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雅的信令她的父母左右为难。她在信里说，安图县的朝阳农业技术学校已经录取了她，学的是兽医专业。莉雅的父母倒不是在乎她学什么专业，而是担心一张农业技校的毕业证书会把女儿永远留在农村，当一个有文化的农民。

莉雅的父亲童古汉考虑了三天，不知道怎么给女儿回信。他当然希望她能够回木基市。如果他能够在城里给女儿找到一份工作，他就会写信告诉她让农业技校见鬼去。但是，被技校录取可以让她在农村找个比较像样的工作，离开那个已经待了三年的养鸡场。他应该鼓励女儿去上农业技校，还是让她等待机会将来回城？他左右为难，愁得睡不好觉。

“爸，你咋不再申请一套新的单元房？”吃午饭的时候儿子亚宁问他。

“还不到时候，”古汉说，“别担心，要是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分到一套新房。”

亚宁的母亲剑萍说话了：“亚宁，耐心点。去跟美丽说再等几个月，等你爸爸当上副厂长，他会跟厂里要房子。当了厂领导还会没房子住？”她剥下一片绿生生的生菜叶子，蘸蘸盘子里的炒豆酱，张开大嘴送了进去。

“现在也难说啊。”古汉叹了口气，用手指捻捻两撇小胡子，眯缝着一双长得过分接近的眼睛看了看亚宁。

他很同情儿子。亚宁患有面肌痉挛的毛病，找个对象不容易。如果他们住的这套一室一厅的房子再大一点，他就可以让这对年轻人结婚搬进来。但是屋子实在太小，没有多余的地方。古汉在东风食品厂的包装车间当主任，也是个干部。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他再要到一套房子，也就是目前厂区附近刚刚竣工的房子，这样他就可以把现在这套房子给儿子结婚用。亚宁在一个书店里工作，单位太小，解决不了职工的住房。但是古汉还不能跟厂里提房子的事，因为领导正在考虑提拔他当副厂长，他担心这样做会破坏他在干部和工人心中的形象，副厂长也就别想当了。李厂长已经明确告诉他，他目前是副厂长的最佳人选，因为他有大学文凭。

童古汉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对当官没多大兴趣。但是最近他琢磨过来了，如果他是在副厂长的位上，可能早就住进新房子了。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儿子说：“准备结婚吧！”他可以给在乡下的女儿写信：“别学什么兽医了，赶快回来，你老子可以给你在城里上户口、找工作。”事情是明摆着的：能否解决儿女问题的关键全在于他这次能否顺利升上副厂长。这些日子，他内心变得很焦躁。他在房前的小院里种了些花草，有紫罗兰、美人蕉、玫瑰和仙客来。每天早晨给花浇水的时候，他都在心里默默地祈愿：今天厂领导会正式通知我提拔的决定。

雨后的太阳明晃晃的，楼房、树干、电线杆和路边的凉亭还湿漉漉的，闪烁着雨水的光点。昨天夜里的一场雷阵雨洗涤了这个城市。古汉上班乘坐的电车挤满了乘客。电车的车身漆成蓝色，在江滨大道上晃晃荡荡地爬行，好像一条在港湾里穿行的轮船。阳光从电车窗户里斜照进来，洒在乘客的脸上和车座椅的人造革面上。古汉把两条又瘦又黑的胳膊浸在阳光里一动不动，心里忧虑着昨天晚上的雷电会不会击穿车间里的大冰柜。

进了食品厂的大门，迎面遇上包装车间的副主任费明。这个身材细长的年轻人最近刚入了党。“早啊，老童。”费明满脸是笑地打招呼，圆圆的脑袋歪向一边，“早上坐车还顺吗？”

“李厂长让您去他办公室。”

“知道啥事吗？”

“我哪知道。”

古汉很讨厌这个副手，太聪明，太滑头。车间里都在传言，古汉一旦调走当副厂长，费明将成为包装车间的正主任。费明每次见到古汉表现出的亲热劲儿让古汉觉得他是等不及了。

李厂长的办公室在厂区后面的办公楼里。李厂长看见古汉走进来，先从一个大号暖瓶里给他沏了一杯绿茶，说：“老童啊，刘书记和我决定让你到泰福市走一趟。”

“去干啥？”

“那里的煤矿欠咱厂的钱，得你去给要回来。”李厂长眨了眨眼睛。他的眼睛又圆又大，有些工人背地里叫他“牛眼厂长”。古汉听说过这笔债务，也知道自己只能服从。他说：“没问题，我去。”

“你这次去就以副厂长的身份代表咱们厂。但愿他们别赖账，要不然咱们明年就没有周转资金了。厂里盖的这幢宿舍楼是个无底洞，把咱厂的钱都吞下去了。”

“李厂长您放心，我保证尽全力完成任务。”古汉听到厂长提到他的新头衔，顿时脸上放光。

“好，祝你马到成功。老童，对付他们这些人就要缠住不放。”李厂长意味深长地看着古汉，把手里的香烟在桌上的烟灰缸里轻轻弹了弹。他的右手中指在朝鲜战争中被子弹打残，只剩下一截肉根。

古汉领悟到这次出差非比寻常，是厂里对他是否够格当副厂长的一个考验。两年前，泰福市的煤矿从东风食品厂买走了二十四吨罐头。虽然厂里每个月都催煤矿还钱，但到目前一分钱也没拿到。古汉知道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差事，但是他在李厂长面前不敢流露出丝毫犹豫。他明白自己提拔的关键就看这次出差的结果。他暗下决心：如果这次拿不到钱，我就不回来。

