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曾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凶手，只能装模作样地继续从前的生活？从前，时光仍连绵不息的时候，格里高尔·科士尼格在奥地利驻巴黎大使馆担任了几个月的媒体官员。他和妻子、四岁的女儿阿涅丝住在十六区一间阴暗公寓里。房子建于世纪之交，是一栋法国市民住宅楼，二楼和五楼分别有一个石砌的铁艺阳台。这栋楼坐落在一条宁静的林荫道上，四周都是风格类似的建筑，顺着林荫道走下去有一个小小的下坡，那条路通向奥特伊门——城西出口之一。白天，每五分钟就有一趟火车经过林荫道边的低地。每到此时，饭厅里的玻璃和碗碟就会乒乓作响，列车上的旅客都是从郊区去市中心的圣拉扎尔火车站，然后转乘西北方向的火车去大西洋，去多维尔或勒阿弗尔。（百年前，这个居民区还是葡萄园，现在，这里的一些老居民周末偶尔也会带着狗，乘坐同样方向的火车去海边。）晚上九点之后这里就没有火车了，林荫道一片静谧，不时有微风吹拂，连窗前梧桐叶的刷刷声都切切可闻。七月底的这样一个夜晚，格里高尔·科士尼格做了一个悠长的梦，梦的开端便是他杀了一个人。

突然间，他和世界脱钩了。他想改变自己，就像一个求职者想“改变自我”一样。然而为了不被觉察出异样，他还得延续从前的生活和自我。这样一来，即便他每天毫无异样地和旁人一同坐在餐桌边，已然是一种伪装；他突然开始长篇大论地谈论自己，谈论“从前的生活”，也是为了岔开别人的注意。他杀害了一个老妇人，草草处理尸体后放进了一个木箱里——我会给父母带来多大的耻辱，他想。家里竟出了一个凶手！他最大的困扰是，自己已变得面目全非，却还得假装合群。那个梦的结尾是，陈尸的木箱已明目张胆地竖在他住的公寓门外，终于有一个路人打开了木箱。

从前，科士尼格对某事忍无可忍时，一般会找个地方躺下来睡一觉。而这天夜里，情况截然相反：那个梦令他不堪忍受，终于醒了过来。然而他很快发现，清醒和睡眠一样不再可能，甚至比后者更可笑，更无聊。仿佛他已开始受到无法预见的惩罚。事已发生，无法挽回。他双手交叉枕在脑后，但这个习惯对现状没有任何改观。卧室的窗外风平浪静；寂静良久后，院里常青树的一根枝条抖了抖，他却觉得，那根枝条并不是为风而动，而是因为自身内部蓄积已久的压力而动。科士尼格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屋子在底层，上方还有六层楼，重重叠叠，很可能都配备着沉重的家具，暗漆箱柜。他没有把手从脑后抽出来，而是鼓起了腮帮，仿佛在找一种庇护。他左思右想，希望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然而，既然一切都已失效，他也无能为力。他蜷起身体想重新入睡，却史无前例地第一次失眠了。快六点时，第一趟火车开过，床柜上的水杯终于叮当响起，他木然地起了床。

科士尼格的公寓很大，结构错杂。屋里走道繁多，两个人会不期然地忽地撞个满怀。走廊很长，看似通往一面墙，到墙边却又有一个拐角，拐过去又是一段悠长的廊道，你不禁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同一所公寓里。走廊一直通向一间里屋，他的妻子正在自学一个听说教程，偶尔会待在那个房间学法语，有时就睡在那里，对此她解释道：疲倦的时候，她很恐惧幽长的走廊和那些曲折的拐角。公寓如此曲径交叉，他们虽然明知女儿不会在里面走失，但还会不时叫一声：“你在哪？”女儿的房间有三个入口：走廊，被妻子称作“工作室”的里屋，以及不明就里的客人眼中的“父母卧房”。再往前还有饭厅和厨房，厨房还有一个“用人入口”——他们没有用人——以及用人专用的洗手间（洗手间的门锁莫名其妙地安在外面）。公寓最前方的“几间沙龙”紧挨着街边，妻子称其为“起居室”，租房合同把其中一个沙龙列为“图书馆”，因为墙上有一个小书龛。直通街面的房间在合同里名为“前厅”。公寓每月房租是三千法郎；房东是一个法国老女人，丈夫曾在印度支那有过地产，现在她只得靠房租度日。奥地利外交部承担了三分之二的房租。

通过里屋半开半合的门，科士尼格观察着沉睡的妻子。他希望妻子一醒来就会问他在想什么，然后他会答道：“我正在想，怎么才能不想我的生活。”突然他又希望再也见不到她，听不到她的声音。把她撵走。她闭着眼，眼皮皱巴巴，不时悸动一下，看起来快醒了。她的肚子咕咕作响。窗外有两只麻雀正在叽叽喳喳地尖叫，应声总要比呼声高几个八度。都市夜间的朦胧低语正渐渐清晰，不同的声音凸现出来：车流渐密，刹车声和鸣笛声此起彼伏。妻子头上还戴着耳机，语言教学唱片还在唱机里转动。他关上唱机，她睁开眼。睁眼的她看起来要年轻一些。她叫斯蒂芬妮，直到昨天，他至少还曾为她心动过。为什么她看不出他的异样？“你已经穿好衣服了。”她说，一边摘下耳机。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几乎要跪在她面前，和盘托出一切的一切。从哪里说起呢？从前，他有时会用手按住她的喉咙，那不是粗暴，而是他表达感动的某种方式。现在他想，除非她死了，否则我再也不会为她感动。他站着不动，仿佛罪犯名录里的人物一样，把头转向一侧，以一种家常便饭式的口气对她说：“你在我心中没有分量。我再也不想跟你共度一世。我再也不想关心你的任何事。”——“很押韵么。”她说。话脱口后，他才意识到最后两句押韵，太迟了——这样的话，她就不会当真。果然，她闭上了眼睛，问他：“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他瞥也没瞥窗外一眼，就径直答道：“天高云淡。”她笑，很快又睡着了。一无所获，他想。太奇妙了！这个早晨，在他眼里，自己的任何行为都那么奇妙！

