放下手中的活,皱起点眉来,极注意的听着,而后神气活似黑汉,斩钉截铁的发表他的意见,话不多,可是十分的坚决,指出伶人们的缺点。他并不为自己吹腾,但是这种带着坚固的自信的批判,已经足以显出他自己的优越了。他已深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旦角,除了他简直没有人懂戏。

好容易把他们耗走,我开始说我所要说的话,为省去绕弯,我开门见山的问了他一句:“你怎样维持生活呢?”

他的脸忽然的红了,大概是想起被公司辞退出来的那点耻辱。看他回不出话来,我爽性就钉到家吧:“你是不是已有许多的债?”

他勉强的笑了一下,可是神气很坚决:“没法不欠债。不过,那不算一回事,我会去挣。假如我现在有三千块钱,作一批行头,我马上可以到上海去唱两个星期,而后,”他的眼睛亮起来,“汉口,青岛,济南,天津,绕一个圈儿;回到这儿来,我就是——”他挑起大指头。

“那么容易么?”我非常不客气的问。

他看了我一眼,冷笑了一下,不屑于回答我。

“是你真相信你的本事,还是被债逼得没法不走这条路呢?比如说,你现在已久下某人一两千块钱,去作个小事儿决不能还上,所以你想一下子去搂几千来,而那个人也往这么引领你,是不是?”

想了一会儿,犹豫了一下,咽了一口气,没回答出什么来。我知道我的话是钉到他的心窝里。

“假若真象我刚才说的。”我往下说,“你该当想一想,现在你欠他的,那么你要是‘下海’,就还得向他借。他呢,就可以管辖你一辈子,不论你挣多少钱,也永远还不清他的债,你的命就交给他了。捧起你来的人,也就是会要你命的人。你要是认为我不是吓噱你,想法子还他的钱,我帮助你,找个事作,我帮助你,从此不再玩这一套。你想想看。”

“为艺术是值得牺牲的!”他没看我,说出这么一句。这回该我冷笑了。“是的,因为你在中学毕业,所以会说这么一句话,一句话,什么意思也没有。”

他的脸又红了。不愿再跟我说什么,因为越说他便越得气馁;他的岁数不许他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向外边喊了一声:“二妹!你坐上一壶水!”

我这才晓得他还有个妹妹,我的心中可也就更不好过了;没再说什么,我走了出去。

“全球驰名,第一青衫花旦陈……表演独有历史佳剧……”在报纸上,街头上,都用极大的字登布出来。我知道小陈是“下了海”。

在“打炮”的两天前,他在东海饭店招待新闻界和一些别的朋友。不知为什么,他也给了我张请帖。真不愿吃他这顿饭,可是我又要看看他,把请帖拿起又放下好几回,最后我决定去看一眼。

席上一共有七八十人,有戏界的重要人物,有新闻记者,有捧角专家,有地面上的流氓。我没大去注意这些人们,我仿佛是专为看小陈而来的。

他变了样。衣服穿得顶讲究,讲究得使人看着难过,象新娘子打扮得那么不自然,那么过火。不过,这还不算出奇;最使人惊异的是右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个钻石戒指,假若是真的,须值两三千块钱。谁送给他的呢?凭什么送给他呢?他的脸上分明的是擦了一点胭脂,还是那么削瘦,可是显出点红润来。有这点假的血色在脸上,他的言语动作仿佛都是在作戏呢;他轻轻的扭转脖子,好象唯恐损伤了那条高领子!他偏着脸向人说话,每说一句话先皱一下眉,而后嘴角用力的往上兜,故意的把腮上弄成两个小坑儿。我看着他,我的脊背上一阵阵的起鸡皮疙疸。

可是,我到底是原谅了他,因为黑汉在那里呢。黑汉是大都督,总管着一切:他拍大家的肩膀,向大家嘀咕,向小陈递眼色,劝大家喝酒,随着大家笑,出来进去,进去出来,用块极大的绸子手绢擦着黑亮的脑门,手绢上抖出一股香水味。

据说,人熊见到人便过去拉住手狂笑。我没看见过,可是我想象着那个样子必定就象这个黑汉。

黑汉把我的眼睛引到一位五十来岁的矮胖子身上去。矮胖子坐首席,黑汉对他说的话最多,虽然矮胖子并不大爱回答,可是黑汉依然很恭敬。对了,我心中一亮,我找到那个钻石戒指的来路!

