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的梦

夜里——或者说她睡着的那阵子——下了场大雪。

我妈透过一扇大大的拱形窗(通常装在公馆或者老式公共建筑上的那种)朝外望。她看到下方的草地、灌木丛、树篱、花园、大树,全都披着积雪,高高低低、起伏不定,丝毫不曾被风刮平或吹乱。雪地不像在阳光下那么刺眼,而是呈现出在破晓之前的清澈天空下的白色。万籁俱寂。挺像《哦,伯利恒小镇》里描述的情景,只不过天上没星星。

但是,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啊。这幕场景有点古怪。所有树木,所有灌木和植物,都满满当当地长着夏季的绿叶。树下,零零星星没被雪覆盖的地方,露出鲜翠欲滴的草地。大雪是在盛夏的当儿,一夜之间落下的。季节更迭得真是不可思议,出乎意料啊。此外,所有人都消失不见——尽管她想不起来“所有人”都指的是谁——我妈孤身一人待在高大宽敞的房子里,四周围绕着中规中矩的树木和花园。

她想,不管发生了什么,很快就会有人解释给她听的吧。然而,没人来。电话没响。花园大门的门闩没被拉起。她听不到任何车辆声,甚至不知道马路——或者小路——在哪个方向,也许她是在乡下亦未可知。屋里空气沉寂憋闷,她得出去。

她走出门,便想起来了。她想起来,大雪落下之前,她不知在哪儿丢下了一个娃娃。是在下雪之前很久的事了。这个记忆,这种确定无疑的感觉,令她突然陷入恐惧。好像她突然从梦中惊醒。于是她从梦中之梦里惊醒了,惊觉自己的责任和失误。她丢下了自己的娃娃,彻夜把他抛在脑后。把他丢在什么地方就不管了,好像丢下个玩腻的洋娃娃似的。或许她不是昨晚干的这事,而是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以前干的。她把自己的娃娃丢下了有一整个季节,或者许多个季节了。她的注意力被别的事给吸引了。她甚至可能去旅行了,离开了,刚刚才返回,却忘了为什么回来。

她跑到树篱和长着宽阔叶片的树木下找着。她想象着娃娃缩成一团。他可能已经死啦,缩成一团,遍体发黑,脑袋像枚坚果,小小的萎缩的脸上,不是一种难受的表情,而是一种失去亲人的痛苦,一种古老、平静的悲伤。这脸上并没有什么对她——他的妈妈的谴责,只有平静、无助的表情,带着这种表情,他等待救援或者厄运的到来。

我妈心头涌上一阵悲痛,这是因为娃娃在等待,而她竟不知道;她,他唯一的希望,竟然把他全盘忘了啊。那么柔弱幼小,连扭头避开大雪都不会的一个娃娃哟。她悲痛得无法呼吸。她心里从此再也不会有空间给别的念想了。除了想着自己居然干出这种事,再也不会有余地装别的想法了。

因此,发现娃娃正睡在他的小床上,是何等宽慰呀。娃娃正趴着睡呢,脑袋扭到一边,皮肤又白又细,好像雪花一样,脑袋上的软发红通通的,就像曙光的颜色。和她一样的红发,长在娃娃的脑袋上,娃娃平平安安、好端端的。她得到宽恕啦,真是松了口气。

大雪、枝繁叶茂的花园和陌生的房子,全都消失。仅剩的白色东西就是小床上的毯子。这是一床薄薄的白色婴儿羊毛毯,已经从娃娃背上扯下了一半。在暑热,货真价实的夏天的暑热中,娃娃身上只裹着一片尿布,穿一条防止尿湿床单的塑料短裤。印着蝴蝶图案。

我妈,这会儿仍旧以为下了大雪,想着通常下大雪时肯定很冷,便拉过毯子,盖住娃娃赤裸的背部和肩膀,盖住长着红色软发的小脑袋。

这事发生的时候,在真实世界里是凌晨时分。世界处于1945年的7月。换了任何一个别的早上,娃娃到了这时辰,都会要求一天中的第一次喂食了,不过今天娃娃却仍旧睡着。做妈的尽管人站着,眼睛睁着,思维却仍旧沉浸在深深的睡眠中,并没觉得有什么奇怪。娃娃和妈妈都被一场漫长的战争拖得疲惫不堪,不过做妈的甚至连这一点也记不起了。思维有点迟钝,一种最最执着的平静占据了她和娃娃的脑袋。这个妈妈——我妈——根本没注意天色正迅速放亮。她没反应过来,就在她站着的这当儿,太阳正在升起。昨天,或者午夜时发生过什么,她都毫无记忆了,所以显得十分平静。她把毯子拉到娃娃的脑袋上,盖住他柔和的、心满意足的、熟睡的侧脸。她轻轻走回自个儿的房间,倒在床上,立刻又人事不省。

发生着这事的房子,与梦中的房子毫无相像之处。这是一幢一层半的白色木房,拥挤归拥挤,却不失体面。门廊通到距离人行道几英尺处,餐厅有扇飘窗,俯瞰一个树篱环绕的小院。房子位于小镇的一条后街,这个小镇——对外人来说——与休伦湖附近一度人口稠密的农业地区方圆10到15英里之内的许多小镇看起来毫无二致。我爸和他的姐姐们就在这幢房子里长大,我妈到来时,他的姐姐们和他妈还住在里面——同时到来的还有在我妈体内长得很大、已经会乱动的我——这是我爸在欧战的最后几周中送了命之后的事。

我妈——吉尔——在光线明亮的下午的迟些时候,站在餐厅桌边。房子里挤满人,都是在教堂葬礼结束后被请回这里的。他们喝茶或咖啡,设法用手指捏住切得很小的三明治,或者香蕉面包片、坚果面包和重油蛋糕。表皮易碎的蛋奶糊挞或葡萄干挞得用甜品叉戳起,用小陶碟托着吃,小陶碟上画着紫罗兰,还是吉尔的婆婆做新娘时亲手画的。可是吉尔却直接用手抓起各种食物。挞皮的粉屑窸窸窣窣,一颗葡萄干掉下来,揉进她穿的绿天鹅绒衣服。这天气穿这衣服未免太热了,而且它也不是什么孕妇装,本是一件在公开演奏小提琴的独奏会上穿的宽松袍子。因为我的缘故,袍子前缘被高高撑起。不过,这是她手头唯一一件足够大、足够高级,可以用于丈夫葬礼的衣服。