当天晚上吃过饭，古汉的妻子在他的裤衩上缝了一个暗兜，盛放出差用的现金和全国粮票。剑萍自从和古汉结婚以后就当家庭妇女，没有出去工作，这在周围的邻居中很少见。古汉从来没有骂过她，连根手指头也没动过她，街坊四邻都为此很尊敬他。剑萍一个劲儿地问他啥时候能回来，时间长了她会不放心。他没有给她一个确定的日期，只是说：“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完了事就回来。”

七月下旬的一个早晨，古汉经过了十一个小时的火车颠簸，到达了泰福市。当天下午他就去了煤矿。煤矿的办公楼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个办事员在值班。一个矿井里发生了塌方，矿领导都到救灾现场去了。

第二天一早他又来到煤矿的办公楼。这是一幢两层建筑，黑砖红瓦，门窗漆成天蓝色。大门两边种了几棵向日葵，吸饱露水的花头朝东南方向耷拉着，几只野蜂在黄色的锯齿形花瓣中间嗡嗡翻飞。古汉冲门卫点点头，人家还记得他，挥挥手让他进去了。他沿着铁架子楼梯找到了接待室，任矿长正等着他。任矿长身材矮胖，有一圈肉嘟嘟的双下巴。他已经听说了古汉昨天来过，简单寒暄几句，就说他们很快会把钱电汇到东风食品厂。

“您说的‘很快’是多快？”古汉问，吸了一口“迎春”牌香烟，另一只手摆弄打火机。

“一个礼拜吧。”

“任矿长，您能不能给我写一个书面保证，要不我回去交不了差啊。”

任矿长摇了摇头，叹口气说：“我们真说不准具体的日期。童厂长，真是对不起了，我也不能给您一个书面的保证。”

“您看，如果您不能很快还钱，我们厂可就只有破产一条路了。我们现在还欠着给厂里盖宿舍楼的建筑公司三万块钱，可厂里已经没有周转的现金了。建筑公司已经放话了：如果我们不能在一个月内还钱，就跟我们法庭上见。”

“老童，这事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主。矿党委得开个会研究研究。”

“那好，要是这样我就在旅社里等着。您啥时候能通知我矿党委的决定？”

“哎呀，老童，你就回木基去吧，矿上过几天就会给你们厂发一封公函。”

“临来的时候，咱厂的领导交代了让我不能空着手回去。”

古汉已经对这次要账的艰难做好了思想准备，所以对任矿长的这套空话并不买账。临走时，他告诉任矿长他明天还来。任矿长满脸苦笑，抓挠着耳根子。

第二天下午，古汉又去了煤矿办公楼的接待室。任矿长不在，到医院去慰问在塌方中受伤的矿工了。他给任矿长留了个条子，求他珍惜煤矿和食品厂之间的友谊，不要再拖延偿还债务的时间。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反帝旅社。这里起码还是一个让人舒心放松的地方。与此相比，外面矿山上的环境单调乏味—山坡上点缀着矿井的入口，像是张开的黑黢黢的嘴巴；到处都是煤堆、吊车和传送带。运煤的火车慢吞吞地爬行，活像一条巨大的蜈蚣。旅社的四所砖房圈出了一个大院子，院子中央有一口小小的水井，上面支着一架辘轳。一条石子小路把院子分割成了两半，路旁栽了十几棵苹果树。北房的屋檐下挂着一熘用玉米秸编成的蝈蝈笼子，里面有蝈蝈还有知了。每个笼子的网眼里插着两三根萝卜缨子。天黑以后，蝈蝈和知了吃饱了就开始鸣叫，清脆的叫声一直闹到半夜。

第二天古汉总算逮到了任矿长。这一次任矿长回答得很干脆：矿上没钱，只能用煤抵债。“都是最好的无烟煤，价钱给你打八折。”任矿长一边说，一边用一个大文件夹当作扇子扇着风，好像双方已经达成了协议。

对古汉来讲这绝对不能接受。食品厂用不着这么多无烟煤。再说，怎么才能把这些煤运到木基去呢？火车车皮由国家统一调拨，现在根本就搞不到。就算搞到车皮，把煤运回了木基，食品厂的厂区里根本没有地方堆放这六百吨煤。古汉当即拒绝了任矿长的提议。他气急了，威胁说东风食品厂要和煤矿打官司。

任矿长双手一摊，说：“那你让我怎么说呢？你现在就是打死我，我也给你变不出钱来。我们现在就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你怎么榨也榨不出多少油水。矿上刚出了这么大的事故，你是知道的。我们的钱都给伤病员付医药费了。”

那就破产嘛！古汉在心里说。

当天晚上，古汉给女儿写了信，让她接受朝阳农业技校的录取。这次出差他不可能完成厂领导交给的任务，因此也不敢肯定他是否能被提拔为副厂长。他至少应该让莉雅先离开那个养鸡场。至于女儿返回城里的事，将来再找机会吧。