来到孩子的房间，他觉得自己在告别；不仅向孩子告别，还向迄今为止与自己相得益彰的一种生活方式告别。再也不会有任何适合他的生活方式了。他站在堆放着乱七八糟的玩具的房间里，心里惶惑不已，一不小心竟扭伤了膝盖。他坐下来。短暂的想像缺席让他很疲倦，觉得自己应该找些事来做。孩子昨晚睡前把鞋带抽了出来，于是他给孩子穿鞋带。沉睡的阿涅丝的头发遮住了整张脸，他看不见她的样子。他把手放在阿涅丝背上，感受她的呼吸。孩子的呼吸很宁静，闻起来很温暖，以至他回忆起了从前，那时的一切都和谐美满，仿佛蜗居在一片巨大穹顶之下。那时他常常把妻子误叫成“阿涅丝”，把女儿误叫成“斯蒂芬妮”。这些现在都已成泡影，他甚至连再多的回忆都没有了。科士尼格站起身时，觉得大脑似乎正在缓缓冷却。他皱起眉峰，死死合上双眼，仿佛要将麻木的头脑重新催热。从今天开始，他想，我要过一种双面生活。不，我没有生活：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旧生活只是一种伪装，而新的生活则泯灭在旧生活的伪装中。我的心已不在此地，却又无法设想去往别处；我无法设想再一如既往地生活下去，却也不能想像别人那样去生活。我并不是排斥，只是无法想像自己像佛教徒、前卫者、人道主义者，或一个绝望者那样生活。对我而言，“如何”并不是一个问题，最多只是如何继续“如我”地活下去。——这个念头突然让科士尼格喘不过气来。下一刻，他觉得自己几乎冲破了躯壳飞出去，留下一大团湿糊糊的血肉在地毯上。仿佛这个念头已经玷污了孩子的房间，他匆匆离开了。

不要东张西望！他走在走廊里，心里念叨着。“目不斜视！”他大声道。他盯着一间起居室里的红沙发，沙发上放着一本打开的儿童书，乱七八糟。一切如此熟悉，却让他厌恶。他合起书放在桌上，让书和桌沿保持平行。然后他从地毯上拾起一根线，捏着它穿过走廊走进厨房，扔进垃圾桶里。做这些事的同时，他一直沉浸在恐慌中，竭力以完整的语句来思考。

他神色木然地离开幽暗的公寓，走到街上。外面一片残酷的明亮！我也可以这样赤条条地一览无遗，他心想。一有这个念头，他不由自主地低头看看自己的裤链是否拉上了，并悄悄地整理了一下。不能让别人看出他的异样。他出门前刷牙了吗？马路的另一边，排水槽中的流水正灿烂地汇入奥特伊门，那景象暂时驱散了他脸上的木讷。水底石板的颜色已经被冲洗得很淡。科士尼格走着走着，忽然瞥见了一条很像自己家乡附近的小路，路边的墙上爬满了细溜溜、湿乎乎的黑色蓝莓根。他小时候经常在家乡的那条路上刨粘土，然后捏成弹子和火箭形状。幸亏刚才和斯蒂芬妮说话时不小心押了韵，他心想：不然我就暴露了自己。他将袖口从大衣中抽出来。今天起床以来，他终于首次有了一点好奇心。通常科士尼格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但他从不会给自己惹事。这条路的尽头有什么？他一般会在奥特伊门坐地铁，在拉莫特-毕盖-格勒奈尔转车，一直坐到荣军院广场附近的拉杜尔大街。奥地利使馆是一幢三层建筑，位于法贝尔街附近的七区。今天他打算步行去使馆，给自己开个小差——或许这就是一种方式。他可以从米拉波桥过塞纳河，然后沿着码头一直走到荣军院广场。走路时，他或许能理清脑中那团“非此非彼”的乱麻。对，理清！他一边想着，一边注视着自己在奥特伊街一家面包店橱窗里的形象，看起来很整洁。他好奇地伸展了一下身体。

作为媒体负责人，科士尼格打开任何一份报纸第一眼都会搜索“奥地利”和“奥地利人”等字眼，好像那才是他的名字。走到米拉波街，他经过一栋楼时瞥见了一块纪念碑，上面竟写着“奥地利”。原来这块碑纪念的是一个奥地利籍游击队员，参加了法国抵抗军抗击纳粹的战斗，三十年前在这里被德国人枪杀了。7月14日国庆节，人们打扫了碑石，在碑下的人行道上放了一个铁盒，里面是一根冷杉枝条。这个蠢货，科士尼格暗想，踢了一下铁盒，盒子向前滚了几步，他只好又用脚拦住。他走过凡尔赛大道，看见一排工地围栏上挂着一幅海报，鼓动人们参加某个会议：“伊莎贝尔·阿连德对我们说……”对我们！他想，转头吐了一口痰。垃圾！他经过一家报刊亭，早报栏只有五点发行的《费加罗报》，他在上面读到，土耳其军侵入塞浦路斯后，现在已经攻进了首都尼科西亚；战争一触即发。真烦人，科士尼格想：干扰我的生活！桥上有一对情侣向他迎面走来，手挽着手。女人啃着一块长长的白面包，毫无战争临头的忧伤感，这让他的心绪平静了一些。那个男人怎么这么矮？这种身高真让人倒胃口。想想看，他怎么把可笑的精子射进这个女人可怜的肚子里！他走到桥中央停住脚步，低头看塞纳河。“米拉波桥下流淌着塞纳河和我们的爱。”对面的河岸上挂着一幅推销高层公寓的海报，上面写道：“从米拉波桥上看诗一样的巴黎。”失势的诗歌！塞纳河水一如既往地泛着褐色，一如既往地向西边的丘陵流去，晨光正渐渐漫向市郊的默东森林。对于科士尼格而言，一切都同样遥不可及，同样毫无意义：左岸的淘沙厂、默东的丘陵、圣克劳德、他的鞋头。仿佛他的目光在接收任何对象之前，就已经被一层不可见的隔阂消解了。一切都是不可触及的——他也没有兴趣去触及什么。眼中没有任何可爱之物，他以一个受虐者的目光看着外界，心里想：我这时就是跳进地铁轨道，也没有人会注意，大家都只看自己的眼前。他在雅威尔坐上了列车，然后像往常一样，刚过七点时走进了奥地利使馆，惟一的不同就是万念俱灰的糟糕神色。

