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愤世·超世 一

左思和鲍照都对自己的才华十分自信,都有很高的用世热情,自然也都有很强的功名心和富贵欲。

左思虽家世儒学,但在魏晋仍属寒门,其妹左棻在《离思赋》中有“蓬户侧陋”之叹,直到妹妹以才华入宫时他才“移家京师”。史载左思“貌寝口讷”“不好交游”,看来他的性格相当内向。左思要为世所重至少有几重主客观障碍:在那个讲究门第身份的时代,他的寒素家世无疑会给他造成麻烦;魏晋士人普遍崇尚清谈,而他偏偏又十分“口讷”;当时社会都看重“容止”风度,而他本人却“貌寝”“丑悴”。据《世说新语·容止》载:“妙有姿容”的潘岳在洛阳道上,遇上他的女性“莫不连手共萦之”以便多看他一眼,“绝丑”的左思在街上群妪见而唾之。由于他慧于心却讷于口,美才气但丑于形,在生活中肯定常受到别人的轻视和冷眼,他受到的挫折和打击之重更不难想象,连他父亲都曾不负责任地对友人说:“思所晓解,不及我少时。”(同上)外貌丑陋和生理缺陷成了他奋发向上的刺激,激起他对优越感目标的追求。

起初,左思试图凭借自己的文学天才,以出色的文学成就寻求社会对自我价值的承认,《三都赋》的写作就是他追求优越感目标的一次艰苦努力。《晋书》本传称他写《三都赋》“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着纸笔,遇得一句,即便疏之”。为了写好《三都赋》,他认真揣摩张衡的《二京赋》,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三都赋序》中自述其写作经过说:“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他对这三篇赋的结构和语言更是惨淡经营,刘勰称其“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花如此大的精力,用这样长的时间来写三篇赋,就是想获得一鸣惊人的社会效果。再看他写作《三都赋》时曾“诣著作郎张载”,赋写成后见“时人未之重”,又向有“高誉”的皇甫谧索序,张载为其中的《魏都》作注,刘逵注《吴都》《蜀都》,还惊动了司空张华为之揄扬,直至最后他如愿以偿——《三都赋》使得“洛阳纸贵”。由此可见左思深谙世道,很善于“推销”自我,也可见他入世的急切心情。

为了跻身于社会上层,他还参与了以权臣贾谧为核心的“二十四友”。“二十四友”中人多为“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晋书·贾谧传》),这些人攀附贾谧主要是躁进贪婪,为的是很快在仕途上飞黄腾达。本“不好交游”的左思何以身预“二十四友”之列,成为这个浮华躁进集团中的一员,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入世心切。贾谧接纳左思自然有对他才华的赏识,但也不排除有左棻贵嫔的因素,他想在朝中广树党援亲信,而左思投靠贾谧,并且为贾谧讲解《汉书》,则不可否认有攀龙附凤的动机。他既不像潘岳那样“轻躁”“世利”,也不像陆机那样“好游权门”,但一个出身寒门的士子希望尽快提高自己的地位,巴结炙手可热的显贵不失为攀升的捷径。这一点毋庸为左思讳言,也不必对左思苛责。左思既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也并非“望尘而拜”的势利鬼,他只是一位功名欲很强的士人而已。清人吴淇早就说左思“壮志勃勃,急于有为,故气象极似孟子”。

与左思一样,鲍照也出身于寒门庶族,他时时忘不了自己的寒素身份,在诗文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白这一点:“臣孤门贱生”(《解褐谢侍郎表》),“臣北州衰沦,身地孤贱”(《拜侍郎上疏》),“我以筚门士,负学谢前基”(《答客》),“臣自惟孤贱”(《谢解禁止表》)。他之所以强调自己是“北州衰沦”,是由于晋室南迁之后,“王谢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伧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皆不得践清途”(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二四)。在先渡江并已占据要津的高门大族眼中,晚渡江的北人都像些讨饭的乞丐,即使走上仕途也不可能入于清流,大多数人更只有“束菜负薪”(《拜侍郎上疏》)的份了。而鲍照并不接受命运的安排,他在《侍郎报满辞阁疏》中说:“臣嚣杌穷贱,情嗜踳昧,身弱涓甃,地幽井谷。本应守业,垦畛剿芿,牧鸡圈豕,以给征赋。而幼性猖狂,因顽慕勇;释担受书,废耕学文。画虎既败,学步无成。反拙归跂,还陋燕雀。日晏途远,块然自丧。加以无良,根孤伎薄。既同冯衍负困之累,复抱相如消渴之疾。志逐运离,事与衰合。”对寒素子弟来说,当时的仕途绝非坦途,既无门荫可凭,又无爵位可袭,要跻身仕途唯一的途径就是干谒王侯,而且干谒还常常要吃闭门羹或遭白眼。鲍照第一次干谒临川王刘义庆就受到了冷遇,《南史》本传说:“照始尝谒义庆,未见知。”但这次失败鲍照并不气馁,不顾他人劝阻决心再次“贡诗言志”:


