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韩德光老汉的身世,这几年里是一幕悲剧。

    解放前他是地主的长年帮工,一家几口人,都死在饥寒交迫之中。他仗着自己年轻力壮,在生死线上挣扎。清匪反霸那一年,他豁出命来跟着共产党、解放军和土匪恶霸们斗。土改时,作为韩家寨团转几个乡里头一批积极分子,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以后,搞互助组、闹合作化、建立人民公社,战胜自然灾害,韩德光都是韩家寨上的领头人。他从一个大字不识的贫苦农民,变成了一个基层党组织的骨干。韩德光处处带头,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党号召学文化,几十岁的德光大伯,也买来了笔和纸,坚持每天学几个字,能达到看文件、写信、读报的文化水平。党怎么说,他怎么办,决无二心。

    解放二十多年了,他和老伴唐梅莲仍然住在泥墙茅屋里。有人对他说,寨上条件差的人家,也欠着集体的钱,先盖起了半边屋,你也盖一间砖瓦房吧。他摆摆手说,党支部有计划,这几年的砖瓦要支援迁进山来的厂矿,我不能破这个例。公社里有规定,每个大队长一年可以补贴一百个劳动日,大队会计年年给他算上这一千个工分,他年年要会计减掉。

    别以为韩德光家富裕,三个女儿先后出嫁了,儿子在煤矿上干活。子女们知道老两口都在队上干活,也不帮补家里。两个老人,靠工分过日子,还得精打细算,勤俭持家。

    在农村里当干部,总有那么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捧着他。来寒衣了,评给他家一件;来棉被了,评给他家一床;过年过节,远亲近邻的,有端肉来的,也有提鸡蛋来的;还有好些,说也说不清的,差不多每一个家庭都有的来往。德光大伯对所有这一切,都一概回绝。他对至亲好友说:“我要不当着大队长,你们送来的东西,我可以收。就因为当着大队长,我不能收你们的东西。”


    他穿一身打着补钉的土布衣裤,在田头干活,到坡上薅土,钻进煤洞拖煤,蹲在窑子里出窑……带头搞生产。他讲求实事求是,既反对虚报浮夸,也反对瞒产私分,第五生产队的会计,就因为弄虚作假,被他撤了职。

    第五生产队是个小寨子,地处那条穿峡过岭的河边,当地人也叫河边生产队。河边生产队只有二十三户人家,有十九户姓姚,家族观念还很强。这个队离韩家寨大队其他寨子都比较远,地势比较低,又是引河水灌的田,水稻产量比其他四个队高。可这个队常常仿着其他四个队报亩产量。姚银章当了三年会计,头年他搞两本账,被韩德光及时阻止,没搞成。第二年他变换花样,分了干谷子,他说分的是湿谷子,每一百斤算七十斤,居然瞒过了人。德光大伯对全大队的产量,心里都有个估量,年终统账时,发现了五队的产量有问题。他到河边生产队去住了几天,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了姚银章玩的鬼。他要姚银章在全大队干部会上作检查,到来年发放回销粮时,按五队的实际产量,没有给五队分配回销粮。到了第三年,姚银章不但不改正错误,反而倚仗着他在五队姚姓族中有威信,又搞开了瞒产私分。事情被揭发之后,鉴于姚银章屡教不改的恶劣作风,多次欺上压下,在粮食问题上玩弄阴谋诡计,经韩德光提议,撤了他的会计职务,要他在全大队的群众会上作了几次检查。

    四清运动时,地委的柯书记在韩家寨大队抓工作。广大贫下中农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决心治山治水,因地制宜,艰苦奋斗,改变山乡面貌。柯书记临走的时候拉着韩德光的手说:

    “德光同志,形势很好啊!你一辈子都在种水稻,一辈子受产量过低的气。看到没有啊,你们这一带高寒山区,主要矛盾是种子,没有适应你们山区的良种,这水稻产量,还是上不去!”

    “我思量这个问题,有好几年了!”韩德光点头说:“解放十几年来,先后从外地引进过十几个良种,可到了我们这儿,这些良种硬是不结谷。”

    柯书记偏着头,凝神思忖了一阵,说:“看来,你们不能尽引人家的良种。要创,要自己培育一种新的良种,毛主席号召我们共产党人积极投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德光同志,在育种这件事情上,你也要带个头啊!”

    韩德光怔了怔,迟疑不决地摊开手说:“老柯同志,你看,我识字不多,使力气干活还行,闹科学实验,那需要读过厚本本书的人呀……”

    “德光同志,你见困难就止步了吗?”