科士尼格的办公室在使馆楼三层，窗外有一棵栗子树。他的主要工作是读法国的各类报刊杂志，从中圈出与奥地利相关的所有文章或报道，差不多每天向大使作一个总结报告，每月还给维也纳的外交部打两篇报告，报告的内容是法国大众媒体中的奥地利形象。奥地利为自己设定了一种新的形象定位，他得以这种定位为标准来衡量法国媒体中的奥地利形象。新定位认为：奥地利不仅仅只是一个以利皮扎马和滑雪著称的国家。因此，如果法国报纸或电视媒体仅仅传达了奥地利的传统形象，科士尼格就得去信予以纠正。他在办公桌上贴了一份信件样本。比如说去年，《金融时报》为奥地利颁发了一份“经济奥斯卡”奖——奥地利在工业国统计数据中位居第一。科士尼格寄出去的纠正信件很少受到重视；他写给外交部的报告更是回音寥寥。他偶尔也会参与记者们和法国政客的工作餐，餐费得提前汇款支付。有时他也会请请那些记者，之后都能入账，因为这些花费都属于他的工作范畴，可以报销。餐费的入账名目为“坐式活动”。“立式活动”指喝酒，顶多加一份自助快餐。这些差不多就是他的工作内容。迄今为止，他的工作态度一直无可指摘。他自己心中并没有奥地利形象，因此很高兴有官方的形象指南。惟独有时，他会收到一些孩子写来的信，向他打听奥地利的事，这些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复。好在这些信中的问题大多是在成年人的指示下提出的。

几个月前，科士尼格向在夏悠宫举办的一个系列电影展提供了一套奥地利默片，之后虽多次催促，对方也没有归还。这天早上才终于来了一辆货车，送还了电影胶卷。他在使馆楼的院子里对照送货单一卷一卷地检查，对司机的不耐烦置若罔闻。没人注意这里。使馆里几乎空无一人。他因为要读报纸，像一贯那样来得很早。到办公室，他打开夜班工人放在门前的包裹，扯掉印着“奥地利大使馆”红色字样的地址标签。他想起联合国派到塞浦路斯的维和部队里有奥地利士兵，于是在各个报纸上寻找相关报道。还没死人吗？他手里拿着一支油笔，开始认真读报，每半个小时起身一次，从嘀答不停的传真机上扯下法国媒体发来的报道。短波收音机也打开了。八点前后，他就收到了关于塞浦路斯暂时停火的消息。现在，他可以不受干扰地独自待着。像平时一样，他的手指在报纸上摩挲得乌黑。读报时的他纹丝不动，连脸上的痒也不知道挠一下，只是一直读，看到所谓的“关键语句”便用笔画出来，果断得头都不抬。哪些是奥地利形象定位需要的“具有推广意味的”报道呢？贡比涅的农业经济博览会上展出了一种奥地利制造的造林设备。里昂的显微镜展览中有一款奥地利的研究型显微镜。《世界报》称赞了蒂罗尔自然环境的改善。《作者报》又提到了奥地利的反犹主义，虽然科士尼格根据形象定位方针已经多次去信纠正。一家试用商品杂志推荐了一款奥地利的滑雪板皮带。可是《解放巴黎人》报把奥地利的布鲁克纳误称为德国人。九点左右，科士尼格认真洗净了手，去找大使。大使今天来得比较早，他问科士尼格对塞浦路斯局势的看法，然后几乎关切地自己替他回答，科士尼格只须偶尔应道“很有可能”或“这也不排除”。虽然大使自己也常常宣称，上级应该有察言观色的能力，但连他都没有发现科士尼格的异样。（否则他会跟科士尼格一道一道地细数昨天和法国伯爵晚餐的菜肴吗？）科士尼格如释重负，却也有一丝莫名的失望。

他像往常一样，在拉杜尔大道的咖啡馆要了一杯茶。望着街道，他忽然发现，自己对所有人都已无话可说。他常听人说：“要我说……”现在他只想：要我说，我要消除一切。人行道上的垃圾桶上浇满了咖啡汁，中间还有滤纸，这让科士尼格想到了一块刚用人粪施肥的草坪：草芽间尽是点点厕纸。他走进洗手间，郁闷地对着洞撒尿。尿液的气味让他清醒了。他想起了明天和后天，十分厌恶，不由拉响了手指骨节。他咧了咧嘴，同时立刻左右打量了一眼，生怕有人在看他。回使馆的路上，他突然很想表达自己的愤怒。他从咖啡馆舒适的椅子上站起身来，前景黑暗。他紧紧抿着嘴，以这副表情和一个迎面而来的同事打招呼。那人的样子让他想起了袖套，虽然他很久都没见过戴袖套的人了。为什么这些人不能对他视而不见？为什么非得朝他迎面走来呢？一杯放了几天的牛奶上结了一层褐色的奶皮。他目前虽然还活着，能自由行动，但很快就会完蛋。他想揍所有人！一切的一切，甚至连喝第一口茶的享受，突然都变得那么有限。我的生活轨道中断了，科士尼格想，仿佛想让自己心情好一些。一辆童车停在一个楼道里，车上盖着一块塑料遮雨篷，他匆匆走过时瞥了一眼，那景象令他顷刻毛骨悚然，仿佛昨晚未完成的噩梦在这里被续写了。他强迫自己走回来，仔仔细细地打量童车。