那是个闷热的夜晚。有几滴雨水掉落，星星格外明亮，光芒刺透夜空中的薄雾。尽管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古汉还是早早上床睡觉了。晚饭的时候他喝了三杯白薯酒，有点头晕。同房间的另外两个客人和旅社里的其他旅客正在院子里看那口水井，井水奇怪地向上喷涌。有人已经在院子里挖了一条窄沟，把浑黄的井水排到街上去。古汉在上床之前，听到旅社外面有几匹受惊的马在嘶叫，向南边有火车铁轨的方向“嗒嗒”地奔跑。许多旅客走出房间看热闹，古汉却疲惫地躺倒在床上。他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凌晨大约四点钟，突然，房间开始剧烈地摇晃。过道里有个男人拼命地喊叫：“地震了！地震了！”古汉睁开眼睛，看到屋子里的床铺冲撞在一起，同屋的一个人被抛起来，勐地撞到东墙，落到水泥地上，立刻没有声息了。古汉跳起来，冲向窗户，但是地板在脚下移动，像是踩在一面前后晃荡的筛子上面。他两条腿像触了电一样扭缠发抖，摔倒在地上。他努力想坐起身来，这时候整个房子像风暴中的小船一样左右摇荡。屋里的东西相互撞击，房顶在“咔咔”地开裂。天棚上的电风扇掉到地上，暖壶、台灯、衣架、椅子和桌子四处横飞。他站不起来，就向窗户爬过去。突然，身下一股巨大的冲力使他的身体向前扑去，把他抛出屋子，狠狠地栽进一个布满玻璃渣子的坑里。此刻，一座烟囱倒塌在房顶上，飞溅的砖石又落向地面。一大块砖头正好击中他的左手腕，腕上的那只“海鸥”牌手表被砸得粉碎。“嗷！”他叫了一声，握住了折断的手腕，向一棵苹果树下滚过去。小路旁的苹果树像跳开了舞一样在地上摇摆，树杈像挥动的扫帚一样左扫右扬。夜空就像白天一样亮，五颜六色的闪电划过黑夜，一会儿鲜红，一会儿粉红，一会儿湛蓝，一会儿银白，一会儿藏红，一会儿又深绿。一条橘黄色的绸带在空中飞舞，就像是一簇高压电线着了火一样耀眼。他被尘雾、爆炸、尖叫、楼房倒塌的声音包围了。从地下升腾起可怕的巨响，就像万头野牛在怒吼。

他用右手抓住了一棵苹果树的树干，终于站立起来。周围的住屋已经成为一片平地。街道消失了，被瓦砾覆盖。放眼望去，天地突然间变得十分开阔，更多的树木这儿一丛那儿一簇地显现出来。残垣断壁下面传出沉闷的呻吟和哭喊。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一个男人的喊叫：“救命！救救我吧！”

一个被甩出房子的小姑娘在凄厉地哭喊：“妈妈！救救我妈妈！”她的一双小手奋力朝瓦砾抓挠。

古汉的周围落下几个苹果。他的手臂仍然死死搂住树干。东面，一股股浑浊的泥水像水炮一样向天空喷射，足有二十多米高。团团火球如同炸弹一样四散炸开。一阵强风扫过，带来浓烈的液化石油气的味道，好像天空也在爆炸燃烧。

古汉只穿了一条裤衩，像傻了一样一动不动。他的上身骨瘦如柴，条条肋骨清晰可见。他想喊叫，但是嘴里没有声音。余震正不停地摇撼大地，他不敢放开搂着的苹果树。

很快，他倒下了。他感觉被无边的黑暗吞没，沉向深不可测的海底。

下午两三点钟的光景，瓦砾堆中出现了几个解放军战士。他们把古汉用毛毯裹起来，从树边拉开。一个卫生员包扎好他被砸断的手腕，让他用水壶喝了点水。一个年轻的军官问古汉：“你能帮我们给灾民分发一些罐头食品吗？”

“救命！”他突然尖叫起来。

“你能参加抗震救灾吗？”

“救命！救救我！”

“他疯了。把他送走吧。”军官说。

一个战士把古汉引向一群孩子和受轻伤的大人中。二十分钟后他们分乘三辆“南京”牌卡车，驶向一个郊外的灾民收容所。路上，所有的成年人都沉默不语，时常有人抽泣一两声。几个找不到爹娘的孩子不停地哭。

沿途所见的灾后景象令车上的人触目惊心。目力所及的所有平房和楼房全部倒塌，只有一根水泥烟囱孤零零地站立着，像是一架直指天空的巨炮。一幢倒塌的居民楼从坡上一直滑落到坡底，在一条小河的边上断成几截。另外一幢从中间裂成两半，在一个被噼开的房间里，可以看见一条白床单和几件晾在屋里的五颜六色的衣服在风中扑嗒扑嗒地掀动。地上到处是黑洞洞的裂缝，宽的可以横躺下一个人，卡车也开不过去。战士们忙着往裂缝里填石块和木杆。路上他们常常遇到坍塌的矿井中喷出的水柱。在一块坟地边上，一辆带斗的拖拉机卡在一条裂缝里，几乎被土石埋没了，好像从地下张开的大嘴要把它吞下去，又卡在嗓子里。坟地里的墓碑已经有一多半从土里拱出来，躺倒在地上。

一队草绿色的救护车从古汉他们乘坐的卡车旁边向城里驶去。车上坐满了手握铁锨、钢镐和标语牌的解放军战士。天空中出现了两架直升机，其中一架用高音喇叭反复广播着：“请大家遵纪守法，互相帮助。任何趁机进行抢劫者将被就地枪决。”直升机上方的高空中，一架飞机斜着翅膀，向地面空投成箱的食品和成捆的毛毯。地面的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抢救埋在瓦砾下的幸存者。

“你的姓名？”两天以后，在一所战地医院里，一个军医问古汉。

“苹果。”他回答说。

“你家在啥地方？”

“苹果。”

“你的工作单位在哪儿？”

