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降下挡风玻璃。风直接吹到我们脸上，我们感受到全部的风力。

嗨，很舒服。 我说。

过了拉斯特拉，总像这样，不知为什么。

由于风力，仿佛觉得车速快多了。我们几乎不再交谈，降下挡风玻璃后必然这样。晚风宜人，我们甚至不想说话了。他不时大声叫喊着通知我：

他想说那座城市。但他也完全可能说别的事，说我不知道的什么幸福。我坐在他身边，吹着凉风很惬意，还可以在这里再多待一个小时。但是他急切想向我指点即将抵达的城市，他的愿望迅速感染了我。很快，我也像他一样急切想抵达佛罗伦萨了。

还有七公里。 他嚷道， 我们在山冈上驶过时，你会看到它，就在山脚下。

比萨和佛罗伦萨之间的这段路程，他可能往返过上百次了。

你瞧！ 他大声说， 我们正好在它上面！

佛罗伦萨在我们下面闪闪发亮，宛如颠倒的星空。然后我们一圈接一圈下去，进入市内。

可我在想别的事。我在自问，如此旅行，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满足于邂逅像他这样的伙伴，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解决办法。如果有个妻子，在某些情况下，是不是多余的。

在咖啡馆，他又对我谈到罗卡。他说话时，我仔细端详他——在汽车里，我只能从侧面看他。我觉得其他工人都彼此相似，只有他与众不同。难道是因为和他交谈，我有过莫大的乐趣？突然，他有点吓唬我。他反复强调，必须去罗卡，哪怕仅仅为了休息。伏天到了。八天，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一起去马格拉河沐浴，如果有时间，还可以到他熟悉的僻静处去潜水捕鱼，他的堂兄弟有潜水镜，会借给他的。 那么，去吗？

去。

我说。雅克琳微微一笑，并不当真。他没邀她去罗卡。

这几天，在佛罗伦萨，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我早已见识过热。我在热带地区的殖民地出生长大，在文学作品里也读到过关于热的描写，然而我正是在佛罗伦萨度过的这几个没完没了的日子里，才懂得热的全部含义。这种热成了真正的大事，其他都微不足道。在整个意大利，天气酷热，就是一切。据说摩德纳的气温高达四十七度。佛罗伦萨的气温是多少？我不知道。整整四天，全城成为一场平静火灾的牺牲品，没有火焰，也没有叫喊声。在这四天里，居民们就像受瘟疫和战火蹂躏一样惶恐不安，唯一操心的事就是挺下去。这种气温不仅不适合人类，同样也不适合动物。在动物园，一只黑猩猩热死了。鱼类也因窒息而死亡。报纸上报道，死鱼使阿尔诺河充满臭气。街道的碎石路面黏糊糊的。我想，爱神已被逐出这座城市。在这几天里，该不会孕育一个孩子。除了报纸上有关酷热的报道，该不会有人写一行字。连犬类也得等到温和些的日子才会交配。凶手该在罪行前退缩。情人们不修边幅。人们不知智慧为何物。理智被摧毁，什么也发现不了。个性变成一种非常相对的概念，意义消失。酷热比服兵役更难受。连上帝都感到意外。城里的词汇变得单一，极度缩减。五天内大家异口同声：我渴了。再不能这样下去了。不会总这样，也不能总这样，持续几天以上没有先例。第四天夜里，下了一场雷雨。来得正是时候。立刻，城里人又都各忙各的。我没有可忙的。我还在度假。

对我来说，这五天非常相像，我全在一家咖啡馆里度过的。

雅克琳，她参观佛罗伦萨。这样做，她瘦了很多，但她坚持到底。我想，八天内可能看到的宫殿、博物馆、古迹，她都看遍了。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至于我，在咖啡馆享用冰咖啡、雪糕和薄荷酒时，想的是马格拉河。她在想什么呢？想的不是马格拉河，非常不同，甚至可能相反。我整天想着永远清凉的马格拉河，即使在最炎热的时候，我也对自己反复说，马格拉河永远清凉。我觉得大海已经不够，我需要一条河，树荫凉儿下的河水。