他看见前面走着两个黑人，双手插在口袋里，外套被撑裂了一道缝，从后面能看见露出来的屁股——两人都是同样的裂口，同样的屁股！一个女人左右脚穿不同的鞋，一只的鞋跟比另一只高出很多。还有个女人正抱着一只美国可卡狗失声痛哭。他觉得自己仿佛被囚禁在迪士尼乐园里。

他看见人行道上有一行粉笔字：“哦，美丽的人生啊！”下面还有一行“我和你一样。”旁边还有一串小小的电话号码。这个人书写“美丽的人生”时，还得弯下腰。他想，一边抄下了那串号码。

他坐在办公室里读着刚送来的报纸。阅读中，他发现那些版面的标题上经常出现“越来越多……”的字眼。“越来越多的婴儿有营养过剩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儿童自杀行为。”读《时代周刊》时，他看见很多版面上都有“我正在发掘生活”这句话。一个篮球巨星说：“我正在发掘生活。”一个退伍老兵说：“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一个乡村女歌手说：“我非常幸福。”一个使用新牙粉的男人说：“现在，我要发掘生活。”科士尼格想冲着整栋大楼怒吼。但他只是静静地盯着天花板，小心翼翼，仿佛这样即会被人识破秘密。

他把人行道上的电话号码放在面前，却先拨了其他几个号码。接下来的这段日子里，他想尽可能避免独处，找些熟人一个接一个地见面。由于害怕自己在电话里说漏嘴，或突然哑口无言，他在每拨一个号码前都把自己想说的话写了下来。最后，记事本上直到月底的日程全部爆满，每天晚上都有一个约会。我要献身工作，他想。最后，他拨通了人行道上的那串号码。接电话的是个女人。她说不记得自己在马路上写过什么，可能是醉酒后写的。科士尼格原本只想讽刺她几句，这时却改口说：“您没有喝醉。明天晚上九点，我会在剧院旁边的和平咖啡馆。您来吗？”“也许吧，”女人说，然后又补了一句，“我去。我们不要约定接头暗号。我希望自然见面。我会到的。”

中午时分，科士尼格穿过圣多米尼街去坐68路巴士，照常去蒙马特见一个情人。他跟着一个裤子上印着“芝加哥城”的女孩走了好几条小街，想看清她的脸，后来又意识到自己已经忘了她。上车后，他发现车厢里只有他自己一人，亢奋了一阵，蓦地打了个寒战，心中泛起了一股不针对任何人的强大感。到了下一站，他抬头一看，前面已有了几个后脑勺。

科士尼格朝车窗外看，眼前仿佛闪动着无数透明的斑点，他闭上眼再睁开，斑点竟然更多了。下车后，他决定静静站立片刻，耐心地盯着什么看，比如说天空。他麻木地站着不动。一个人走过他身边，淡淡地说了一句：“很平常。”是啊，一切都平常得可悲。他忽然想起了某乡村里的一个朝圣地，地名就叫做“玛利亚·可悲”。

他尽量让自己不引人注目，于是第一次为情人买花。如果有人在观察他，看着他走进花店，也不再会觉得他有什么异样。他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沉浸在日常琐碎中，无忧无虑到了买花的境界。他打算做个正统的人。花店里很凉爽，有人要买一束剑兰，他心里充满了安全感，竟很想帮女店员扎花束的蝴蝶结。店内的环境、水的气息、四处的水池，都让他很舒服。店员以一种优美而细腻的认真态度，将剑兰一枝又一枝摆到包装纸上。以前如果有人问他，送人的花束应不应该精致包装，他会不假思索地回答：简单包就可以了。今天他却在一旁认真观察，看女店员如何用针线缝合包装纸。整个包装过程中——无论是剪断花茎，摘下枯萎的花瓣，还是将花束递给客户，女孩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科士尼格认为很妙。在这家店里，他觉得自己似乎很卑微。如果嘴唇能绷紧，他就能笑出来，女孩也笑了。这种纯粹客套的友善在他看来却是一种人道待遇，她令他感动了。

他拿着那束花往蒙马特走，看起来毫不起眼。勒皮克街各家市集的气息混在一起，根本无法辨别源头：鱼、奶酪、阳光下的法兰绒西装的味道……从一家面包房敞开的门内飘出一缕白面包的香味，那气味令他措手不及地沉入了回忆之中，并非他自己的回忆，而是一种全新的、更宏大清晰的回忆，他眼前的平面世界骤然立起来了。所有人的举止都果断自如，没有人自怨自艾：在这些他永远不会认识的人中间，他有了一种归属感。他在情人的门前慢吞吞地脱鞋，一边幸灾乐祸地笑——笑谁呢？门内传来了脚步声，越来越近，他知道，一切马上就会重演，毫无廉耻，他们将认出对方，然后彼此微笑，这个念头让他的目光无地自容。还不晚，他还可以顺着楼梯火速窜上去。科士尼格一动不动地站着，双脚并拢，直到门像往常那样打开。惟一不同于往常的是，他几乎要被心中的荒谬感击溃。

他不动声色。贝亚特丽斯第一眼就认出了他，这让他颇有些困惑。他突然担心自己下次认不出她，于是努力想记住她脸上的细节，或记住某个特殊标志。贝亚特丽斯在十五区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兼职翻译。丈夫骑摩托车时撞死在一辆拖车上，她独自拉扯着两个孩子——孩子此时不在家里。他们是在一次使馆的接待活动中认识的。她走到他面前，问：“接下来我们做什么？”科士尼格经常来看她。他喜欢望着她忙活家务。她话很多，听她说话时，他有一种宁静而又强烈的兴趣。“在你面前，我不怕自己会做错事。”她说。他们从来不想彼此的关系。“不多想或许是个好征兆。”贝亚特丽斯说。她把自己遭遇的一切都理解成一种征兆；即便在别人眼中是很坏的信号，她也只会看到事情将有转机。她不喜欢困境，却把困境看成是好事的兆头。因此她才能开朗地活下去，和她在一起，科士尼格至少能暂时忘却那个万念俱灰的开端时刻。

