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托伊嘴里咕哝着:“快跑!快点!别停下来!”西尔维娅哼哼着,睁开眼睛,瞥了一下托伊,看看她是否醒了。意识到她只是在说梦话,西尔维娅悄悄地滑下床,上了一趟卫生间。等她回来时,只见托伊仰卧着,胳膊伸到了她那一侧,使得西尔维娅没法再睡。她不想弄醒她,可在这小房间里除了继续睡觉,没别的什么事可做,而要想睡,只能挪开她的胳膊。

她先是抬起托伊的一条胳膊,搁在她的胸前。即使如此,还是没有足够的地方躺下来,她只得把她推到一边。托伊睡得可真沉。她心想。在西尔维娅推她时,她没有睡到一边,身子又滚了回来,脸冲下趴在那里。西尔维娅爬上床,等待着,以为托伊会调整姿势,好睡得舒服点。可托伊还是保持着刚才的姿势,摊着胳膊,脸埋在枕头里。西尔维娅不安起来。她们一起上大学时,她见过她睡觉,如果她没记错的话,托伊睡觉挺文气。

有些不对劲。

“托伊!”她低声唤道。

没有回答。

西尔维娅轻轻地戳了一下她的肋骨,希望能使她翻个身而不弄醒她,可托伊仍然没有反应。她不能让她继续这样睡下去,会窒息的。

“托伊!”她又唤道,这回声音大了一点,“醒醒!你得翻过身来!”还是没有动静。

西尔维娅从床上坐起来,推推她的肩膀。当托伊还是没有反应时,她开始心慌起来,一把抓起她的胳膊,量她的脉膊。

“啊,天哪!”她断定她已经没有脉膊,尖叫起来。她迅速将托伊的身子转过来仰躺着,将她的头搁在自己的胸前。没有反应。接着,她侧过脸想试试托伊还有没有呼吸。没有热气喷到她脸上。她抓过床头的电话,拨通总机,朝接线员嚷道:“叫辆救护车来!快点!我朋友没有呼吸了。我想她的心跳停止了!”西尔维娅深深地吸了口气,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集中注意力,回忆如何做人工呼吸。

“坚持,宝贝儿!”她说,声音有些发抖,脸上冒出了汗珠。

“求求你,上帝,别让她死去!我一定得做对,千万不能出错!”她的手指在托伊的胸部摸索着,总算找到了胸骨,于是,她开始用力挤压。第一步完成后,她嘴对着托伊的嘴开始往里吹气。她竭力不去想所发生的一切,把注意力集中在回忆所学过的有关知识上。这不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她对自己说。要不然,她会不知所措,该做的都不会做。

也不知过了多久,西尔维娅终于听到走廊上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她再一次将嘴对着托伊的嘴,突然感到托伊是在自己呼吸。将头再度移到托伊的胸口,她听到了“怦”、“怦”、“怦”的心跳声。

“感谢上帝!”她不由自主地说。接着,莫名其妙地,她开始用希伯莱语急促地祈祷。

就在这时,门开了,两位救护人员带着一只盛有急救器械的钢制大箱子冲进来,旅馆经理留在走廊上没有进来。两人中,一位皮肤黝黑、个子高高的;另一位则肤色白皙,个头较矮,一头金发披散着,盖过了耳根。

“她的心脏现在跳了,”西尔维娅激动地说,“我给她做了人工呼吸。”

他们赶到躺在床上的托伊跟前,那位黑发男人拉起她的T恤,把听筒放在那儿仔细听着。

“她的脉膊虽然微弱但挺稳定,”他说,“你敢肯定她得的是心脏病吗?”

“我想是的。”

西尔维娅说,突然变得没有把握起来,“我听了,但什么都没听见,而且我差不多可以肯定她没有呼吸。”

她顿了一下,想了一会儿,又补充道:“晚上早些时候我们在机场提行李时她就有些气急。”

那位金发男子已经打开了一个小包,准备给托伊进行静脉滴注。就在他将注射器递给他的同伴,戳入托伊的静脉之后,他随即用对讲机跟医院联系,简单向他们介绍了有关情况。在两个男人围着托伊忙乎之时,西尔维娅双臂交叉抱在胸前,踱到房间的另一侧。

“她以前生过什么病吗?”其中一位男人问。

“我想没有。”