第一天，我从我们下榻的旅馆去咖啡馆。我本来想，喝完一杯冰咖啡，我就去城里转一圈。可我在咖啡馆待了整整一个上午。中午雅克琳找到我时，我正面对第六杯啤酒。她生气了。怎么！生平第一回来佛罗伦萨，竟在咖啡馆度过一个上午！ 今天下午， 我说， 今天下午，我就试着去走走。 讲定了，我们各逛各的，只在吃饭时会面。于是，午饭后，她丢下我走了。我返回离饭店不远的咖啡馆。时间过得很快。晚上七点，我还待在那里。这一次，雅克琳找到我时，我正面对一杯薄荷酒。她又生气了。 如果我动一动，我会热死的。 我对她说。我对此确信无疑，但同样确信无疑的是，第二天这种情况就会好转。

第二天这种情况没有好转。不过这一天，我如约做出努力。

吃过午饭，雅克琳出发一小时后，我离开了身不由己返回的咖啡馆。我奔向蒂纳邦街。阿尔诺河在哪里？我向一个游客打听河的方向，他当即给我指出。老实说，我尤其想看看漂在河面上的死鱼。我到了河边。从码头上，我看到了死鱼。报纸夸大其词。有死鱼，但比报道的少得多。我感到失望。至于阿尔诺河，它和比萨公路旁的那条河，总之和我年轻时向往的那条河，已没有多少共同之处。 一条脏河， 我心里想， 一条细流，还满是死鱼。这就是阿尔诺河。 我不怀好意地自言自语。但是没用。它没给我一点印象。我走开了。街道上挤满人，大多是些游客。他们全都热极了。有两三股人流从阿尔诺河出发。我跟随其中一股人流，想壮壮胆。我走到一个广场上。我认出它来。我曾在哪里见过它？在明信片上，我想起来了。当然是君主广场。在广场边上，我站住了。 怎么！它就在这儿。 我想。广场在炽热的阳光下发烫。一想到要穿过它，我就灰心丧气。然而，既然到了这儿，就必须穿过它。所有的游客都穿过广场，应该这样做。甚至有些妇女和儿童也走过去了。难道他们和我如此不同？ 我就走。 我对自己说。但是，事情难以预料，我在拱廊的一级台阶上坐下了。我等着。我的衬衫渐渐湿透，贴在我的身上。接着，我的上装也渐渐湿透，开始贴在我的衬衫上。我呢，裹在上装和衬衫里，我在思考如何穿越广场，其他事没法再想了。广场上方的空气，如果可以称做空气的话，就像在一个开水壶上方一样呈现虹色。 我就走。 我反复对自己说。不料一个工人笔直朝拱廊走来。他在离我几米处停住，从挎包里抽出一把大活动扳手，拧开我脚边的一个水龙头。街沟里齐边灌满了水。我望着街沟，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一道亮晶晶的水柱从龙头里喷射出来。我真想把嘴贴在水龙头上，让自己像街沟一样充满着水。幸好死鱼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这水可能来自阿尔诺河。我没饮用，可我越发想念马格拉河。从我到达佛罗伦萨起，每样东西，每个时辰，都使这条河更加令我向往。我显然感觉到了，还需要一点儿，一丁点儿动力，就能促使我去罗卡。我逐渐总能做到。

但是这仍然需要的一点儿动力，不是这一天就能具备的。这个广场不足以促使我去罗卡，何况我也没让它发展到这一步。看到街沟里的水以后，我放弃穿越广场。我起身走了。经过一些狭窄的街道，我返回度过一个上午的咖啡馆。用不着我开口，侍者一见到我，就明白我回去的原因了。