然而现在，他所见到的一切都成了死亡的征兆。他什么都不想看。虽然睁着眼，却感知不到任何令他欣慰的事情，忧虑令他一阵剧痛，从心口一直痛到舌尖。他想起了那条楼道里盖着雨篷的童车，雨篷上还有水泥块，贝亚特丽斯想帮他脱大衣，他不情愿地转过头去。现在，他突然变得担心自己说错话做错事，担心自己做事心不在焉——切肉也罢，拥抱也罢，甚至是呼吸。一切惯熟的动作，他都做得谨慎庄严，因为担心自己会脱离角色：从酒瓶里拔出软木塞，把餐巾铺在膝盖上。在致命的恐惧中，他突然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一切都还安好吧？”他用了“安好”这个生僻的词，掩饰自己的恐惧。再次坐在饭桌边，他什么都想自己来，虽然平时他很喜欢贝亚特丽斯在饭后给他削一个苹果。

他没让她帮脱衣服。如果她敢碰他，他会一拳把她打倒。裤子放到椅子上；双双躺倒在床上；阴道接纳他的阳具。女人用指甲轻轻摩挲他的阳具时，他觉得她正在传染一种恶心的皮肤病给他。做爱时，她的肚子轻轻擦着他，他才有了安全感，然而到高潮时，他体会到的不再是一种火热感，竟是一阵迅速漫遍全身的冷战。他巴不得马上冲个澡，穿上衣服，跟她面对面远远地坐着。她望着他，于是他用大拇指爱抚般地摸她的眼帘，让她合上眼不看他。但她立刻又睁开了。他觉得那双大睁的眼睛仿佛在笑，于是强迫她合上。贝亚特丽斯挣脱了他的手转开头，依然继续望着他，她并没有紧张，反倒有些忍俊不禁。于是他只好闭上眼睛——随她去，直到他觉得有了安全感为止。然而失明般的感觉很快让他难以忍受。他想睁眼，眼睛却无耻地拒绝就范：眼皮仿佛粘在了一起，很费力才能扯开，先是一只，然后另一只。贝亚特丽斯还在盯着他看，或许她一直都在注视他——仿佛他有问题。她抿紧了嘴唇，但嘴角还有一丝缝隙，里面似乎有一颗闪着光的虎牙。他在脑中想像一只死猪，其实只是为了不居于她的下风。他们对视的时间越长，她越发显得关切，而他越发心不在焉。由于脑中一片空白，他做了个鬼脸——不，他的脸变成了一个鬼脸，虽然他并没有刻意作任何表情。他假装打了个呵欠，这样至少能暂时再次闭上眼。他抓住贝亚特丽斯的头发，推着她的头沿着自己的肚子滑下去，让她含住阳具，用舌头从下往上舔，仿佛要把它舔长。他的身体暖和了，觉得自己和贝亚特丽斯暂时是一体的。他还觉得，自己只要此时开口说话，就能彻底理解她。

他们在厨房里喝咖啡，他望着她从冰箱里拿出焦糖布丁，这样孩子回家时布丁就不会太冰。如他所愿，她真的坐在了他对面，在他伸手能及的范围之外，她认真地为还在上幼儿园的大孩子削着用钝的彩色铅笔。凝望着她时，他终于能纵深地进入视线之中。透过敞开的窗口，他听见了寂静的街道上排水渠中的水流声。在某些悬突的石头上，水的叮咚声格外清晰。他聆听得越久，周围的空间就延伸得越远，水渠的水在他心中变成了一条小溪流，汩汩的溪水声讲述着一段几乎被遗忘的故事。贝亚特丽斯一直不停地转动着卷笔刀中的铅笔，咯吱咯吱——科士尼格突然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只要厨房用桌上还有这些未完成的工作，他就能远离危险。厨房用桌：这个词语现在有了更重要的含义，某种安全的含义。他可以从桌边站起，一直向后退，退到红色地板砖那里。贝亚特丽斯专心致志地转动着铅笔，忽然停住了手，反过来开始转动削笔刀，仿佛她脑中掠过的某个念头突然变成了一种强烈的意愿，一个客观意向变成了一种主观矛盾，或是一段早被遗弃的回忆变成了一种当下的感觉！他周围的公寓仿佛变成了平地，明亮通透，宛若在一片高地上——科士尼格心醉神迷地闭上眼，想阻止自己哭出来，又像要更好地享受眼泪。

他以一种“再不来”的目光看着一切。虽然眼睛望着贝亚特丽斯，但他已将她抛到了脑后。他已经不再属于她，只能如此；必须如此。他的体内一阵噼啪作响，然后轰然崩溃。一次复杂的灵魂塌方，他想。一些零星的思想突破了外壳，他永远地僵化了。人的身体上有丑陋的痛苦吗？身体有丑陋的伤口，灵魂才有丑陋的痛苦。身体的伤口有时也是美好的，尤其那些令人扼腕的伤口，美好在于它们愈合时——而灵魂中只有一种，一种丑陋的痛苦——“我觉得自己吃太饱了。”他对贝亚特丽斯说。她在一边不时投来同情而又冷漠的目光。窗外飘过一颗球状的花种。怜悯！科士尼格觉得自己体内的那团垃圾仿佛倾塌了。他几乎想对着房间大声放出一个响屁。

贝亚特丽斯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了一阵，很快又看过来。她想帮助我，他愤怒地想，几乎要一拳砸向她的脸。摆在桌上的前臂已绷紧，他悄悄地抽回了胳膊，她把卷笔刀里的木屑吹了出来。不要特殊处置！他偷偷看自己桌面下的双腿是不是像平时那样放着。一条腿伸开，另一条弯曲——正常！现在，科士尼格最害怕的是别人的洞察力，害怕别人会真正读懂他。如果一个人心领神会地说：“生活有时就是这样，我也经历过！”他会觉得恶心；但如果有人沉默不语地看穿了他，那又会成为他的耻辱。贝亚特丽斯移开了目光，仿佛不想看穿他……或许她根本没有兴趣看穿他吧？不错，她没有兴趣。谢天谢地，这就意味着她并不把他当回事。他站起身，隔着桌子俯身凑近她，高兴地抚摸她。她完全不理解他的动作，高高地耸起了肩膀，但并没有拒绝，因为对方是他。一切都不会再回到从前了，科士尼格想。——他也不愿回到从前。从前根本就不是从前！之前的生活令他呼吸艰难，令他……他简直无法描述。他第二次有了好奇心。“你突然眯起眼睛，”贝亚特丽斯说，“想起了什么好玩的事吗？”——“你呢？”——“每时每刻。”她答道，“我总在最开心的瞬间想，还有好事会发生。”

