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牧 译

从母亲去世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七个星期了，我想趁着葬礼时那股强烈的想要写写她的欲望还没有变回当初接到自杀消息时的麻木无语让自己开始工作。没错，是让自己开始工作，因为写写母亲的欲望尽管有的时候突如其来，但同时又极飘忽，以至于工作时必须很努力，才不会随兴所至地用打字机在纸上不断敲击同一个字母。单纯的运动疗法对我没有用处，只能让我更加消极和漠然，否则我也完全可以出门去，而且在路上，在旅途中，头脑一片空白地打盹或者无所事事也不会太让人难以忍受。

几个星期以来，我比平常更易怒，杂乱、寒冷或者寂静更是能让我跟人连话也说不得，并且只要看到地板上有细毛或面包屑就弯腰去捡。想到母亲自杀的事，我的感官就会突然变得木然，有时就连我自己都诧异手里拿的东西竟没有早就掉落。但是尽管如此，我依然渴望那样的时刻，因为此时此刻，麻木的感觉不再，头脑一片清明。那是能让我释然的惊骇：终于不再无聊，身体任凭摆布，没有费力地疏远，时间的流逝也不再让我痛苦。

在这样的时候，最让人恼火的似乎莫过于旁人的关心，用一个眼神甚至一句话。我要么马上移开目光，要么截断别人的话头，因为我需要的感觉是：自己正经历的这些是不能理解、无法言语的，只有如此，方能让人感到那惊骇是有意义的、真实的，一旦有人提起，就马上会感到无趣，所有的一切突然间重归空虚。然而我偶尔还是会毫无来由地向别人说起母亲自杀的事，若他们胆敢评论，我又气恼，情愿他们马上岔开话题，或是嘲弄我，不管因为什么。

惊恐的瞬间总是很短暂，更多的是不真实的感觉，一切都在瞬间过后重新隐匿，如果这时旁边有人在，我马上就会更加把心思用在对方身上，仿佛刚才冒犯了他们一样。而且自从动笔，这样的状态，也许恰恰是因为我想要尽量准确地描述它们，结果它们反倒离我而去了，消失了。因为要描述，我开始了对它们的回忆，如同回忆生命中一个已经结束的阶段，艰难的回忆和表述弄得我无暇他顾，竟使我对过去几个星期里那些短暂的白日梦境产生了距离感。我之前会不时出现的“状态”是：日复一日的那些想法只是一些不断机械反复的、存在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的原初想法而已。如今它们四散，意识因为一下子变得空空如也而疼痛。

当然，所有这些解释都不过是随手拈来，可以用同样是随手拈来的另一些解释代替。只是一些彻底失语的瞬间和想要表述这些瞬间的欲望而已，与向来写作的动机没两样。

去参加葬礼时，我在母亲的钱包里发现了一张编号432的邮局收据。星期五晚上，她在回家服药之前还用挂号信往法兰克福寄了一份遗嘱的副本。（又是为什么要用快件呢？）我星期一就在同一家邮局打电话，那是她死后两天半，我看到放在邮局工作人员面前的一卷黄色的挂号信标签：这期间有九封挂号信寄出，现在显示的下一个号码是442，这和我脑海中的那个数字如此相像，猛看上去竟让我产生了混乱，一时间以为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想要把这些事讲出来的愿望让我真正开怀。那天是多么晴朗；雪；我们吃的是肝泥丸子汤。“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如果这样开讲的话，一切都会像是杜撰出来的，我不想胁迫听众或读者对我个人表示同情，只是要给他们讲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而已。

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我的母亲五十多年前就出生在她后来去世的地方。那个地方但凡有点用的东西，当时都归教堂或者贵族地主所有，其中一部分租给百姓，这些人主要是工匠或者下层农民。贫困的状况之普遍，以至于少量占有土地的情况都还很少见。事实上，当时依然维持着1848年以前的状况，只不过农奴制度正式取消了。我的外祖父——他还健在，如今已经八十六岁了——是个木工，此外还和自己的妻子一起种了几片地，还有草场，每年交一次地租。他祖上是斯洛文尼亚人，和当时大多数下层农民的孩子一样是私生子。这种人即便早已经性成熟，却是既没钱结婚，也没有地方过婚姻生活。他的母亲至少是个家境相当殷实的农家的女儿，他的父亲当时在这家当长工。这个父亲对他而言不再只是“制造者”。不管怎样，他的母亲借此得到了购置一小片田产的钱。