何至于吃成这样呢?人们不由得纷纷侧目。“在吃两人的份儿呢。”艾尔莎对她的一群客人解释道,免得他们对弟媳指指戳戳或保持沉默,让她没面子。

吉尔一整天都觉得反胃,不过在教堂里,正想着风琴真难听的当儿,她突然发觉,一眨眼工夫,她已经饿得像头狼。整首《哦,勇敢的心》期间,她一直在幻想一份肥美、淌着肉汁和融化的蛋黄酱的汉堡,眼下她正努力探索坚果、葡萄干和红糖的混合物,甜得牙齿发疼的椰子糖霜,或者尝试用令人宽慰的满口满口的香蕉面包或一团团挞皮来取而代之是否可行。当然啦,没有任何替代物能管用,不过她没停。即便真实的饥饿已经解决,她想象中的饥饿仍在催促,甚至变成一种几近恐慌的焦躁,迫使她往嘴里填着已经不知滋味的食物。她无法形容这种焦躁,只能说它或许是由毛刺和憋闷的感觉造成的。窗外的刺檗树篱在阳光中显得浓密、多刺,天鹅绒袍子在她潮湿的腋窝处紧贴身上,一绺绺鬈发——和挞里的葡萄干一个颜色——在姑子艾尔莎的额头上跳动,甚至还有画在盘子上、酷似可以揭起的疮痂的紫罗兰,所有这些,尽管她知道都再寻常不过,却分外让她感觉厌恶压抑。它们似乎传达着某种她不曾料想过的新生活的信息。

为什么说不曾料想过?她知道我的存在已有一段时间了,也早知道乔治·科克汉姆或许会送命。毕竟,他参加的是空军嘛。(今天下午的科克汉姆祖宅里,她四周的人都在说——尽管不是对她,他的遗孀,也不是对他的姐姐们——他就是那种你早知道会被杀死的人。他们指的是,他英俊潇洒、生机勃勃,是他家的骄傲,被寄予全部希望。)她明知道这些,却依旧过着寻常的生活,在阴冷的冬天早晨拖着小提琴搭街车去音乐学院,她在学院一间昏暗的小屋里一连几个小时练琴,屋里能听到外面的声音,却只有她孤身一人,只有散热器的噪声陪伴,她手上的皮肤先是冻得发红,又被室内干燥的热气烤得发干。她依旧住在一间租来的屋子里,窗子漏风,夏天飞进苍蝇,冬天漏进一窗台雪。她梦想着——不犯恶心的时候——香肠、肉饼和一片片深色巧克力。在音乐学院,人们煞费苦心地对她的身孕视而不见,仿佛它只是个肿瘤。毕竟,它很长时间都没有明显迹象,大骨盆的高个儿女孩初次怀孕都不大显。即使我在她肚子里翻筋斗,她仍旧做了公开演奏。她发胖了,模样威严,又长又浓密的红发披在肩头,脸庞丰满发亮,表情严峻专注,在她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演奏会上拉独奏。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

她也稍微关注了一下外界——她知道战争要结束了。她觉得等我出生后不久,乔治就会回来。她知道那时她就不能继续住在小屋里——她将不得不和他一起住在某处。她知道我也会在那里,不过她把我的出生理解为某种终止而非开始。它将终止对她肚子一侧永远酸痛的那个地方的踢打,终止她起立时,血液涌上私处带来的剧痛(仿佛她那里贴了一副灼人的膏药似的)。她的乳头不会再肿大、发黑而粗糙,每天早上她起床时,也不用再往青筋暴突的双腿上裹绷带。她可以不必每半个小时左右就要小解,她的脚会消肿,穿回正常尺码的鞋子。她以为一旦我出生,就不会再给她添这么多麻烦了。

等她知道乔治回不来了,她想过让我和她一起在小屋里生活一阵子。她找来一本讲照料婴儿的书。她买来我可能需要的一些基本物品。楼里有个老太太可以在她练琴时帮忙照料我。她可以领到战争遗孀的津贴,再过六个月,她就可以从音乐学院毕业。

不过艾尔莎坐火车过来,接走了她。艾尔莎说:“我们不能让你孤身一人陷在这里。所有人都奇怪乔治出国打仗的时候,你怎么没过来。现在是你过来的时候了。”

“我家人都是疯子,”乔治告诉过吉尔,“艾尔娜是个神经质的废物,艾尔莎该去当个军士长才对。而我妈老昏头了。”

他还说过:“艾尔莎传到了脑袋瓜子,不过我爸去世的时候,她只好弃学到邮局上班。我呢是传到了好相貌,可怜的老艾尔娜啥都没捞到,只有糟糕的皮肤和糟糕的神经。”

吉尔第一次遇到他的姐姐们,是她们到多伦多给乔治送行的时候。两星期前她们没来参加婚礼。那会儿除了乔治、吉尔、牧师和牧师妻子,以及一个临时请来做见证的邻居,再没别人。我也在,已经藏在吉尔的肚子里,不过我并不是这场婚礼的原因,当时没人知道我的存在。事后,乔治坚持到一个自助照相亭,和吉尔拍了几张表情僵硬的结婚照。他总是兴高采烈的。“足够打发她们了。”他看着照片宣布。吉尔有点好奇,他所谓的打发,有什么特指的对象吗,比如艾尔莎?或者那些漂亮女孩儿们,那些可爱、活泼的女孩儿们,她们追他,给他写伤感的情书,给他织菱形花纹的袜子。他一有机会就穿上这些袜子,礼物也照收不误,还在酒吧大声朗读情书取乐。

吉尔婚礼前没吃早饭,婚礼过程中,她心心念念的是煎饼和咸肉。

两个姐姐的相貌比她想象的还要平凡。不过乔治倒真是传到了好相貌。他的栗色头发有丝绸般的波纹,眼睛发出一种实实在在的快乐神采,还长了一张令人羡慕的五官分明的脸庞。他唯一的缺陷是个头不太高。刚好能和吉尔平视。也正好合适做个空军飞行员。

“他们不要高个子做飞行员,”他说,“我靠这个把他们比下去了。那些瘦竹竿似的杂种们。好多电影明星都是矮个子。他们拍吻戏时都要垫个箱子。”

(看电影时,乔治真是不得安生。他会对吻戏喝倒彩。现实生活中,他也不怎么喜欢接吻。我们直奔主题吧,他会说。)

姐姐们也是矮个子。她们的名字源自苏格兰地名,是他们爸妈还没破产时去度蜜月的地方。艾尔莎比乔治大十二岁,艾尔娜大他九岁。在联合火车站的人群中,她们模样矮胖,一脸困惑。她俩都戴着新帽子,身穿新衣,好像她们才是新近结婚的人。她俩都很不安,因为艾尔娜刚刚把高级手套落在了火车上。艾尔娜的皮肤这会儿尽管没什么疙瘩,没准长粉刺的日子已经过去,但肤况确实很糟。粉红色香粉下面的皮肤带着旧日的疤痕,坑坑洼洼,色调暗沉。头发从帽子下滑出,形成没精打采的发绺,眼睛泪汪汪的,要么是因为艾尔莎的斥骂,要么是因为弟弟要出发上战场了。艾尔莎的头发则是一绺一绺硬邦邦的电烫卷子,上面压着顶帽子。她精明的淡色眼睛上戴着金边眼镜,长了个粉红色圆脸蛋,下巴上方有酒窝。她和艾尔娜都曲线可观——胸部高挺、细腰翘臀——不过对艾尔娜而言,这身材像是她误选了的什么东西似的,她竭力拱着肩膀,抱着胳膊,力图掩饰。艾尔莎则让自己的曲线显得刚毅而非诱惑,仿佛一尊硬邦邦的陶土雕像。她俩和乔治一样,都是栗色头发,却没他的光泽。看起来,她俩也没遗传到他的幽默感。