他们一起离开公寓。她乘电梯，他走楼梯。两人在街道上遇上了，又分道扬镳，贝亚特丽斯的神情严肃而淡漠，没有语言，仿佛以后的事都已安排妥当。再见，明天见。今天呢？他得回去工作。六点钟，他得参加在爱丽舍宫举办的一场关于政府新政的媒体发布会；九点钟，他还要在家里会见一位旅居巴黎的奥地利作家，和他一起吃饭（预算之内的坐式活动）；然后他会筋疲力尽地睡死过去，无梦。满满的日程，他感恩地想，没有自由的空间，包括深夜熄灯的动作在内，一切都已得到安顿。至少今天的每分每秒都已有安排，没有危险的多余行为，日程表爆满的幸福。想到这里，他真真切切有了一种被呵护的幸福感，可以放心大胆地抬起眼睛，世界就候在他面前，仿佛一直在等待他的到来。

空气很澄净，站在小山上可以鸟瞰巴黎城内城外的全貌，眼中绿意盎然。城市的全貌毫无零乱感，每一个叛逆的细节都被归约到整体印象下。这一点让他很舒服，因为他不愿被唤起任何记忆。第一眼望去，这幅全景并没有任何不寻常之处，因此他能够在呼吸中将内在的自我推出体外，不留一丝烦闷。他蓦地发现旁边冒出了一个游客，穿着军夹克，前胸口袋里插着一支牙刷。在看清牙刷之前，他突然抽搐了一下，仿佛裂成了两半。他想起昨夜的梦，梦里也出现了这样一支牙刷。那支牙刷和他这个逃窜的凶手有关。而在此之前，站在高处，他已成功地把那个梦放在了其应有的位置上——梦就是梦。现在呢？我真蠢，居然认为这种高处的全景图就能修正所有的维度。真正的维度是什么呢？那个梦是真实的，他想，但我竟被这个全景摆布了，出卖了自己的梦。登高望远的懦夫！这么久以来，那个梦或许才是我的第一个生命征兆。它想警告我，它要扭转我，因为我一直站错了边。为了保持清醒，我要忘却这种梦游式的安全感。忘却梦向来容易。然而摒弃安全感却很困难，因为每天我都会迎头碰上这样的安全感——其实那只是旁人灌输给我的梦。我站在高点，俯视低处的芸芸众生，这种视线给了我安全感，然而这种安全感守护的只是别人的生之梦。我的生之梦是什么？科士尼格思索着。只要我找到自己的生之梦，就能忘却那些安全感。或许，昨天夜里的梦就是我的生之梦吧。——排水渠中的水沿着山势向下淌去，汇入另一条水流，科士尼格很想追随这条水流穿过整个城市。

这一天，他的情绪虽然偶尔也会开朗起来，但都是转瞬即逝，只能持续一次呼吸的时间，一切都变得不可救药。甚至在那些开心的时刻，他依然还在思考以后该怎么做。令人绝望的是，他一刻不停地想着未来，却又无法想像未来的模样。他从来没有如此开心，也没有这样绝望过。虽然情绪不断好转，但他已不再信任自己的感觉。对他而言，愉悦并不能留驻在当前，一切都不能留驻在当前——哪怕是对生之梦的念头。他就像一个浪荡子，脑中只盘旋着一个念头，不是女人的阴部，而是一种无法想像之物。难道没有人察觉他猥亵的表情吗？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别人瞥他一眼后不再投来意味深长的第二眼，为什么女人看见他竟不扭过头去。不对，的确有一个女人转开了头，脸扭曲成了一种厌恶的表情。或许，他应该去公园，坐到一丛灌木边？这样就会有更多人以这样的目光看他了。

他闻到了嘴里的血腥味。令人厌恶的，并不是他一夜之间的诡异变化，而是其他的一切都如此永恒不变。令人厌恶的，并不是他展现给外界的形象，而是其他人没有展现出同样的形象。他思忖着自己的年龄，不但计算年份，甚至还算到了月、日，一直算到他站在蒙马特高地上的那一分钟为止。原来他已经活了这么久！想到之前那一个小时的煎熬，他奇怪自己为何没有在很久之前就窒息而死。无论如何，时光终究还是消逝了吧？是的，无论如何，时光已逝。无论如何，时光就这样一点点消逝。无论如何，将来的时光也会这般消逝：这是最令人作呕的事实。他一看见比他老的人，就觉得这些人已经活得太久。他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死。他们是怎么扛过来的，怎么继续活下来的，他实在无法想像。肯定有什么伎俩——单靠循规蹈矩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他有点佩服他们，但这些人还是唤起他的厌恶感；他不想知道他们的伎俩。一个丹麦人开着一辆哥本哈根车牌的小车，那家伙真令人致敬，居然高高兴兴地开着车穿越了整个欧洲，居然没有在半路上开进某个悬崖下。或者，他应该在某条德国高速公路上，及时掉转车头，连人带车滚到桥下，这样不是更令人肃然起敬？在这里展示自己的丹麦身份，只能是个笑话！一切都毫无意义，只是一种合理的假象；太有意义了，科士尼格想。一对情人坐在咖啡馆里，起身离开时，他们还是一对情人：非常合理。他不理解，这对情侣为什么起身离开时还和对方讲话，甚至很友善，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其实，他这种对己对他的观念并不是昨夜之后才有的。慢慢地他想起来了，从前他偶尔也会对这个世界的运作和状态感到疑惑。一次，他坐着地铁9号线穿过了整个巴黎城，只是想看清杜本内葡萄酒的广告牌，那些广告牌悬挂在各个地铁站之间，坐在车上隔一刻就会看见一幅。可是地铁开得太快，他每次只能看到广告牌的同一个角，而不是全貌，而那个角传递的信息又不够。本来他可以在市中心站下车，但他还是坚持坐到了巴黎东南郊的夏朗门，列车在经过一处工地时减缓了速度，这时他才最终看明白了，那些莫名其妙的斑点原来表现的是一团彩云，前方的圆球则是太阳状的地球，球面上用不同颜色标示了所有有杜本内酒的国家……从前，如果事情发生得太快，他会快步跟上，想认清其真相。自从昨夜之后，某些东西停滞了。它的面目无法辨认，他只能回避。投奔它已成了一个笑话，重归旧世界又不可想像，安身其中等于人间地狱！他仿佛看见了一口和世界一般大小的锅，焦烂的米粒在锅中胶结成块。骗局已被识破，他已清醒。