再细看,我似乎认识那个胖脸。啊,想起来了,在报纸和杂志上见过:楚总长!楚总长是热心提倡“艺术”的。

不错,一定是他,因为他只喝了一杯酒,和一点汤,便离席了。黑汉和小陈都极恭敬的送出去。再回到席上,黑汉开始向大家说玩笑话了,仿佛是表示:贵人已走,大家可以随便吧。

吃了一道菜,我也溜出去了。

楚总长出钱,黑汉办事。小陈住着总长的别墅,有了自己的衣箱,钻石戒指,汽车。他只是摸不着钱,一切都由黑汉经手。

只要有小陈的戏,楚总长便有个包厢,有时候带着小陈的妹妹一同来:看完戏,便一同回到别墅,住下。小陈的妹妹长得可是真美。

楚总长得到个美人,黑汉落下了不少的钱,小陈得去唱戏,而且被人叫做“兔子”。

大局是这么定好了,无论是谁也无法把小陈从火坑里拉出来了。他得死在他们手里,俞先生一点也没说错。九

事忙,我一年多没听过一次戏。小陈的戏码还常在报纸上看到,他得意与否可无从知道。

有一次,我到天津办一点事,晚上独自在旅馆里非常的无聊,便找来小报看看戏园的广告。新到的一个什么“香”,当晚有戏。我连这个什么“香”是男是女也不晓得,反正是为解闷吧,就决定去看看。对于新起来的角色,我永远不希望他得怎样的好,以免看完了失望,弄一肚子蹩扭。

这个什么“香”果然不怎么高明,排场很阔气,可是唱作都不够味儿,唱到后半截儿,简直有点支持不下去的样子。

唱戏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呢,我不由的想起小陈来。正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黑汉。他轻快的由台门闪出来,斜着身和打鼓的说了两句话,又轻快的闪了进去。

哈!又是这小子!我心里说。哼,我同时想到了,大概他已把小陈吸干了,又来耍这个什么“香”了!该死的东西!由天津回来,我遇见了俞先生,谈着谈着便谈到了小陈,俞先生的耳朵比我的灵通,刚一提起小陈,他便叹了口气:“完喽!妹妹被那个什么总长给扔下不管了,姑娘不姑娘,太太不太太的在家里闷着。他呢,给那个黑小子挣够了钱,黑小子撒手不再管他了,连行头还让黑小子拿去多一半。谁不知道唱戏能挣钱呢,可是事儿并不那么简单容易。玩票,能被人吃光了;使黑杵,混不上粥喝;下海,谁的气也得受着,能吃饱就算不离。我全晓得,早就劝过他,可是……”俞先生似乎还有好些个话,但是只摇了摇头。

又过了差不多半年,我到济南有点事。小陈正在那里唱呢,他挂头牌,二牌三牌是须生和武生,角色不算很硬,可也还看得过去。这里,连由北平天桥大棚里约来的角儿还要成千论百的拿包银,那么小陈——即使我们承认他一切的弱点——总比由天桥来的强着许多了。我决定去看他的戏,仿佛也多少含着点捧捧场的意思,谁教我是他的朋友呢。那晚上他贴的是独有的“本儿戏”,九点钟就上场,文武带打,还赠送戏词。我恰好有点事,到九点一刻才起身到戏园去,一路上我还怕太晚了点,买不到票。到九点半我到了戏园,里里外外全清锅子冷灶,由老远就听到锣鼓响,可就是看不见什么人。由卖票人的神气我就看出来,不上座儿;因为他非常的和气,一伸手就给了我张四排十一号——顶好的座位。

四排以后,我进去一看,全空着呢。两廊稀稜稜的有些人,楼上左右的包厢全空着。一眼望过去,台上被水月电照得青虚虚的,四个打旗的失了魂似的立在左右,中间坐着个穿红袍的小生,都象纸糊的。台下处处是空椅子,只在前面有一堆儿人,都象心中有点委屈似的。世上最难看的是半空的戏园子——既不象戏园,又不象任何事情,仿佛是一种梦景似的。

我坐下不大会儿,锣鼓换了响声,椅垫桌裙全换了南绣的,绣着小陈的名子。一阵锣鼓敲过,换了小锣,小陈扭了出来。没有一声碰头好——人少,谁也不好意思喊。我真要落泪!