“好啦,我要走了,”乔治说,“我要去帕斯尚尔的战场上英勇牺牲啦。”艾尔娜回答:“哦,别说这个。不要这样说话。”艾尔莎撇了撇覆盆子色的嘴唇。

“我看到失物招领的牌子了,”她说,“可我不知道它是指你在车站上丢掉的东西呢,还是他们在车里捡到的东西?帕斯尚尔是一战的事了。”

“是吗?你确定?我赶不上了吗?”乔治捶胸哀叹。

几个月后,他在爱尔兰海上方一次训练飞行中失事身亡。

艾尔莎自始至终保持微笑。她说:“不错,我当然觉得很自豪。确实如此。不过我不是唯一一个失去亲人的人嘛。他做了他必须做的事。”有人觉得她这种轻快的态度挺古怪的。另有些人评论道:“可怜的艾尔莎。”含辛茹苦地培养乔治,省吃俭用送他上法学院,可他却根本不把她当回事——他报名参军,就这么出发去送了命。他都不能多等点时候。

姐姐们牺牲了上学的机会。甚至放弃了整牙——连这个都贡献出来了。艾尔娜倒是去上了护校,可事后看来,整牙对她没准更有好处。到头来,她和艾尔莎只换来了一个英雄。所有人都承认这个——一个英雄。在场的年轻人认为家里出个英雄是件大事。他们以为这一刻的荣耀会延续下去,永远陪伴在艾尔莎和艾尔娜左右。《哦,勇敢的心》会永远回荡在她们周围。年纪大一点、还记得上一场战争的人,却明白她们只换来了个纪念碑上的名字。因为做遗孀的,这个正死命往脸上碾压食物的女孩,要拿走抚恤金了。

艾尔莎有点亢奋,部分是因为她已经连着两夜没合眼,忙于打扫卫生。并不是说这房子此前不够干净体面。可她仍旧觉得有必要把所有碟子、罐子和装饰品都清洗一番,擦亮每张画框上的玻璃,把冰箱拖出来擦洗后面,彻底冲洗地下室台阶,往垃圾桶里倒进漂白剂。餐厅桌子上方唯一的一盏灯也必须拆下,每个部分都要浸在肥皂水里漂洗、擦干,重新组装。因为要在邮局上班,艾尔莎晚饭后才有空做这些。她已经是邮局局长,完全可以给自己放一天假,但身为艾尔莎,她是断然不会这么做的。

现在,她涂胭脂的脸颊热烘烘的,身子在带花边领子的深蓝绉绸裙里扭来扭去。她没法安静下来。她添满装食品的盘子,四下传递,发现人们的茶水可能凉了,便赶紧去沏一壶新茶。她关心客人们舒适与否,问候他们的风湿病或其他小毛小病,谈及自己的不幸时她始终微笑着,一遍遍重复说她这种损失大家都会遭遇,说这么多人都分享着共同的命运,她绝不该怨天尤人,说乔治不会乐意朋友们为他悲伤,只会希望大家因为共同终结了战争而庆幸。说这一切的时候,她用的都是人们在邮局里听惯的愉快的责备语调,声音高亢、不容分说。所以人们不由得惶惶惑惑的,担心自己说了什么错话,就像在邮局里他们不由自主地觉得他们的潦草字迹给人添了麻烦,或者包裹包得太松了一样。

艾尔莎晓得自己声音太响,笑得太多,给明明表示不再要茶的客人还添了茶。在厨房里温茶壶时,她说:“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就是停不下来。”

她这话是跟她后院对门的邻居尚茨医生说的。

“很快就会过去的,”他回答,“你想要一针镇静剂吗?”

餐厅门开了,他的声音随之一变。“镇静剂”说出口时已经换上公事公办的腔调。

艾尔莎的声音也变了,从柔弱无助变成果敢坚定。她说:“哦,不用了,多谢。我自个儿会想办法的。”

艾尔娜的工作就是照看她们的母亲,确保她没把茶泼出来——她如果这么做,不是因为笨拙,而是因为健忘——还要保证一旦她开始抽噎哭泣,就赶紧带她离开。不过,事实上科克汉姆夫人的仪态大多数时候都挺优雅的,比艾尔莎更让人自在。每过一会儿,她就清醒过来一刻钟左右——或者貌似如此——她会坚强地、痛切地表明,她将怎样永远怀念儿子,不过很庆幸依然拥有女儿们:艾尔莎是这样能干可靠,一直以来简直就是个奇迹,艾尔娜则有善良的灵魂。她甚至不忘提到她的新媳妇,不过她毫不避讳地谈论着大多数同龄女士在有男性在场的社交场所都不会提及的事情,多少还是流露出了不正常的苗头。她盯着吉尔和我说:“再说,我们都快要有个安慰了呢。”

旋即,她在房间之间或者客人当中走来走去的当儿,突然啥都忘了,她在自己家里环顾四周,问:“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这么多人——我们在庆祝什么呢?”她忽然想到这一切都与乔治有关,又问:“是乔治的婚礼吗?”失去对当前的记忆时,她也失去了一些温柔的体贴。“这总不会是你的婚礼吧,是吗?”她问艾尔娜。“不会吧。我想不是。你从来就没有过男朋友,对吗?”她声音里涌出一种让我们面对事实吧,自己不争气不能怨别人的意思。她看到吉尔,突然笑了。

“那不会是新娘吧,是吗?哦,哦,现在我们可算明白了。”

不过,事实就像之前被忘却一样,突然又回到她的脑海。

“有什么消息吗?”她嚷道,“有什么乔治的消息吗?”艾尔莎担心的抽泣开始了。

“要是她开始失去控制,就把她弄走。”艾尔莎吩咐过。

艾尔娜可没办法把母亲弄走——她这辈子从来就无法对任何人表现出什么权威——不过尚茨医生的妻子挽住了老太太的胳膊。

“乔治死了吗?”科克汉姆夫人惊恐地问。尚茨夫人回答:“是的,他死了。不过你知道,他妻子怀着宝宝呢。”

科克汉姆夫人依靠着她,佝偻着身子,轻声问:“可以把我的茶杯递给我吗?”