科士尼格一步一步，沿着小山坡走下来。他的走路方式中有一种造作的无动于衷，他的表情中有一种敌意的冷漠。他已失去了模仿的兴趣，只想恶意地去戏仿别人——每个人的神色都洋溢着夏天般的高涨热情，只有在一种恶意的戏仿中，他才能忍受这些嘴脸，就像在咖啡馆中，他常会不由自主地去戏仿那些矫揉造作地匆匆走过的女人，她们目不斜视，生怕破坏了自己美观形象，或担心自己像酒鬼一样，傻乎乎地将真正的面孔暴露给迎面走来的人。

他在路上看到一个女人，走到路中间。她突然开始微笑，向前跑了几步。他大吃一惊。她疯了吗？这时他才看见有男人从远处向她走来——他也在笑！两人全神贯注地微笑着奔向对方，虽然距离很远，障碍不断，虽然男人差点被一个空箱子绊倒，虽然女人和一个路人撞了个满怀，但他们还是坚持不懈地维持着微笑。科士尼格难以忍受这样的闹剧，又尿急，便继续走他的路。接下来，他们要用可笑的胳膊抱住对方，交换可悲的眼神，亲吻对方可怜的脸颊，他想。然后他们又会全神贯注地走自己毫无意义的路。恐怖！他觉得自己应该垂下下巴，让满嘴的唾沫流出来。他看见一个孩子满怀心思地站着，嘴里吐出一个水泡，又破了。他遇见了一个手提黑色文件包的男人。这个人真不知羞耻！科士尼格立刻想。我应该对着他在胸前画十字。——可是他自己也提着一个相似的文件包，他不但没有把包扔进旁边的垃圾桶里，却也得意洋洋地拎着走。都是俗世的英雄，他想。他模仿别人的傻笑表情，那笑容竟挥之不去了，脸上开始发痒。他没有用手抓脸，而是变本加厉地扭曲面部肌肉。连那些阳伞下的小婴儿们，脸颊上泛着婴儿食品的褐红色，也让他觉得造作。这些小东西也会装腔作势，他想。事实上，他们对婴儿的乏味存在方式厌恶至极！看见一只动物，他会惊讶为什么它不拉一泡屎。有一阵他心想：如果有人上来跟我搭讪，我就打得他头破血流。只要有人看他一眼，他就在心里说：哼！（即便如此，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来搭话。后来一个乡下来的法国人问他去东方街的路，他为自己能帮上忙而感到一丝感激，然后飞一般地走开了。）

对于遇到的一切，他只想说：别进入我的视线！可是它们还是孜孜不倦地跳进他的视野，不同的形态，同样的恶意。他无法感知事物，它们只是进入他的视线！他走得很快，这样别人才不会发觉他的肆无忌惮。可是每当眼前出现一个有点胸部的女人时，他就很自然地想多瞅一眼。一切看起来都很合理：好像在玩“抢凳子”游戏时，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再不需要多余的人站在圈外。他觉得自己无聊之极，孤独至极！

以前，即便他和贝亚特丽斯分开很久后，阳具上还会留有一丝熟悉而甜蜜的感觉。今天，那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他眼睛只看着地面。人行道上有一颗刚被人丢弃的桃核，湿漉漉的，这时他才真正意识到，现在正是夏天，此时，这个认识有一种莫名的重要性。好兆头，他心想，终于放慢了脚步。是不是还有更多类似的征兆呢？一家咖啡馆整个夏天都关门，玻璃内面被刷白了……一辆轿车开过他身边，车顶上放着一辆自行车，轮子闪着光咕噜噜地转。他深深吸入已关门的集市摊篷的海鲜气息，那味道让他心情舒畅。

走到山脚，他来到布兰奇广场，路面豁然广阔起来，他不由停住了脚。“圣地亚哥！”这是他听到的声音，还是脑中的念头？——然而一想到圣地亚哥，他不由攥紧了拳头，心想：是谁说世界已经被发现了？

他站在布兰奇广场上一动不动。这一刻，他想立即离开巴黎。然而他很快意识到，如果在过去，一次旅行或许能改变现状，现在已不行了。他所遭遇的问题是无法逃避的。更何况，那个问题也不是一种遭遇，而是注定的降临。早就应该发生在他身上。圣地亚哥和攥紧的双拳：这意味着，他要继续待下去，他还没有输。我会让你们见识到的！他想。——虽然这样想，但耳中听到一家旅行社里传来的打字机声，他还是感到一阵急切的嫉妒。打字机的声音很犹豫，一个字母，又一个字母，仿佛正在敲击某个大洋彼岸城市的复杂名字。然后是计算器的嘀嘀声，好像正在给旁边的客户打印机票和住宿费用的账单。

