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礼拜天,阿希斯寡妇的几个儿子回到镇上来望弥撒。除了罗贝托·阿希斯之外,还有弟兄七个。这七个人仿佛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个个五大三粗,干起重活来像骡子一样。妈妈说什么,他们听什么。罗贝托·阿希斯年岁最小,却只有他成家了。他和几个哥哥唯有一点长得像——鼻梁高高耸起。他身子骨单薄,举止文雅,像个女孩子。阿希斯寡妇老盼着生个女儿,有这么个儿子,好歹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阿希斯家的七兄弟把牲口驮来的东西卸在厨房里,有绑着腿的小鸡、青菜、奶酪、红糖、咸肉,堆了一地。阿希斯寡妇在这堆东西中间走来走去,给女仆们分派活计。厨房里腾出地方以后,她让女仆从每样东西里挑出最好的给安赫尔神父送去。

这位堂区神父正在刮胡子,不时地把手伸到院子里,接点雨水弄湿下巴。快刮完脸的时候,突然闯进来两个赤脚的女孩,连门也没敲。她们把几个熟菠萝、半熟的芭蕉、红糖、奶酪、一篮青菜和新鲜的鸡蛋倒在他面前。

安赫尔神父冲她们挤了挤右眼。“嚯,这可真像是兔子布莱尔在做梦啊!”他说。年纪比较小的那个女孩瞪大眼睛,用食指指着神父说:

“你看,神父也刮胡子!”

另外那个女孩把她拉到大门口。“你原以为怎样?”堂区神父微微一笑,旋即收住笑容道:“我们也是人哪!”说完,他看了看摊在地上的食物,心想只有阿希斯家才拿得出这么多东西。

“去跟小伙子们说,”他几乎喊了起来,“上帝保佑他们身体健康。”

安赫尔神父虽然干了四十年的神职工作,每逢盛典还是控制不住紧张情绪。胡子还没刮完,他就把工具收起来了,然后把食物捡起来,推到放缸的地方,最后走进圣器室,在长袍上擦了擦手。

教堂里坐满了人。阿希斯兄弟几个,还有母亲和弟妹坐在靠近讲坛的两张长靠背椅上。椅子是他们布施给教堂的,每张椅子的小铜牌上都刻着他们的名字。几个月来,他们兄弟几个一直在外面,今天第一次凑到一起上教堂来。看那一身身衣着,人们一定会想他们是骑马来的。大儿子克里斯蒂瓦尔·阿希斯半小时前才从牧场赶回来,连脸都没来得及刮一刮,脚上还穿着马靴马刺。看见这个像半截黑塔似的山民,人们都会相信塞萨尔·蒙特罗的确是老阿达尔贝托·阿希斯的私生子。这件事大家都在公开议论,但却从未得到证实。

安赫尔神父在圣器室里碰上一件不顺心的事:做礼拜用的法袍没放在原处。辅祭看见神父慌里慌张地翻箱倒柜,心中暗自责怪自己。

“去叫特莉妮达来,”神父命令说,“问问她把法袍的黑带子放在哪儿了。”

神父忘记了特莉妮达从礼拜六就病倒了。辅祭以为特莉妮达一准是带了些什么活计回家了。安赫尔神父只好穿上主持葬礼时用的法袍。他费了半天劲,精神怎么也集中不起来,走上讲坛时,心情烦躁,呼吸急促,突然发现前几天想好的那些道理似乎没什么分量,不像他独自一人坐在屋里时想得那么有说服力。

安赫尔神父前后讲了十分钟。一些从未有过的杂七杂八的念头在脑海里上下翻腾,弄得他上句不接下句。这时候,他猛然瞥见阿希斯寡妇和环绕在她身边的儿子们。不过,他觉得眼前仿佛摆着一张几百年后的模糊不清的全家福相片。只有蕾薇卡·德阿希斯显得活生生的:手拿着檀香扇,挺着胸脯,真可谓光彩照人。直到布道结束,安赫尔神父也没有直接谈及匿名帖的事。

阿希斯寡妇木呆呆地愣了几分钟。在开始望弥撒时,她心里很烦躁,把结婚戒指摘下来戴上,戴上又摘下来。过了一会儿,她画了个十字,站起来,从中央通道走出教堂。几个儿子乱哄哄地跟在后面。