一大杯冰薄荷酒， 他对我说， 这正是先生所需要的。

我一口气喝了冰薄荷酒。然后我倒在椅子上，长时间地出汗，就这样一直到重见雅克琳。

这是我在佛罗伦萨唯一的一次漫游，我的意思是唯一的一次作为旅游者的漫游。然后，我又有两天待在咖啡馆里不再动窝。

只有一个人中我的意，他就是我所去的这家咖啡馆的侍者，所以我总回到那里去。从早上十点到中午，从下午三点到七点，我看着他服务。他照顾我，不时给我拿来一些报纸。有时他和我说话。 真热。 他对我说。或者说： 一杯冰咖啡，这是伏天最好的饮料，既止渴又提神。 我听他的话。他建议我喝的我都喝。他很喜欢在我身边扮演这个角色。

坐在这家咖啡馆里，有这个侍者服侍，每小时喝半升饮料，我觉得这样的生活还可以忍受，我的意思是还值得活着。诀窍就是不动。我和那些游客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看起来不那么需要喝饮料。我闲着无聊，想象他们具有一些特殊的生理组织，像海绵似的吸水，使人不由得联想起仙人掌——这种特性决定了他们的禀赋，当然不为他们本人所知。

我喝饮料，看报，出汗，不时变换座位。我从咖啡馆里出来，去坐在露天座上。接着，说真的，我看街景。我注意到，游览的人流将近中午时速度变慢，快到下午五点时恢复原样。他们人数很多。他们藐视伏天。虽然他们有特殊的生理组织，他们仍然是英雄，旅游业的英雄，城里只有他们是英雄。我呢，我是旅游业的耻辱。我丢人现眼。有一同，我向咖啡馆侍者说了这个意思： 我在佛罗伦萨什么也没看。我不配是个游客。 他笑着对我说这是体质问题，不是意志问题，有些人做得到，另有些人就做不到。他经历过各种伏天，对所说的话很有把握。他体贴地补充说，我的情况是他见过的最典型的一种。我对这个答复很满意，当天晚上，我就向雅克琳逐字逐句地复述了。

下午四点光景，有一辆洒水车驶过。洒水车过后，碎石路面冒着热气，街上散发出无数种气味。我嗅着这些气味。它们很好闻，使人心平气和。我对自己说，我总算也以某种方式到过佛罗伦萨了。

我只在吃饭时才和雅克琳相见。我没什么可对她说的。她呢，必然有。她把上午和下午所看或所做的讲述一遍。她不再要求我努力，但她向我夸耀佛罗伦萨的奇观，以为这种方式更巧妙，能鼓励我去观看。她不停地向我夸耀那些奇观。她大谈特谈那些东西如何美不胜收，确实，我不能不去看，甚至看或不看，可能我不知道还关系到我的荣誉和文化修养。我不听她说。我让她随心所欲地发挥。我能容忍这些事，容忍她，容忍生活。确切地说，我是个对生活感到厌倦的男人。这种男人的悲剧在于没有找到适合他们的悲观学说。这种男人让别人夸夸其谈，但是不必完全相信。我让她说了三天，每天两次，分别在吃饭的时候。接着，第三天来临。

第二天，晚上七点，我没去旅馆赴她给我定下的约会，仍待在咖啡馆里。我想，如果她在旅馆见不到我，她会来咖啡馆找我的。通常，不管乐意不乐意，我总是去赴约的。那天，我认为没必要了。七点半，不出所料，她来到咖啡馆。