    地委第一书记直率的批评使得德光大伯发急了:“我啥时候见困难退过步,我……”

    “哈哈哈,我知道,那不是你的脾气。”柯书记朗朗地笑着说:“德光同志,要育出了这样的良种,那就不只是提高韩家寨一个大队的产量,眼光要放得远点。全县有几十万亩这样的水稻田,整个地区有几百万亩。你想想,每亩增产一百斤,几百万亩水田能增产多少粮?怎么样,到这座火焰山上去闯一闯吧?”

    德光大伯给柯书记说得眼睛辉亮起来,他涨红了脸,紧紧地握着柯书记的手说:

    “要得!我挑起这副担子朝前走!”

    从那以后,德光大伯当真搞起水稻良种的试验来了。他召集大队里有经验的五六个老农,成立了一个顾问小组,向他们讨教;他托进城的社员,买回了一本又一本关于水稻种子的书来看;他搜集了一包一包水稻种子,本地的和外地的,装进楠竹筒筒里;经大队党支部讨论决定,从生产队里画出四分水田,给他作试验用。德光大伯一有空就蹲在这四分水田的窄田埂上,细细地观察着一垧一垧各不相同的水稻良种的生长发育情况。头一年,一九六五年,他在四分水田里试栽的十七种外地良种,恰逢秋霜早降,到了白露谷穗还没句头,秋后只割到几捆稻草,连种子也没收上来。

    这一来,引得韩家寨人说闲话了。有人道:“老庄稼人,泥脚杆子,还能搞啥子科学试验?那不是鬼扯嘛!”

    但也有人为德光大伯辩护:“哇啦哇啦说风凉话算个啥,生个娃儿肚子都要痛哩,哪能求百事顺风?”

    “我早说过!”富裕中农韩德才嚷嚷得最凶,怪话也最多:“高寒山区坡高水寒,老天爷的脾气怪,那是生成的鼻子眼,改不了相。德光他非要干,这下好,心血、劳力白花了。来来来,你们看看,那坡上长的野草草,也比德光试验田里的谷草长呢!有那么多工夫,不会去闷倒脑壳睡大觉。”

    袁明新大伯常抽空来看看德光大伯的试验田,一见割上田埂的几捆谷草,也有点泄气,劝他说:

    “算了吧,老哥子,我们这地方是栽一碗,收一锅。你这一搞,栽下去只见茅草不见谷,怕叫人笑话哩!”

    “不怕!”德光大伯说,“一种就出好谷,还要这试验田干啥,来年再干!”

    一九六六年,他重又筹集了不少种子,栽进试验田里。这一次,他提前泡了谷种,赶早撒了秧,移栽的时候,他把一窝一窝秧苗小心翼翼地插进濡湿的试验田。大队的工作忙,他整天不得空,一天三顿饭端着饭碗蹲在田埂边吃;每天夜晚,他打着电筒或是提着马灯,守在田埂边,一垧一垧地察看秧苗的长势,把每一点变化记在小本本上。他这样没日没夜地干,从来没要记工员给他多记一个工分……

    谷秧还没出穗,“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从广播里传来,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又一篇专论,在外地工作的子女、亲属来到韩家寨,也兴致勃勃地谈论他们那儿的情况……这一切,都从不同的角度告诉山寨上的人们,“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掀起来,学校沸腾了,教育界热闹了,接着是文艺界、工矿企事业单位,然后波及到各行各业。红卫兵在造反,大字报上了街,人们在串联、在辩论、在批判揭发,社会上的各种势力、各种人物一古脑儿都拥了出来,竞相表演,争着崭露头角。昙花一现的风云人物像雨后的蕈子似的冒出来。各派头头们在声嘶力竭地吼叫,跳梁小丑们在跺脚舞手地高喊。许多具有权威的人物被打倒了;许多神圣的东西被砸烂了;许多人们心目中美好的事物被泼上了污秽的墨汁。仿佛一切的一切都给颠倒了。终于,“文化大革命”的狂飚也在韩家寨团转掀起了波涛,德光大伯看到人们身上的革命热情,看到轰轰烈烈的场面,是多么地高兴啊!但是,疑惑不解的事件也一起一起发生了。德光大伯听说,人们绑架了公社书记伍国祥。这是怎么回事,别人他不了解,伍国祥他了解哪,难道他也犯了罪?德光大伯愤愤不平了,他要离开韩家寨,到公社去,和绑架伍书记的人辩论,问问他们,居心何在?有消息灵通的年轻人拉住他,劝他说,快莫去呀,这事儿不奇怪,不但公社书记遭斗,县委书记也在挨批,甚至地委柯竟书记,也在城里被架在车子上游街呢!到省城去的人回来说,贴省委书记的大字报,街头、马路上随处可见……

