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浩天被五·七干校卫生院请去普查肝炎病人已经有几天了。在那里，他发现一个肝硬变的老人，和卫生院的医生们进行了会诊，建议把这个重病的老人转到他们医院去治疗。一般地说，上海市的医院，条件、设备总要好一些。

    “你们医院有床位吗?”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女医生问高浩天。她是高浩天一个学生的爱人。

    高浩天点点头：“可以想办法。”

    “你不觉得为难吗?”中年女医生又微蹙着眉头问。

    “怕难还当医生！”高浩天脱口而出，把对方的话顶住了。中年女医生的目光向两旁斜视了一下，继而又有些疑惑地瞅着高浩天。这老头儿的穿着很一般，可挺着腰板，双手插在白大褂的两只方形衣袋中，端正的脸上那股气度，尤其是微秃的前额顶上那些疏朗的白发，叫人一望而知是个学识渊博的老人。

    高浩天察觉到对方的神态有异，愣怔了一下，招招手，和中年女医生一起走进充满碘酒、药棉味的小值班室，悄悄问：

    “怎么，这个人……”

    中年女医生很敬重著名的内科医生，她往小值班室门外瞧了一眼，把高浩天拉到针筒箱边，压低嗓门悄悄告诉他：

    “这个人的问题还没解决，听说是双料的‘老家伙’，进卫生院以前，还在监督劳动呢。”

    高浩天皱了皱眉头，问：“他叫什么名字?”

    “袁征。”

    “医生的职责，是抢救病人。”高浩天听到袁征这个名字，断然下了决心，想一想又说：“我看可以把他转到市级医院去。你们卫生院敢于担这个肩吗？”

    中年女医生眼里露出钦佩的神色，毅然点头说：“我们可以开转院证明。我担忧的是你……”

    话没说完，电话铃响了，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党委办公室通知高浩天立即赶回医院，有重要事情。

    高浩天放下耳机，下决心说：“这样吧，你们派个车送病人，我正好搭这个车回医院去，一举两得!”

    十分钟后，袁征和高浩天已经坐在救护车里了。

    坐在病人身旁，高浩天陷入了沉思。党委办公室秘书在电话里的口气很急，要他一分钟也不耽搁马上回院。医院里有什么重要的事儿等待着他呢!是市里哪个“新贵”得了病，还是哪个新贵的亲戚、朋友中发生了心肌梗塞?有几次深夜，高浩天不就是像这样被医院叫去的嘛!党委领导的亲友，工宣队开后门弄进来的病人，有的并没有什么大病，却也偏要他这个有点名望的内科医生出场，似乎他说的话就能保证这些人延年益寿一样。而像袁征这样真正急需抢救的病人，革命的有功之臣，却被种种限令卡着，医生为他们治病，还要担风险，多么不公平啊！

    高浩天熟悉袁征这个名字。他曾是市委文卫系统的负责干部，文化大革命前，高浩天听过袁征的几个报告，对他很佩服。后来，运动一开始，市里的马路上就出现大字报，说他是叛徒、特务、双料的走资派。说他反对顶头上司大鼻子，竟敢在会议上与大鼻子唱反调。因此，运动开始才几个月，他就似乎成了铁杆的走资派，成了报上的点名批判人物。事隔八九年，已经很少再听到袁征的名字了。去年整顿时，有些老干部纷纷从干校回到市里，担任一些有职无权的“顾问”和副职，算是落实政策。就连这，袁征也没有份，似乎真成了铁定的“死老虎”。可高浩天怎么也不相信，水平这么高的老革命，会是叛徒、特务；他更不相信，光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里会有这么多双料的走资派。

    公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柳树的叶片，早已落光了。市郊的柏油公路，不是早晚的“高峰”期间，车辆并不多。救护车风驰电掣般开往市区。坐在车上，脑袋枕在车座的椅背上，高浩天微闭着眼一直在思考着如何尽自己的能力，抢救这个生命垂危的老人。

    在他考虑再三决定把病人安排在自己得意的学生陆讷负责的病房里时，救护车驶进了医院大门。高浩天下了车，正要去寻找陆讷，医院主楼的墙上，一条标语箭似的刺进了他的眼帘，他好像被钉着一样在救护车旁站住了。墙上墨迹未干的粗体字，歪歪斜斜地分成两行：向反动权威高浩天

