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一画的希望

文/童伟格

我感到无助,当我们娴熟运用语言,辩才无碍;我以写作,来模糊语言,像一个儿童,在大雨天时躲在房间里,以一种不被名唤的窃喜之情。我以写作,来溶入时光,希望一笔一画,一字一句,如同沼泽里的萍藻,或是静室内的浮尘,能够不着痕迹地沉浸在一片未知的世界里。

——袁哲生

我们对他人生命的猜想,当然难免武断,主要因为在我们眼中,生命很容易形成准确明喻——一如本雅明的这句名言:一名在二十二岁就死去的诗人,在他生命里的每时每刻,就是一名在二十二岁就死去的诗人。死亡总是复核一切,就此而言,或许,我们记忆与怀念的一切往者,在我们想象里,都像是一路倒退着,退回自己生命起点之人。死亡布散确定性,但对小说家袁哲生而言,可喜的却是未知。于是,我有时也会想象他,就如上述引言那样,已经在自己人生里,借由写作,无数次退回起点,用一种童稚欢愉,以细雨,借暗房光影,字字句句,证成了最自足的无解。

在这独特的隐匿里,小说家想必无数次临摹过死亡,倒退着想象过自己,如同自所记忆的往者。小说家必定也明了,所谓“文学”,如果有任何无解的不义,那也许只是因为,对创作者而言,它需索一种多么倒错的征敛:它总是要求你,无尽微分过往年岁,一次次成就新的起点,直到一切终成短瞬;只有作品,可能代替创作者长久地生还。

多年以后,重读小说家的作品,我猜想,荣获1994年,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的《送行》,既标志正式起点,也可能,划定了较稳定的象限,帮助我们归纳他的思索与实践。《送行》全篇,并无单一而完整的情节,只在从午夜至傍晚的连续时间里,展示一道聚散人事的动线:从小镇月台,火车车厢,台北车站,雨港公车总站周遭,公车里,直至半山腰的寄宿学校前。这个顺时推移的场景调度,呈现了小说家最鲜明的个人风格:如同摄影般的冷距书写。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虽然仿拟的是客观纪实,但袁哲生并不僵硬自限,而是以全知观点,联系角色内外,低抑地,勾描出他们的感知或梦境,使整个篇章,如同线索细腻的织锦,交错各色人物。另一方面,这些处境各异的人物,却又一体被席卷于路,进入了人类学所谓的“阈限”(liminality)里。意思是:移动中的他们,已从原有场域结构中分离出来,却又尚未重新融入下一结构里。于是,小说辐聚的,具体说来,是将登上远洋渔船的父亲、将返校的儿子、将被捕回军营的哥哥,以及已离家的老婆婆、少妇与女孩。在阈限里,他们逸出各自常轨,置身于身份暧昧的过渡期中。

这种身份松动,开放一种静僻自由,像要求秩序、因此亦必有所拘限的生活,所秘密赠予的余息。或者,那也许才是一种更其宽大,且更可喜的生命形式。大约因此,当《送行》结束于校警的“谁啊”,这句要求身份识别的提问时,我们不由得感到一种疾停之伤,像我们目送漫游结束,而生活建制,再次在夜暗前刻,捕获了我们在小说里识得的所有人,无一可免。所谓“送行”,也就在此释出丰富寓意。

以《送行》为核心,在袁哲生首部小说集《静止在树上的羊》(1995,即本书“辑一”收录的十五篇作品)里,我们可见,无论各篇章指向的类型与美学为何,上述生命形式,是小说家始终的关注。其中,《夏天的回声》这篇佳构,与《送行》结成同一系谱,以相似感觉结构,怀想童年,这生命里绝难再遇的逸离生命期:彼时,“我”奇特地,在一个“还不曾察觉年纪的年纪”里。小说依循孩童漫游动线,拉开村镇地景,浸润宏观生死,为这一狭小生活畛域里的日常;却又纯净地,将伤逝寄存在孩童的直观里,因此更见余响。这个系谱,在袁哲生创作里延异长存,直至2003年发表的《雨》。

另一佳构《眼科诊所》,则可视作是对上述“阈限”的变形摹写。在一个例行紊乱的早晨之后,主角林家成终于整好行装,带领老父、老母与幼女上路,前去诊所,却遇诊所午休,只得至附近城隍庙埕稍候。等候期间,虽然周遭依旧喧闹,后续情节发展却使我们明了,对林家成而言,这已是珍罕静憩——因当午休结束,诊所重新亮灯,世界接上既定秩序伊刻,关于生命,那真正严峻的定谳与哭喊,就要追上林家成,与他尚能保护的幼女,吞噬眼前,一切人为风火。

视自预画动线松脱、暂被闲置的时光,为严峻环境里的可贵豁免,就此而言,同样收录在“辑一”里的《进城的一天》,可与《眼科诊所》参照对读;前者,且也是袁哲生未来将投入探索的乡野类型书写,一个具镜像意义的先声。