“果园。”

“啥果园？”

“苹果。”

“你多大了？”

“苹果。”

军医叹口气，摇摇头，对一个护士说：“记忆丧失。但愿他还能想起从前的事来。”

医院给他做了简单的体检，除了左手腕折断之外，古汉的身体很健康，只是失去了记忆，想不起来地震以前的任何事情。他身上只有一些藏在裤衩暗兜里的现金和全国粮票，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他身份的东西。在灾民堆里，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是没有办法确定身份的。一个男人声称他叫文耀，却记不得自己的姓和家住哪里。几个孩子也说不清楚家在哪儿，父母是谁。人们给古汉起了个名字：田果，分配他在战地医院里收十垃圾。每天早晨，他和文耀拿着短锨和柳条筐在医院的营地内外转悠，捡捡废纸、布头、碎碗和碎瓶子、狗屎和人粪，然后把垃圾堆在一个坑里烧掉。古汉不喜欢这个活儿，可又不知道除此之外自己还能干点什么。这里的每个人都那么忙那么紧张，根本没有时间去抱怨。医护人员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地救护伤员病人，伙房通宵开门供应免费三餐。地震中受伤的人多得像马蜂一样，来一窝，走一窝。那些不能确定身份的灾民留在医院里，做点零活儿挣自己的吃食。人们流水般出出进进，医院却还是老样子—一道铁丝网将二十几个军用帐篷围起来。

古汉整天浑浑噩噩啥事都不操心，又能随时进伙房找东西吃，因此很快就长胖了。一个月后，当树叶开始飘落，附近田里的谷子转黄等待收割的时候，他已经不是那个骨瘦如柴的古汉了。他现在红光满面，身体结实，从前瘦得像搓板一样的两肋现在也饱满了，必须穿大号的旧军装。他骨折的左手腕长好了。但是他给人的印象仍然是半痴半呆，一见到女人就傻笑。

入冬之前，战地医院必须返回营口市的基地。有人告诉古汉，推土机在泰福市里挖了许多大型墓坑，埋葬了成千上万的尸首。飞机在城市上空喷洒了足够的杀虫剂，好消灭成群的蚊蝇。建筑工人们进入了市区，替换下救灾的解放军战士。就在战地医院撤离之前，古汉和其他没有身份的灾民一道被移交给了泰福市政府。

无家可归的灾民太多，泰福市政府根本照顾不过来，特别是那些老人和孤儿，更是令人头疼。眼看冬天来了，总不能让灾民们继续住在简陋的防震棚里。大多数灾民都分成小组集中居住，每个小组由几户缺丁少口的家庭组成。到了十月，泰福市许多居民去了外地投奔亲友，但是留下来的这二十五万人需要妥善安置。眼下，大多数建筑施工队正忙着给学校修建简易房，孩子们在冬天起码有临时教室可以上课。学校盖好之后，还有商店、饭馆、银行、旅店、公共浴池、公安局。虽然居民住房不是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但是又关乎这个城市社会秩序的稳定。于是，泰福市新成立的抗震救灾指挥部号召市民进行生产自救，结成互助小组修建过冬的棚屋。除了其他省市捐献的建筑材料外，人们只有从地震的废墟中去捡砖石和木头。市城建局建了几个棚屋作样板，让人们参观。这些棚屋的屋顶用麦秸、芦席和油毡铺成，外面看上去十分低矮，里面还算舒服。到了十月中旬，四万名解放军官兵进入泰福市，帮助居民搭盖棚屋。

与此同时，市政府发动了一场名叫“组成新家庭”的运动。各级领导动员全市三万在地震中丧偶的市民重新结婚，同时认养那些失去亲人的老人和孩子，以此来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临时成立的孤儿院和养老院根本容纳不了突然增多的孤老人口。灾民中很快流行起一个新口号：“我们要活下去！”这个口号不仅把那些反对让人们仓促组成家庭的人驳得哑口无言，而且使那些对再婚犹豫不定的丧偶者下定了决心。修建居民棚屋刚告一段落，各级党组织、团组织和工会纷纷为丧偶者开办了婚姻介绍服务。这项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每个周末都有各单位举办的集体婚礼。每个婚礼上都有十几个家庭重新组合—糖果、红枣、柿饼、花生、瓜子和水果用脸盆装着，分发给贺喜的来宾。每个新家庭至少有三个成员，一般来自三个家庭。

因为这是应急措施，所以爱情不是主要的考虑因素。只要男女双方互不讨厌，政府就发给结婚证。在这种非常时期，人们应该互相帮助。另外，那些已经习惯过家庭生活的人急切地想恢复有妻子和丈夫、老人和孩子的生活。他们心里很自然地渴望重组家庭。大家都知道孤独是什么滋味。立刻结婚还有另外两大好处：市政府保证将来新的居民楼落成的时候，优先分配给新婚夫妇，同时在分配工作方面他们也比单身者有优先权。于是，成千上万的市民申请参加这个重组家庭的运动。你只要精神正常、不缺胳膊少腿，你就理应有一个配偶和一两个孩子，甚至还会有新的老父老母。

古汉已经年过半百，没有很强的性欲望，但是架不住周围的人劝他要做好事、帮助别人，于是他也登记要求组成新家庭。他现在看起来完全是个正常人。他的字写得好，又会算账，就在市自来水厂当个书记员。但是，这并不是一份固定的工作。大家不知道他的来历，领导也不放心录用一个家庭背景不清楚的人。所以他做的是计件工作，主要是抄抄写写。