西尔维娅说。接着,她想起了托伊跟她说过的她在读高中时生病的事;“有一次,她心脏附近染过病毒,不过那是快十年前的事了。”

救护人员在书写板上记下了西尔维娅所提供的信息。接着,他们打开担架两人合力将托伊抬上去。就在这时,托伊的一只胳膊滑落到了一边。西尔维娅瞧见她的手心又红又肿。

“她的手!”她叫出声来,“瞧她的手!”那两人停住了,其中一个人小心地拿起托伊的手,仔细检查着。

“看上去像是烧伤的,”黑发男子说,“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

“不知道。”

西尔维娅摇摇头,沮丧地噘着嘴,“她根本就没离开过房间,怎么会被烧成这样的?莫名其妙!”她拉开抽屉,又到卫生间翻来翻去,“这是不吸烟房间,连一盒火柴都没有。”

“你的推测跟我的一样。”

黑发男人说着。点点头,两人用力,又把担架抬起来。

当他们把托伊抬出房间时,西尔维娅变得歇斯底里。眼看着她的朋友如此虚弱,连一点儿声息都没有,她怕自己永远见不着托伊。

“你们要把她送到哪里?”她问,眼里噙着泪水。

“罗斯福医院,”黑发男人回答道,担架从门口穿过,“阿姆斯特丹大街五十九号。”

“我会去那儿的。”

西尔维娅边说边匆匆更衣。

眩目的灯光和浓烈的消毒药水味刺得托伊睁开眼睛,她随即意识到自己是在医院里,适才的梦境尚记忆犹新。

“好了,你总算醒了,”金发碧眼的俏护士低头望着她说,“我去叫医生。”

“我在什么地方?”托伊虚弱地问道,想不通自己怎么会到这里,竭力想将刚才的梦境理出个头绪来。

“你在罗斯福医院的观察室。”

护士告诉她,“不过,既然你的情况已趋于稳定,我想医生会把你转到心脏病科的普通病房去的。”

托伊还想说什么,可那位护士已经离开了。几分钟后,一位个头高高、皮肤黝黑、相貌堂堂的男人走了进来,他有一双聪慧的眼睛,身着考究的褐色西服。

“我是埃斯特班医师,”他说话略带有一点口音,边说边走到床沿边,“你感觉怎么样?”

“挺好。”

托伊踌躇了一下,回答道,“我为什么来这儿?”

“你心脏病突然发作,是被救护车送来的。我是这儿的心脏病医师,医院打电话叫我来看看你。”

“我跟一个人在一起的。”

托伊说,怎么也无法集中注意力听他说什么。

他瞧见自己的手臂上插着针头,与挂在床头的药水瓶相连,并感到有什么粘乎乎的、令人讨厌的东西贴在她的胸口。侧过头,她看见了监视器。原来她身上接着心电图描记器,还能听到机器发出的“嘟嘟嘟”的声音。

“一位妇女,我的朋友。她在哪儿?”

“如果你指的是戈尔茨坦女士,”埃斯特班医生说,“我想她还在等候室。”

“哦。”

托伊说着,闭上眼睛,恨不得重新回到梦中,这样她便能见到那位男孩,确定他平安无事。就像她做的所有的梦一样,这个梦那么真实,跟现实中的事似的。她深深吸了口气,还能闻到她身上残留的浓烟味儿。

“你能告诉我们你手上的这些烧伤是怎么搞的吗?”医师问。

蓦地,托伊感到左手发木,抬起来一看,上面缠着绷带。她的另一只手也钻心似的疼。可却没有缠绷带,布满了水泡。就跟戒指的事一样,她心想。

她已经从梦中带回了什么,她心中一阵欢欣。

“我的心跳停止了吗?”她问医师,一双绿眼睛分外的明亮,“你刚才说过心脏病突然发作什么吗?”