不管怎样， 她和蔼地对我说， 你过分了。

她看上去很快活。

你觉得我过分？

有点。 她和蔼地说。

她不想继续谈这个话题。我注意到，她化了妆，换了衣裙。

从上午九点起，她就在参观佛罗伦萨。

你去什么地方了？ 她问我。

不， 我说， 哪儿也没去。

一切都可以习惯， 她说， 甚至习惯酷热，只要稍作努力……

已经三年了，每天她都要我稍作努力。时间过得真快。

你瘦了。 我说。

这对我没有坏处， 她微笑着说， 很快会复原的。

你别太劳累了。

我情不自禁。

这不是真的。 我说。

她看了看我，感到惊讶，脸红了。

你情绪不好。 她说。

我错了。既然来到佛罗伦萨，你确实应该抓住机会。

你呢？干吗对我说这个？

我呀，我没有愿望。

你的确和别人不一样。

哦，一样， 我说， 但我没有想参观的愿望。

你不至于说你不喜欢这座城市吧？

我没有看法。

她沉默了一会儿。

今天， 她说， 我看到了乔托的画。

这对我无所谓。 我说。

她看了看我，感到惊讶，接着决定说下去。

一想到， 她开始说， 这是个曾生活在十四世纪初的人，先于，例如……

她谈论乔托，我看着她说。她对这种目光似乎颇为满意。她也许以为我在倾听。她很可能这样想。我不清楚，也许有几个月了，我不曾真正看过她。

我们离开咖啡馆。她继续谈论乔托。她把胳臂伸给我。像平常一样。街道向我收缩合拢了。小小的咖啡馆在我看来突然像一片汪洋。

自从我和这个女人共同生活以来，第一次我有了什么感觉？

羞愧，是的，因为觉得她的胳臂紧挽着我的胳臂而羞愧。

一滴水可以使水从罐子里溢出，这滴水存在着。即使不知这滴水经过怎样的途径，难以置信的迷宫般复杂的途径，才能流进罐子，让水溢出，这仍然不是一个理由可以否认它的存在。我不仅相信这滴水的存在，而且有时终于相信自己也忍无可忍了。她谈论乔托时，我就忍无可忍了。

下一天，早已讲定我们不一起出去，我对她说，明天我 同样 不陪她逛。她感到惊讶，却不反驳。她让我留在旅馆。我很晚起床，洗澡，然后直接去咖啡馆。我已想好要做的事。我去试着再找到那个小卡车司机。和咖啡馆侍者，我很少说话，而且老一套，不是说伏天，就是说最适合抗暑的饮料。末了，甚至他也似乎发现，这几乎总是一回事。再说，看着他忙活，一刻不停地从一张餐桌奔向另一张餐桌，我也有点厌烦了。两天内，我曾盼他能找到一刻钟间歇，好陪我喝一杯掺水薄荷酒，结果我明白这是空想。于是我想到小卡车司机。喝完两杯咖啡后，我第二次外出，奔向城里的火车站，想重新找到那家酒吧，我们刚到时在那里喝过白葡萄酒的。我不曾为参观城市而努力，为这个司机，为再找到他，我却努力了。我感到热极了，好几次我都以为这样做要送命了。可我坚持干到底。我找到了那家酒吧。那里的人听我解释，明白我的意思后，告诉我可惜小卡车上的工人全部又去比萨了，这天是星期三，要到星期六才回来。总之，他们说的我都已知道。难道我忘了吗？我不相信。不，我是想假装忘了，希望实现不可能的事，蔑视不公正的命运，我以为那是我个人独有的。我成功了。这个消息令我失望。我走出酒吧，深信在整个佛罗伦萨，我找不到一个人能随便同他吃着刨冰聊聊天。甚至那个司机，他也不在这里。整个佛罗伦萨，只有游客和她，雅克琳。

像我这种人，既有时间可以消磨，又厌恶跑跑颠颠的，我不怀疑存在几个，可他们在哪里呢？我真的想找到他们吗？不。不，我所要的，是单独和她待在整座城里。我正是这样的，整整五天五夜。

