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第七节

时隔差不多一年之后,我再次来到了斯塔德利村。当时,我在这座圣母玛利亚及众圣徒教堂里曾有过惊人的发现,而这一次,我是应菲利普·维里克神父的直接邀请而来。一位带着爱尔兰口音的年轻神父把我引了进去。

维里克坐在书房的扶手椅中,后面是一个大壁炉,膝盖上盖了一条毯子。一看便知,他已是行将就木之人。他脸上的皮肤似乎已经萎缩,每一块骨头都清晰地显出痕迹,眼神里满是痛苦。“很高兴你能来。”

“看到你病成这样,我很难过。”我说。

“我得了胃癌,已经无药可治了。主教很仁慈,派了达米安神父来接管教区的各种事宜,还允准我在这里终老。不过我找你来不是因为这个。我听说这一年你很忙啊。”

“我没明白。”我说,“上次我来这里的时候,你半点口风都不透。事实上,你把我赶出去了。”

“其实很简单。多少年来我本人只知道这个故事的一半而已。我突然发现,我很想趁着还来得及的时候,把故事听完整。”

于是我讲给他听了,因为我完全没有理由不这么做。故事结束的时候,外面的草坪已经逐渐被阴霾所覆盖,屋子里也有一半暗下来了。

“真不错啊。”他说,“你究竟是怎么把这些搞清楚的?”

“相信我,没有任何的官方依据。只是跟人们聊天而已,那些仍然健在,而且愿意谈谈的人们。最幸运的一点在于,我能够看到一本非常详实的日记,是整个事情的组织者,马克斯·拉德尔中校写的。他的遗孀仍然健在,住在巴伐利亚。现在我想听听,后来发生了什么。”

“所有消息都被严密封锁起来了。情报和安全部门的人援引国家机密法案,把村子里每个有关人员都单独叫去谈话。其实没什么必要。因为这些人很特别。你也看见了,他们遇到不幸的时候会抱成一团,对外人一律敌视。他们把这件事看成是他们的私事,跟别人谁都无关。”

“再加上西摩尔。”

“一点儿没错。你知道吗,西摩尔去年二月份死了。”

“我不知道。”

“他有一天晚上喝多了,开车回豪尔特的时候,车子翻下了滨海公路,被沼泽吞了。”

“那件事之后他怎么样了?”

“他的精神问题被证实了。在精神病院待了十八年之后,借着精神健康法案松动的机会放了出来。”

“可是大家怎么能容忍他生活在周围呢?”

“在这一带,至少有半数的人家都跟他有亲戚关系。乔治·王尔德的妻子贝蒂,是他姐姐。”

“上帝啊,”我说,“这我可真不知道。”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年来的缄默也是对西摩尔的一种保护。”

“还有一种可能性,”我说,“他那天晚上的行为让所有这些人都蒙了羞。这种事儿,遮掩下来总比宣扬出去好。”

“有道理。”

“那么那块墓石呢?”

“工程兵派到了这里,把村子清理了一遍,修好了受到破坏的地方,把所有的尸体都埋进了院子里的一个大墓坑里。什么标记也没有,他们吩咐说就这样就好了。”

“但是你不这么想?”

“不光我不这么想,大家都是。战时的宣传虽然会带来很多影响,但是的确很有必要。我们去看的每一部战争电影,读到的每一本书、每份报纸,都把一般的德军士兵描绘成了粗鲁凶悍的野蛮人,但是这些人可不是那样。格拉汉姆·王尔德至今还活着,苏珊·特纳结婚生了三个孩子,这都是因为施泰因纳的一个部下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救下了他们。还有记住,在教堂的时候,他可把人们都放了。”

“所以才立起了一座秘密的纪念碑?”

“是的。安排这件事很容易。老泰德·特纳是个退休了的刻碑匠。刻好之后,我做了一次私人的圣事,然后就铺了上去,又隐藏起来不让一般人看见。虽然那个叫普莱斯顿的人的尸首也在里边,但是纪念碑上没有他的名字。”

“你们全都同意这么做吗?”

他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却带着萧索:“你可以认为这是对他本人的某种惩戒。用施泰因纳的话说,这是要在他的坟墓上踏几脚。那一天我非常地恨他,想亲手杀了他。”

“为什么呢?”我说,“是因为德国人的子弹把你搞成了残疾吗?”

“我没跪下向上帝祈求帮助我正视真相之前,一直都是这么欺骗自己的。”

“乔安娜·格雷呢?”