经过一夜的思索,今天早晨希拉尔多大夫终于明白了人为什么要自杀。蒙蒙细雨还在悄然无声地飘落。邻家的美洲鸟像吹口哨似的叫个不停。大夫在刷牙,他妻子在一边唠叨着。

“礼拜天就是怪,”她摆好桌子准备吃早餐,“闻着总有一股牲口味,好像有谁把礼拜天像牲口一样大卸八块挂起来似的。”

大夫安好自动刮脸刀开始刮脸。他的眼泡发肿,眼睛湿乎乎的。“你又没睡好,”妻子说,然后略带点哭腔道,“过不了几个礼拜天,你一觉醒来就会变成一个老头子了。”她头上堆满发卷,身穿一件破旧的晨衣。

“劳您大驾,”大夫说,“少说两句吧!”

她走到厨房里去,把咖啡壶放在炉子上,一边等着烧开,一边听美洲鸟的啼叫。过了一会儿,听到淋浴声,她便回到屋里,给丈夫拿好衣服,等他从浴室出来穿。把早餐端到桌上时,她看到丈夫已经穿戴整齐准备出门了。穿上那条卡其裤和运动衫,他显得年轻了一些。

吃早饭的时候,两个人一声也没吭。临到快吃完,大夫用亲切的目光端详着妻子。她低着头喝咖啡,身体微微地颤抖,像是在生闷气。

“怨我肝火太旺。”他抱歉地说。

“得了,说什么也盖不住你那臭架子。”她头也没抬地顶了一句。

“我大概是中毒了,”他说,“碰上下雨天,我的肝就出毛病。”

“你老是这么说,”她说,“从来也不治。再不注意,早晚得耽误了。”

他装作信以为真的样子。“十二月份,”他说,“咱们到海边去过半个月。”餐厅和院子之间有道木栅栏。大夫隔着栅栏的菱形格子看了看外面的牛毛细雨。在这漫长的十月里,院子显得格外凄凉。他说:“至少有四个月了吧,还没见过像今天这样的礼拜天呢。”她把盘子摞起来,端到厨房去。等她回到餐厅的时候,大夫已经戴好草帽,正在收拾药箱。

“你是不是说过又看见阿希斯寡妇从教堂里出来?”他说。

这件事是他刷牙之前妻子告诉他的。不过,当时他没注意听。

“今年她去过教堂三次,”她说,“看起来,她找不到别的法子消遣解闷了。”

大夫笑了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

“有钱人全都发疯了。”

几个女人从教堂出来,走进蒙铁尔家,去看望蒙铁尔寡妇。大夫冲待在客厅里的几位妇女点了点头,走到楼梯拐角处,听到身后一阵轻轻的嬉笑声。他走到卧室门口,听见里面还有其他女人,于是敲了敲门,里面有人说:“进来!”

蒙铁尔寡妇披头散发地坐在床上,两手把被单拉到胸前,怀里放着一面镜子和一把牛角梳。

“看样子,您这儿在过节吧!”大夫对她说。

“是十五周年。”一个女人说。

“十八周年。”蒙铁尔寡妇纠正道,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她又躺下去,把被单一直拉到脖子上。“当然,”她心情愉快地说,“一个男人也没请。只有您是例外,大夫,这可不是个好征兆啊。”

大夫把被雨淋湿的草帽放在小柜上。“做得对,”他暗自高兴地观察着病人,嘴里说着,“看样子,这儿没我的事啦。”随后他转向大家,抱歉地说:

“让我看看好吗?”

屋里只剩下蒙铁尔寡妇和大夫两个人。病人的脸上现出一副痛苦的表情,大夫似乎没有留意。他一边把药箱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床头柜上,一边愉决地同她拉家常。

“大夫,我求求您,”寡妇恳求说,“别再给我打针了,我的屁股快成筛子底了。”

“这个针剂可是个好东西,”大夫微微一笑说,“是医生的饭碗。”

她也笑了。

“我说的是真话,”她隔着被单摸了摸屁股说,“这儿整个都淤血了,连我自己都不敢碰。”

“那就别碰好了。”大夫说。

听了这话,寡妇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虽说今天是礼拜天,您还是说点正经的吧,大夫。”

