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街道给我的印象总是出人意料地麻烦，即使我只是在其中短暂而行。与之相反，圣维克多山的山岳自那以后却一次也没有出现在我的幻想当中。不过，当我进行颜色和形式的类比时，这座山却几乎每天都会重现。不起眼的山路可以通往自由的顶峰与惊险的高地；而我也不需要专门地研究就会相信，我能够了解我周围的区域。

那座山对我的影响当然远远不止于一堂肤浅的自然课。

在巴黎有一座小山丘，但与蒙马特高地不同，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它。它位于城市的西郊，那里已经属于郊区的苏黑尼地区了，它的名字叫瓦莱利安山。沿着塞纳河的西侧有一串连绵的小山丘，这座山在其中并不引人注目，山上修建了一座用作防御工事的要塞。二战期间，德国占领军曾将此要塞当大规模处决人犯的地点。

以前我从未登过此山，但是在圣维克多山之后，我却迫切地要登上它。于是，在某个美妙的夏季周日，我在上面看到了一处石头公墓。在蓝天的掩映下，我把它想象成了明亮的史前大墓地；采摘着又硬又甜的覆盆子；眺望着山丘支脉上的小房子，彼处的犬吠声不时响起，还有零星的炊烟冉冉升起，这时我体验到的只有这个与恐惧和阴森绝缘的当下。然后我继续向东慢慢走下山去，穿过河上的桥，回到了巴黎市区，然后在布洛涅森林公园里面，我马上又登上了第二座并不明显的山丘，它叫菲西莱山。这座山丘同样曾与战争有关，有些树干上面还可以辨认出子弹的痕迹（与其他地方一样，那些树下是周末郊游的人们露营的地方）。虽然经常有人拿塞尚的作品与音乐作对比，但是类似的情况出现在我身上却仅有一次，而这也发生在那个下午：就在我为了达到将“这个当下”长久保藏的目的，而试图像对待“一把马林巴木琴”一样让它振动起来的时候。

傍晚的时候，我站在市郊的一处公路桥上，望着下面的郊区高速公路犹如流动的金色。而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在想些什么：像歌德那样的人一定会很羡慕我，因为我生活在20世纪末。

环绕着圣维克多山的圆圈越扩越大，并非故意；情况就是如此。

我的继父来自德国。他的父母在一战前从西里西亚迁到了柏林。我的生父也是德国人；他来自哈尔茨山（我从未去过那里）。而我母亲这边的所有祖先都是斯洛文尼亚人。我的外祖父曾在1920年投票赞成将南奥地利地区并入新成立的南斯拉夫，所以曾有德语族群的人威胁要打死他。（我的外祖母居中调停。调停的地点：“田埂”，斯洛文尼亚语叫“ozara”。）后来他对所有的公共事件几乎都保持沉默——我的母亲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曾参加过一个斯洛文尼亚的业余剧社。她后来总是对自己能说这种语言感到自豪。而且她的斯洛文尼亚语也在战后在俄国人占领的柏林帮了我们不少忙。当然，她从来不感觉自己是斯洛文尼亚人。有人说，这个民族完全缺乏民族的自我意识，因为与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不同，斯洛文尼亚人从来不需要在战争中保卫自己的国家。所以，甚至连合唱的时候也经常是令人遗憾地沉浸在各自的世界中。——据说我最初的语言也是斯洛文尼亚语。当地的理发师后来跟我讲了很多遍，说我第一次去理发的时候一个德语单词都听不懂，和理发师对话用的是纯粹的斯洛文尼亚语。我已经记不得了，这门语言也被我差不多彻底遗忘了。（可能我总是幻想自己来自别的什么地方。）在奥地利乡下念书的时候，我偶尔会很思念德国。在我看来，那里充满了大城市的气氛——例如战后的柏林。当我得知第三帝国的事情的时候，我认识到，再没有比它更邪恶的东西了，而且只要我力所能及，我都会按照这个认识行事。但同时我又总会觉得，我孩提时代所经历的那个德国是与之无关的。

后来，我在联邦德国的不同地方生活了大约十年，那是一个看起来比我出生的国家更辽阔更明亮的国度。在奥地利——这是一种经验——几乎没有人会说我的语言，而在德国，我有时甚至可以满怀激情地插别人的话（每当我想要透露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直至今日，我依然有在那里生活的设想；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地方能像那里一样有那么多每天都需要写些东西出来的“不懈努力者”；世界上也再没有哪个地方能像那里一样有那么多分散的、隐秘的读者。