我失去了一切自由。她占据我全部的思想，处置我的白天和黑夜，像插入我心脏的一枚黑色的钉子。

我是一个殖民地官员的儿子。父亲在马达加斯加任行政长官，统治着一个像法国多尔多涅那样大的省份。每天早晨，他检阅手下的人员，没有枪支，他就检查他们的耳朵。愿卫生使法国更加强盛。他颁布法令，在所有他所管辖的领地上，开学时必须唱《马赛曲》。他强制实施巡回种痘，如果童仆病重，就送到远处去死。他有时接到命令，要征集五百人去大规模开荒，啊，美好的远足。他带领部队和警察，出发去包围村庄，用枪赶出村民，把他们装上运牲口的车皮，去从事所谓的开垦，经常在千里之外，回来时筋疲力尽，却自命不凡，声称： 这真艰难。错就错在教他们法国史，大革命还在极其严重地损害我们。 他，这个糊涂的人，这个吹毛求疵的长官，管理着一个九万人口的省份，他对这个省份拥有近乎独裁的权力。而他，直到我十六岁，曾是我唯一的教育者。因此，我完全知道什么是每时每刻处在别人不知疲倦的监视之下，完全知道什么是生活在天天盼望他人死去的心情之中——想象我父亲被他的一个土著新兵一下子打死， 曾是我将近十五岁时最美妙的梦想。这唯一的梦想使我的想象力带上鲜明的特点。看到家中餐桌上的刀具，有时会使我产生独特的眩晕，而躲在灌木丛里偷看父亲检查部下的耳朵时，我竟会昏厥过去。然而在佛罗伦萨的伏天，我却一点都想不起这些稚气往事。

整天坐在咖啡馆里，我开始想她，想这个和我一起困在这座城市里的女人。

我接连几个小时等着她，像一个狂热的情人。

只要一看到她，我就够了，这说明我的等待是有道理的。她不仅是我不幸的起因，她还是这种不幸完美的形象，真实的写照。她的微笑，她的举止，我说什么，仅仅她的连衣裙就足以使我克服以往的全部疑虑。我看清了，我想。

她从没有碰过枪，也从没有检查过世界上任何人的耳朵，不过这对我并不重要，当然。她用早餐，将羊角面包在牛奶咖啡里蘸一下，对我来说这就够了。我大声叫她停止。她停下来，惊得愣住了。我向她道歉，她也就算了。她身材矮小，对我来说这就够了。她穿一件连衣裙。她是个女人，对我来说这就够了。她最简单的动作，最无足轻重的话语，都使我烦乱不安。当她请我把盐递给她的时候，我被这句话莫测高深的含意弄得头晕目眩。她什么事都没逃过我。这五天里，她什么事对我来说都没有遗漏。

总之，算起来，五天里我看她相当于看了三年。

我发现了很多事。其中不仅有她是个女人，或者她很活跃，或者她不适合我，不，还有别的事，即她是一个特殊类型的人，乐观型的人。我警惕那些讲话滔滔不绝的人，因为乐观者的特性，就是把你搞得筋疲力尽。他们通常身体极好，从不气馁，具有坚强的毅力。他们对人有嗜好。他们喜欢人，认为人伟大。人是他们关心的主要对象。据说某些种类的红蚂蚁，我想是墨西哥的，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尸体啃到只剩下骨头。她有可爱的外貌，儿童有的牙齿。两年来，她就是我的蚂蚁。在这期间，她洗我的衬衣，认真照料我的琐事。她也有蚂蚁天生脆弱的一面，很容易被人在手指头间捻死。确实，她跟我在一起，一直是只模范蚂蚁。她一个人能让你最终否定乐观主义，她一个人让你把她的浮夸看做极度悲伤，把她的行为看做全是欺骗，把她的压迫看做可怕之极。她一个人让你因她的浮夸和行为否定乐观主义，直到你最后一息。两年来，我一直和她生活在一起。

正是在佛罗伦萨，我发现她超出我的一切期望。

我对她新的激情——怎么说呢？——无穷无尽的源泉显然是热。她说： 我喜欢热。 或者说： 我对一切都那么感兴趣，竟忘了热。 我发现，这不是真话，一个人不可能会喜欢这样的酷热，这是她一贯说的谎话，乐观主义的谎话。她对什么感兴趣，只是因为她早就决定了要感兴趣，只是因为她从生活中排除了会使心绪危险改变的自由。确实，如果她怀疑了酷热是好的，有朝一日她也就会怀疑其他一切，正如她对我的希望就建立在她一厢情愿的基础上。她不会因怀疑世上任何事情而痛苦，除非是她觉得 有罪 的怀疑。她的谎言即使微不足道，显示出来了，我这个谎言冠军终于还是发现，这些谎言和我的谎言截然不同。