“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不过戈尔茨坦女士声称你在旅馆的房间里心脏病突发。她为你做了人工呼吸,很可能这才救了你的命。”

他停了一会儿,继续说:“我已经安排了一系列检查。等检查结束后,你就可以换到普通病房去。在我们断定你的情况已经稳定之前,你还是继续呆在观察室妥当。”

“我不想做任何检查,”托伊厌烦地说,“我现在好好的。我要走。”

埃斯特班医师沉下脸:“这是愚蠢的。你的病情很重,约翰逊夫人。你当然明白这点。你朋友说你曾经得过心包炎。那次的病很可能对你的心脏造成了损害。所以才会发生今天的事件。我们已经通知你丈夫,我知道他也是一位医师,他现在正从加利福尼亚往这儿赶。”

斯蒂芬!托伊对他们未经她的同意叫他来极为生气。她到纽约的头一天就进了医院这一事实本身只能证明他的观点——那就是,他妻子是一位娇弱、幼稚的妇女,自己不能照顾自己。

“我不想见我的丈夫,”托伊边说边试着想坐起来,“我要出去。”

医师轻轻地把她推回到床上:“别这样,约翰逊夫人。你是在自寻烦恼,毫无理由地将事情搞复杂。在我们做出适当的诊断,看看这次发作是否又给你的心脏造成了损害之前,我决不能让你走。”

托伊掉过头,知道再争执下去也没有用。眼前这人是一位医生,跟斯蒂芬没有什么两样。他不可能理解那个梦所带给托伊的欢乐。他也不可能理解托伊暗中以为是个奇迹的事件,只会将它纳入到狭隘的科学范畴,而这不是科学所能解释的。

过了很长时间,托伊才转回头,望着那位医师说:“能让我的朋友进来吗?”

“只能呆一会儿。”

他回答道,“他们马上就要来给你测试。等我一知道结果,我就会告诉你。”

那位医师离开了房间,几分钟后,西尔维娅走了进来。她看上去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头发乱蓬蓬的,充血的眼睛里满是关切之色。她冲到托伊的床前吻着她的前额:“今天早上你可真的把我吓坏了。兄弟,瞧瞧,就这么着开始度假,嗯?”托伊朝她笑笑。

“我好了,”她说。接着,她的眼里充满感激:“医师说是你救了我,给我做了人工呼吸。”

西尔维娅骄傲地挺起胸脯。有好几次,她在紧急情况下惊慌失措,做错了事。大约在六个月前,她的一位学生在做实验时,不小心被锯齿状的铝片划破了手,伤得不轻。西尔维娅试着用止血带止住流血。遗憾的是,由于她过于慌乱,止血带抽得过紧,把他手臂上的皮肤都勒破了。那回她沮丧透了,发誓以后再也不替人急救。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还记得,没弄错。”

过了几分钟,她对托伊说,“我的意思是,我上人工呼吸课至少是六年前的事儿,此后又从来也没温习过。”

“你是个英雄。”

托伊说,此时此刻,她比任何时候都迷人。只见她的一头秀发散落在脸庞周围的枕头上,一双眼睛像绿宝石一般澄澈,如丝绸一般光滑、半透明。

西尔维娅兴奋得脸都红了。她到底又碰上了一次危急的事件。而这一回,她没有表现得跟个白痴似的。不过,几秒钟后,她便转而关切地问道:“你手上那些烧伤怎么弄的?你夜里离开过房间还是怎么的?真是怪事,托伊,我一向睡觉很惊醒的,可夜里我没听到你离开过房间呀。我敢肯定你一直跟我一起睡在床上。”

“发生了某些事。”

托伊说着,迅速拔掉手臂上的针头,由于刺痛,身子不由自主地畏缩了一下。

“住手!”西尔维娅惊恐地叫道,双目圆睁,“你不能拔掉它。他们在给你治疗,托伊。现在我得去叫护士再给你插回去。”

托伊坐起身,脱掉病号服,低头去扯胸口上的吸杯:“把我的衣服拿来。我们在斯蒂芬来这儿前回到旅馆。”

西尔维娅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我要去叫护士来,”她生硬地说,“你不能像没事儿似的起床走出去。该死,托伊,你差点儿死掉!”

“我是死了,”托伊说,嘴角露出顽皮的笑容,“如果我的心跳停止,从医学上说我已经死了。是不是这样?当你的心脏停止跳动时,你便死了。”

西尔维娅摊开双手:“那么说,你只是从医学上说死了。这有什么分别?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起床离开这儿。”

托伊摇摇头,“你不会明白的,西尔维娅。我这会儿没法向你解释,回头我会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你。”

接着,她凝视着她朋友的眼睛,看出她是多么的不安。

“我们一走出这里,我就告诉你,行吗?我保证。”

西尔维娅叉开腿,双臂抱胸,挑战似的望着她:“现在就告诉我,我不会让你走的。托伊。要是斯蒂芬来了,发现我让你结帐离开了医院,他会对我大发雷霆的。”