新娘很快就找到了。她叫刘珊，是一位不到四十岁的小个子妇女，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和两个女儿。两人在市民政局的一个婚姻介绍所里见面的时候，她没有问古汉任何问题，只是注意地看了他一眼。她的圆脸柔软光滑，纤小的身材让他想到一颗竖立的子弹，可能是因为她的熘肩膀和穿了一条厚厚的棉裤的缘故。

“你同意和他结婚吗？”第二天下午当两个人又到介绍所见面的时候，一个上年纪的女干部问刘珊。她默默地点点头。女干部转向古汉，问：“你呢？”

他咧开嘴呵呵笑起来。女干部说：“你寻思你多走运，对不？看她多年轻，多漂亮。”

他又笑了，两人的婚姻就这么定了。女干部龙飞凤舞地为他们填写了一份闪着亮光的大红结婚证书。“你们要互敬互爱。”她严肃地说，露出嘴里两颗破损的牙齿，“田果同志、刘珊同志，祝你们白头到老。”

和其他男人相比，古汉是个不错的选择：他看起来很斯文，结实，有文化。对他来说呢，刘珊是个好女人。她在市里的一个百货商店当会计，一定会理家过日子。她说话轻声慢语，一定是好脾气。她手小纤细，一定心灵手巧。她的耳垂肉厚，一看就是有福之人。一句话，从各方面衡量，她都是好妻子的材料。政府分配给这对新人一个新建的棚屋和一个名叫苗苗的四岁男孩。因为有了苗苗，政府额外补助这个家庭二十四元钱。

到了星期六，古汉和刘珊参加了在民政局对面的一个大帐篷里举行的集体婚礼。二十一对男女中绝大部分是中年人，当天晚上正式结婚成为夫妻。帐篷的入口处点燃了两挂鞭炮，然后司仪一个一个宣布新郎新娘的名字。锣鼓唢呐笙管大吹大擂一阵之后，新婚夫妇齐声高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和《感谢亲人解放军》这两首歌。泰福市副市长是一位戴金边眼镜的瘦小男人。他简单地讲了几句话，代表市领导祝福新郎新娘。讲话之后，他发给每对夫妻一口饭锅和一只水壶作为新婚礼物。

但是，这场婚礼没有通常应有的欢乐和热闹的气氛。绝大多数的新娘表情严肃，有几个新郎站在那里抱着肩膀一动不动，好像是来看热闹的。有的新郎根本没有碰用盘子盛着的传到他们面前的“大前门”香烟。帐篷中的空气雾蒙蒙的，令人有些喘不上气来。几个气球懒洋洋地飘动着。只有孩子们看见折叠桌子上摆着那么多的糖果，兴奋地蹦着跳着。

“恭喜恭喜。”副市长大声对刘珊说。

她的手颤抖着，杯子里的苹果酒也洒了出来，染红了副市长的裤腿，溅在他的皮靴上。

古汉赶紧走上前去抓住她的胳膊，微笑着对副市长说：“市长同志，真对不起。她是喝多了。”

“我明白。”副市长面无表情地说。

古汉慌忙把他的新娘拉到一边。在所有的新郎当中，只有他显得最高兴。有些人不由地瞪他两眼。

一个小时不到，一多半的新婚夫妇已经走了。乐队成员把乐器收十起来也准备离开。茶水摊前的一个老头嘟囔着：“还没一顿饭的工夫长呢。我的板凳都没坐热。”

古汉和刘珊回到他们的棚屋的时候，苗苗已经在他的怀里睡着了。他们给孩子脱下卡其布的上衣和裤子，把他送到炕上。一个街道居委会的老大妈已经替他们把炕烧热了。

古汉坐在屋里唯一的椅子上看着刘珊。她正在屋角放着的一个黄脸盆里用热水洗脸。她的头上冒出几缕白色的蒸汽，胸膛在红色的毛衣下面微微起伏着。他默默地站起身，走过去，手掌轻轻抚摸着她的后背，胸口有些发紧。

她用湿毛巾打掉他的手，转过身来，目光黯淡，几滴眼泪挂在脸上。“别碰我！”她叫起来。

“这是咋的了？”他吃了一惊。

“我今晚上不能做。”

“做啥啊？”

“你知道。”

“那为啥？”

“我不能。”

“行了，我可是等了很长时间了。”他不怀好意地笑笑。

“我不能做那事。”

他一脚踢开了一个崭新的搪瓷尿壶，那是街道居委会送来的结婚礼物。“那你干啥要同意结婚呢？”

她转身看看熟睡的孩子，苗苗没有被惊醒。她低下头，突然抽泣起来。古汉吓坏了，他一只胳膊搂住她的肩膀，轻声地问：“刘珊，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你要不愿意，我可以等。别害怕，我不是个浑人。”他亲吻着她的脸颊，注意到她的睫毛很长，在她的下眼皮上留下一道细微的阴影。

“我不是害怕。”她闭着眼睛哽咽地说，“我就是心里难受得慌。我家里人的脸总在我脑子里打转。我在你脸上看到他，你说话的声音也让我想起他。噢，我想他们啊！可我连他们的一张相片也没有啊。”

古汉也难过起来，说：“好了，别哭坏身子。你心里难受就跟我说，我会帮你的。”