医生把她的袖子卷上去,准备量血压。

“大夫不让我大笑,”她说,“说这对肝不好。”

量血压的时候,寡妇像小孩子一样好奇地看着血压计的水银柱。“我这一辈子见到过不少的表,数这种表最新奇。”她说。大夫全神贯注地看着水银柱,松开了捏住充气球的手。

“这种表每天叫人起床,可准时了。”他说。

量完血压,大夫一面卷血压计的橡皮管,一面仔细地观察病人的气色。他把一瓶白药片放在小桌上,瓶上写着每隔十二小时服一片。“您不是不想打针吗?”他说,“那就不打了。您的身子骨比我还强呢。”寡妇露出很不耐烦的样子。

“我什么病也没有!”

“我也这么说,”大夫回答道,“既然要收您的钱,总得造出点病来,”

寡妇不愿理睬大夫这番话,她又问:

“我还要不要躺着呀?”

“照我看,”大夫说,“根本用不着。您下楼到客厅去,照常接待来访的客人。此外,”他狡黠地一笑说,“要谈的事多着呢。”

“看在上帝的面上,大夫,”她高声喊道,“少说两句俏皮话吧。我看,匿名帖准是您贴的!”

这句话把希拉尔多大夫逗笑了。出来的时候,他匆匆地扫了一眼放在卧室一角的钉着黄铜钉的皮箱。那是寡妇准备出门带走的。“等您周游世界回来,”他在门口嚷道,“别忘给我带点东西。”寡妇不慌不忙地开始梳理头发。

“放心吧,大夫。”

寡妇没有下楼到客厅去。她待在床上,直到最后一名客人离去,才穿好衣服。卡米查埃尔先生进来时,看见她正对着半开的阳台门吃饭。

寡妇两眼盯着阳台,随口和卡米查埃尔先生寒暄了一声。“不管怎么说,”她说,“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女人的,她真勇敢。”卡米查埃尔先生也朝阿希斯寡妇家瞥了一眼。快十一点了,她家的门窗还关得严严实实的。

“本性难移嘛,”卡米查埃尔先生说,“您看她,一辈子只会生男孩,性子也只能是这样。”说着转过脸来对蒙铁尔寡妇补充了一句:“您今天可真像一朵玫瑰花。”

好像为了证实这句话,她脸上露出甜蜜的笑容。“有件事您知道吗?”她问。卡米查埃尔先生迟疑了一下,她抢先回答说:

“希拉尔多大夫认为我发疯了。”

“哪里的话。”

寡妇点点头,又说:“也许他和您谈过了,要把我送进疯人院。这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卡米查埃尔先生真不知怎样摆脱她的纠缠。

“今天一上午我根本没出门。”他说。

说着话,他坐到靠床边那把软皮椅上。寡妇忽然想起何塞·蒙铁尔脑溢血后,临死前十五分钟就坐在那把椅子上。“既然如此,”她不愿意多想这些晦气事,于是说,“今天下午他一定会找你。”她面带笑容地换了个话题继续道:

“您跟萨瓦斯老爹谈过了吗?”

卡米查埃尔先生点了点头,表示谈过了。

的确,礼拜五和礼拜六他多方试探,打算了解一下堂萨瓦斯对变卖何塞·蒙铁尔的遗产有什么反应。堂萨瓦斯这个人城府很深。据卡米查埃尔先生推测,他好像愿意买下来。寡妇耐心地听他说完,然后平心静气地说:“那就下礼拜三办吧。不行,就再下一个礼拜三。”无论如何,十月底之前她一定要离开这个镇。


镇长一伸左手,倏地拔出手枪,浑身肌肉绷得紧紧的,差一点扣动扳机。这时他才完全清醒过来,一看进来的是阿尔卡迪奥法官。

“他奶奶的。”

阿尔卡迪奥法官吓得呆若木鸡。

“以后您少来这一套。”镇长说着话收起了手枪,又一屁股跌坐在帆布椅上,“我睡觉时耳朵特别灵。”

“门没关上。”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黎明回来的时候,镇长忘记关门。他实在太累了,往椅子上一坐便呼呼睡着了。

“几点了?”