“所以说你不该打电话告诉他。”

托伊说着,赤脚站在冰冷的地板上,“快点,把我的衣服拿来。”

西尔维娅一动不动:“回到床上去,托伊。”

托伊没理她,在床脚边一只塑料袋里找到了自己的衣服。几秒钟的时间,她就穿好了衣服,只差鞋子了。

“我的鞋在哪儿?”西尔维娅耸耸肩,她朋友的举动使她由焦急转为烦恼。托伊一向为人随和,通情达理。西尔维娅不明白为什么她会这样。

“你不是自己走进来的,托伊,”她语气中带有讥讽,“你是用担架抬进来的。”

接着,她噘着嘴,怒气冲冲地说:“失去知觉,还记得吗?”托伊这会儿已经穿上了棒球衫,黑裤子,准备离开,也不管脚上有没有穿鞋子。

“你是走呢,还是继续留在这儿?”她边说,边朝门口走去。

“你上哪儿去?”西尔维娅问,“回旅馆,我希望。求你了,托伊,答应我你只是回旅馆去。”

“是啊,当然。”

托伊说:“我还能上哪儿去?怎么,你不跟我一起去?”西尔维娅瞥了一眼手表,发现已经是傍晚了。她在旅馆打电话给斯蒂芬时,他说乘下一班飞机离开洛杉矶,再从机场直接来医院。托伊昏迷了好几个小时,他们让西尔维娅等在外面,直到心脏病专家来了后才作检查。

“斯蒂芬马上就到了,”她对托伊说,“也许我该留在这儿等他来。要不然,这家伙走进来,发现人已经走了,会暴跳如雷。”

“随你的便。”

托伊说着,耸耸肩。她刚要走,又在门口停住了脚:“我真的很感激你为我做的一切,西尔维娅。只是……只是我不能留在这儿。请你理解。”

“我试试吧。”

西尔维娅说完,一屁股坐在病床上,接着,身子朝前倾,双手抱住头伏在膝盖上。

当一位赤着脚,身着印有“加州天使”的T恤衫,有着一头火焰般的红发的女子在医院的走廊上匆匆与人擦肩而过时,人们纷纷回过头来。托伊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对人们的注视并不在意。

那些梦终于又回来了,她明白她的祈祷有了回音。正如以前所猜测的那样,那些梦之所以不光顾,或许就是由于斯蒂芬的缘故,她对自己说。他是个铁石心肠、好挖苦人的家伙,对任何他不能分门别类或透过显微镜观察的东西都不信。托伊感到手心阵阵刺痛。然而,她不但没有觉得痛苦,反而感到一种无与伦比的欢欣。让他设法去解释这个吧,她这么想着,走出医院的大门,踏入潮湿、阴冷的空气中。

她抬头望望天空,只见阴云密布,风雨欲来。抱紧双臂以驱散寒意,她沿街走去,时时提防着人行道上的碎玻璃。街上的人群不断越过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或穿着雨衣,或带着雨具,所有人看上去似乎都匆匆忙忙的。

托伊搞不清楚自己到了哪里,但她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继续走下去。不然,她一定会踩着什么东西,划破脚的。

这个城市的景致与声光纷至沓来,充斥她的耳目。但这没使她感到厌烦。

她还能闻到从街角飘来的炒栗子和热狗的香味。即使是从地铁站涌出的人流也不那么令人讨厌。托伊瞥了一眼,不知怎么的,想起了黎明时分,迷蒙的薄雾浮于宁静的池塘的情景。

在又走了几个街区之后,托伊怔怔地望着那些高楼,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突然,她瞧见了一块巨大的霓红灯广告牌——“沃尔夫”。这个名字像一记钟声,唤醒了她的记忆。她随即想起前一天夜里在出租车上西尔维娅跟她提到过这个餐馆,还说它离她们所住的旅馆没多远。她停住脚,望着橱窗。由于不久就是万圣节,橱窗里装饰着巨大的金黄色的南瓜、鲜艳的红辣椒和一串串的谷穗,透出一派节日的气氛。托伊的嗓子发干,又冷又湿,有点儿头晕。