为了捍卫西方世界的基本经济准则，一家报纸不久前在经济专栏内称财产是物化的自由。对于外祖父这样，历经数代没有财产因而也没有权势的家族里出现的首批有产者（至少是在不动产方面）而言，这种说法倒是有其道理：意识到自己拥有财产而产生的自由感，让人在世世代代任人摆布之后突然第一次有了意愿，那就是要更加自由。这其实只是说：扩大自己的财产，当然鉴于祖父当时所处的状况，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一开始的时候，财产却少得要倾尽心力才能勉强保住，所以抱负远大的小业主们就只有一条路可走：积攒。

于是，我的外祖父就一直积攒，直到在二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丢掉了所有积蓄。接着他又重新开始积攒，不是把省下的钱堆积在一处就算了，而是采用了压抑个人欲求的方式，同时还希望子女也能继承这种骇人的无欲无求，而他的女人，作为一个女人，反正是从一落地就连做梦也不曾想过要有什么不一样。

他和他的哥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不久就丢了性命。这期间，外祖父继续积攒，并且在三十年代的失业大潮中再次失去了所有积蓄。他积攒，这就是说：他不喝酒，不抽烟，几乎没有什么娱乐。他惟一允许自己参与的娱乐就是星期天的牌局，就算是打牌时赢的钱（他牌打得非常冷静，这让他几乎永远是赢家）也要攒起来，他充其量会从里面拈出一小枚铜子儿给孩子们。战后他又开始积攒，直到今天成了拿国家退休金的人，他也没有停下来过。

身为一个女人，出生在这种环境里从一开始就是致命的，当然这件事也可以让人宽心地来看待：至少不用对未来感到恐惧。节日时在教堂前集市上给人看相的女人从来只给男孩儿看手相占卜未来，反正对女人来说，所谓未来不过是个玩笑而已。

我母亲是五个孩子里的倒数第二个。她在学校里被认为是个聪明孩子，老师们给她最好的成绩，尤其欣赏她工整的书写。随后学也就上完了。学习不过是小孩儿的游戏而已。等完成了义务教育，年龄大了，也就没有必要了。女人们现在要做的是在家里演习将来的家务事。

没有恐惧，除了对黑暗和暴风雨本能的害怕；只有冷与热、潮湿与干燥、快乐与不快的交替。

雨——晴，外面——里面，女人的感情变得非常容易受天气的影响，因为“外面”几乎只能是场院，“里面”无一例外是那个没有自己房间的家。

故事是从母亲突然对一件事产生兴趣开始的：她想上学，因为尚在童年时，上学就让她感到了自我的存在，当时就像人们所说的：“我自觉了。”这是她平生的第一个愿望，并且也说了出来，不断地说，直到最终变成固执的想法。母亲说她“乞求”外祖父允许她去上学，但这是不可能的：打一个手势就足以了结这事。他摇摇手，这种事是无法想像的。

不过老百姓世代都对既成的事实有种尊重：怀孕，战争，国家，习俗和死亡。母亲干脆离家出走，十五六岁时就跑到一个建在湖边的旅馆里学做饭，当时外祖父就由了她，因为她已经走了 ，再说，做饭也没什么可学的。

都市的生活：短连衣裙（“便裙”），高跟鞋，大波浪和耳环，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甚至还在国外（！）待过，她在黑森林里做清洁房间的女工，拥有众多崇拜者 ，却对谁也不曾委身 ！约会，跳舞，聊天，打趣——对性的恐惧就这样被掩饰过去，“没有我喜欢的”。工作，娱乐，心情沉重，心情轻松，收音机里的希特勒声音很好听。

没有经济能力的人如果想念家乡：回到湖边的旅馆，“现在我已经开始管账了”，工作证明上的溢美之词：“……小姐机敏、好学。她勤奋，性格开朗、活泼，因此我们感到很遗憾……她是自愿离开本店。”划船，彻夜跳舞，不知疲倦。

报纸的广告里夹着代表全民公决的标志，还有绸子的或者纸制的简易小旗。足球队比赛结束后要按照规定说“必胜！”作为告别辞。机动车上标的“A”现在换成了“D”！“16时15分，伴着巴登维勒进行曲，元首乘车胜利抵达，人群的欢呼声不绝于耳，寒冰尽融的沃特湖上倒映着疗养和避暑胜地上成千上万的十字旗，老帝国和我们本土的飞机要与云朵争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