他的脸完全隐入阴影里了。我发现要看到他的表情是不可能的。“我习惯于听别人忏悔,自己却不习惯忏悔。不过你说得对。我很欣赏乔安娜·格雷。噢,不是那种傻乎乎的两性之情。对我来说,她是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女人。当时得知她真正身份的时候,心里的那种震撼,我甚至根本就没法开口描述。”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你在谴责施泰因纳?”

“我觉得这就是所谓心理学吧。”他叹了口气,“都这么久了。一九四三年的时候你几岁·十二岁,还是十三岁·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什么样儿吗?”

“不太记得了——你说的这方面不太记得了。”

“战争好像没个尽头似的,人们都筋疲力尽了。如果施泰因纳这些人的故事,还有这里发生的一切要是披露出来,会对国民的士气造成多么严重的打击,你能想象吗?德国空降兵竟然能够在英国本土登陆,而且只差一步之遥就把首相绑架了?”

“离得那么近,只要扣一下扳机,就能一枪打烂他的脑袋了。”

他点点头:“你现在还打算出版吗?”

“我找不到不这么做的理由。”

“你想想,这件事根本就没发生过。什么痕迹都没留下,谁能开口说它存在过呢?你不是也没找到哪怕一星半点的官方档案吗?”

“没有,”我赶紧说,“不过我跟很多人聊了,把他们告诉我的事情放在一起,就是个很有说服力的故事。”

“也许可以吧,”他无力地笑了笑,“不过你还漏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是什么?”

“关于这场战争的历史书数不胜数,你随便翻出一本来,看看那个周末温斯顿·丘吉尔在做什么。不过这对你来说大概太简单、太明显了。”

“好吧,”我说,“还是你来告诉我吧。”

“他正准备搭乘声望级巡洋舰去参加德黑兰会议。途中停靠在阿尔及尔,给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伯爵颁发了特别版本的北非勋带,然后,我记得是在十一月十七日到达了马耳他。”

屋子突然静了下来。我问道:“那么那人又是谁?”

“他叫乔治·霍华德·福斯特,那一行里的人叫他大福斯特。”

“那一行?”

“舞台上,希金斯先生。福斯特原来是个杂耍演员、印象派艺术家。是战争成就了他。”

“怎么讲?”

“他不仅仅能把首相模仿得惟妙惟肖,就连长相都酷似首相。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他就开始了一项特殊的表演,放在演出的终场。‘我没什么可以奉献,有的只是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我们将在海滩作战。’观众们非常喜欢。”

“于是情报部门就用上了他?”

“在特殊场合才会用。如果你想要冒着U型潜艇的危险把首相送过海去,就很可以让这个人公开出现在其他什么地方。”他笑了,“那天晚上他奉献了他一生当中最精彩的一次演出。他们当然全都以为那真的是首相。只有科克伦知道真相。”

“好吧,”我说,“那么福斯特现在在哪里?”

“遇难了。一九四四年的时候一颗炸弹落进了伊斯灵顿的一家小剧院,同时死亡的还有一百零八个人。所以这下你明白了吧,完全是白费力气。这件事根本没发生过,这对大家都好。”

他剧烈地咳嗽起来,全身都紧绷着。门开了,护士走进来。她朝他俯下身子轻声说了几句。于是他说:“对不起,这个下午待得太久了。我想我得休息了。多谢你来把这个故事填完整。”

他又开始咳嗽,于是我赶紧起身。年轻的达米安神父客气地把我送出门。楼梯上,我递给他一张名片。“如果他不行了的话,”我踌躇道,“你懂我的意思吧?请你务必告知我一声。”

我点燃一支烟,倚在拱门旁边的燧石院墙上。当然,我可以去查证事实。但是维里克说的确实是真话,对此我心如明镜。可这又能改变什么呢?我久久地凝视着门廊,许久以前的那个晚上,施泰因纳就在这里面对着哈里·凯恩;我又想起梅尔瑟姆公馆的露台上的最终时刻,那个夺走了他性命的犹豫。可是就算他扣动了扳机,这一切也仍旧是白费力气。

“这可真够讽刺的。”德弗林一定会这么说。我仿佛可以听到他在大笑。啊,好吧,那个夺命之夜里,有个奉献了精湛演技的人曾经说过一句话;而在这曲终人散之时,我发现这句话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抛开其他问题不论,他确实是一位优秀的战士,一个勇敢的男人。

到此为止吧。我转过身,在雨中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