照始尝谒义庆,未见知,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郎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于是奏诗,义庆奇之,赐帛二十匹。寻迁为国侍郎,甚见知赏。


鲍照毫无遮掩地吐露自己的鸿鹄之志,决不甘于贫贱,更耻于平庸,害怕“终日碌碌”,更不愿“与燕雀相随”。他的《飞蛾赋》就是这一情怀的艺术再现:


仙鼠伺暗,飞蛾候明,均灵舛化,诡欲齐生。观齐生而欲诡,各会住以凭方。凌燋烟之浮景,赴熙焰之明光。拔身幽草下,毕命在此堂。本轻死以邀得,虽糜烂其何伤。岂学山南之文豹,避云雾而岩藏。


“飞蛾”只要能“拔身幽草下”,不惜“毕命在此堂”,只要能“轻死以邀得”,即使“糜烂”又何妨?同样,诗人自己也宁可再次俯身干谒,而不愿就此“沉没而不闻”;宁可拼死一搏做人间“大丈夫”,也决不“遂蕴智能”而“使兰艾不辨”。鲍照通过对飞蛾的赞叹抒发了自己的衷曲,赋中的“飞蛾”正是诗人自己的影子。

鲍照在给上司的表疏中反复表白自己既无“远志”,更无野心:“臣孤门贱生,操无炯迹。鹑栖草泽,情不及官。不悟天明广瞩,腾滞援沉。观光幽节,闻道朝年”(《解褐谢侍郎表》),“臣素陋人,本绝分望,适野谢山川之志,辍耕无鸿鹄之叹,宦希乡部,富期农牧”(《为柳令让骠骑表》),“臣北州衰沦,身地孤贱。众善必违,百行无一。生丁昌运,自比人曹。操乏端概,业谢成迹。徂年空往,琐心靡述。褫辔投簪,于斯终志。束菜负薪,期与相毕”(《拜侍郎上疏》)。万不可将这些自贬自抑当作个人的倾诉衷肠,它们只是下僚在上司面前的官场客套。说自己退“谢山川”之雅,进无鸿鹄之志,为官不过“希乡部”,求富也只“期农牧”,无非是向顶头上司磕头谢恩,感谢上司对自己的提拔恩宠,致使自己现在的地位超出了原先的期望,目前的所得超出了原先的所求。这反倒表现了鲍照为人的乖巧,也从反面流露了他在仕途上的雄心。声称自己不愿“与燕雀相随”的鲍照,一出仕途便为王国侍郎尚且牢骚满腹,为官岂满足于区区“乡部”?在《登大雷岸与妹书》里向妹妹描绘山川景象时无形中透露了自己的胸襟:“东顾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窥地门之绝景,望天际之孤云。长图大念,隐心者久矣。南则积山万状,负气争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胸怀“长图大念”,与世“负气争高”,不失为鲍照为人的真实写照。求富也不只期于“农牧”,鲍照的胃口还大着呢,他在《代堂上歌行》中说:


四坐且莫喧,听我堂上歌。

昔仕京洛时,高门临长河,

出入重宫里,结友曹与何,

车马相驰逐,宾朋好容华。

阳春孟春月,朝光散流霞,

轻步逐芳风,言笑弄丹葩。

晖晖朱颜酡,纷纷织女梭,

满堂皆美人,目成对湘娥,

虽谢侍君闲,明妆带绮罗。

筝笛更弹吹,高唱相追和。

万曲不关心,一曲动情多,

欲知情厚薄,更听此声过。


如此赤裸裸地觊觎富贵,如此明目张胆地艳羡奢华,如此大言不惭地垂涎“美人”,如此坦然地夸耀“出入重宫里”,这在鲍照以前的诗歌中还十分罕见。毫不羞羞答答地追逐奢侈豪华,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欲望,鲍照的确昭示了一种新的时代信息,预示了社会阶层的升降沉浮和社会思潮的深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