“快十二点了。”阿尔卡迪奥法官说。

他的声音还有点发抖。

“困死了。”镇长说。

他伸个懒腰,打了个大呵欠,觉得时间仿佛停滞不动似的。尽管他工作勤恳,整夜整夜地不睡觉,匿名帖还是照样出现。就在今天凌晨,他的房间门上也贴了一张:“中尉:用枪打兀鹰,白费弹药。”镇长走到大街上,大声地自言自语说,准是参加巡夜的人站岗站腻了,到处贴匿名帖解闷。他心里明白,镇上的老百姓知道这件事一定开心死了。

“别想那些事了,”阿尔卡迪奥法官说,“咱们吃点东西去!”

镇长一点也不饿。他想再睡上一个小时,洗个澡再出门。阿尔卡迪奥法官和镇长正好相反,他精神焕发,身上干干净净的。他在回家吃午饭的路上经过镇长的住处,看见门开着,就走进来,打算跟镇长要一张宵禁后用的通行证。

中尉一口回绝说:“不行。”然后又用慈父般的口吻解释道:

“您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阿尔卡迪奥法官点上了一支香烟,两眼瞅着火柴的火苗,让胸中的怒火平息一下,想顶撞镇长两句,一时又想不出说什么好。

“您别往坏处想,”镇长补充道,“我真巴不得和您换一换,晚上八点躺下睡觉,愿意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

“那还用说。”法官回答,然后又用十分明显的讥讽口吻说:“我白白活了三十五岁,就缺少一位像您这样的慈父随时关照。”

法官背过身去,像是从阳台上观赏外面阴沉沉的天色。镇长冷冰冰的一声不响。过了一会儿,他斩钉截铁地说:“法官!”阿尔卡迪奥法官转过身来,两个人的视线碰到一起。“我就是不发给你通行证,明白吗?”

法官咬了咬香烟,似乎要说什么,又克制住了。镇长听到他脚步迟缓地走下楼去,突然俯下身来喊道:

“法官!”

法官没有回答。

“咱们的交情还在嘛。”镇长喊道。

还是没有回答。

他猫着腰打算听一听阿尔卡迪奥法官有什么反应,只听得法官关上大门。屋里又剩下他一个人了,脑海里翻腾着一些往事,没有一点睡意。大白天他睡不着,觉得自己身陷在这小镇的泥潭里拔不出来。按说,他掌握小镇的命运已经好多年了,但是小镇还是那么陌生,让人捉摸不透。记得那天清晨,他带着一个用绳子捆好的旧纸箱,偷偷在小镇上了岸。上边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住这个小镇。当时他第一次领教了什么叫恐怖。他随身携带的唯一一张护身符是给一个暗藏的亲政府分子的一封信。第二天,他在一家碾米房找到了这个人,只见他穿着衬裤坐在大门口。按照那个人的指点,他和三名花钱雇来的心狠手辣的杀人犯一起完成了任务。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周围渐渐织起了一张无形的蛛网,可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天下午,哪怕他稍微明智一点,也会问一声:究竟是谁控制了谁?

面对着淫雨霏霏的阳台,镇长瞪着两只大眼一直躺到四点多钟。起来后,他洗了个澡,穿上军装,下楼到饭店去吃饭,然后又照例在警察局里巡视了一番。走到一个拐角,他忽然站住了,两手插在衣兜里不知干什么好。

黄昏时分,台球厅老板看见镇长走进来,两手还是插在衣兜里。老板从空荡荡的大厅尽头打了个招呼,镇长没有理他。

“来瓶矿泉水。”镇长说。

老板从冰箱往外拿瓶子的时候,响起了一阵哐啷哐啷的声音。

“这一两天您得去做个手术,”老板说,“肝上准保尽是小气泡。”

镇长端详一下杯子,喝了一口,打了个嗝。他把胳膊肘撑在柜台上,眼睛盯着杯子,又打了个嗝。广场上连个人影也瞧不见。

“我说,”镇长问,“出什么事了?”

“今天是礼拜天。”老板说。

“哦!”