他瘦得已不成样子。因为瘦,所以显着身量高,就象一条打扮好的刀鱼似的。

并不因为人少而敷衍,反之,他的瘦脸上带出一些高傲,坚决的神气;唱,念,作派,处处用力;越没有人叫好,他越努力;就好象那宣传宗教的那么热烈,那么不怕困苦。每唱完一段,回过头去喝水的工夫,我看见他嗽得很厉害,嗽一阵,揉一揉胸口,才转过脸来。他的嗓音还是那么窄小,可是作工已臻化境,每一抬手迈步都有尺寸,都恰到好处;耍一个身段,他便向台下打一眼,仿佛是对观众说:这还不值个好儿吗?没人叫好,始终没人喊一声好!

我忽然象发了狂,用尽了力量给他喝了几声彩。他看见了我,向我微微一点头。我一直坐到了台上吹了呜嘟嘟,虽然并没听清楚戏中情节到底是怎回事;我心中很乱。散了戏,我跑到后台去,他还上着装便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几乎是一把骨头。

“等我卸了装,”他笑了一下,“咱们谈一谈!”

我等了好大半天,因为他真象个姑娘,事事都作得很慢很仔细,头上的每一朵花,每一串小珠子,都极小心的往下摘,看着跟包的给收好。

我跟他到了三义栈,已是夜里一点半钟。

一进屋,他连我也不顾得招待了,躺在床上,手哆嗦着,点上了烟灯。吸了两大口,他缓了缓气:“没这个,我简直活不了啦!”

我点了点头。我想不起说什么。设若我要说话,我就要说对他有些用处的,可是就凭我这个平凡的人,怎能救得了他呢?只好听着他说吧,我仿佛成了个傻子。

又吸了一大口烟,他轻轻的掰了个橘子,放在口中一瓣。“你几儿个来的?”

我简单的告诉了他关于我自己的事,说完,我问他:“怎样?”

他笑了笑:“这里的人不懂戏!”

“赔钱?”

“当然!”他不象以前那样爱红脸了,话说得非常的自然,而且绝没有一点后悔的意思。“再唱两天吧,要还是不行,简直得把戏箱留在这儿!”

“那不就糟了?”

“谁说不是!”他嗽咳了一阵,揉了揉胸口。“玩艺好也没用,人家不听,咱有什么法儿呢?”

我要说:你的嗓子太窄,你看事太容易!可是我没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呢?他的嗓子无从改好,他的生活已入了辙,他已吸惯了烟,他已有了很重的肺病;我干吗既帮不了他,还惹他难受呢?

“在北平大概好一点?”我为是给他一点安慰。“也不十分好,班子多,地方钱紧,也不容易,哪里也不容易!”他揉着一点橘子皮,心中不耐烦,可是要勉强着镇定。

“可是,反正我对得起老郎神,玩艺地道,别的……”是的,玩艺地道;不用说,他还是自居为第一的花旦。失败,困苦,压迫,无法摆脱,给他造成了一点自信,他只仗着这点自信活着呢。有这点自信欺骗着他自己,他什么也不怕,什么也可以一笑置之;妹妹被人家糟践了,金钱被人家骗去,自己只剩下一把骨头与很深的烟瘾;对谁也无益,对自己只招来毁灭;可是他自信玩艺儿地道。“好吧,咱们北平见吧!”我告辞走出来。

“你不等听听我的全本《凤仪亭》啦?后天就露!”他立在屋门口对我说。

我没说出什么来。

回到北平不久,我在小报上看到小陈死去的消息。他至多也不过才二十四五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