但是，她的抽泣越来越厉害，停不下来。她趴在孩子旁边，把脸埋在一个枕头里。他想安慰她，可又不知道说啥好。他沉默着坐了几分钟，脱了衣服，钻进被窝，用被子蒙住头。

她一直哭到深夜。

结婚前，刘珊问了古汉几个问题，他一个也答不上来。他甚至说不出自己的准确年龄，只是说：“我大概有五十岁吧。”连他以前的家庭他也说不清楚。隔壁住的严大婶对刘珊说：“他该不是用的假名吧？”他只说从前的家里人都在地震中被砸死了，但是从来没有对失去家庭流露出丝毫哀伤。更出奇的是，他总是睡得十分香甜。不像其他新婚夫妇在头几天中会哭上几个钟头。兴许他根本就没有失去任何亲人，原本就是一个赤条条的光棍，因为地震倒捡来了老婆孩子。

苗苗一开始就叫古汉叔叔，但是叫刘珊妈妈。他晚上要和妈妈睡觉，把他唯一的玩具—一个小战斗机放在枕头旁边。他的皮肤挺黑，圆脸蛋肉乎乎的。他的手脚都生了冻疮，每天晚上刘珊都用温乎的辣椒水给他洗手洗脚。孩子疼得直哭，但还是继续让她洗。很快，苗苗的伤口上结了痂，刘珊叮嘱他不要用手去抠，这样好得快。苗苗的户口卡上显示：他的父亲是卡车司机，母亲是纺纱女工，两口子生前都在一个纺织厂工作。

只要是可口的饭菜，苗苗吃得和古汉一样多。这样他们每月的粮食定量就不够吃了，必须到自由市场上去买高价的玉米面、大米和高粱米。刘珊每顿饭都让孩子吃饱。她很会做饭，用半斤肉就能炒出四个菜来。她的毛线活儿也很好，手里总是拿着毛衣针在织东西—一只袜子，一顶帽子，或是一副手套。正像古汉预料的那样，她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对做家务活儿从不抱怨。他觉得娶了她实在是有福气，但是心里并不清楚自己是否爱她。有时候，他宁愿下班后不回家，在水厂的办公室里多待一会儿。刘珊和古汉不像其他的新婚夫妻，那些人在刚结婚的头几个月不是打就是吵，或是丈夫骂老婆做噩梦乱踢乱叫，或是妻子骂男人打孩子欺负老人，再不就是相互抱怨睡觉磨牙、梦游、流鼻血、饭量奇大、口臭狐臭等。古汉两口子倒很般配，一点也没有上面说的那些毛病。古汉抽烟，吃饭的时候喜欢喝两口酒，但是这不算毛病，因为别的男人都是这样。

天气冷了，取暖的煤不够，他们一家三口就在炕上挤着取暖。每天晚上睡着之前他们都冻得哆嗦一两个钟头。家里唯一的一个暖水袋掖在苗苗的脚下。

古汉很喜欢这个孩子，但是他很快就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每对夫妻允许生一个自己的孩子。明年夏天泰福市就会出现一个婴儿出生的高峰，这是明摆着的，因为许多妇女已经怀孕了。令古汉不高兴的是，刘珊拒绝到医院去拿掉避孕环。她现在刚刚开始适应同古汉行房，但是坚持说她现在还不准备要孩子。“果果，耐心点。”有天晚上她说，“我现在身体还弱，明年我们一定要一个。”

“明年我就老得动不了了。”他赌气说。

“田果，你也替我想想，我还是老想起我那两个死去的孩子。”她说着眼圈红了。

“好吧，好吧，别想过去的事了。咱们不是还有这个孩子吗，对不？”他把苗苗抱过来坐在腿上。孩子好像明白大人在说什么，紧紧搂住古汉的脖子。屋子外面，北风呼啸，房檐上结的冰锥掉到了地上。

虽然古汉记不得他的准确年龄，但他感觉自己老了，急于想证明他还能传宗接代。经过几次劝说刘珊去环无效之后，他也就死心了，只是心里仍希望政府允许再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不会很快就改变。自己有孩子的愿望不能实现，反倒使他把苗苗像亲儿子一样对待。他给苗苗买炸蚕豆、山楂糕、烤白薯、冰棍和核桃，孩子也喜欢骑在他脖子上去商店和露天剧场。晚饭的时候，苗苗也经常喝一口古汉杯子里的酒。到了十二月中旬的时候，古汉给苗苗买回来一个上发条的玩具鱼雷艇，孩子终于叫他爸爸了。古汉高兴坏了，连忙保证春节的时候要给他买一挂鞭炮放。

总的来说，这三口人过着平静的生活。街道上的临时居委会推选他们一家为模范家庭。

还有一个星期就是春节了。这个地震后的城市在废墟上挂起了彩灯、彩带、彩旗和国旗。一辆接一辆火车把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泰福市。市民们预备过年的鱼、肉、水果、鸡蛋和香烟反倒比以前更多了。市场上甚至出现了像洋白菜、萝卜、菠菜、竹笋、黄瓜、蒜苗这样的新鲜蔬菜。政府给每家发了一张酒票，可以买一瓶白酒。啤酒和葡萄酒却是敞开供应。商店里的糖果和糕点也很充足。

一天晚上，古汉在回家的路上闻到了一股很熟悉的香味—好像是韭菜馅饺子的味道。入冬这么久了，韭菜很难见到，所以这香味分外诱人。他吸了吸鼻子，一幅家庭生活的画面突然进入他的脑海。他看见一家人正高高兴兴地在桌边包饺子—一个身形苗条的姑娘在擀皮，一个小伙子把饺子捏挤成形，一个中年妇女在用筷子调和瓷盆里的饺子馅。他有些头晕眼花，下了自行车，蹲在道旁的雪中。他又用劲吸了几下空气中的香气，那几个包饺子的人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他点起一支烟，拼命想着画面中人物的音容。慢慢地，他们的谈话也可以听见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来，好像是他自己在说话：“坐锅煮饺子吧。”