我妈在那幢房子里,不管转向哪里,都会看见我爸的照片。他照的最后一张,也是他的遗照,是他的制服照,餐厅飘窗台上搁着一台关闭的缝纫机,照片就摆在缝纫机的绣花盖布上。艾尔娜在照片周围摆上鲜花,不过艾尔莎把花拿开了。她说,不然他看起来太像个天主教圣人了。楼梯上方挂的是他六岁时站在齐膝童车里,在人行道上拍的照片。吉尔睡觉的房里还挂了一张他站在自行车边的照片,背着他的《自由通讯》报纸背包。科克汉姆夫人房里有一张他八年级参加歌剧演出的化装照,脑袋上戴了顶金色硬纸皇冠。他不会唱歌,没法演主角,不过笃定会被挑中担任最重要的背景角色,国王。

摆在餐具柜上的手工涂色艺术照是他三岁照的,上面是个面目不清的金发小男孩,拖着布片做的洋娃娃的一条腿。艾尔莎考虑过取下这张照片,因为它有点催人泪下,不过到头来还是把它留在原处,免得墙纸上出现一个白印。没人对它发表什么评论,除了尚茨夫人之外,她顿了顿,重复了前阵子说过的话,不过并没眼泪汪汪的,而是带点愉快的欣赏。

“啊——克里斯托弗·罗宾。”

人们都习惯不把尚茨夫人的话当一回事。

所有照片中,乔治都是一副精神抖擞的模样儿。除了戴军官帽或戴王冠的照片之外,他眉毛上方总耷拉着一绺阳光一般的金发。即使比婴儿大不了多少,他就好像已经知道自己将会成为一个活泼、精明、迷人的家伙。那种从不让人觉得寂寞,总会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的家伙。他偶尔拿他自己开涮,不过通常都是开别人的玩笑。吉尔看着他,总会想起他能豪饮而从不显醉相,热衷于让别的喝醉的人对他坦白他们的恐惧、装蒜、坚贞或者不忠,然后把这些都编成笑话或嘲弄的绰号,让受害者们有苦说不得。他有成群的追随者和朋友,他们紧跟着他,要么是出于畏惧,要么仅仅是因为——正如人们对他一贯的评价——他会活跃气氛。不管走到哪里,他都是一屋子的中心,周围的空气会因他而变得活泼,充满刺激和欢愉。

吉尔该如何理解这么一个情人呢?她遇到他的时候才十九岁,之前从来没人追过她。她搞不明白她哪里吸引了他,她能看出别人也都挺困惑的。她对大多数同龄人来说是一个谜,不过只是个无聊的谜。一个将生命倾注到学习小提琴里、没有任何其他兴趣的女孩。

那并非事实。她会蜷缩在简陋的被子里,想象有一个情人。不过他可绝不会是乔治那样光芒四射的出风头者。她想象的是某个温暖的、大熊似的家伙,或者一个比她大十岁、已成传奇、拥有狂野力量的音乐家。她对爱的概念是歌剧式的,尽管那不是她最欣赏的乐种。可是,乔治做爱时会开玩笑;他完事后会在她房间里四处蹦跶;他会发出粗鲁的、幼儿般的声音。他轻柔的表现并没给她带来多少她自己动手所能获得的愉悦,不过她并不能说自己感到了失望。

毋宁说,她是对于进展之神速感到眩晕。并且,当她的思想跟上身体和社会的现状时,她还期待着能够快乐——感激和快乐。乔治的关注,以及她的婚姻——这些都像是她的生命的一种灿烂延伸。明亮的房间涌现出来,充溢着令人目眩的辉煌光芒。旋即,爆炸或者风暴,或者说并非完全出乎意料的灾难打击降临,整个延伸部分突然消失。被炸得粉碎、踪影全无,她重新回到最初拥有的空间和选择。当然,她失去了什么,但失去的并非她确实掌握了的东西,至多只是某种假想的未来规划罢了。

现在,她吃够了。双腿因为站得太久而酸痛。尚茨夫人站在她身边说:“你见过乔治在这里的朋友们吗?”

她指的是大厅门廊处窝成一团的年轻人们。两个漂亮女孩,一个仍穿着海军制服的年轻人,还有其他人。看着他们,吉尔清醒地寻思着,没哪个人是真正悲伤的。艾尔莎或许是,但艾尔莎有她自己的原因。没人真正因为乔治死了而悲伤。甚至那个在教堂里哭泣,看起来还没哭够的女孩也是一样。现在,那个女孩可以记起来她爱过乔治,而他也爱过她了——不管真相如何——再也不必担心他会做什么或说什么来证明并非如此。他们所有人也不必在一群围着乔治的人大笑起来的时候,好奇他们在笑谁,或者乔治到底告诉他们什么了。没人再需要时刻小心,生怕被他丢下,或者费心琢磨如何才能继续被他眷顾了。

她没想过,如果没死的话,乔治可能会变样儿,因为她也没考虑过自己有可能会变成另一种人。

她回答道:“还没呢。”显然缺乏热情,引得尚茨夫人又说:“我知道。认识新的人不是件容易事儿。尤其是在——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宁可去躺下来了。”

吉尔几乎可以确信,她其实想说的是“宁可去喝一杯”。不过这里没酒,只有茶和咖啡。吉尔反正几乎从不喝酒。不过,她可以根据呼吸分辨出别人有没有喝,她觉得从尚茨夫人身上就闻到了酒味。

“你为啥不去呢?”尚茨夫人说,“这些事太累人了。我会跟艾尔莎解释的。现在快去吧。”

尚茨夫人个头矮小,一头细细的灰发,双眼明亮,尖脸布满皱纹。每年冬天,她都独自到佛罗里达过一个月。她很有钱。她和丈夫在科克汉姆家后头建了一座宅邸,一幢狭长低矮的房子,白得刺眼,拐角呈弧形,到处贴着玻璃砖。尚茨医生比她小了要有二十到二十五岁——是个强壮、生机勃勃、模样温和的人,额头又高又光滑,一头金色鬈发。他们没孩子。据说她上一次婚姻中生过几个,不过都不来看她。事实上,据说尚茨医生是她儿子的朋友,上大学时被带到她家,然后他爱上了朋友的母亲,她爱上了儿子的朋友,接着是离婚,现在他们结婚了,过着奢侈的放逐生活,对往事只字不提。

吉尔确实闻到威士忌的味道。尚茨夫人每回参加——按照她的说法——在这方面没啥盼头的聚会,都会随身带个小酒壶。她不会喝得跌跌撞撞,或者唠里唠叨,或者爱生是非,或者到处乱拥抱人。或许,其实她始终保持着微醺,却从未真正喝醉。她习惯让酒精合理地、宽慰地渗入体内,这样她的脑细胞始终既不会湿透,也不至于干涸。唯一泄露秘密的是气味(这个不怎么喝酒的小镇上,许多人都认为它来自她不得不服的一种药,或者甚至她用来按摩胸部的某种软膏)。只有这个,以及或许还有她特殊的、似乎总是一字一顿的说话方式。她会说一些此地土生土长的女人不会启齿的事。她会说她自个儿。她说,时不时地,她会被误认为她丈夫的妈。她说大多数人发现犯了这个错之后,都会变得晕头转向,万分尴尬。不过,有些女人——比如女招待——会狠狠盯尚茨夫人一眼,好像在质问:把他浪费给你做啥?

