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逢春睡不着觉。傍晚时分“开火车”肇事，雷新海脸上血肉模糊、雷圣民两股稠鼻涕挂到下巴上，不断在他脑海里映现。
床是临时支起来的，在爷爷奶奶居住的砖窑洞后半截。窑洞有两丈深，中间一道隔墙，爷爷奶奶住前半截，后半截一半是厨房，一半摆放着存粮食的大瓮和杂物。逢春父母住一眼小窑洞，里面一铺土炕，脚地再要支张床很困难，况且他长大了，不宜和父母住在一起。上高中住校，周末回家来和爷爷奶奶挤一晚上，现在回乡当社员了，只好在大窑洞隔墙里面支床。床板是给爷爷奶奶预备的柏木棺板，床腿靠墙那头用砖垒，另一头是条凳。
耳边总有蚊子嗡嗡，逢春在黑暗里拍打几下，显然没有效果。“卧室”还没顾上挂电灯，睡觉靠黑摸，黑暗中的蚊子阴险而又得意，他害怕拍打蚊子的声音影响爷爷奶奶睡眠，由它去了。结果大腿内侧、胳膊，还有脚趾缝儿，都被蚊子叮得胀起一个个小包，奇痒难挨，挠得几乎出血了，也不解决问题。
“文革”初期的混乱过后，高中恢复招生，赵逢春赶上了。他们1970年秋季入学，两年制，1972年毕业，被称之为“高七二级”。上高中两年，逢春和他的同学被转成商品粮户口，尽管每月供应30.5市斤面粉有百分之五十是红薯面或高粱面，但基本上不饿肚子。学校食堂5分钱一份的烩菜有时还稀稀拉拉漂着肥肉片片，起码有豆腐和萝卜白菜，把馍泡进去，连汤带水吃了，很舒服。可惜“高七二级”毕业后一刀切回乡劳动，商品粮没有了，大家统统到广阔天地练红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高中校园里的两年仿佛一眨眼就过去了。
西皋中学同年级三百多人，赵逢春以学习好闻名。第一次期中考试，他的成绩让人目眩，能打满分的4门课得了399分，语文93也是最高分。从此，全年级想在学习上冒尖的同学都视赵逢春为标杆，尽管不乏强劲的竞争对手，两年时间里他在全年级成绩拔尖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但是，高中阶段逢春也有不如意的地方，班主任章老师曾是全县造反派组织“红三司”副司令，整人有瘾。造反高潮过去了，学校“复课闹革命”，原来县中学很出名的几位老师来到西皋中学任教，革委会主任（相当于校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让西皋中学成了全县教学环境最好的高中。章老师仅有中师学历，曾经勉为其难教过初中数学，让他上高中课纯属赶鸭子上架，难免让其他老师鄙视。不知何故，章老师对赵逢春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其他科任老师越赏识逢春，他越是找逢春的毛病。章老师说逢春“妄图颠覆班委会”，将他和其余几个同学定性为“以赵逢春为首的小集团”，在班上多次组织类似批斗会那样的班会，让亲信学生围攻逢春，阻挠所谓“小集团”的成员加入红卫兵、共青团。逢春上小学、初中获得过很多荣誉，小小年纪就出席过全县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自豪和骄傲一直与之相伴，到了高中老挨整，难免让他烦恼，好在科任老师都暗中支持，提醒逢春只管好好学习，不要在乎章老师怎样做。“学习好才是根本。”好几个科任老师都说。
挨整的经历让逢春委屈，也让他变得爱思考。高中毕业时，他看上去有点儿少年老成。
柳雅平总在逢春脑子里冒出来。圆脸，杏眼，扎小辫儿，两颗小虎牙，笑起来特别灿烂。她是他的同班同学，有段时间还是同桌。夏天穿短袖，一不小心，逢春的左肘与她的右胳膊相触，触电似的感觉。班级里男生女生接触有舆论和氛围上的障碍，异性之间不仅授受不亲，连说句话也会让其他同学侧目。（真想不通“破四旧”、“反封建”旗帜高扬的“文革”时期，乡村中学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风尚？）柳雅平遇到难题需要向赵逢春请教，只能悄声说，“哎，这道题不会。”逢春低着头红着脸给她讲，并不敢看女孩的眼睛。章老师整治逢春，柳雅平坚定不移支持、声援他，给了班主任许多白眼和软钉子，她把参与围攻赵逢春的同学一律称作“叭儿狗”，这种骂人的方式来自语文课本上鲁迅先生骂人的文章。逢春暗暗佩服这女孩的智慧和胆量，他对柳雅平留下最强烈的印象是：女孩的母亲为了给继父生儿子——此前母亲已生了柳雅平3个同母异父的妹妹——产后大出血死去。柳雅平送葬之后回到学校，将本应戴在头上当孝布的白纱巾系到脖项，点缀出强烈的素雅。她眼睛红红的，满脸忧伤，表情动人。逢春在校园遇见她，猛然觉得心颤，眼圈一下子红了，女孩的形象永远定格在他的脑子里。
两天前，朝夕相处的高中同学经过简单的毕业仪式，不得不依依惜别离开学校。乡村孩子同样有青春年少的激情澎湃，分手时却表现得含蓄、内向。也有毕业留影、临别赠言，但没有人流眼泪，挥挥手，背起简单的行装各奔东西。逢春的铺盖和生活用品、文具让同村的同学家长用架子车带走了，他和柳雅平等几个人去了潘家村。潘家村有潘霞，潘霞是赵逢春和柳雅平共同的朋友。去年秋天“走‘五七’道路”，全班同学在潘家村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一星期。潘霞的父亲——曾当过某剧团团长、回乡“监督劳动”的艺术家——不知怎的一眼看中了逢春，一再教导他女儿，说不要小看了赵逢春，这小伙子将来前途无量，弄得潘霞朝她爸直翻白眼。毕业仪式结束，经潘霞提议，几个人相约到她家去玩。同去的另一男生叫梁建东，是柳雅平的暗恋者，想在毕业分手时向她要个说法。几个年轻人到来让潘霞爸爸十分高兴，他不仅让老伴儿摊煎饼款待，而且谈兴大发，和孩子们聊到夜深。