一对男女站在人行道上，苍老让他们颤颤巍巍，男人把颤抖的头靠在女人的肩膀上，那并不是一种暂时的姿态，他已无力做出任何其他举动。女人用手按着男人的头，两人就这样缓慢地、不可分离地穿越广场。就像男人和女人一样，科士尼格讥讽地想，然而在某一刻，另一种念头平息了他的情绪。“你不等于全世界。”他对自己说，忽然为那对男女感到一丝奇特的骄傲。——然而坐上出租车后，副驾驶座上那只狗——巴黎的常见景观——对他一阵狂吠，仿佛他是违禁人员，再加上那股柴油发动机的熟悉气味，他心中又浮起了一种愤怒的杀人冲动。不对，现在他就等于全世界，他试图掩藏这一念头，这一感觉在他心中化成了一种图景：他始终想把一只咬过的苹果塞到别人的篮子里，让它看起来完好无缺，可是苹果总是滚来滚去，露出咬过的痕迹。事实也是如此：司机摇下车窗，大吼了一声“杂种”，然后立刻转过头来跟他讲话，仿佛他们是同谋。我再也不会回答任何人，科士尼格心想，我只会作旁白，在一旁悲鸣。他突然觉得自己像狗一样，舌头斜耷在嘴角。没有任何香盐能对付这种彻底的饱和。默哀一分钟！他想，请在这场永恒不休的闹剧中让出一分钟的默哀时刻！有人在街角处吵嚷起来。这时，他眼前的一切都乱了套；望不见终点——然而脑中除了终点已再无他物。

他在车窗玻璃中突然看见了自己的脸。那张脸如此扭曲，他起初简直无法接受。根本不用刻意比较，他脑海中已浮现了很多野兽的形象。长着这样一张脸的人根本无法表达任何观念或情感。他再次去看玻璃中的自己，这次他像早上在面包店橱窗前一样，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那张脸竟不见了，即便他努力做鬼脸，还是找不回之前的面孔。但事已发生：在那措手不及的一眼中，他已然失去了对自己相貌的认同。贝亚特丽斯真是忍辱负重！难道正如人所言，女人对厌恶的忍耐力更强一些？不论怎样，有这样一张脸的人应该保持沉默，他心想。在这副面具下，连自言自语都需要勇气。很难想像，他还能对自己友好地打一声招呼吗？不过话说回来——想到这里，他坐起身——有这张脸，他才能应付之前只在梦境中出现的那些情感！——他立刻回忆起来，一次他梦见自己往一个女人身上撒尿，那行为给了他一种莫名的快感。从那个梦里醒来后，他还觉得很难堪。那不是我，他立刻认为。但那份快感却和现在这张新面孔很合拍；那快感对他并不陌生——那就是他。这时他醒悟到，发现这张脸之后，他不会再对任何事物感到陌生。对陌生之物的歉意已成过往；他也不再会为任何事而懊悔。如此卑鄙的表情不需要任何借口。科士尼格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出任何事，包括强奸杀人。终于他向自己承认，在梦里，他对那个老女人施行了奸杀。——司机的狗突然对科士尼格发出狺狺吼声，他对自己产生了一丝恐惧。赶紧去工作，他心想：美好的，甜蜜的办公室。

这是一个漫长的下午。然而时间突然变得急迫起来，就像人的某个器官，只有在出问题时才会受到重视。时间忽然生出了无数事端，变成了一种自主存在之物，不再了无痕迹地流逝。一切都为之改变：再没有任何可以用来藏身的事务；科士尼格几乎有一种解放的感觉，相信终于不再只有自己为其所害了。那普遍统一的依赖性器官突变成了自主之物，不再满足于乖乖运作，一切都不再运作。这一天似乎太过漫长，时间变成了一种充满敌意的元素，以灾难来恐吓昏昏欲睡的文明。正常的时间仿佛已失势，构成这个敌意元素的东西，现在只是针对一个人的，犹如一个捕猎的陷阱，不被动物所察觉的陷阱。流动在楼房之间的时间忽然开始服务于一个人类之外的体系，和街道的走向无关；和码头墙的伸展无关；和起重机的摇摆无关；和屋顶落下的鸽子羽毛在空中的打旋无关；和花的种子在车流间的飘浮无关。在科士尼格眼里，这种残忍的本原时间下的世界似乎已失去了灵魂。世界在光芒四射的天穹下蹒跚而行，人的任何一种行为只是一段失却了意义的插曲。庆典早已结束，一群孩子在草草搭建的舞台上蹦来跳去，一些已无人理解的可笑通告在空中飘荡。文明堆起的峰巅占满了画面的前景，天空太高，竟不能入画，仿佛它已属于另一个体系。科士尼格看见，在密密麻麻的背景下，人类的风景正在破败成集市的废墟。伴着溢满的时间一起倾压下来的幽蓝天空是一部分，而天空下那些拙劣的通告则是无关紧要的另一部分，他（只有他一人！）只是出于对生死的恐惧，才能从其中杜撰出某种貌似意义的东西。科士尼格看见协和广场上的天空拱成穹状，天空仿佛一种外来之物，边缘恶狠狠地倾压在广场上。荣军院门前亮着街灯，在科士尼格眼中，那灯射出的光是黑色的，就像久久凝视万里无云的天空之后眼前泛起的黑色，那是对一段已成过往的庆典的回忆。这时候不要去看空旷无人的广场！他在荣军院广场前早早下了出租车，决定步行，这一举动能让他安全吗？走在路上，晴朗而低沉的天空中忽然落下了一滴温暖的雨，砸在他的手背上……走到法贝尔路，科士尼格看见黄铜门牌上的“奥地利使馆”时，差点“再次大笑出来”。之后，他在办公室里开始正经工作，打字机的黑色滚筒吐出洁白的纸张，这时他才觉得一切事物又恢复了正常的功能……只有一次他弯下腰，竖起耳朵聆听心脏在体内的深处悸动，似乎在守护着他的墙外，有某种东西正在呼啸而至，最无懈可击的通告也无法抵挡它的到来。可怜可悲，我们这些没有防卫的人，他想，但同时他又希望这种状态延续下去。在灾难情结中，他已丝毫感觉不到自身的存在，即使有那么一点，他也已和其他人完全脱节。如果这只是他的错觉呢？——科士尼格心想，如果这种充斥一切的状态依然是我自己的心态，那就是一种可能性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