雨越下越大,托伊决定进餐馆去,看看能否喝杯热咖啡暖暖身子。然后,再问问去旅馆的方向。

托伊赤着脚,羞怯地等到一大群商人进餐馆后,才跟在他们后面悄然溜进门,紧跟着他们走到餐馆的后半部,迅速在头张空座上坐下来。

当计程车在罗斯福医院的大门口前停下时,斯蒂芬·约翰逊睁开眼睛。

还在洛杉矶时间凌晨三点他就被叫起来去做一例急性阑尾切除术。他刚回到家里,准备补睡几小时,西尔维娅的电话就来了,告诉他有关托伊的消息。

又是疲倦,又是愤怒,他烦躁得几乎发疯。此外,还混杂着一丝内疚。

他不该拒绝跟托伊谈话,让她跟那个傻里傻气的西尔维娅·戈尔茨坦去了另一个城市。尽管她跟托伊是多年的朋友,他从来没有喜欢过西尔维娅。首先,这个女人又矮又胖,至少超重二十到三十磅,他看不上连自己的身体都照料不好的人。再者,她说话带着那种鼻音很重的布鲁克林口音,也不合他的口味,令他厌烦。还有,她老是怂恿托伊做些蠢事。

他递给计程车司机几张钞票,下了车。他决定:一旦他确信他妻子得到了适当的治疗,他要跟她的这位最要好的伙伴明确地、好好地聊一聊,向她说明真相,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他责备自己早几年前就该做此事。不然,托伊也许不会把自己弄到这个地步。

即使现在,他也无法断定,无法从医学角度正确地解释为什么他二十九岁、身体健康的妻子怎么会突然得心脏病。他知道她得过心包炎,不过,在他们想要个孩子时,托伊做过多次检查,包括彻底的心脏检查,什么毛病都没有发现,一切正常。

在住院处登记完,打听到了托伊所住的楼层,他往电梯走去。

“我是约翰逊医师,”在护士办公室,他对护士说,“我来看我妻子,托伊·约翰逊。”

那护士在花名册上查到了托伊的名字:“746房间,在右边。”

斯蒂芬奇怪托伊怎么没在观察室,大概是他们觉得她没有生命危险,而把她转到了普通病房吧。这是个好迹象。找到了房间,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托伊不在。一定是他们带她做检查去了,他心想。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拿起话筒给他办公室打电话。

“不,不,不,”他在电话里朝他的秘书吼道,同时一把扯下领带扔在床上,“我不要亨利克做那例手术。他是个夸夸其谈、浮而不实的讨厌的家伙。上次他开刀的那个人死了。让比尔·格兰特替我。”

挂断电话,斯蒂芬心想:托伊挑了最糟糕的一个星期生病,打乱了他的计划。他这周每天都有安排。大多数日程都是不能变动的。斯蒂芬去年跟他的合伙人解除了合约,所以现在他只能靠信誉,靠他的朋友在他不在的这几天替他。然而,他的多数朋友就跟他一样,每天的手术排得满满的。要他们替他做手术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托伊可以旅行,他决定今晚就带她乘飞机回去。要是她的情况稳定,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她还要继续呆在纽约。

等了好几分钟还不见她回来,他走回到护士办公室。

“对不起,”他对刚才那位护士说,“我妻子这会儿一定是在做检查。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带她回来?或者请你告诉我,她的主治医师在哪儿?我想跟他谈谈。”

“噢,”她说,“埃斯特班医师走了好几个小时了。至于你妻子——”她翻了翻托伊的病历表,“我没看到今天上午有什么安排。埃斯特班医师用铅笔标了需要做的一些检查,可他离开医院前都画掉了。”

“她没在病房里。”

斯蒂芬粗声粗气地说。

“你肯定吗?你走对房间了吗?746房间?”

“当然,”他说,“我认得数字,你知道。”

她没理会他的讽刺。整天跟医师呆在一起,她习惯了:“再瞧瞧,也许她散步去了。”

斯蒂芬瞪了她一眼,拖着脚沿着走廊往回走。托伊还是没在病房里。几分钟后,他再次来到护士办公室,气得直跳:“瞧,”他边说边拍着佛米卡台子,“她没在病房里,也没在走廊上。你们怎么会把我妻子弄丢的,你们这些白痴!你们一定是把她转到别的什么地方,而谁也没记下来。给交换台打个电话,也许他们知道她在哪个房间。”

那女人赶紧拎起电话,打电话给医院的交换台。几秒钟后,她望着这位眉清目秀的年轻医师说:“那是她的房间,再去瞧瞧。”

“让埃斯特班医师到这儿来!我要跟他谈谈。试着通过广播找找她,要是她在医院的哪个地方走丢了,会听到的。”

“没问题,约翰逊医师。”

那女人爽快地答应道。斯蒂芬刚回到病房,广播里就传来了寻人启事。这肯定会起作用,他心想。又等了十分钟,他困倦得实在支持不住,便爬上他妻子的病床,倒头就睡。

“约翰逊医师?”一位男子的声音,“对不起,你是斯蒂芬·约翰逊医师吗?”斯蒂芬腾地从床上坐起来,揉揉眼睛。

有好一会儿,他没回过神来:“你是谁?”