这样的酷热，连鱼都热死了。 我对她说。

她笑了。我当然从不坚持。我也发现，我们共同生活期间，她反而对我更加陌生，还不如明摆着在阿尔诺河死去的鱼，实实在在使城里充满臭气。她绝不会去看死鱼。她说闻不到它们在伏天发出的冲天腐臭气。而我呢，我却像嗅玫瑰花香似的闻着这股气味。甚至对天气，我们的意见也从不一致。她说： 各种天气都有魅力。 她不偏爱任何一种天气。而我呢，我对某些天气总有一种难以克制的厌恶。我也发现，她总能在我对她的敌意里看出，甚至在佛罗伦萨还能看出，她抱有希一望的理由。她打趣说： 我们还没有结婚呢。

我还进一步发现，她对人从来就既不宽容也不好奇，没有人曾使她心绪不宁。在她的生活里，我是她唯一喜爱的人，同时是她唯一宽容的人。 人类是善良的。 她说。她完全信任人类，她声称要为人类谋取最大的幸福，然而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危难对她具有重要性。只有人类的不幸对她具有重要性。对这种不幸，我记得，她总是满足于说，她一直有个明确而不可动摇的看法，即有药可治。她一向偏爱体育盛会，厌恶罪行，她一向从爱中得到甜蜜的快乐，爱使她永远微笑和满足，像面对罪行似的坚定不移。在部里，同事们喜欢她，她那夜莺一般的心情越来越获得众人的好感。她属于这样的乐天派，大家认识他们，美化他们，说他们会为任何人谋幸福，说他们心地好，善解人意。正是从她来到办公室以后，我的不幸才达到了顶点。因为我和大自然的美妙歌手夜莺显然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只有我知道她绝不会为任何人谋幸福。

我不再感到烦恼。我不知疲倦地深入研究这个女人。从这只喘息、脆弱的蚂蚁的生活中，我有了大量的发现。在我眼里，这些都像是耀眼的黄金。

有一次，对拥有这么多财富感到有一点可耻，我终于决定抗争。她来到咖啡馆。我对自己说，这没有那么严重，她的连衣裙很合身，她带着《蓝色向导》小册子，冒着酷热，会感动很多人，不管怎样她对许多别人都合适，因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理由使她对我就不合适。可是她走近餐桌，向我问好。这时，她的乐观情绪又一次像熟透的果子爆裂开来。我几乎不能对它避而不见，就像不能避而不见因酷热暴死从阿尔诺河深处浮起的鱼。我又一次谈到了它们，这些被炎热憋死的鱼。

想象力最丰富的时候，是夜里我们睡下的时候。我已无法把城里的高温和她的体温区分开来。面对着她，我已没有能力考虑任何事情，没有能力对自己说，这样的夜晚，在一张床上，即使不是她，换成任何别的女人，也会同样令人受不了。不，我深信存在着一些人，他们睡着后身子会散发出一种友善的体温，令人可以接受。依我看，她的体温暴露了她，以一种猥亵的方式明显揭示出她的乐观。这些夜晚是奇妙的，充满着使人心荡神驰的想象力。它们属于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夜晚。我睡得不稳，不断惊醒——我相信，只要她转身面向我，就把我弄醒了。于是，我在昏暗中久久地凝视她，沉浸在她那种不可原谅的睡眠中。接着，当我不能把这可爱的场面再看下去时，我就重新躺下。正是这时，每天夜里，同一条河在我眼前显现出来。它很大，冰凉，没有任何女人的痕迹。我轻轻地叫它马格拉河。仅仅这个名称就使我心里变得凉爽。只有我们俩在一起，那个司机和我。除了我们俩，景致里没有任何人。她呢，她已从我的生活中完全消失。我们沿着河散步。他有充足的时间。这是个漫长的星期六。天上有云。我们戴上潜水镜，不时钻入水中。不是下海，而是下潜到那条河里。在一个发出暗绿色磷光的陌生世界内，我们并肩游在水草和鱼群中间。然后我们浮出水面，接着再次下潜。我们不交谈，什么都不说，不需要让对方感觉到自己。这个星期六延续了三夜。没完没了。无穷无尽。我希望待在他身边，在陡峭的河岸上或在河里。这种愿望是那样强烈，克制了其他一切愿望。我一次也没想到女人。在那条河里，我不会想象身边有任何女人。