    讨还血债!高浩天的名字上面，还打着三个大××。

    犹如晴天霹雳，这十几个字，就像十几颗炸弹，在他眼前爆炸。他两耳嗡嗡作响，眼里金星飞迸。几乎站立不稳。我在哪儿犯过错?我谋害过谁?我得罪了哪位头头?一连串问号，在他脑子里浮现出来。要不是救护车司机按了几声喇叭，他已经把车上的病人忘了。

    高浩天三脚并作两步冲进医院大楼，急匆匆跑进内科值班室。值班室里一个抱着臂膀来回不停走动的青年医生，猛地转过身来，见到高浩天，他急切地叫着：“老师，你可回来了……”

    高浩天摆摆手，极力镇定着自己问：“小陆，内科还有病床吗?”

    “有啊！”

    “我带回来一个肝硬变的病人，你赶快去安排他住下。”

    “我去吧。”值班室角落里站起一个年近五旬的女医生，从脸上摘下老花眼镜，然后对陆讷说：“小陆，你陪老高坐一坐。”

    值班室里只剩下高浩天和陆讷师生俩了，两人相对望了一眼，都默默无言。陆讷把眼光从眼镜片后面，移到药柜上。这年轻人，三十刚出头，个儿高高的，宽肩膀，身子却并不见壮实。说话做事，都有一股气宇轩昂的潇洒风度。他的脸略瘦，前额宽阔白皙，一副玳瑁边眼镜后面，露出一双近乎严峻的眼睛，颧骨微微往外突出，鼻梁笔挺，鼻翼略小，两片薄薄的嘴唇紧紧地闭着，更显得尖尖的下巴有点向前凸。好一阵，见老师不开腔，他才低低地问：“大字标语你看见了吗?”

    高浩天默默地点了点头，皱紧了双眉。

    陆讷焦急地说：“你得留神啊。”

    “你这几天听到些什么?”高浩天凑近陆讷耳边问。他了解自己这个学生，聪明、能干、肯钻，不但在医学上有成就，是内科青年医生中独当一面的干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也很敏感，敢说敢为。

    陆讷摇了摇头：“大字标语是今天上班前刷出来的，来得很突然，大家都没想到。”

    “这几天叶勤也没说起什么吗?”高浩天控制着内心的不安，委婉地问。他明白，女工宣队员叶勤近年来在和陆讷谈恋爱，两人已经在计划买结婚家具了，叶勤知道的情况，不会不告诉他的。

    “昨天晚上和她一道去看电影，她也没说过什么。”陆讷困惑地说着，眼里闪出思索的光：“我估计，这样的行动，她一个普通工宣队员，未必知道。”

    高浩天嗯了一声，赞成陆讷的分析。

    见高浩天不吭气，陆讷又低声说：“总而言之，我觉得政治上的风向在转，很有可能还要搞运动。这大标语说明，有人要拿你来开刀……”

    高浩天不禁打了一个寒颤，这倒不是他问心有愧，胆小怕事。实在是因为这些年来，他见到整人的事情太多了，随便找个借口，便审查、隔离，下放甚至关押，还要连累家属子女，这可不能不防啊。他这个家，这些年来，哪里过上一天安定日子。他自己受整，大女儿插队在外。只是从去年开始，才稍稍有点太平，他重新开始工作，大女儿也病退回了上海，万没想到，刚刚恢复工作半年，现在又有人找到他头上来了。

    陆讷看高浩天怔怔地不出声，知道老师在担忧了，他脸上微微发红，激愤地说：“你也不必怕，反正人直不怕影子歪，总不能乱诬赖人。”

    高浩天望着陆讷，无声地苦笑了一下。他觉得陆讷毕竟年轻，某些方面还很幼稚，要都是那么实事求是，袁征眼前还会是这个状况吗?想到袁征，高浩天觉得应该向陆讷交代一下，免得被人撵出医院。

    “陆讷，情况是这么意外，我不得不把今天带来的病人托付给你了……”