“里卡多·埃斯特班。我是这儿的心脏病医师。”

“我妻子呢?”

“我不知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得知我妻子得了心脏病,我乘头班飞机从洛杉矶赶到这儿。而现在你却告诉我你们把她搞丢了。我能不发疯?这是一场噩梦吗?”

“我很遗憾,”埃斯特班说,“她是在这儿的,可我们不知道她去了哪儿。据我看,她走出医院回旅馆去了。护士说她朋友一走进去看她,监视器就乱了套,而后她就不见了。”

斯蒂芬脸涨得通红,轻蔑地说:“你说的是西尔维娅·戈尔茨坦,我敢保证。我早就该知道,这个女人是灾星。”

“好吧,”埃斯特班慢条斯理地说,“据观察室的护士说,戈尔茨坦女士在你妻子走后还在这里呆了段时间。也许她是在等你来?而后才决定也回旅馆。”

“什么旅馆?”斯蒂芬问,站起身从椅子上抓起他的上衣和领带。

“我不清楚,”医师回答道,“你干吗不到住院处去查一下?他们一定有这方面的信息。据我所知,你妻子是在旅馆里突然得了心脏病。那位西尔维娅女士为她做了人工呼吸。要不你妻子这会儿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

斯蒂芬第一次感到惊慌。这可不是疯疯颠颠的西尔维娅在跟他说他妻子曾濒临死亡的边缘,说话的是一位他的同僚。

“你在心电图上看到了什么?”斯蒂芬发疯似的问,“你给她做了什么检查?结果怎么样?”

“冷静点!”埃斯特班医师说着,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我相信她会好起来的。她坚决要求出院,不肯做检查,所以我们也就没做成。不过,既然她有心包炎的历史,惟一的办法是让她住院彻底地做一次检查。我还想在她出院后让她佩戴一个便携式心脏监视器,这样,我们可以长期对她进行跟踪监测。”

他顿了一下,“你到门房查过吗?也许她在登记簿上留下了旅馆的名字。”

“整个这件事阴错阳差,不是吗?”斯蒂芬说,在埃斯特班给门房打电话时,他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埃斯特班缓缓地摇摇头,轻轻地把话筒搁在原位。

“我该怎么办?我的业务会给弄成一团糟,我妻子不在医院里接受治疗,却跟着一位神经兮兮的女人在这个讨厌的城市到处乱跑。”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你妻子会露面的。既然登记处没有旅馆的名字,你可以在她的病房里等她,万一她回来呢。”

“她怎么会突然得了心脏病的?”斯蒂芬朝另一位医师吼道,“出了什么事?”

“我不清楚。说实话,这事颇为奇怪。他们一把她送进来,我们就给她戴上了心电图描记器。毫无心搏过速或诸如此类的心率不规则的迹象。我这会儿能告诉你的惟一的事是她的心脏病是自发的。她是否背地里用过什么麻醉品?也许是可卡因或别的兴奋剂?这正是我今天上午想要做的检查之一。我想做一个化学测试。”

“荒唐!”斯蒂芬脸色如此苍白,着上去他倒像个病人似的,“我妻子坚决反对吸毒,即使是在大学时代她也从来没吸过毒。相信我,她没有服用麻醉剂。”

埃斯特班摇摇头:“很遗憾,我无可奉告。”

斯蒂芬盯着对方的眼睛有好一会儿,而后冲出房间找她妻子去了。

“你想要点什么吗?”一位男侍者问托伊,眼里流露出怀疑的神色。她坐在餐馆后部的一个车厢式座位上,怔怔地直视前方。

“噢……对不起,”她说,“你说什么?”

