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反义词

这本书写于二〇一三年至二〇一六年,几年间我的生活看来平静,但在隐秘的地方,变化悄然发生,我试图注视这些变化,就像在经久不散的雾霾中试图看清某个怪物的含混轮廓,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这并不意味书中的故事有趋同的主题,它们之间并无明显关联,书中既有历史和人心的混杂产物(《北方大道》、《椰树长影》、《永生》),也有完全纯粹的情感故事(《我和你只有这四个夜晚》),更有一些无法定义的故事(《盐井风筝》、《柠檬裙子》)。因我想写的东西太多:从命运到爱情,从世道至内心,当中唯一相通的,大概是人的软弱、挣扎与犹疑,有时是面对权力,有时是面对爱情。

书中的人生活在北京、自贡、纽约和东京,因这是几年间我最熟悉的城市,我虚构人物,却无法虚化背景,而城市本身,似乎也在暗示命运。二〇一五年,我在东京生活了三个月,东京严谨、笃定、森然有序,大家列队走过十字路口,又列队走上地铁扶梯,这个城市也许有隐秘的冲动迷茫,但起码从表面看起来,它臣服于明确的秩序、既定的规则,像一个人到了中年,不再想奋力对抗些什么。那时我非常想念纽约,想念深夜的地铁,混乱的下城,整个城市都在无方向地流动,像混沌初开,一切尚未被命名和定型,像三十岁的我。

大概用了十年时间,我从一个正常意义上的文艺女青年,变成今天的自己,这种转变并不快乐,却已不可撤销,如同混沌初开之后,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我知晓明暗,辨析善恶。吃下禁果意味着被乌托邦驱逐,远离无尽无涯的快乐,意味着与身俱来的罪,却也意味着自由。自由让我不想和生活和解,而决心保持愤怒,决心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而怒斥光明的消逝。愤怒并不是一件姿态优美的事情,好像也不大适合中年,但它确认了自我的存在,这几年中我反复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陀引用了席勒的《愿望》:“没有得到天上的保证,只好相信内心的声音。”我试图寻找内心的声音,并由此反复询问自己:你是要自由,还是要安全?

当然是“自由”,即使这意味着重负,意味着一种不可知的动荡前程,就像《自由宪章》中所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我们可能是自由的,但同时也有可能是悲苦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一切善物,甚或亦不意味着一切弊端或恶行之不存在”,我想写的正是这样的故事,想要自由,又难逃悲苦。

有件事非常奇怪,我惯于书写软弱的人性,含糊的情感,却在书写的过程中,获得了某种越发清明的勇气,这种勇气让我决心更加严肃地活着,既拥抱文学,也关心当下,为我相信的价值徒劳地努力。这个时代大概有它火热的主题,我却只想待在一旁,做一个冷冷的反义词。

李静睿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