逢春和他的同学一夜无眠。起先坐在院里，后来感觉寒意袭人了才转移到屋内，大家围坐在炕上。相向而坐的几个人腿上共同盖一床薄被，想说的话持续不断，谁都没有瞌睡的意思。起先还有一盏昏暗的电灯，后来停电了，也没有月亮。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中，年轻人的窃窃私语在空气里来回穿梭，交流着他们之间无尽的友谊和留恋，说不清道不明朦朦胧胧若隐若现的男女之情也在屋子里飘来荡去。后半夜，柳雅平黑暗中拉一拉赵逢春的手，对大家说，“我要上茅房”。逢春说，“我陪你到院里，外头黑得太。”这样，两人共同创造了在院里单独说几句话的机会。柳雅平说，“梁建东要我表态……”逢春说，“你答应他了？”柳雅平说，“我要是答应他，跟你说啥呢！”逢春很激动。
直到鸡叫三遍，东方天边显现出一绺白，几个年轻人才东倒西歪迷糊了一阵儿。
“真的要当农民了！真的要当人民公社社员了！”潘霞说了好几次。
“当就当呗。”逢春随口说。
让蚊子叮咬得难以入睡，逢春一个人静静思考着。早在上小学时候，村里一位年长他七、八岁的哥哥考上本科，是“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生，当时轰动全村，这位哥哥从此成为逢春心目中的楷模和向往。中学时期，他不止一次做过大学梦。上大学，将来当大知识分子、大科学家，用聪明才智报效国家，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是赵逢春坚定不移的信念。升入西皋中学就读，户口转为“商品粮”，他心里也曾燃起希望，后来事实证明这两年城镇户口的意义只是在粮食紧张的情况下缓解了饥饿。随着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高潮并且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他们这些农村知识青年读完高中，也必须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然后再通过“推荐”的方式选择少数优秀分子上大学。
这样也很公道。只要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好好劳动，斗私批修，兴无灭资，不断改造世界观，提高无产阶级政治觉悟，上大学还不是迟早的事？
这样一想，逢春觉得前途仍然一片光明。
后来他迷迷糊糊睡着了。几只蚊子在四周萦绕，发出不怀好意的嗡嗡。
第二天一大早，雷新海的死讯传来。
人真不结实，说死，一下子就死了！逢春听到消息愣怔半天。
爹妈教导他好一阵儿，说危险的事情不要参与，生产队“五王八侯”啥人都有，做事情要动脑子，交识人更要动脑子，不然会吃亏。逢春想一想也觉得后怕，假如受重伤、死了的是他，父母现在会是怎样的心情？家里会乱成啥样子？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啊。想到这里，他不禁打寒颤，原来，昨天他的经历是与死神擦肩而过！
雷新海的尸体连夜拉了回来。按照乡俗，死在外面的人不能再进家门，甚至不能进村。雷新海的遗体被停放在打麦场上。第二天，他家人在场院设置灵堂，开始丧葬的繁杂程序。死者暴毙，家人的悲伤显得更深切，更强烈，秋凤多次哭得昏死过去。
因为是“开火车”摔死的，生产队没有给雷新海及其家人更多的抚恤。经过征求其他干部意见，队长孙振山决定将场院边上一棵泡桐树砍伐，给雷新海做一口薄棺材。另外从集体“储备粮”里拿出一百斤小麦，磨成面，埋人那天叫“相烘”（帮忙者）吃一顿。要是不够，由雷新海家人再出粮食。至于摔坏生产队架子车辕把，也不再追究。
“逢春，你看叔说的咋样？叫你甭坐‘火车’，还不听！你看新海，欢欢实实的小伙，就这么死了。你以后要听叔的话呢。”雷建海说。埋人过后，帮忙的人等着吃饭，雷建海主动凑到逢春跟前唠叨。
逢春没有吭声。他厌恶地皱眉头，他不明白雷建海为啥老跟自己套近乎？他想转身走开。
“逢春，先甭走。”队长孙振山喊道，然后他对雷建海说，“你当拉粪的领导哩，把人都当死了！”
“不怪我。”雷建海辩解，“新海不听话嘛！你问逢春，看我干涉了没有？新海不听嘛。逢春也不听，硬要坐‘火车’。我把他的没办法，我又不是队长。”
“算了算了算了，甭说了。明儿把拉粪先停下，队里等着烧窑，没炭了，架子车都得用上，到县里东风煤矿拉炭。我和你几个都去。”
“行么。”雷建海说，“套驴不套？”
“不套。回茬地这几天正用牲口哩，驴闲不下。用人拉，俩人一个架子车。”
“咦大大，把人能挣死。”
“逢春，你明儿起来早些，拿根绳。叫你妈给弄几个白馍，甭穿新鞋，磨脚呢，旧鞋也不能太旧，省得半路里鞋烂了，没法务治。”孙振山说。
“能成。”逢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