    这是怎么回事啊?耿直、忠诚的德光大伯不理解了。

    在这场运动中,从上到下都有一伙人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趁火打劫的勾当,有些人在故意地制造混乱,搅混水,把敌我关系翻转过来。街道上,传单里,出现了“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在这股阴风的煽动下,韩家寨大队以姚银章为首的一帮人,跳出来造反、夺权,把韩德光当作斗争的对象来揪斗。

    全大队的坝墙、屋墙、田埂、山壁上,到处都刷满了白石灰写的大标语:“打倒韩家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韩德光!”“韩德光是镇压群众的刽子手!”“韩德光是地、县、公社三级走资派的忠实爪牙!”

    姚银章领着一伙人,冲进了韩德光家屋头,抄了他的家。他们烧毁了韩德光买的书和辛辛苦苦记下的笔记本,边烧边说:“这是他积极充当走资派的爪牙,忠实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铁证。”“韩德光育良种呀,是奉了地委大走资派的旨意,把贫下中农的水田、劳力瞎浪费。四分地上没有一颗收成,要他赔产!”

    这帮人解散了老农顾问组,把韩德光费心搜集的二十多种水稻外地良种拿出来,边牵着他在全公社范围内游斗,边连同他家应分的口粮一起装进箩筐里,对众人说:

    “看哪,大队长利用职权,假借育种为名,盗窃了集体多少口粮。他是啥共产党员,明明是个货真价实的大贪污犯!”

    韩德光被拖来拖去游斗,被强迫站在坝墙上勾腰垂脑壳,被挂上黑牌牌,脖子上还吊着一面破锣,让他边敲边喊:“我是大贪污犯!我是走资派!我是牛鬼蛇神!”韩德光不干,唾沫、拳头、泥块、瓦片、棍棒如骤雨般击来,顷刻间把他打倒在地,脊梁背还踩上一只脚。几个月里,说不清被批斗了多少次。轮番的围攻,无耻的诽谤,恶毒的咒骂,残暴的毒打,不停顿地向老汉身上袭来。在威胁、恐吓、恶骂声中,在不了解实情的外队群众的吼声中,韩德光始终坚贞不屈地回答:

    “我育良种,一不为讨好柯书记,二不为图私利,我是在为国家出力!”这声音,像金钟轰鸣,战鼓雷动。

    这一来,可触怒姚银章了。他暗中要五队的一些族里弟兄和着韩家寨大队一些被德光大伯批评、教育过的人,对他进行更深一步的迫害。他们先撤销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继而又罗列罪状,要他一条一条地承认。韩德光不愿承认这些凭空捏造的罪名,他们对他进行了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拿姚银章的话来说,就是“先给这老不死的来个小青龙爬背”,“再给我用钢钎熬,看他认不认罪?”

    小青龙是指麻搓的绳索。姚银章的爪牙们,顿时用麻绳把韩德光五花大绑起来,抽到梁上吊起来,随后又用打炮眼的钢钎,从他反绑在背后的手臂底下塞进去往外撬。这种非人的刑罚,加上棍打、鞭抽,五六十岁的老人,怎么受得了啊?他的两手被撬脱了臼,脸上头上满是血迹,几次被这些暴徒整昏了过去。

    韩德光没有低头认罪,还是被划成了专政对象。姚银章勒令他每天给队里放牛看马,还要割一挑草回来。牛是集体的,马是生产队副业组的,韩德光精心放牧着。看牛放马割茅草,一天的活也抵得一个强劳力。可姚银章命令,韩德光是专政对象,不准给记工分。老两口一年的花销,全靠唐梅莲在队里的劳动。一个老年妇女,一年到头争着做,也只能得一千多分,哪里能过得下日子去啊。姚银章派来监视他家的人,还要向他家要监视费,外加扣除监视人的工分和饭钱。唐梅莲一年参加集体劳动,不但分文得不到,而且还要向集体补钱。老伴实在无奈,想去找出了嫁的三个女儿和儿子要点钱,姚银章不许她出寨子。她想写信给儿女,信也给扣下了。左邻右舍,寨邻乡亲,都被姚银章警告说:必须与这个专政对象划清界限。怎么办呢?只有变卖屋头的家什和衣物来过日子。