而尚茨夫人会对他们说:“我晓得。这不公平。可人生就是不公平嘛,你最好还是习惯它。”

这天下午,她找不到任何地方好好呷上几口。厨房,甚至后面狭小的储藏室都随时会有女人来来去去。她只得上楼去洗手间,但又不能频频如此。吉尔离开后没多久,下午迟些时候,她又去洗手间,发现门锁着。她考虑了一下要不要溜进一间卧室,正思忖哪间是空的,哪间吉尔正睡在里面。这时她听到吉尔的声音从洗手间传出:“马上就好。”或者类似的什么话。内容相当平常,只是声调听起来紧张而惊恐。

尚茨夫人抓住遇到突发事故的好借口,站在大厅里就飞快呷了一口。

“吉尔,你没事吧?能让我进来吗?”

吉尔四肢着地,试图擦掉洗手间地上的一摊浊水。她读过破水的介绍——还有宫缩、见红、过渡阶段、胎盘——可是温热的液体汩汩涌出,依然令她惊慌失措。她不得不用卫生纸擦,因为艾尔莎把平时用的毛巾都收起来了,换成一片片光滑的刺绣亚麻布,所谓的客用毛巾。

她抓着浴缸边,设法爬起。她拉开门闩,就在这时,第一次阵痛袭来。她没经过什么隐隐的疼痛,或者任何生产前兆或者正常的第一产程,直接就是一阵不折不扣的剧痛,然后猛烈撕裂的分娩就开始了。

“放松,”尚茨夫人劝道,一边尽可能支撑住她,“告诉我你的房间在哪里,我们先让你躺下来。”

她们还没挪到床边,吉尔的手指便紧攥住尚茨夫人瘦削的胳膊,掐得它又青又紫。

“哇,这个真快,”尚茨夫人感叹道,“这个头胎宝宝可真不一般!我去找我丈夫来。”

这样,我出生在这幢房子里,如果吉尔的计算可靠的话,那我早产了十天。艾尔莎几乎来不及把客人疏散走,房子里就响彻了吉尔的叫声,她不可思议的惨叫,以及随后不知羞耻的大声呻吟。

当时,即使一位母亲意外在家分娩,事后也通常要把她和孩子一起送到医院。不过,那会儿镇上正流行某种夏季流感,医院挤满重症患者,尚茨医生决定,我和吉尔还是待在家里为好。毕竟,艾尔娜学过护士训练的部分课程,可以利用为期两周的休假来照料我们。

吉尔对于家庭生活可谓知之甚少。她在孤儿院长大。从六岁到十六岁,她都睡在宿舍里。灯会在设定的时间开关,锅炉在规定日期之前绝不开动。他们在铺油布的长条桌上吃饭、做功课,街对面有家工厂。乔治很喜欢它的噪音。这会让女孩变得坚强,他评价道。会让她变得自主、坚强而孤独。会让她变成个没什么无聊的浪漫幻想的人。不过,这地方没他或许想象的那样冷酷无情,这里的主管们也并不吝啬。吉尔十二岁时,和几个孩子被带去听音乐会,就是那时,她决定要学小提琴。她在孤儿院里已经摸索过一阵钢琴。有人对这事有点兴趣,给她送来一把二手的、非常二流的小提琴,让她去上了几课,这最终让她得到了音乐学院的奖学金。然后举办了一场给资助者和董事们的独奏会,这可是个要穿最高级的衣服,有果子酒、演讲和蛋糕的活动。吉尔不得不自己也讲了一小段话,表达感激之情,不过,事实是,她觉得这一切并不意外。她深信,她和小提琴自然而然、命中注定彼此相连,即便没有人为的帮助,也必然要走到一起。

她在宿舍里不乏朋友,不过她们早早进了工厂和办事处工作,她也就忘了她们。在孤儿们上的高中,有个老师特地找她谈话,频频用着“正常的”和“全面的”之类的字眼。老师似乎认为,音乐是吉尔用来逃避或取代什么的一种东西。比如兄弟姐妹、朋友和约会。她建议吉尔多花点精力做别的,不要只关注这一件事。放松点,打打排球,如果一心喜欢音乐,也可以参加学校的乐队嘛。

吉尔从此回避这位老师,不惜爬楼梯或绕过大楼,免得又要跟她说话。此外,一旦哪页纸上有“全面的”或“受欢迎的”这类字样跃入眼眶,她便不再读下去。

在音乐学院就轻松多了。她遇到的都是和她一样不全面、一根筋的家伙。她发展了一些相当若有若无、充满竞争的友谊。她的一个朋友有个哥哥在空军,是乔治·科克汉姆开涮的人中的一个,也是他的粉丝。一次周日家庭晚餐中,吉尔是客人,他和乔治恰好进门。他们打算去某处大醉一场,途中临时回趟家。就这么着,乔治遇上了吉尔。我爸遇上了我妈。

家里必须随时有人照看科克汉姆夫人。因此,艾尔娜选择在糕点店上夜班。她负责蛋糕裱花——甚至能裱最精致的婚礼蛋糕——早上五点,她可以把烤箱烤出的第一轮面包带回家。尽管她平时双手总抖个不停,连给人端茶都做不到,但是独自一个人干活时,她的手却变得坚定、灵巧、稳定,甚至充满灵感。

一天早上,艾尔莎去上班后——这发生在吉尔来到这个家,而我尚未出生的短暂时期中——吉尔从艾尔娜的卧室门口经过,艾尔娜拉住她,示意她噤声。仿佛有个什么秘密。不过,现在这房子里,你需要向谁保密呢?总不会是科克汉姆夫人吧。

艾尔娜费劲地拉开她书桌的一个抽屉,它好像卡得很紧。“真见鬼,”她吃吃地轻笑着,“真见鬼。你瞧哟。”

抽屉里塞满婴儿服——跟吉尔在多伦多一家出售二手货和处理品的商店里买来的朴素的基本款衬衫睡袍之类可完全不是一回事,都是些针织软帽、毛衣和毛线靴、羊毛尿裤、手工缝制的小袍子。它们囊括了各种粉绒绒的颜色或颜色组合——而不仅仅是粉红或粉蓝——都有钩针锁边,绣着小小的花朵、小鸟和小羊羔。这种东西吉尔几乎闻所未闻。要是她在婴儿用品柜台彻底搜寻,或者仔细打量过婴儿车里面,她就应该知道这些玩意儿,可她没有。