当小说家更行聚焦,浓缩示现上述“豁免”机制,我们看见《静止在树上的羊》。全篇文长仅两百余字,如自朦胧记忆里,重新定影的照片,显现“我”,对树上一只白羊,纹风不动的观望。整个篇章的重点,不在一切白描细节,可能有的准确寓意,因白羊自身,已就“像是停止在半空中的一个问号”;重点,毋宁正是这般神秘静置,使“我”,与“我”所凝视的,一同潜入不息时流里的避难所——是以,“当我和山羊都固定了以后,周围的景物又开始转动起来”。

拦停时间,凝止场景,宽许那些隐匿于生命里的无名孤岛,为广袤无定解的诗。这个极短篇,是袁哲生最为人称道的“抒情小说”的最精简原型,预告了《寂寞的游戏》(1998)里,对躲藏与消失的沉思。

关于“抒情小说”的追求,用袁哲生自己的话来表述,是他想让小说里的“一切”,“都照一个单纯的凝聚力,始于感性,终于神秘”;因为“一切作品,只要推至一个撼人的无奈,便是好的杰作”。在本书“辑二”,我们可见袁哲生对上述设想的绕径演绎:在逐篇短评各小说家的作品时,他亦表达了个人对小说所侧重的面向。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对德国小说家徐四金名作《夏先生的故事》(1991)的数次解析。

《夏先生的故事》,原则上是一部成长小说,袭用此类型常见范式:以孩童视角,旁观成人世界,从而,也在对成人苦痛的疏离摹想中,获致个人启蒙。袁哲生研析此疏离摹想,就叙事角度,为我们定义出“徐四金的长镜头”:他认为,“长镜头可以把人变小,我们因而可以看到更多渺小的人物被交织在一起,更不假言语”。就主题意识而言,袁哲生进一步跨越启蒙范式的规限,指出本书主角并非个人,而毋宁是“时间及其无所不在的苦难”。上述关于形式与内容的断言,事实上,都简要答复了袁哲生个人持恒的创作意向。

另一方面,这种重视叙事技术,但却并不将技术自身,视为小说家最重要成就的讨论方式,也直接反映了袁哲生对创作的精神设想。就此而言,袁哲生重赋作家的所谓“艺术之眼”,或“心灵”,以古典时代的灵光。在讨论契诃夫的作品时,他认为,“好的作品需要意外,当心灵启动的时候”,“技巧于是只好夹着尾巴逃跑了”。

在绝大部分关于写作之本质与目的论的言说里,袁哲生均保持上述设想,而以“通灵”“境界”与“气韵”等不同词汇,定义一种突破技艺局限的个人格思。某种意义,袁哲生可能一如所有深受现代主义影响的创作者那样,以“反现代的现代主义者”之姿,更深彻地,回应了关于现代主义,本质上不可能终结的精神寻索。就此而言,袁哲生自《秀才的手表》(2000)起,变换至乡野书写的写作路向,可能并不仅是断裂或转折,而是既存设想的进一步实践。

也于是,收录于本书“辑三”的《温泉浴池》,是篇相当重要的作品。此作尽管在袁哲生生前,并未正式发表,可能,以他的标准,还有待再做修改,然而,从现存版本看来,我们已可见其简洁丰饶,一如袁哲生所有佳构。一方面,这篇小说可与“烧水沟”与“罗汉池”等系列创作并立,共同说明小说家在《寂寞的游戏》后,从个人早期作品已存的虚构原型,所绽放的完整光谱。另一方面,它也展现了袁哲生创作的新面向。

小说主角“J”,仿佛共享契诃夫对戏剧的后设感知:因为熟知凡人(包括自己)必难免的自我戏剧化,使他无法顺利入戏,承受不了“那种重大时刻降临的现场”。当人生里,一切庄严或悲哀的见历,对他而言,都无法黜免一种自嘲的画外音时,他已无法自我成就,或追寻人生定向。小说由此自我逸离之人,联系生活里,更无可修复的荒芜——包括坐了一辈子小办公桌,“庸庸碌碌地在工作与生活琐碎中消耗着,一生中没有半次灵光乍现的圣宠时刻”的退休老父;包括为了照料这样的老父,深觉自己在家“被关了四十多年”的老母;当然,更包括那名已然遁入时间歧径里的,往昔的自己。

泡温泉作为疗养,如此成为老父与他的共同兴趣,使他们身体健康,但健康,又带给他们“一种很结实的空虚之感”;这种空虚感,却又促使他们,屡屡回返温泉。终于,温泉疗程已不为治愈什么,而仅是一种悲喜莫名的慰藉:它让遥无止境的荒芜,成为可以计数的旅程。当温泉之旅僭代余生,袁哲生为旅途寄存的窗景,偶然所见、所梦与所忆,也就再次静谧地,封印他从来想望的豁免:再一次,当景物奔流,而“公车依然停在原地不动”,如凝视最初,那不可解之白羊,“J看得眼眶潮湿了起来”。

由此,小说家静停十年文学创作期,将最初与最终,叠合为本书。而倘若真如上述所言,只有作品,可能代替创作者长久地生还,那其实不无残酷地意味着:作品才是创作者的真切生命,因唯有它,有望背离死亡的单调复核,而将小说家自言的“萍藻”,寄托给未来的林泽——一字一句的未知,因此,也就是一笔一画的希望。

谨此再致哲生,并祝福《送行》新版面世。愿它为读者寄存重新的发现,一如一路行来,袁哲生作品予我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