    姚银章当权之后,做了大队革委会主任。他高叫农业学大寨的口号,每次群众大会都喊批判“工分挂帅”,在整个韩家寨大队推行按人口评工分的“革命路线”。只要出工的,每天一律评十分,不管其活路质量高低好坏。群众说,这么一来,“出工像条长龙,收工像一窝蜜蜂”,到了田土头干活拉开大帮,不是光图数量,便是站着闲摆。坐下一歇气,可以休息一两个小时。韩家寨本来粮食产量就低,这一来,就变得更低了。姚银章说,这没关系,只要路线正确,产量迟早能上去,关键在提高大家的社会主义觉悟。收的粮食,交了公粮,吃到第二年春天就断粮了,群众都叫锅儿要吊起了。姚银章又成了英雄好汉,他召开全大队的社员会,扠着腰拉直了嗓门高喊: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让饿死一口人。这不是解放前了,解放前遇到灾年,穷人都要饿死,现在饿不死!我不是韩德光,打肿了脸充胖子,上面拨下救济粮、回销粮还要死扣着少要。我找公社多要些,让家家户户度过这难关。”

    他把实情一报,果然拨下了几万斤救济粮和回销粮,姚银章按亲疏远近的标准,照三级发放了这批救济粮。他的爪牙和帮凶,通统得到了最高数量的救济。一般听他话的社员,愿意跟他走的人,通统得中等数量的救济。凡是和他关系不大,或他认为不敢跳的社员,都得到了少量的救济。至于坚决反对他的人,他一颗粮也不给。不但不给一颗救济粮,连一斤回销粮也不派。他头上戴顶革委会主任的帽子,又挂着纳新党员的招牌,干了这一着,既迷惑了人,又笼络了人,还打击了人,在韩家寨大队,果然树起了“威望”。

    在缺粮的年成,粮食就是命啊!好些人明明知道这个人奸诈,会玩弄权术,也迫于他的淫威,不敢说话了。哪一户社员,不是有老有小,要过日子啊!

    韩德光这个“专政对象”,当然是得不到一颗粮食的。日子越过越艰难了,没有粮吃,老伴上坡去挖些蕨巴、野菜和着,勉强度日。一两年没扯布,老两口穿着补钉上叠补钉的衣服。当实在过不下去时,袁明新大伯有时扛一包米来,袁昌秀或是捧一小罐油来。常常一夜过后,后门口,屋檐下,会放着一碗碗白米、一小袋一小袋包谷。深更半夜,裂开的泥墙缝里,索索发响,会塞进一张几元的钱来。尽管姚银章把这作为反革命事件追查过,可这样的事情还是不断地发生。

    是这些,鼓舞着韩德光坚强地活下去。他虽然被压,可他晓得,好些社员的心,是和他贴在一起的。但命运不饶人啊,艰苦的生活,精神上的重压,无偿的劳动,主要是毒打留下的残疾,终于把德光大伯逼得病倒了。

    他不能上坡了,不能出门了,他躺倒在床上,再也看不到寨邻乡亲们投来同情的目光了。韩德光心里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痛苦。在开始育种的时候,德光大伯精神上有准备,准备在科学实验的征途上,和各种困难斗,在这样一座火焰山上闯一闯。他没想到,他会碰到比闯火焰山更大的困难哪!他知道,这是斗争,这是对他的考验,他要挺身站出来呀!

    太阳照进老汉的茅屋,德光大伯硬撑着病体坐起身来,望着一无所有的屋里那张毛主席的像,老泪纵横地说:“毛主席呀,我韩德光要活下去,完成党交的育种任务……”

    夜深人静,他硬要老伴扶着在院坝里轻轻走一走。月光下,这一对患难与共的老人,在一步一步沉重地蹒跚徘徊。老伴担忧地说:“快进屋吧,要不,你一去,冤案就再也洗不清了……”“不,我死不了,我还没育出良种来呢!我要活下去!”

    韩德光想的多么远啊,他想到任劳任怨、一年四季在全公社奔波、把田埂当办公桌的伍国祥书记,被关在“牛棚”里;他想到风趣而毫无官架子的柯竟书记,也被送进了省的“五·七”干校;他想到高寒山区需要良种,想到姚银章和与他上下勾搭的那一帮人的所作所为,他决不能在这样的时候闭上眼睛,离开人世啊!