“当然了,我不知道你都准备了些什么,”艾尔娜说,“你或许已经买了好多东西,或者你也许不喜欢手工制作的衣服,我也不知道——”她不断咯咯笑着,既像是说话时的一种语气词,又仿佛表达着话语中没能明说的道歉之情。她所说的每件事,她的每个表情和姿势,都磕磕巴巴的,仿佛被浓稠的蜂蜜或者黏答答的鼻涕一样的道歉之情所堵塞,吉尔完全不知道如何应对。

“真不错啊。”她机械地回答。

“哦,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要这些。我都根本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它们。”

“很可爱。”

“并不全都是我做的。有一些是我买的。我去了教堂的集市和医院的辅助会,也就是他们的杂货市场。我只是觉着,这些挺好看的。但是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没准你不需要它们,我随时可以把它们捐到教堂去。”

“我真需要它们,”吉尔回答,“我一件像这样的衣服都还没有呢。”

“你真的没有吗?我做的那些都不咋的,不过或许教堂里的女士们,或者辅助会的女士们做的那些,没准你会觉得它们还能用用。”

这就是乔治说艾尔娜是个神经质的废物的意思吗?(根据艾尔莎的说法,她在护校精神崩溃了,是因为她脸皮太薄,老师对她又未免过于严苛。)你会觉得,她千方百计寻求着安慰,可无论你再怎么安慰她,好像都不够,或者无法让她领会。吉尔感觉,艾尔娜的话语、咯咯的笑声、吸气声和黏答答的表情(毫无疑问她的双手也同样是黏答答的)就像些虫子似的爬在她身上——在吉尔身上——试图钻进她的皮肤。

不过,对此她逐渐习惯了。或者也可能是艾尔娜设法有所收敛。早上,大门在艾尔莎身后关上,她和艾尔娜都会感到一阵轻松——就好像老师走出了教室一样。她们会不紧不慢地再喝一杯咖啡,科克汉姆夫人负责洗碟子。她做这项家务很慢很慢——四处寻找每个餐具该放入的抽屉或架子——有时会放错。不过她还会雷打不动地履行一些仪式,比如把咖啡渣倒到厨房门口的灌木丛上。

“她相信咖啡有助于它们生长,”艾尔娜低声解释,“尽管她是倒在树叶上,而不是地面上。每天我们都得接上水管把它们冲干净。”

吉尔觉得艾尔娜听起来挺像孤儿院里最容易被挑去领养的女孩。他们总是挑中吉尔之外的孩子领养。不过,一旦你能让艾尔娜克服她挥之不去的道歉或者磕磕巴巴的卑微自责(“当然了,我是店里他们最不会来询问意见的人了”,“当然了,艾尔莎不会听我的”,“当然了,乔治从不掩饰他有多么瞧不起我”),她就会说起一些相当有趣的事情。她告诉吉尔那件关于那幢曾属于她们的祖父,现在变成医院中心部分的房子的事,她讲了让她们的爸爸丢掉工作的黑幕交易,讲了糕点房里两个已婚人士之间正发生的风流韵事。她还讲到关于尚茨夫妇从前的生活的传闻,甚至说了艾尔莎对尚茨医生青眼有加。艾尔娜精神崩溃后接受的电疗似乎在她的判断力上击出一个大洞,而透过这个洞发出的声音——一旦清除掉那些掩人耳目的垃圾——可是尖刻狡猾的。

吉尔倒是颇合适把时间耗在闲扯上——她的手指肿胀得不行,没法拉小提琴了。

然后我出生了,一切都改变了,对艾尔娜而言尤其如此。

吉尔不得不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即使能够起床,也只能像个僵硬的老妇人一样挪动,每次勉力屈身坐到椅子上时都得小心吸气。她浑身疼痛,腹部和胸部裹得像个木乃伊——当时流行这么做。她奶水很多,从裹巾中渗出,淌到毯子上。艾尔娜解开裹巾,试图把奶头塞进我嘴里。可我不肯接受。我拒绝吮住我妈的奶头。我像遭到可怕的谋杀一样惨叫。巨大僵硬的奶头简直就像一头拱嘴怪兽向我脸上戳来。艾尔娜抱着我,喂我一点温开水,我这才安静下来。可我体重不断下降。我不可能靠喝水活着。于是艾尔娜调制了一种奶粉,把我抱开,免得我在吉尔的胳膊中总扭着身子哭号个不停。艾尔娜摇晃着我,安慰我,用橡皮奶头碰碰我的脸,这个我倒好像愿意接受。我贪婪地喝下奶粉,没吐出来。艾尔娜的怀抱和她手中的橡皮奶头变成了我愿意接受的家园。吉尔的胸部不得不捆绑得更紧,她不得不停止喝水(记住,这可是在炎炎夏日),忍受痛苦,直到断奶。

“小猴儿啊小猴儿,”艾尔娜轻轻哼着,“你这个小猴儿,连妈妈那么好的奶水你都不喝。”

我很快就长胖了,也变结实了。我的哭声更响亮了。一旦除了艾尔娜之外的人试图抱我,我就会哭得山响。我拒绝艾尔莎,也拒绝尚茨医生冷静温暖的双手,不过,当然了,最让人奇怪的还要数我对吉尔的排斥了。

吉尔能起床后,艾尔娜让她坐在自己通常坐着喂我的椅子上,把她的衣服披在吉尔肩头,把奶瓶塞到吉尔手上。

没用,我不肯上当。我扭着脸躲开奶瓶,蹬直双腿,肚子拱得像个球。我不接受替代品。我号哭着。死不屈服。

我发出的仍旧是新生婴儿弱兮兮的哭声,不过在这房子里听起来相当烦人,艾尔娜是唯一一个能止住这声音的人。只要除了艾尔娜之外的人碰我或者跟我说话,我都会大哭。我被放下睡觉的时候,如果不是由艾尔娜哄我,我就会哭到声嘶力竭,昏睡过去十分钟,醒来继续大哭。对我而言没有什么乖与不乖的时候,只有艾尔娜哄我和艾尔娜不哄我的时候,后面这些时候的意思就是——唉,越来越严重啦——别人,尤其是吉尔哄我的时候。

这样一来,艾尔娜的两周假期用掉之后,她怎么能回去工作呢?不可能呀。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答案。糕点房只好再找别人。艾尔娜从这家里最无足轻重的人变成了最重要的人;她挺身而出,拦在此地的居民与频频的不配合和难解的抱怨之间。她不得不随时起床,好让家里维持一点安宁。尚茨医生不由担心起她。甚至艾尔莎也开始关心了。

“艾尔娜,不要累坏身体哟。”

然而,一种美妙的变化已经发生。艾尔娜仍旧很苍白,但是皮肤焕发出光彩了,仿佛她终于熬过了青春期。她能够直视所有人的眼睛了。她的声音里也不再有颤抖、咯咯傻笑,或者那些畏缩的恭维了,她的嗓门变得像艾尔莎一样有底气,而且更加欢快。(再也没有比她因为我对吉尔的态度而责备我时更欢快的声调了。)