他掏出一枚硬币放在柜台上,没有告辞一声就走了。走到广场的拐角,过来一个人。这个人走起路来一摇一晃,仿佛拖着条大尾巴。来人对镇长说了几句话,他一时没听明白,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模模糊糊地觉得出了什么事,忙不迭地朝警察局走去,三蹦两跳地上了楼,根本没有注意到门口围着一群一群的人。一个警察迎面走来,递给他一张传单。用不着看,镇长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是他在斗鸡场上散发的。”警察说。

镇长急匆匆地穿过走廊。他打开第一间牢房的门,手扶着门把手,定睛一看,只见在暗影里坐着一个约莫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尖下巴,面色蜡黄,脸上尽是麻子,头戴一顶小棒球帽,眼镜片全都碎了。

“你叫什么名字?”

“佩佩。”

“还有呢?”

“佩佩·阿马多。”

镇长打量了他一阵儿,极力回想着。小伙子坐在给犯人当床用的水泥台上,样子很平静。他摘下眼镜,用衬衣的下摆擦了擦,眯缝着眼睛看了镇长一眼。

“咱们在什么地方见过吗?”镇长问。

“就在这儿。”佩佩·阿马多说。

镇长没有走进牢房。他边想边打量着犯人,然后关上门。

“好吧,佩佩,”他说,“我看你小子是活腻了。”

他锁上门,把钥匙放进口袋,走到大厅里,反复阅读那张秘密传单。

他朝着敞开的阳台坐下来,随手拍打着蚊子。空寂的大街上已经亮起了路灯。他很熟悉黄昏时的这种宁静。几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黄昏,他充分体验到什么叫权势。

“看样子又来了。”他大声地自言自语说。

是的,又来了。和过去一样,传单两面都是油印的字。在秘密状态下,人们心情慌乱,印出的字模糊不清。单凭这一点,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能一下子认出来。

镇长在黑洞洞的房间里想了很久,把那张传单折起来又打开,打开又折起来,拿不定主意。最后,他把传单往衣兜里一揣,手指触到牢房的钥匙。

“罗维拉。”他叫道。

那名警察亲信在黑影中出现了。镇长把钥匙交给他。

“这个小伙子交给你管。”他说,“你要设法让他说出来,是谁把秘密传单带到镇上的。好言相劝他要是不听,”他一字一顿地说,“你可以用一切办法叫他开口。”

警察提醒镇长道,今晚他要值班。

“别去了,”镇长说,“没有新的命令,你什么也不用管。还有一件事,”他心血来潮似的接着说,“把院子里的人全都打发走,今天晚上不用巡夜了。”

随后,他把那三名警察——按照镇长的命令,他们一直待在警察局里无所事事——叫到那间铜墙铁壁的办公室里,让他们把锁在衣柜里的制服拿出来穿上。他们换衣服的时候,镇长把前几天晚上发给巡夜人的放烟火用的子弹从桌上收起来,又从保险柜里取出一把子弹。

“今天晚上你们去巡夜。”他一面说,一面检查枪支,把最好的几支枪发给他们,“你们什么也别干,可是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是你们在街上巡查。”三名警察背上枪,镇长把子弹发给他们,站在他们面前说:“有一件事你们要听好,”他警告道,“谁要是胡来,我就要他站在院子的墙跟前,把他给毙了。”他等了一下,三个人没有答话。“懂了吗?”

三名警察当中,有一个长得像印第安人,相貌平常;另一个满头金发,身材魁梧,有一双亮晶晶的蓝眼睛。三个人把子弹装到子弹带里,听到镇长最后一句问话,马上立正说:

“明白了,中尉。”

“还有一件事,”镇长改用随随便便的口吻说,“阿希斯弟兄们都在镇上。今天晚上如果看到他们当中有人喝醉了,出来闹事,你们不要大惊小怪的。不管出什么事,千万别理他们。”三个人还是没有答话。“懂了吗?”

“明白了,中尉。”

“明白了就好,”镇长最后说,“打起精神来,好好干吧!”


因为宵禁,晚祷提前一个小时。做完晚祷,安赫尔神父关上教堂的大门,一股腐臭气味直钻鼻孔。但这股奇臭一下子就过去了,神父没太在意。过了一会儿,神父在煎青香蕉片、热牛奶准备吃饭的时候,才发现这股臭味是从哪儿来的。礼拜六特莉妮达生病以后,一直没人清理老鼠夹子。于是他又回到教堂,把老鼠夹子打开,将死老鼠拿掉,然后到和教堂相隔两条街的米娜家里去。