    德光大伯病了,五保户韩四爷爷不怕姚银章,拄着拐杖来看他了;三个女儿,不怕威胁,随着弟弟,也来探望父母了;公社里回来的一个复员军人,在公社医院当院长,当年是德光大伯一手培养起来、亲自送出去参军的,带着医院里的几个医生,也赶来给德光大伯看病了……

    德光大伯在他们的关怀和照料下,病渐渐好了。当他重新拄着拐杖,站立在院墙边时,满寨的社员们都用欣喜而又担忧的目光瞅着他。欣喜的是,德光大伯终于站出来了;担忧的是,他的身子太虚弱了呀!

    长期的折磨,使得壮实的老汉完全变了样子。他的脸色蜡黄,浑身浮肿,风一吹身子跟着摇晃。头发老长,大半花白了,又加上一身的补丁衣裤,看去活像个可怜的老叫花子。

    唯有他的那双眼睛,反映着他内心中燃烧的火焰。光看他这一双眼睛,你准会说,这是个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年轻人。

    形势在发展,斗争在深入。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也在斗争发展中提高了认识。人们在议论,地主分子在队里干活,照样有工分,为啥德光大伯干活没工分,是要逼出人命来吗?还有没有“给出路”的政策?德光大伯算哪一号的阶级敌人?

    姚银章迫于众怒,勉强答应给韩德光记工分,撤除了对他家的监视和勒索。但是,他仍不许韩德光下水田干活,继续叫他一个人放牛、看马、割草,干没有人和他接触的农活,说是“劳动改造”,“立功赎罪”!

    看上去,德光大伯确是孤独啊,他拄着拐杖,慢吞吞地爬坡登山,撵着水牛黄牛,牵着马溜达。可他的心,还在水稻良种上面,他咬着牙说,是公社社员,却要吃国家的救济粮、回销粮,不害臊嘛!眼看着姚银章在大队里搞做活拖大帮,结帮营私,严重挫伤了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个共产党员,能视而不见吗?不,不能让他把韩家寨的粮食产量,折腾得倒退到解放前的产量上去啊!

    可怎么样搞育种呢?谁来帮助自己呢?

    这时候,大队里来了上海知识青年,德光大伯心里一阵喜悦:这些年轻人都读过书,有知识,要能来育种,可好啦,我也不愁了。

    姚银章给了他这种想法当头一棒,他在向知识青年们介绍全大队有几户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时,头一个说的就是韩德光。说这老家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革命对象,是全大队最坏的反动分子。这批年轻、幼稚的小青年,谁还敢接近他呀。几个不晓事的小伙和姑娘,还常常在背后指点着他悄悄地说:这是个坏家伙!

    德光大伯耳朵不聋,听得很清楚,回到屋头,他又一头栽倒了。他并不恨这些远方来的年轻人,他们不了解实情呀!可恨的是姚银章,他把自己作为“阶级敌人”向知识青年们介绍,手段多么毒辣,心理多么卑鄙啊!自己在知识青年们心目中是这样的一幅画像,有哪一个人,还会来接近他呢?有哪一个人,还会帮助他这身似朽木的老汉育良种呢?

    德光大伯伤心地哭出了声。

    老伴唐梅莲问他:“你哭啥呀?又想育你那良种啦?算了吧,专政,批斗,打骂,赔产,你还少受了罪吗!咬咬牙,保住你这条老命吧!等你的事情闹清了,再搞育种也不迟啊!”

    悲愤难抑的德光大伯,伸出一双枯瘦的手说:“我不能看着庄稼人尽吃别人种出来的粮,不能看着姚银章把社会主义的韩家寨变成他的小天地,我还没被开除出党哩,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不能等,要干!”

    “哎呀呀,你少说几句吧!”了解德光大伯的唐梅莲急得满脸皱纹挤成一团,摆着手说:“你干得过姚银章那坏小子吗,他在公社、县里都有一帮人,腰杆上箍着铁圈圈,硬着呢!你过去向县委检举、揭发过的那个啥子龟儿干部薛斌,现在是县革委会主任。他们上下串通,比豺狗大猫还凶哩!”

    “呸!”德光大伯上了火,脸涨得通红,跺着脚说:“我偏不信他这帮人把天也能遮住!我偏不信个个年轻人都跟着他跑!总有人,眼睛看得出个水清水混,辨得明是非黑白……”

    说过这句话没几天,德光大伯就遇到了知心人,开始了他新的育种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