但是，直到来了巴黎之后，我才体验到了群体的精神，我消失在了喧嚣之中。而从法国再去观察德国，我却发现了一个越来越丑恶的僵化的联邦德国。即使那些将“温情”、“团结”和“鼓励”挂在嘴边的人，做起事来也像是暴徒，而每个个体都变得多愁善感。（“固执、感伤与旅行”，是一个德国朋友的座右铭。）那些路人，无论多大年龄，看上去都是暮气沉沉；眼睛里没有色彩。就连小孩子也似乎不是逐步成长的，而是突然间就长高了。荒凉的街道上，五颜六色的大楼似乎分解成了各自行驶的彩色汽车，而车里的人们也似乎被座位上的头靠所替代。那里典型的声响就是停车计时器那丁零当啷的声音以及香烟自动售卖机的喀喀声；与之相符的词汇则是“对排水口的忧虑”和“电视带来的烦恼”。商店的标牌上写的不是“面包”和“牛奶”，而是鱼鲁亥豕与僭越乱悖。几乎所有的东西，在报纸与书籍中也是如此，都有一个伪造的名字。星期天那些商店的旗帜在空洞中飘舞。而方言，那曾经是“灵魂的口音”，如今也只能算是毫无灵魂可言的笨拙，就像是在说外语，它在内心深处已经与人们背道而驰（在奥地利也是如此）。可能还存在与“其他方向”相连接的信箱——但是，却再也没有一种对于地理方位的感觉：就连大自然也好像变得失效了；树梢和上面的云都只会完成猛然抖动的动作——就在那些公共汽车般的高楼上的霓虹灯以你为目标的时候，就在住宅门后有拴狗的链子发出铿锵之声的时候，就在打开的窗子旁有人向远处的车祸一味张望的时候，就在大楼的对讲装置里有一个声音朝着孤寂的街道方向喊“是谁呀”的时候，就在报头上写着有人工草坪可以提供的时候，以及就在好像悲伤的美一样的东西偶尔在公共厕所周围飘浮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懂得了暴力。德国这片世界总是以“合理的形式”进行运作，就连死和永恒都会被它贴上方便识别的标签。它同时又是一个彻底无言无语且无声无调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并无公理可言。也许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但是这里却给了我赤裸裸的伤害，我真的想要随便找个人把他干掉。我对这个国家心怀仇恨，这仇恨非常强烈，就像当年我对继父的感情一样。在我的想象当中，这个男人经常遭受刀斧的菹戮。而在政治家那里（正如在所有的政治家一般的“艺术家”那里）我也只是看到了一些拙劣的演员——没有任何能够从不偏不倚的角度出发的态度和意见——而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缺乏赎罪精神”。

在那段时间里，我甚至对德国的地形地貌也非常反感：那些山谷、河流与山脉。没错，这种反感一直渗透到地层深处。所以，当时我对那个交叉双臂的男人的故事的设想就是，作为地质研究者，他要在题为《论空间》的论文中对联邦德国一种所谓的冰冷原野 旁的地貌进行客观描写。在史前时代，那里曾有两条河流为了分水岭而“争斗”。其中一条河，因为落差更大，河道向后偏移，与原来分水岭另一侧的第二条河接在了一起，并且“强行夺走了”（术语就是如此）第二条河的水。按照人们的说法，第二条河的河谷被第一条河用“宝剑”“砍掉了脑袋”，变得荒芜了。河谷位于两河接合部下游的部分于是变成了“贫水河”，所以，今天的河谷看起来非常的宽阔，因此也被叫做冰冷原野 。

不过，在踏上欧洲的土地之前，那位地质学家又重新变回了我自己，而我在回奥地利之前的那段间歇期里又重新住在了柏林。我重新阅读了《许佩里翁》，终于看懂了每一个句子，而且可以像观赏图画一样欣赏那些语句——我也经常在达勒姆博物馆那些古老画作前驻足。有一次，我从地铁里出来，走到了达勒姆村地铁站前的那个圆形小广场上，看着广场周围那些结构复杂的路灯，让我想起了巴黎的协和广场，我的内心觉察到了一个“民族”的美，甚至还感受到了一些近乎于渴望的东西。也正是在德国，“王国”这个词向我展现出了新的意义。这时，我一直还绕着大弯奔波在那个博尔恩曾经描写过的北方“平原上”，在那些曲折的沙路与幽暗的水洼再次让我想起17世纪荷兰的风景画。这一新的涵义来自于一个区分：那些风景，即使里面只有一棵枯萎的树或者一头孤零零的奶牛，它仍然能展现出一个“王国”的光彩——而在这里，我不过是在一个毫无光芒可言的“小县城”出没而已。