“这是餐馆,女士,不是避难所。你要么要点儿什么,不然就走。”

“我要一杯咖啡。”

“哼!”他双手在系在腰间的白围裙里擦了擦。收拾了邻桌的几个盘子后,他走到柜台旁,开始与收银员窃窃私语:“来了一个小时了,没穿鞋子,穿着滑稽,几乎像个捡破烂的女人。”

收银员约摸有五十八九岁,一头桔黄色的头发,显然是为了遮盖灰发染的,高踞在柜台后的一把高脚凳上。

“要我叫警察吗?”她嘴里正嚼着一大块口香糖,这时发出响亮的咂嘴声。她边说边伸长脖子朝餐厅后部看。

“没穿鞋,嗯?看上去就像个乞丐。”

“我们再等着看看她有没有现钱,我没看见她拿钱袋。”

“让她滚出去!顾客不喜欢进餐时旁边坐着这类臭气熏天的下贱女人。她没钱。”

街头的流浪汉往往逛进餐馆,点了食物,等付帐时就想溜走了事。

托伊听到了杯盘碰撞声和人们的说话声,却置若罔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梦中的形象不断地浮现在她的脑海,使她搞不清孰是梦,孰是现实。

埃斯特班医师、医院,以及前天夜里所发生的一切显得那么遥远、模糊,仿佛不是真实的,而那个小男孩以及田野上的孩子们则真实得就跟面前的桌子一样。那侍者又走过来,一脸怒容,将咖啡杯“啪”地放在桌上,一旁是一张帐单。

“要我替你去付吗?”他双手叉腰,问道。

“哦,”她说着,拍拍旁边的座位,自觉跟个十足的白痴似的。她当然没带钱包。她一直在想什么?“不,谢谢,”她礼貌地说,“我走的时候会付的。”

她刚捧起咖啡杯,不由自主地呻吟了一声。她感到双手就像在火上烤一般。她得等到咖啡凉了,再端起来喝。

“嗨,女士!”大约五分钟后,身旁响起了一个带着布鲁克林口音的友好的男声:“对不起,你现在得跟我走。”

托伊转过头,看见一位警官站在那里,头上戴的帽子微微朝后倾斜。他也许高不过五英尺八或五英尺九,一头浓密的黑发。要不是唇上留了一撮整齐的小胡子,托伊心想,这张脸活脱一张她母亲常常提到的娃娃脸。尽管晒得黑黑的,他的皮肤看上去光滑、细腻。他的眼睛是蔚蓝色的,当他望着你时,有一种催眠般的魔力。

“我做了什么,警官?”托伊轻声问。

“这儿的店主告你无事生非。”

他走近她,抓住托伊的胳膊,把她拉离座位。

“请等等,”托伊恳求道,餐馆里别的客人都把目光转向她。

“我知道,我穿得不得体。我是在医院里,所以没穿鞋子。我走进这儿时没想到没带钱包,可我住的旅馆就在这条街上,我可以去取钱来。”

说完,她低下头,又是羞愧又是沮丧。他会仅仅为了一杯咖啡把她投入监狱吗?蓦地,纽约似乎不再是个熙熙攘攘、充满活力与人性的城市。失落与屈辱快把她压倒了。不光是因为这个警官,或那个这会儿正站在角落冲她假笑的卑劣的侍者。还因为在这拥挤的餐馆吃饭的所有客人投来的不屑的目光。托伊意识到他们都把她当成了一个神经病或无家可归、流浪街头的乞丐。

“好的,女士,”那位警官耐心地说,“还是站起来吧,我不会伤害你或怎么样的。”

站起身,托伊明白所有人都会看见她那脏脏兮兮的赤脚。她感到平生没有遭遇过的奇耻大辱。斯蒂芬是对的,她心想。他一直是对的。是她头脑不正常,有严重的毛病。

“谁能告诉我戈塞姆旅馆怎么走?”托伊问,“你用不着逮捕我,我去取钱。我保证,我住的旅馆离这儿只有几个街区。只是我记不得它的方位。”

那位警官凑近托伊的脸低声说:“我们还是出去吧,好吗?我不会逮捕你的,女士。你瞧,我已经替你付了帐单,可餐馆方要你离开,所以我们只能答应他们的要求。”

托伊木然地站着,任由那位警官抓起她的胳膊护着她走出了餐馆。她的头由于羞愧而低着。经过那位侍者身旁时,那警官扔出一句话:“你们这些家伙还欠我一块钱呢,托尼。给我留一份乳酪牛肉饼,一盘炒杂碎。五分钟后就回来。”

走出饭馆后,那位警官继续盘问托伊。在谈话的当儿,他用自己的身子挡住托伊。人们川流不息地经过他们身旁,人人都行色匆匆,很少有人朝他们看。

“你住的是哪家医院?是贝尔弗吗?”