出来开门的是托托·比斯瓦尔。小小的堂屋里光线暗淡,零乱地放着几张小皮凳子,墙上挂着几幅版画。杯子里往外冒着热气。米娜的母亲和瞎奶奶在喝一种香喷喷的饮料。米娜在扎纸花。

“十五年了,”瞎老太太说,“您一直没到我们家来过,神父。”

确实如此。神父每天下午都从窗前经过,米娜就坐在窗前扎纸花,但是他从来没有进来过。

“不知不觉的,时间过得真快。”神父说。接着,他声称自己有急事,对托托·比斯瓦尔说:“这次来是想求您让米娜从明天起到我那儿去清理老鼠夹子。”他转过身来对米娜说:“特莉妮达上礼拜六病倒了。”

托托·比斯瓦尔当即答应了。

“嗐,白耽误工夫,”瞎老太太插话道,“别管怎么折腾,出不了今年,大伙儿全得完蛋。”

米娜的母亲连忙用手摁住她的膝盖,叫她住嘴。瞎老太太把她的手扒拉开。

“这种迷信邪说要受上帝惩罚的。”堂区神父说。

“纸上就这么写着,”瞎老太太说,“大街上血流成河,任凭谁也阻挡不住。”

神父向她投去怜悯的目光:她年纪太大了,面色苍白,没有一丝血色,两只死鱼眼似乎看透了一切事物的奥秘。

“这么说,我们都要受血的洗礼了。”米娜揶揄地说。

安赫尔神父偏过脸来,只见米娜满头漆黑的头发,脸庞和瞎奶奶一样苍白,周围环绕着一片彩纸彩带的迷雾,真像是学校晚会上的一幅寓意画。

“礼拜天,”神父对她说,“你还干活?”

“我早就说过了,”瞎老太太插嘴道,“像火烧眉毛似的。”

“穷人家不讲究这些。”米娜微笑着说。

托托·比斯瓦尔看见堂区神父一直站着,就拉过一把椅子,请他坐下。比斯瓦尔身体瘦弱,胆小怕事,一举一动老是那么畏畏缩缩的。

“谢谢,”神父婉言谢绝道,“宵禁的时间快到了,我得赶快回去。”他侧耳听了听,镇上静得出奇,于是说:“好像过了八点似的。”

当时他已经得知,牢房空了两年之后,佩佩·阿马多又进去了。镇上的居民又要受三名罪犯的摆布。从六点钟起,人们就躲在家里不出来了。

“莫名其妙,”安赫尔神父像是自言自语,“这种事,真是乱弹琴。”

“这种事早晚得出,”托托·比斯瓦尔说,“全国都罩在一张大蜘蛛网里。”

他随着神父来到门口。

“您没有看见秘密传单吗?”

安赫尔神父吃惊地停下脚步。

“又来了?”

“八月里,”瞎老太太说,“要有三天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米娜伸过一只胳臂,递给她一枝没做完的纸花。“少说两句吧,”她对瞎奶奶说,“把这个弄完。”瞎老太太摸了摸,原来是一枝纸花。

“这么说,又来了。”神父说。

“大概有一个礼拜了,”托托·比斯瓦尔说,“这儿有一张传单,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人送来的。您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

神父点了点头。

“传单上说,一切都原封未动,”托托·比斯瓦尔继续道,“政府是换了,还许了愿,说要和平,提出了各种保证。一开头大家都信以为真。可是,当官的呢,还是原班人马。”

“这话不假,”米娜的母亲插嘴道,“这不是,咱们这儿又宵禁了,那三个强盗又上街了。”

“还有一件新闻,”托托·比斯瓦尔说,“听说内地正在组织反政府的游击队。”

“这些都在纸上写着呢。”瞎老太太说。

“荒唐,”堂区神父边想边说,“应该承认,他们的态度和以前有所不同。或者,”他又改口道,“至少到今天晚上为止,态度是不一样嘛。”

过了几个小时,神父躺在蚊帐里,热得难以入眠。他自己问自己,我在这个堂区待的十九个年头中时光真的在流动吗?猛然间,房子对面响起了皮靴声和枪支声。皮靴声渐渐远去,一个钟头后返回原处,又走远了,但是没有枪声。整整一夜他没能合眼,天气又热,折磨得他疲惫不堪。过了一会儿,他才察觉到晨鸡已经啼叫好大一会儿工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