    不等他说完，陆讷抢过话头说：“老师，这个时候，你更应该多想到自己，防着点儿，至于病人你可以放心，我一定尽力医治他的病。”

    高浩天感慨地叹了一口气，觉得还应该关照几句：“病人叫袁征，现在问题还没解决，可是病情已经很重，生命垂危。医治这样的病人，需要有勇气。”

    陆讷默默地点了点头。他敬佩自己的老师。这不但因为高浩天曾在医学院兼课教过他，也不仅仅因为高浩天医术高超，更主要的是高浩天为人正直不阿，对工作热情负责，对待病人，犹如对待自己的子女亲属。他忘不了，自己在六十年代初，刚从医学院毕业，看到高浩天抢救一个危急女社员的事情。那已是深夜了，女社员奄奄一息，内科医生们只得请高浩天去诊断一下，高浩天赶到病房，细致地观察着病人，陆讷站在一边，看得非常清楚，高浩天的脸涨红了，眼睛瞪大了，他伸手从女社员鼻孔里拔出输氧细管，举起来问：

    “这氧气是哪位护士接的?”

    一旁的医生答，是白班护士经手的。

    “她人呢?”高浩天又问。

    “下班回家了。”有人回答。

    “马上把她叫来。”高浩天以命令的口气说。

    身后有人嘀咕，说已经夜深，何必把人从床上拖起，再从家里赶来。高浩天只当作没听见，执意要叫女护士来。

    人派出去了，高浩天及时对女社员作出了诊断，给几个中年医生分析了女社员的病情，并且预言，病虽重，但经过及时治疗、抢救，十天之内能好转过来。大伙儿绷紧的心这才松弛下来。这时候，女护士赶到了，高浩天指着女社员鼻梁上方的两个小红点，问女护士：

    “这是什么?”

    女护士愣怔着。

    “这是你胡乱往鼻孔里插输氧管造成的。她要是你的姐姐、妹妹，你会这么干吗?”

    高浩天批评了女护士一顿，女护士哭了。陆讷更受到了很深的教育。这件事，文化革命初，有人写出大字报，说高浩天摆专家、权威架子，而陆讷却一直认为，这正是高老师的可贵之处。高浩天见陆讷半天不说话，苦笑了一下，偏了偏头打量着陆讷身上那件大号的白褂子，伸手把他的领子拉拉平，用征询的口吻说：

    “我想去党委办公室问一下……”

    “我觉得那没有必要。”陆讷急促地说，“他们会讲你做贼心虚。再说，办公室那个戴志光，架子很大，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我看见他就讨厌。”

    高浩天说：“要我回院的电话，是党委办公室打的呀!我去去，还不至于……”

    高浩天觉得门被推开了，便把后半句话咽了下去。

    进屋的是工宣队员叶勤。她穿一件灰涤卡尖领两用衫，摊开的尖角领子里，露出一件粉红色的高领绒线衫，这是个面貌端庄瘦高个儿的女青年。她原来在自动化仪表厂当车工。一九七三年进驻医院以来，她时常和医生护士一起学习、谈心、开会，没什么架子，和蔼可亲，跟什么人都合得来，加上她不凭着工宣队员的地位多占票子，开后门，更引起人们对她的尊重。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和陆讷悄悄好上了，直到一个星期天他俩逛虹口公园时，被医院里的同事看见，这秘密才公开。为这件事，院方批评了陆讷，说他不该追求工宣队员；工宣队头头刘庆强也批评了叶勤，怪她自找麻烦，将来在医院里不好做工作。事实却相反，自从叶勤和陆讷恋爱的秘密公开以后，大家对她更亲切了，有什么事儿，都愿找她谈。

