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中

隔离审查两年后,专案组终于通知杨莹,她可以回家探亲了。

母亲来信,叮嘱她回去时务必带一床被子,眼看冬天来了,家里却没有多余的被褥。

由于种种莫名的原因,她们那个家早已七零八散。父亲和她一样,被隔离审查,弟妹们分赴几个农村插队落户,家里的被褥就被瓜分一空。而且这些年来,大家全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哪里有钱添置被褥。

她打好行囊后,向司机班走去。

一开门,是满屋子的烟雾,熏得她睁不开眼睛。好像屋子里有个蜂窝煤炉就要熄灭,有人在上面加了一块引火煤。由于常年在光线不足的灯光下熬夜,写检查,她的一双眼睛全出了毛病,哪怕熏一点烟、吹一些风、见一点强光,就要淌泪。她甚至不敢相信,大学时代果真有个男同学,给她写过那样一首情诗:

啊,你那探照灯一样的眼睛,

驱散了我心里的黑暗……

那首诗,曾在全宿舍的笑声里传阅。唉,全是傻孩子的扯淡:眼睛。黑暗。

随着一个粗哑的嗓门:“调主!”砰的一声,好像有个满腾腾的木桶,倒在了地板上。

从开着的门外,吹来一阵风,稀释了房间里的烟雾,杨莹看到,屋子当间儿,一张用包装箱木板钉制的桌子旁,坐着四个学习“五十四号文件”的汉子。他们每甩出一张扑克牌,都要狠狠地拍击一下桌子。在如此拍击下,那桌子竟还没有碎裂,也算得上骨头硬了。

对门坐着的那位,咖啡色的鸭舌帽一直压眉上,嘴角上斜叼着一支香烟,眯着一双除了桌上的扑克牌,什么也不屑给一眼的眼睛。只见他懒洋洋地敛起桌上的散牌,分放在两只手里,然后高高地扬起双手,纸牌“刷刷刷”地从他手掌里速度均匀地飞出,一递一张,交叠地落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好像谁也没有发现屋子里多了一个人。杨莹一声不响,靠着门旁的墙壁站了很久。她不知如何提出自己的请求,虽说“干校”有个名正言顺的规定,凡是去火车站乘车的“五七战士”,都可以向司机班要车。

戴鸭舌帽的那位准是长了三只眼睛,虽然第三只眼睛长在哪儿她还没有见着。他明明没有抬眼看她,却问了一声:“要车?”

杨莹点点头。

旁边一位,斜着眼睛打量一下杨莹,说:“她?没门儿。”

一阵难堪的,含义复杂的沉默。

只听见“叭!叭!”的甩牌声,又有谁往地上啐了一口痰。

她扭头走出那间屋子,顺手把门关好,茫然地在校部门口站了很久。盯着一只在空地上跳来跳去觅食的乌鸦,翻来覆去地想着一个顶简单,却又永远想不明白的问题:关于我,他们知道些什么?

当然,只有自己打起精神,全力对付那通向火车站的三十多里路了。

路旁的林木都已凋零,光秃秃的枝杈伸向天空,好像许许多多无告的人,在祈求那并不存在的上帝的怜悯。

阴霾的天空,将伸向远方的道路,以及道路两旁的田野,挤压得愁眉苦脸,又像是因为隐忍,单调而沉闷。

下雨了,雨水顺着她的头发流淌下来。道路变得泥泞。路上的积水很快湿透了她脚上的布鞋。背上,被雨水淋湿的被子越来越沉了,挎在肩上的两道麻绳深深地勒进她的肩胛。

她没想到会下雨,就是想到,也不会带上雨具,当人格都得不到遮拦时,还有什么必要用雨衣、雨伞遮挡自己的躯体。

杨莹爱雨。

童年时,她总是穿件小背心,光着脚丫儿,在夏季喧闹的雨地里奔跑,叫嚷,嬉戏。被雨水淋湿的衣衫,紧裹着她圆鼓鼓的小肚皮。

长大以后,她喜欢打着雨伞,在淅沥的雨里散步。伞底下,另一张脸,在缠绵的雨声里,会显得更加可爱。

而现在,雨,为什么这样无情地冲刷她……她已经无法分清,流在她脸上的是泪,还是雨。

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在这无情的雨里,陪伴她一会儿?她四下张望,旷野里还有没有另一个行人?就是遇不到一个行人,哪怕遇到一头牛,甚至一只狗也好。没有,什么都没有,在这样的天气里,别说是人,就是最贪玩的小狗,也会紧偎在妈妈的怀里打盹啊。

陪伴她的,只有路旁那些林木,枝杈伸向天空,依旧在祈求。

它们是否求得了怜悯和同情?似乎没有。浸在苍黑的树干上的雨水,顺着树皮的纹路流淌下来,如同她流淌的泪。树也会哭泣?难道它们也会感到悲哀……

她的脚,和着单调的雨声,机械地迈着。仿佛她一生下来,就是为了在这样的天气,背着一床被雨水浸湿的被子,在这样一条路上行走。

“嘀嘀——”一阵汽车喇叭从她身后传来,她头也没回,便朝大路一旁闪去。

一辆吉普车越过了她,跟着,她听见了刹车的声音。车门开了,一顶咖啡色鸭舌帽伸了出来,喊道:“上来吧!”

杨莹四处张望,以为“上来吧”是对另一个人说的。

茫茫的旷野里,除她而外没有任何人,她终于确信,那句话是对她说的。

鸭舌帽依然低低地压在眉上,一支香烟,依然玩世不恭地斜叼在嘴角上。车厢里,只听见雨刷咔嗒咔嗒地响着,在挡风玻璃上,扫出一个又一个扇形。眼前的路,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方向盘上,骨节突出的大手,一会儿旋左,一会儿旋右。

三十多年经历过的事情,接触过的人,飞一般地从记忆里闪过。唉,她那短暂的生命之途,竟也像挡风玻璃外的景物,一会儿迷离,一会儿清楚。

到了。

他一口把嘴里的烟头吐了出去,红红的烟头,在汪着雨水的地面上泛起一缕小得几乎看不见的青烟,又“吱”的一声熄灭了。

“下车吧。”

前前后后,这是他对她说过的第三句话。

杨莹默默下车,连一声“谢谢”也没说,甚至连头也没有回。

她呆呆地站在雨地里,听着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然后是倒车的声音;泥水飞溅的声音;加大油门的声音;最后,是汽车开去了的声音。

之后,她走进了那个偏僻的小火车站。

1980年8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