这个声音让他震惊，因为他不能想象自己也在画面里。“爸，不忙。”姑娘拍拍沾满面粉的手说。

他又吓了一跳。她是在跟我说话吗？他问自己。嗯，兴许是。她干啥要叫我爸呢？我真是她爹吗？他们是谁呢？那个小伙子咋看着那么像我呢？那个中年女人是谁？难道他们是我的家人？我真的从前有个家吗？他们这是在哪儿？这是多久前的事情？

他情不自禁地顺着这股香味走过去，那是从东面一百多米远的一个棚屋里传出来的。他走近了看见一个牌子挂在这家饭馆的门上头—“鲜饺馆”。他加快脚步，脑子里还在琢磨着那幅画面。“爸，您应该把饺子这样摆好。”小伙子一边码放饺子一边说。这些话撞击着古汉，他意识到画面里的姑娘和小伙子一定是他的孩子。他像根木头一样一动不动地立在雪地里，过会儿转了下身子，死死攥住了自行车的车把，左肩膀靠在一根在地震后枯死的桑树上。一阵冷风袭来，呛得他打了个喷嚏，接着剧烈地咳嗽起来。好像这阵咳嗽突然唤醒了他的记忆，他的家庭生活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地闯入脑海—亚宁脸上的肌肉痉挛，剑萍腌的蒜茄子，她用麻线纳出来的千层底布鞋，莉雅甜美的声音和细细的发辫，还有他养的那些像蝙蝠大小的热带鱼。他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感情，掀开饺子馆的门帘，走了进去。

他坐在一个角落里，要了半斤饺子。一会儿，盛在蓝边白碗里的饺子端上来了。饺子馅是猪肉、韭菜、白菜，加上香油姜末和虾仁，是古汉过去经常吃的。他吃着饺子，过去的记忆更加清晰和生动。现在他已经准确地记起那幅画面的每一个细节。那是两年前的大年三十晚上，莉雅从乡下的养鸡场回木基市过年，他们全家聚在一块包饺子。那时候商店里根本见不到韭菜，他通过关系才弄到两斤。他要包韭菜馅饺子主要是为了莉雅。孩子在农村待了一年，平日饭菜里没有油腥，吃啥都没了胃口，时常犯血压低的毛病，越发瘦得可怜。他想到女儿的名字“莉雅”，突然心里难过得不行，开始抽泣起来，眼泪滴在前面盛醋的小碟子里。饭馆里的顾客和服务员懒得去安慰他—他们对此情景已经习惯了，每天都有几个顾客在这里掉眼泪，特别是那些独自来的客人。

他从自己的家庭想到了东风食品厂。他记得他在厂里当车间主任，人们都叫他“老童”。他的名字叫童古汉，不是田果。他是个受人尊敬的干部，手下管着将近五十个工人，而他现在干的工作只不过是抄写人名和数字。更让他怀念的是，工人们喜欢他，年年评选他为劳动模范。对妻子和孩子们的想念压倒了他。他在木基的家多么温暖整洁，他在院子里栽种的花草又是那么鲜艳漂亮。他恨不得立刻就返回木基，回到食品厂去工作。

他吃完了饺子。这时候他已经回想起了他是如何陷于泰福市的情形。现在他该怎么办呢？想到这儿他困惑起来。他并不怎么爱刘珊，但是他已经越来越喜欢苗苗。他骑自行车出去的时候，经常把这孩子放在身前的车梁上。他想到偷偷地把苗苗带回木基，转念又一想，带个孩子目标太大，警察会很容易地找到他。再说，苗苗已经快成为刘珊的心头肉了，他不能就这样把她唯一的安慰夺走。他是否应该把他失而复得的记忆告诉刘珊呢？她会相信他吗？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真名和身份向领导汇报呢？领导会不会就这样放他回木基，而不进行一番调查呢？不，他们不会的。他们会要他对刘珊和苗苗尽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至少在他的真实身份查清楚之前的几个月里不会让他离开泰福市。

他一只手推着自行车向家里走去。快进家门的时候，一阵悲哀又一次向他袭来。他蹲在雪地里，抓起几把雪抹抹沾满泪水的脸。他决心要尽快离开这块伤心之地。

“你回来了。我们都快急死了。”刘珊一见他就站了起来。

“爸爸，我想您了。”苗苗叫着扑过来，一只胖乎乎的小手拍拍自己的胸口，想让古汉把他抱起来。

古汉弯下腰，亲亲孩子的脸，转身对刘珊说：“我不太舒服。”说着就要上炕。

“你吃了饭没有？”她问，“我蒸了花卷，还在炉子上热着呢。”

“我吃过了。”

“你病了？”她过来用手摸摸他的前额。

“没病，就是累了。”他不敢看她的眼睛，“睡一觉就好了。”他想哭，赶忙控制住自己。

她又开始给苗苗念一本童话书，是两只兔子智胜大灰狼的故事。古汉最近给苗苗订了一本《讲故事》的儿童杂志。两个星期前，刘珊开始教苗苗认字和算术。

午夜之后，古汉确定刘珊和苗苗已经睡着了，便轻身下炕，把自行车钥匙留在桌子上，又把平时积攒的六十块钱掏出一半放在车钥匙旁边。他给苗苗买了一挂炮仗，但是忘记了给他，现在也拿出来放进孩子的衣服口袋里。他穿上军大衣，悄悄走出棚屋，在呜呜的寒风中向火车站走去。