“我想不是的。”

托伊说。她感到自己快要哭出来了,但她不想让他看到她哭。只要有一滴眼泪掉下来,就会使她仅有的骄傲荡然无存;“我能肯定是罗斯福医院,可我不想回那儿。你只要告诉我,我住的旅馆怎么走就行了。”

“好的,”他说,眼里露出疑虑之色,“要是我给你叫辆车,答应我不要再到处乱跑了。”

接着,他的脸色和缓下来,亲切地朝她笑笑:“这不是个最安全的地方,一位正派的女士可以孤身一人到处乱跑。人们在这儿都不多逗留。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托伊顺从地说,依然低着头,望着人行道上的地砖。一手仍拉着托伊的胳膊,那位警官走了几步,突然吹响了他的哨子,另一只手在空中挥舞。托伊转过头想看看他究竟在干什么。就在这时,一辆警车“嘎”的一声停在了路边的红圈内。四周触目所见的只有混凝土、砖块和钢筋,在曼哈顿没有篙草丛生的旷野。托伊明白不管那一切显得多么的真实,只是在做梦,只是她的想象,是她心智迷失所致。斯蒂芬一直警告她的一切都发生了。

他总说她会遇到麻烦,会做傻事,受到伤害。她的双手阵阵抽痛。她看了看,于是瞧见了左手上的绷带。她的右手掌心和好几只手指的皮肤都烧伤了,伤口红肿发炎,渗出了血水。这一定是如西尔维娅所猜测的,是她梦游时出了旅馆,不知怎么把自己弄伤的,她心想。也许是她走到大楼的底层或哪儿,不小心手触到了暖气管所致。

头都没抬,托伊任由警官领着走到停在路旁的警车。接着,她感到她的手按在她的头上,免得她撞着了车门,顺势将她推进了汽车后座。立刻,她的恐惧似乎都烟消云散了。她安全了。她知道不管他们把她领到什么地方,那一定是她该去的地方。她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但她能直觉到这一点。仿佛她能读懂那年轻警官的心思,而他竭力在消除她的疑虑。

越看,她越觉得他像那个旷野上的小男孩。

“送她到罗斯福医院,”他对另一位警官说,关上后座的门。

“把她一直送到里面,别只开到路边就停车。要不,她又会跑出来的,明白吗?”

“她是个精神病吗?”坐在前排的警官问,透过后视镜打量着托伊。

“不,”先前那位警官说,笑着朝后座上的托伊眨了眨眼,“她是位特殊的女士。她跟我是好伙伴。你怎么能那么说?你是什么,伯尼,一个白痴?你没瞧见吗,她是一位天使,就写在她T恤上呢。写着她是一位加州天使。到曼哈顿帮助我们这些家伙。”

“现在正是晚餐时间,克雷默,”另一位警官抱怨着,并不觉得他朋友说的有多有趣,“我正要下班,给我弄点吃的!”

“我能自己走,”托伊透过将她与前排隔开的金属网说,“你们不必浪费时间,警官。你们只要指出我所住的旅馆的方向就行了。”

坐在车里的警官跟倚在车窗上的警官都没理会她。

“嗨!伯尼,替我好好照看她,”后者说,“我会替你叫晚餐的。对了,你想吃什么?要托尼给留一份牛肉饼吗?”

“不要,”坐在车里的警官说,舔了舔嘴唇。

“给我要一份五香牛肉和黑麦面包,一盘甘蓝色拉,一瓶樱桃汽水,再给我要点新鲜的泡菜,不是那种他们放在桌子上的泡菜。”

一说完,他便发动引警,汽车“嗖”地蹿了出去。托伊猛地往后一仰,撞在后座上,这是她今天第二次前往罗斯福医院。尽管身处如此尴尬的境地,她还是不由得暗自好笑。她到这个城市时坐的是计程车。接着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这会儿坐的则是一辆警车。惟一尚待尝试的是地铁。这一天过得如此丰富多彩,她心想,她应该入选这周的《纽约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