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伯特·奎因作品分析》是艺术家对自己的创作结构(或者说灵魂结构)以及他与读者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的尝试。具有清醒的创作意识的艺术家,早就知道纯艺术之深奥,被大众误解之不可避免,作品被曲解是艺术家的命运;他也知道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作品的革命性和未完成性,以及作品内含的那种吸引读者又排斥读者的矛盾性(“街头巷尾的对话几乎都能成为好的文学作品……作品的美不能缺少某个令人惊讶的成分……他的书非常追求令人吃惊的效果”)。艺术家同读者的这种关系成了他长期以来的心病,他的心渐渐冷下去,似乎对一切都不抱希望了。但在灵魂最隐秘的深处,仍然潜伏着那种最最热烈的期待。因为这下意识的期待,他不断创新,在作品中向读者发出邀请的信息,那邀请一次比一次急切,信息量一次比一次浓密。最后,他一不做二不休,将未完成的作品直接交给读者,使读者如果不参与创作就无法阅读。

文中塑造了一个极为独特的作家奎因。这个作家不关心公认的历史,仅仅只关心艺术史(灵魂史),只执著于内心独特的体验(时间)。他是一个寂寞的人,他的所有的创作都一直处于试验阶段。这个作家的作品通常引起普遍的误解,是因为它们的深奥内涵同古典作品并不相同,而一般的读者只看见了作品那古典的外表,没有觉察到外表之下以全新的形式发展了古典文学的深层结构。

接着文章分析了奎因作品的整体结构和细部结构,甚至画出了结构图来说明。使人感兴趣的是一个作家的脑子里怎么会产生出此种结构的故事,这种作品同那种观念先行的创作(例如阿伽莎·克里斯蒂)有何本质的不同。这样的创作的确是十分奇妙的。在故事里,时间可以无限分岔,寓言套着寓言,就像是创作者为了狂热地追求“对称和谐、随心所欲和喜新厌旧”而舍弃了一切;但这种效果又绝不是刻意追求可以达到的,刻意的追求只会适得其反。不如说,一切都是浑然天成,因为它们是灵魂本身的图像。作者通过一种神秘的写作方法使这些图像从黑暗的处所浮到了表面;而阿伽莎·克里斯蒂的侦探故事则是出于有杰出推理能力的头脑,其写作的方式并不神秘。这种作品的阅读也需要读者具有一种超出世俗的境界,因为作品提供的是非平面的向内深入的立体图像。三分法的结构勾出了时间的无限分岔,阅读必须是能动的,必须加入那种灵魂冲突的描述,否则就会落入二分法的俗套。以《曲径分岔的花园》为例,其中的结构为:“我”——敌人(死神)——命运。这个故事由于其中浓密的死亡意识而使讲述达到了灵魂的深度。但如果以一种模仿的方式来读的话,其结构就变成了:“我”——单纯的敌人。整个故事成了一般的侦探小说,因为其中缺少了死亡意识。大众的阅读往往总是只能达到二分法的模仿,这是艺术家摆不脱的遗憾。当人们将奎因的作品同通俗的侦探小说混为一谈时,艺术家内心的主张只能用新的作品来再次阐明(离了作品他就难以进行阐明),当然这新的作品很可能又落入俗套的解释。这种循环使艺术家的悲哀永恒不破。三分法将我们带入无限广阔的独立王国,那种破除了年代顺序的交叉阅读开阔了我们狭小的视野,我们的眼光将变得比侦探的眼光还要敏锐,在死亡游戏中不断找到超越的途径。

然而三分法的结构还不能满足艺术家要达到永恒的渴望,这种故事容易引起的读者的误解也令他不安。于是奎因又发明了两幕英雄短剧,在短剧中,想象力得到更为自由的驰骋。他在这部杰出的短剧中将讲述人和故事,讲述人与作者,不同的讲述空间与时间之间的界限通通融化,让原始的欲望用缺席的方式同死亡直接晤面(请看《阿莱夫》、《萨伊尔》等等)。两幕短剧由于一幕套着一幕,两幕就只能同时演出,于是最高贵的与最淫秽的,最具有生命力的与最空灵的便合成了一个角色,短兵相接的瞬间转化成同时演进,势不两立的对立面变成了统一体内的层次区分;由此产生的激情既邪恶又纯净,简直令人发疯。短剧发表后,被人们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来作出了解释;奎因又一次遭到了惨败。

屡遭误解的艺术家奋起一搏,又写下了一部天书似的作品。他要在这部作品中消除读者与创作者的界限,提供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以这种阅读方式激起读者的创作欲,将读者变成创作者,而不是满足于单纯的模仿。奎因终于成功了,他的作品激起了博尔赫斯的续写——读者哪怕只有一个,成功也是巨大的。这正是现代艺术的景观:每一个读者都是潜在的作者,后人续写前人未完成的故事——续写的作品也同样是未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