木基市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挤满了等候公共汽车的旅客。许多人都穿着皮大衣。古汉很快就冷得哆嗦起来。他身上的棉大衣挡不住寒气。幸好他只等了一个钟头，就挤上了一辆开往胜利区的汽车。他家就在胜利区。车上人很多，很快他就不觉得冷了。

他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惊讶地发现门上贴了一幅年画，画上是一个胖小子睡在漂在河里的一个豆荚里。他在门口停了一会儿，不知道这还是不是他的家。

他们还能上哪儿呢？他想。这就是我的家。

他的心狂跳着，敲了敲门。过了一会儿，他儿子走出来，揉着惺忪的睡眼。“你找谁呀？”亚宁问他，左边的脸颊抽搐着。

“亚宁，我—我是你爸啊。”古汉哽咽着说。

他的儿子听了后退一步，又仔细看了看他的脸：“你真是我爸吗？你比他胖多了。”

“你再好好看看！”他摘下了毡帽子。早晨的阳光从窗户里泻进来，照亮了他已经秃顶的脑袋，上面汗涔涔的，冒着缕缕热气。“我长胖了是因为我在地震以后病了一场，有段时间失去了记忆。”

亚宁认出了父亲，扑了过来，父子俩紧紧拥抱着、抽泣着。亚宁的妻子美丽也走出来，看见公公也哭了起来。她已经怀孕了，穿着深蓝色的孕妇服。古汉的家人认为他已经死了。食品厂通知他们说古汉在地震中失踪，五个月前给他开了追悼会。

“你妈妈呢？”古汉问。

“在舅舅家住着。”儿子回答完转身对美丽说，“去告诉妈说爸回来了。”

美丽穿上一件皮大衣，挺着大肚子走出门，费劲地向亚宁舅舅住的高尔基大街走去。

古汉的家人得到他的死讯之后，担心食品厂会把他们住的房子收回去。亚宁和美丽在开完追悼会的一个星期后结了婚，搬进了这个公寓单元。古汉的“遗孀”剑萍不愿意睡在厨房里，就搬到弟弟家去住。最近，她搁不住亲友的劝告，开始寻找再嫁的对象，这样她可以在不久的将来有自己的地方住。

古汉的家人还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的情况下看来是明智的决定：莉雅没有去上农业技校，而是回到了木基市。东风食品厂让她进厂顶替她父亲空出来的名额。现在她已经在实验室做质量检验的工作。

剑萍听到丈夫回来的消息，几乎昏了过去。她伸着瘦骨嶙峋的手哭喊着：“老天爷，你咋就这么不睁眼呢？你咋不让我知道我那老头子还活着呢？你咋不让我死了呢？我这张脸往哪儿搁啊？”

本来，古汉离开泰福市的时候是想给家里人一个出其不意的惊喜，但是他们见到他的惊喜里却掺杂了困惑、羞愧和悲伤。晚上吃饭的时候，莉雅一个劲地怪罪自己不应该回到城里来，亚宁则垂头丧气，不知道怎么来安排父母亲。古汉却很想得开，开导孩子们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这一切都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谁也不应该为此负责。食品厂也许会分给他一套新的住房。他对家里人说：“我给他们干了二十多年了，食品厂就是我的家。我生是他们的人，死是他们的鬼。他们会关照我的。别担心，只要活着就好。”

但是第二天早上，当古汉来到食品厂的时候，发现他的车间主任的位子已经被新入党的费明占据了。更叫人吃惊的是，市里从轻工业局已经给他们厂派来了一个副厂长。显然没有人再需要古汉了。天哪，才刚刚半年，他已经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好像他真的死了，回来的只是一个鬼魂。

他的出现震动了整个工厂。一些工人和干部围在他的身边，听他讲述六个月来的故事。他们告诉他，在追悼会上他们哭得多么伤心，还告诉他，在他的遗像两边共摆了二十个大花圈。他的妻子在追悼会上哭得手脚直抽筋。谁能想到他还活着呢！有几个人问：“你真的是老童吗？”两个人甚至摸摸他的膝盖，想确认他是个活人。

李厂长和牛书记都很同情古汉的遭遇，但是他们说厂里不可能再让他重新回来上班，因为他女儿已经用掉了唯一空出来的名额。食品厂把古汉上报为革命烈士，才能设法给莉雅解决户口问题，否则公安局根本就不会帮忙。至于说到房子问题，那更是根本不可能。既然他已经不算厂里的职工，怎么可能再享受住房待遇呢？如果他们给他分配了一套住房，怎么能让那些等着分房的职工心服口服呢？

厂党委为古汉的事开了一次会，最后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厂里决定让他退休，退休金按工龄发放。他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接受厂领导的安排。由于再过两天就是春节了，亚宁的舅舅让姐姐姐夫住到他家。亚宁哀求父母让他继续住在原来的家里。他说，如果他们把他和怀孕的妻子赶出去，他的婚姻就彻底毁了。古汉和剑萍只好让儿子继续住下去。春节过后，他们俩就得再去找房子。

古汉变得沉默寡言，心灰意冷。他禁不住想，他是否应该继续留在泰福市，留在刘珊和苗苗身边，让这里的人们相信他已经从这个拥挤的世界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