终于有一天，那条河从我生活中消失。她扑过来，紧紧抓住我不放。我再没有一点空闲时间可以为自己想象什么。

这中断得相当快，在伏天结束之前。某天下午，突如其来。

她要我陪她去参观圣马可博物馆，这种事从我来佛罗伦萨后她还没有做过。自我对她产生新的激情以来，我变得彬彬有礼。

我接受了。我关注她的心态，远离她，我可以说丢了目标。我觉得，佛罗伦萨的一座博物馆正好是这样一种地点，像体育场一样，我可以仔细观察她，在她发挥乐观情绪时当场抓住她。于是我赶紧接受。我们一起去了。那是伏天最热的日子。街上的柏油化了。人们就像在噩梦中的糖浆里走动，太阳穴的脉搏跳着，肺部像在燃烧。死了许多鱼。那只黑猩猩正是在这天暴死的。她却兴高采烈地走着——在我前面一点——似乎想带领我，保持我的热情。 贱货。 我心里想。她以为赢了，不时回过头来，看看我是否一直跟着。我呢，我相信正在迈出我最大胆的步子，什么步子我还不清楚。一切都可能发生。我对自己说，一切要到来的总归会到来。我任其发展。我已做出决定。那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受到无数难以确定的计划启发，萦绕。这些计划非常模糊，为数众多，但是在我看来并不因此就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它们为数众多，非常模糊，在我看来才格外重要。 哼，贱货，贱货。 我反复想着。我高昂着头，走向博物馆。透过使我的视线模糊的汗流，我看见她，在我前面称心如意地走着，我感受到了生活的欢乐，去生活的欢乐。

我们到了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不像我以前见过的那些博物馆。这是一座建来避暑的古老住宅，两层楼房，漆成灰粉色。它不朝向市区，而是面对一个内花园，花园周围环绕一条露天走廊，铺着红色砾石。尽管那天我热情正高，我一走进这个宅子还是立刻停住了脚步。我觉得它很美。它的形状简单，好似一口方井。我见过这样美的建筑物吗？没有，我不认为见过。它美得很特别，没有任何人为的痕迹，可以说是天然形成的，唯一的理由是穿行其间时，人们一眼就能猜出为什么这样造。为什么？因为它的建筑师对夏季有了不起的理解，甚至可能有了不起的体验。也许某些人更喜欢其他建筑物，它们更可爱，更花哨，依山傍水，而不像它这样没有着落，可以说囿于自身。但是他们错了。因为从这座建筑物出来，人们会发现城市和从别的建筑物出来不同，那就像从大海出来，发现空气是热的而头晕目眩。它的阴凉是那样浓郁，仿佛有条河从它下面经过，也许马格拉河就在它的花园下流淌。我从烈日下进入这么阴凉的地方，一下子愣住了。

你过来呀！ 雅克琳叫我。

我跟上她。她问一个导游《天使报喜》在哪里。我将近十二岁时，有一次父亲休假，在布列塔尼度过两个月，我得到了一张这幅画中天使的复制像，挂在我的床上方。我有一种朦胧的愿望，想看看它原来的模样，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导游告诉我们，这幅画陈列在离入口处不远的一间屋子里。我们直接走去。

它是那间屋子里唯一的一幅画。约十二个游客站着，在默默地观赏。虽然画对面有三条长凳，却没有一个游客坐下来。略一迟疑之后，我坐下了。然后雅克琳也在我身边坐下。我认出了那个天使。当然，除了我在布列塔尼度假时拥有的那张复制品，我还看到过其他复制品，但我只记得那张。我认出了那个天使，熟悉得就像头天夜里我还睡在他的身边。