    看到是叶勤进来，高浩天略略放了些心。叶勤踏实谦虚的作风，也赢得了这位老专家的尊敬和信任。当然，高浩天也知道叶勤的弟弟叶铭和自己的大女儿高艳茹谈了多年的恋爱。他也是喜欢那个朴实的小伙子的。半年前艳茹的户口迁回上海，而叶铭却仍在山寨，在有些老人们看来，相隔几千里路谈恋爱，似乎不大适宜了，可高浩天却并不加以干涉。正直的老知识分子认为，如果因为自己的干涉造成孩子们的痛苦，他自己的良心就会受到责难。平时高浩天又鄙薄“拉关系”，所以从没主动和叶勤谈起过女儿和叶铭的事。倒是叶勤却坦率地和他讲起过叶铭和艳茹的情谊。这么一来，叶勤不但是自己的得意门生陆讷的未婚妻，而且也是女儿对象的姐姐。高浩天见到叶勤，自然也不生疏了。

    “高医生，你普查肝炎回来了?”叶勤招呼着。

    高浩天点点微秃的头，说：“是党委办公室打电话把我召回来的。”

    “噢，”叶勤眼珠一转，联想到了全院震动的那条大字标语。虽然她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但看见高浩天的脸色阴沉，便安慰他道：“不用怕，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一条大字标语打不倒人。”

    “对！”陆讷也笑着点点头。

    听了他们的话，高浩天略觉宽慰，他小心翼翼地问：“叶勤同志，你知道大字标语所指何事?”

    “我也不清楚。”叶勤摇摇头说，“既然是党委办公室打电话召你回来的，你可以去问问他们。”

    “谢谢。”高浩天见叶勤也这么说，决定到党委办公室去问一问。他向陆讷和叶勤点了点头，双手插进衣袋，低着头默默走出屋子。

    党委办公室在另一幢办公楼的三层楼上。高浩天推开门，办公室主任戴志光正双腿架在大办公桌上，仰面朝天倚在皮靠椅里抽着凤凰牌过滤嘴香烟，嘴里哼啊哈呀地唱着小调，摇头晃脑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态。

    “谁?”听见门响，戴志光动也不动，粗声问道。

    高浩天迟疑了一下，报了自己的名字。

    戴志光先从办公桌上挪下右腿，再从另一边挪下左腿，然后“咚”一下从皮靠椅里跳起来，双手撑着大办公桌，耸起肩膀尖声怪气地说：

    “喔，你回来了，好啊，好啊!”

    高浩天眼前这个只不过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长着细高细高的身材，两肩微耸，背有些弓，刀条般的长脸上显出副少年得志的神情。他吹着“一面倒”的青年式发型，穿着新华呢上装，歪着唇红齿白的脸盘，瞪眉竖眼地盯着高浩天。高浩天看着他这副神态，不禁心里一怔。但他还是镇定地问：“党委办公室召我回来，有什么事?”

    “当然有事才叫你回来啰!”戴志光不客气地说，“嗳!革命群众的大标语你看到了吗?你在这儿等着，好好反省反省，我去请示一下再来跟你谈。”说着，趾高气扬地打开边上一扇门走了。

    这个“请示一下”，让高浩天在办公室里等了足足两个多小时。

    因为戴志光并没叫他坐，高浩天起先一直站着。他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对于礼貌往来这一套还是比较注意的。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戴志光没回来，高浩天两条腿站得太久，有点酸痛了，才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回味戴志光刚才所说的话。戴志光称写大标语的人是“革命群众”，那就说明，党委是支持这条标语的，不然为什么要我反省？可我什么时候，又欠了谁的血债呢?想到这些，高浩天感到浑身发热，额头上甚至渗出汗珠来了。他转脸回顾，这才发现屋角里正烧着个面盆大的电炉。电炉丝都红得发亮了。

    墙上那个电钟指着五点的时候，戴志光才架子十足地回到办公室来，他看到高浩天坐在那里，伸出右手指着老医生说：

    “喂!你的问题啊，我们刚才研究了。从今天起，停止你的工作，检查交代！”戴志光唾沫飞溅地宣布着。

    “让我检查交代什么呀?”

    “我和你捉迷藏开玩笑啊，老家伙！”戴志光鼻孔里哼一声，“闹半天，你还不知罪，想耍滑头啊！真是条老泥鳅，又奸又滑。回去好好想想吧,写完检查交到我这儿来。”

    高浩天还想说什么，戴志光不耐烦地一挥手，指指电钟说：“我忙得很，没工夫和你磨牙。快走快走！”

    高浩天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下办公楼。他看不见身旁擦身而过的人，听不到有些年轻医生轻轻招呼他的声音，他只觉得自己血往上涌，头脑发胀。戴志光的态度，证实陆讷的估计完全正确，医院又要搞运动了。大标语也好，写检查也好，都不过是拿他开第一刀的前奏。他们又要搞什么运动呢?他又该怎么办呢?