“艾尔娜这会子正飘飘欲仙呢——她真是喜欢那娃娃。”艾尔莎对别人解释。不过,事实上艾尔娜的表现过于欢快了,好像不仅仅是喜欢那么简单。为了压下我的嗓门,她肆无忌惮地发出更大的动静。她会用几乎震垮楼梯的声音声嘶力竭地吼道:“我来啦,来啦!别急哟!”她会走来走去的,把我随意搭在她肩头,一只手按住我,另一只手忙着完成某项用来喂养我的活计。她统治厨房,霸占了炉子用作消毒器,桌子用来调奶粉,水槽用来洗婴儿用品。要是把什么东西放错地儿,或者失手泼洒了什么,她会开心地咒骂,甚至当着艾尔莎的面也不避讳。

她知道,当我发出第一声要开始哭号的信号时,她是唯一一个不会退缩,不会因为遥遥的灭顶威胁而畏惧的人。相反,这时候她心跳加速,因为她拥有的权力,以及感激之情,而欢欣鼓舞。

拆掉缠裹带,看到恢复平坦的腹部之后,吉尔打量双手。肿胀似已完全退去。她下楼从壁橱里取出小提琴盒,揭开盖子。她打算试奏几个音阶。

那是一个星期天下午。艾尔娜躺下打盹了,一只耳朵竖着,随时准备捕捉我的哭声。科克汉姆夫人也躺下了。艾尔莎在厨房涂指甲。吉尔开始拉琴。

我爸和他的家人对音乐没啥兴趣。他们不大懂这个。他们相信,他们对于某种音乐类型的不耐,或者甚至说敌意(这即便从他们说“古典”一词时的语气里都能听出),源自他们简单坚毅的个性、人格的健全,以及一种决不上当的意志。仿佛音乐的本质无非是些简单的旋律,却被用来糊弄人,所有人对此都心知肚明,只是有些人——过于造作,不够单纯诚实——坚决不肯承认这个事实罢了。正是出于这种造作和没骨气的妥协,才冒出了交响乐团啊、歌剧啊、芭蕾啊,所有那些让人昏昏欲睡的音乐会。

镇上大多数人都持这种观点。不过,吉尔不曾在这里长大,所以不了解这种想法之根深蒂固,也不知道人们对它深信不疑的程度。我爸从来没怎么炫耀过这个,也不曾宣扬过它的美德,毕竟他不是推崇美德的人。吉尔是个音乐家,这个他挺中意的——不是因为音乐,而是因为它让她显得是他的一个特殊选择,就像她的着装、她的生活方式以及她乱糟糟的发型一样。选择了她,他得以对人们表明他对他们的看法。对曾经希望钓到他的女孩们表明。对艾尔莎表明。

吉尔关上起居室带门帘的玻璃门,非常轻柔地拉起琴。或许一丝声音都不曾漏出。或者,即便艾尔莎在厨房里听到什么,她也大有可能认为声音来自门外,比如邻居家的收音机。

现在,吉尔开始拉音阶了。确实,她的手指不再肿胀,可它们感觉真僵硬。她的整个身体都很僵硬,站姿不怎么自然,她感觉乐器疑虑重重地卡在她身上。不过没关系,她要拉音阶了。她相信自己以前有过这种感觉,在患了感冒后,或者她过度练习,非常疲倦的时候,甚至有时无缘无故也会这样。

我醒了,一声不满的呜咽都没发出。没有警告、没有蓄积的过程。直接就是一声惨叫,旋即号哭声瀑布一般对着整幢房子倾泻而下,超过了我之前发出过的任何响声。这是新一轮实实在在的愤怒之洪的迸裂,因为悲痛而用巨石滚滚的波涛对世界的惩罚,从刑讯室的窗口一泻千里的痛苦之谷。

艾尔娜跳将起来,头一回对我发出的声音感到紧张,她嚷嚷着:“怎么啦?怎么啦?”

艾尔莎狼奔豕突地关窗,一边高喊:“是小提琴,是小提琴。”她撞开起居室的门。

“吉尔。吉尔。这太可怕了。太可怕啦。你没听到你娃子在叫吗?”

她不得不猛拽起居室窗上的纱窗,把它拉下来。她本来披着件和服式睡衣涂指甲,现在一个骑自行车路过的男孩朝窗里看来,正好瞥见她敞开的睡衣里的衬裙。

“上帝啊。”她呻吟道。她几乎从来没有惊慌失措到这个程度。“拜托把那玩意儿拿开吧。”

吉尔放下小提琴。

艾尔莎跑到大厅,抬头对艾尔娜吼道:

“今天是星期天哪。你就不能让娃娃停下吗?”

吉尔默默地、慢慢地踱到厨房,科克汉姆夫人脚上光穿着袜子,靠着台子站着。

“艾尔莎这是怎么啦?”她问,“艾尔娜做了啥哟?”

吉尔走出房子,在后门台阶坐下。她看着尚茨家的白房子,它的后墙晒在阳光里,非常刺眼。周遭都是别人家同样炽热的后院和围墙。围墙里的人们互相熟识,知道彼此的名字、模样和历史。朝东走出三个街区,或者朝西五个街区,朝南六个街区或朝北十个街区,你便会撞上蹿得高高的夏季作物之墙,篱笆围着的干草、小麦和玉米地。乡间的繁盛。到处都是拔尖儿的庄稼、谷仓和乱奔大嚼的牲畜们发出的浓烈味道,让人喘不过气。远看去,树林像阴凉的、宁静幽暗的水塘一样诱人,其实里面甲虫繁生。

我该怎么形容音乐对吉尔的意义呢?就别扯什么图景、视野和对话了吧。不如说,这是她不得不严苛地、大胆地着手对付的一个难题,她已将它视为人生的责任。因此,想象一下吧,她用来对付这个难题的工具被拿走了。难题依然存在,依然难以对付,别人仍在面对它,可它却从她手中被拿开了。对她而言,只剩后院的台阶、刺眼的白墙和我的哭喊声。我的哭喊像把刀子,从她的生命中割去所有没用的东西。对我而言没用的。

“进来呀,”艾尔莎从纱门里招呼道,“进来吧。我不该对你大吼大叫。进来吧,人家会看见的。”

到了傍晚,整个事件已经可以被轻描淡写地打发了。“你们想必听到今儿的猫号声啦。”艾尔莎对尚茨夫妇说。他们邀请她在艾尔娜安顿我入睡时到他们家露台上坐坐。

“显然娃娃不怎么喜欢小提琴。没遗传妈妈啊。”

甚至尚茨夫人也笑了。

“这可不是与生俱来的哟。”

吉尔听到他们的话。至少她听到笑声,猜出了它的意思。她躺在床上读《断桥记》,是从书架上拿的,她不知道应当先得到艾尔莎的允许。每过一小会儿,她就会走神,听到尚茨家院子里的欢声笑语,然后是隔壁艾尔娜哄孩子的声音,她出了一身冷汗。在童话中,她一准早就变成一个年轻的女巨人,虎虎有力,从床上一跃而起,在房子里横冲直撞,砸碎家具,拧断了所有人的脖子。

我差不多六周大的时候,艾尔莎和艾尔娜要陪母亲去圭尔夫市的表亲家,她们每年照例要去住一晚。艾尔娜想把我带上。但是艾尔莎拉上尚茨医生,一起劝说她打消这个念头,因为夏天带这么小一个婴儿进行这种旅行可不合适。于是,艾尔娜打算留在家里。

“我不可能一个人边开车边照料妈妈呀。”艾尔莎抗议。

她提出,艾尔娜对我有点过度在乎了,而且照料自己的孩子一天半时间,对吉尔来说也不算过分。

“对吗,吉尔?”