这真美。 雅克琳贴着我耳朵说。

这样的感想尽管早在我意料之中，却没有产生相应的效果，可以说对我毫无作用。面对画坐着，我在尽量休息。接连四个夜晚我幻想那条河以来，我几乎没有睡着过。我突然发现我累了，那是可以感觉到的。放在我膝上的两只手似铅一样沉重。一片绿色的光被花园的草坪从门口反射进来。那幅画、游客和我都沐浴在这色彩中。绿色的光能使人得到非常充分的休息。

尤其是那个天使。 雅克琳贴着我耳朵说。

我注意到，此后我所拥有或见过的其他复制品，和我在布列塔尼度假时的那张相比，给我的印象都没有那么精确。画中那个女人，我也认出来了。天使，我年纪很小时就认得他，已没法弄清他是否讨我喜欢，而她呢，我知道，我总是有点不喜欢她。他在告诉她耶稣将会被人杀害吗？

这太美了。 雅克琳又说。

我记得，在那个暑假，我经常问自己，他是在谁的面前才可能这样顺从。

她也很美，你瞧！ 雅克琳补充说。

突然，我想告诉她，我很了解这个浑蛋，这个天使。从我是个小男孩的时候起，我就认识他了。这是我生活中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一件我可以讲给任何人听的琐事。这事不会使她了解我什么，也不会使我对她承诺什么。不过，我想，我还是要说出来。然而，难道是由于疲劳？我对她说不出来。这倒不是我本人，而是我的嘴唇无法这样做。它们张开了，然后，奇怪的是，变得迟钝，又像贝壳似的闭上了。什么都没说出口。不行了，我想，有点不安。

但那个天使尤其美。 雅克琳第二次说。

我又试了试，然而徒然，我无法做主向她说出一件如此简单的事，说这个天使对我如同一个童年伙伴似的熟悉。瞧，就这么简单。我是这样一个男人，在生活中尴尬到不仅找不到人可以说这件事，而且说起来具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其实，这很容易说：我小时候，在两个月时间里，我有过一张这幅画中天使的复制品。或者说：这就像我重新见到一个伙伴，因为在两个月时间里，那是在布列塔尼，我有过一张他的画像，挂在床的上方。这本来只该对一只狗或对一条鱼才会成为问题，可我是一个人。这不正常。说这件事有无数方式，但是对她，我找不到任何方式。

对他，我可以说： 你记得吗？ 但他什么都不会记得，这无助于我说出这件事，一个人不能自说自话。现在，阳光照向这幅画，它被映红了。总之，我认得这个天使，这件事还能继续不为人知吗？

我认为不能，更确切地说，就我而言，对某个人说这件事的时候已经到了。

这是一件我喜欢说的事，当然无关紧要，但是我突然发现很难放弃不说。我终于发现这点，不过这回只和我有关——我发现我能做到，年龄合适，机会合适——没有理由让世人继续不知此事，即我小时候，在布列塔尼，曾认得这个天使，我也没有理由继续保持沉默。这件事必须说出。它的表达形式正在我的心中欣喜若狂地呼之欲出。我感到十分惊奇。

我在长凳上待了很久，比欣赏这幅画值得付出的时间无疑更久，有半个多小时。天使当然仍在那里。我不由自主望着他，但视而不见。我全神贯注，以至于发现之后感到放松，很大的放松。我的傻气正从我身上泄走。我一动不动，让它泄走。憋的时间太久，极想排泄，我终于排泄出来了。一个男人撒尿时，总是尽可能专注，直到撒完最后一滴。我正是这样做的。我在将我的傻气泄光。这样做后，我的心情平静了。我身边的这个女人，逐渐恢复她固有的神秘性。我不再希望她有任何不幸了。总之，我在半小时以内变得成熟了。这不完全只是一种说法。一旦能控制自己，我就重新开始观赏那个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