    寒风凛冽得像刀子，直往高浩天领子里钻。他穿着棉毛裤，两条绒线裤，凡立丁呢裤，两件绒线衣外面是紧身棉袄、棉大衣，围着加长围巾，还是感到冷。尤其是从戴志光的那间很热的办公室里走出来，更觉得冷，手脚都在抖动。十年前，文化革命刚开始时，他也被揪斗，游街，被这样勒令交代，那是一段多么可怕的日子啊!天天有人朝身上吐唾沫，指着背脊咒骂，早晨、黄昏还要朝着石膏像请罪，一开批斗会就要被拖去陪斗，还有人把他稀疏的头发揪得生痛生痛。随着去年夏天恢复工作，他对这些事渐渐忘却了。以为关牛棚、扫厕所、下放农村劳动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已年近六十，多么想趁着晚年踏踏实实地工作一阵，过上几天安稳太平的日子。谁料到，新的风暴又来了，眼看他工作的权利又要无端地被剥夺，他愤怒得浑身发抖了！

    他不知自己是怎样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走出医院的，他不知自己是怎样挤上拥挤得叫人脚也无处放的公共汽车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进居住了几十年的旧弄堂的。

    顾萍和艳芸见他回来，忙接过他手里的提包，兴高采烈地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叶铭进上海医学院读书啦!

    高浩天想不到自己身遭厄运，还能听到这么个好消息。他不能扫她们的兴，不能让孩子们为他担忧。关于自己的事，只有待晚上夜深人静时，先给顾萍讲一讲。

    他勉强挤出点笑容，和母女俩先后上楼去。

    晚饭桌上出奇地安静。因为叶铭在高家吃晚饭，因为高浩天的归来，菜是做了不少，皮蛋，豆腐干肉丝，蹄膀汤，煎黄鱼，还有一盘白斩鸡。可高浩天发现，除了他自己食欲极差，大女儿艳茹默不作声，脸色很难看；叶铭也是心事重重的样子。除了顾萍不断地夹菜给叶铭，劝他多吃的声音外，连直率的艳芸说话也不多，只是不时偷偷地打量着姐姐和叶铭。

    高浩天觉得奇怪，莫非家里人也有预感，知道他出了事么?他想想还不至于，便开口和叶铭闲谈，问他在山区农村的情况，问他进了大学有何打算。也许是他问得不那么热心，叶铭答得也很简短。

    总之，这顿饭吃得很沉闷，没一点儿家庭情趣。高浩天只吃了一碗饭就搁了筷子，他惊异地发现，他一搁筷子，艳茹、叶铭也搁了筷子。

    晚饭后，高浩天又累又乏，连连打哈欠，他想起白天的事，不由得皱紧了眉头。

    可能是叶铭看出他的困倦，没坐多久，就提出告辞了。高浩天感到抱歉，以为是自己情不自禁露出的愁容，使小伙子难堪了。他瞧瞧叶铭，坦率地说：

    “小叶，别过意，今天我精神欠佳。以后有空，常来玩。”看到叶铭毫不介意地笑笑，高浩天把脸转向呆坐在一旁的艳茹说：“艳茹，小叶要走，你送送他吧！”

    叶铭期待地望着艳茹，顾萍和艳芸也用目光在催促艳茹。艳茹垂着头思忖了片刻，才犹豫着默默地站起来，和叶铭一前一后走出屋去。

    “他俩在闹矛盾?”顾萍探询地问艳芸。

    艳芸明知母亲的眼光厉害，但姐姐关照过她，她怎么能如实说呢。只好回答说：“我怎么知道?”

    高浩天坐直了身子，茫然不解地瞪着顾萍和艳芸，讷讷地问：“怎么……他们也……”

    他喟然长叹一声，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女儿和叶铭走出去的那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