直到那时我才留意到，原来柏林位于一个宽阔的冰蚀谷内（可能我从前对此根本不感兴趣）。那些房子看起来依然好像很偶然地被散乱地安放在一个荒草平原上。在此期间我发现，远处的一些街道属于城市里面少有的几处地点，那里曾被史前正在融化的冰川水侵蚀成了一个明显的山坡。圣马太乌斯公墓就坐落在那里，而那圆形的山坡顶正好比周围的地区高出一座房子的高度，那里也应该是其所在的舍内贝格区的最高海拔。（那些因战争而形成的人造废墟山不算。）有天下午，我前往那里。天气很闷热，远处还传来阵阵雷声。街道上第一个微小的斜坡就已经让我陷入了焦急的期待中。不过，直到走进公墓，我才看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山坡。山坡上也盖有房子。在山坡的顶上，整个地形伸展为一个平面，因为一个小的斜面的缘故，那里变成了一处梯地。我在那里坐了下来（我身旁的墓碑上刻着格林兄弟的名字），然后望着下面的一处大洼地，整座城市看起来在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伸展。远处，在谷底那里，甚至让人有了一种河的感觉。雷雨的第一批暖暖的雨点拍在额头，而我现在完全有理由用老小说里经常出现的一个句子来形容当时坐在那里的我：“那一刻，没有人比他更幸福。”回去的路上，我在那条更为倾斜的郎根沙伊特大街上感受着那些史前冰川水的冲刷：那是一种柔和清澈的感觉。夜晚，铅笔的石墨尖熠熠发光，而位于一处谷底里的“西方百货大楼”前的旗帜又飘扬了好几天。

最后，我前往哈韦尔山，海拔几乎不到一百米，它应该是西柏林最高的山了。在上山的时候，我看到草地中央的空地上有几个巨大的灰色袋子，有一些睡眼惺忪的士兵从里面出来。我兜了个圈子，然后到达了我所认为的山顶，因为实际上哈韦尔山山脊的高度非常平均。我躺在一棵大松树的下面，再一次呼吸到了当下的风。晨曦中，我从一处高台上眺望，高台下面有野猪在奔跑。我朝东柏林方向望去，那是我们战后曾经住过的地方。

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很偶然的事情，我去看望了我的父亲。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所以当他接电话的时候，我很吃惊。他住在北德一座小城里。我们到目前为止只见过几次面，与前几次一样，我们详细地进行了约定，但还是像往常一样相互错过了，然后又花了整个晚上的时间来寻找原因。他在太太死后就一个人生活着；连条狗都没有。他还有个孀居的女友，他们只在周末碰面；而平时他们会在晚上让对方的电话响那么一小会儿，以表示他们还活着。（但是，根据相应的惯例，这里就不将姓名与住址加以公布了。）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对死亡的恐惧，并且感受到了一种迟来的责任。我感觉他像是朋友的小孩。那种半真半假的刨根问底已经偏离了提问的精神，而我可以要求长时间地保持沉默（我只能这样打算）。他负责回答，他自己也喜欢这样做。他偶然提到，每当他早上照镜子时，他真想“痛扁那张臭脸”。这时，我才第一次看到了一个英雄的迷失、痛苦与倔强。深夜，他送我去火车站，车站一棵树上的招贴画熊熊燃烧起来，让周围悠闲的出租车司机陷入了火海。

在那之后，我领略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德国：不是联邦德国和那些联邦州，也不是那个恐怖的帝国，更不是那些小联邦州的桁架建筑。它是土黄色的，沐浴着风雨；它坐落在一座山丘上；它是那些窗子；它具有城市气息，但又杳无人烟，而且盛大欢快；我透过火车的窗子看到了它；它是河对岸的那些房子；赫尔曼·伦茨说，它就在“屋外”；它沉默且幽默，这叫做中庸感 ；它是“平静中有规律的沉默生活”；它是“美的中心”与“呼与吸的转折”；它是一个谜；它能够重现，所以是真实的。看到它的人，就会像神探科伦布在解决案件时一样机智。但是他也知道，从来就不可能存在一个彻底的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