吉尔表示同意。

艾尔娜假装她不是因为想留下来照料我。她说,大热天她会晕车。

“你又不用开车,你只用坐着,”艾尔莎说,“而我呢?我可不是为了自己开心。我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希望我们去呀。”

艾尔娜得坐在后座,她说这会让她的晕车更严重。艾尔莎指出,要是让她们妈妈坐后座,那更不合适。科克汉姆夫人表示自己无所谓。艾尔莎却不同意。艾尔莎发动汽车时,艾尔娜摇下车窗。她盯着楼上的窗子看,早上给我洗过澡、喂过奶之后,她把我放在那间屋子里睡觉来着。艾尔莎冲站在门口的吉尔挥挥手。

“再见啦,小妈妈。”她欢快地、带点挑衅地嚷道,这不知怎的让吉尔想起乔治。能够离开这房子,离开房子里这个不安分的新威胁,似乎让艾尔莎兴奋起来。没准把艾尔娜摆回她正常的老位置,也让艾尔莎感觉不错——这下安心啦。

她们大约早上十点离开,接下来要度过的这一天,将成为吉尔有生以来最漫长、最糟糕的一天。即便是我出生、她噩梦般的分娩的那天都无法与今天相提并论。车子大概还没开到下一个镇子,我就痛苦地醒来,仿佛我能感觉到艾尔娜从我身边被支开了。艾尔娜刚刚才喂过我,所以吉尔觉得我不可能又饿了。不过她发现我尿尿了,尽管她在书上看过,婴儿不需要每次尿尿都换尿布,而且他们通常并不是因为这个才哭,但她还是决定给我换掉。她以前做过这事,不过从没顺利地做好过,事实上,大多数时候艾尔娜总会在她忙完之前就接过手,帮我换好。我勉力给她添乱——我挥舞着胳膊和腿,拱起背,尽可能扭过身体,当然还不断号哭着。吉尔手抖个不停,几乎没法把别针穿过布片。她假装平静,试图跟我说话,学着艾尔娜跟宝宝说话和哄宝宝的那一套,毫无用处,这类笨拙的骗术反而令我更愤怒了。她别好我的尿布,打算抱起我,让我伏在她的胸部和肩膀上,可我全身绷紧,仿佛她的身体遍布炙热的针头。她坐下来,摇晃我。她又站起来,上下抛动我。她给我唱一首甜蜜的摇篮曲,唱得声音颤抖,充满绝望和愤怒,以及某种足可以称为厌恶的情绪。

我们彼此都是对方的恶魔。吉尔和我。

最后,她把我放下,动作更加刻意地轻手轻脚,我也安静了,看来是因为能离开她而倍感欣慰。她踮着脚尖走出房间。没多久,我再度爆发。

就这么继续着。我并非没完没了地哭泣。我会歇上两到五分钟,或者十到二十分钟。等她用奶瓶给我喂奶,我喝了,一边喝一边浑身僵硬地躺在她怀里,威胁地抽泣着。一旦灌下半瓶牛奶,我就重新发起进攻。在号哭的间隙中,我几乎心不在焉地终于喝光了奶瓶。我松懈下来睡着了,她便把我放下。她悄悄爬下楼梯,站在大厅里,好像盘算着往哪儿走是安全的。她因为这一天的磨难和炎热汗流浃背。在这段宝贵而脆弱的寂静中,她朝厨房走去,斗胆把咖啡壶放到炉子上。

咖啡还没煮好,我就在她头顶上爆发出一声杀猪般的号叫。

她意识到她忘了件事。她忘了在我喝完奶后给我拍嗝。她毅然朝楼上走来,抱起我,拍打按摩我愤怒的背部,很快我就打出嗝来,却不曾停止号哭,她绝望了,把我放下。

婴儿的哭声中,究竟是什么让它变得如此强悍,足以将你体内体外赖以生存的秩序悉数摧垮?就像一场风暴——持续不断、惊天撼地,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却又纯净无邪。它与其说在哀求,毋宁说在谴责——它源自一种难以对付的愤怒,一种与生俱来的怒火,它毫无爱或怜悯,随时准备碾碎你的大脑。

吉尔能做的只有到处乱走。在起居室地毯上来回踱步,绕着餐厅桌子一圈圈打转,出门走到厨房,那里的钟告诉她时间过得是多么、多么缓慢。她连安安生生喝口咖啡的机会都没有。她饿的时候,甚至没办法停下来做个三明治,只得抓把麦片直接送进嘴里,麦片渣掉了一路。吃、喝,或者甚至做任何寻常的事情,都像在一艘暴风雨中的小船上,或者在一幢横梁被飓风吹弯的屋子里一样危险。你不可能分心,只有全神贯注于暴风雨,否则它就将撕裂你最后的防御。为了不失去理智,你试图集中注意力盯着周围能让你平静的某样东西,然而狂风的号叫——我的号叫——足以盘踞住哪怕一个软垫、地毯上的一朵花纹,或者窗玻璃中的一个小涡儿。我让人无处可逃。

房子门窗紧闭,像个箱子似的。艾尔莎的羞耻感可能有点传染给吉尔,也有可能吉尔自己产生了一丝羞耻之心。一个哄不好自己宝宝的妈妈——还有什么比这更丢人的呢?她把门窗紧紧关着。她没打开可移动落地电扇,因为事实上她忘了还有这玩意儿。她再也不考虑任何实际的慰藉可能了。她不曾想到,这个周末是今年夏天最热的几天之一,而或许这就是我的问题所在。一个有经验,或者有点本能的妈妈,都肯定会给我扇扇风,而不是一心认定我是个恶魔。她会意识到这灼人的暑热,而不是一味沉沦在绝望中。

下午某个时候,吉尔做了一个愚蠢的,或者说绝望的决定。她不是走出门,离开我。她困在我铸就的监狱里,想着要创造一个属于她自己的空间,一种从内部的脱逃。她取出小提琴,自从试拉音阶的那天起,她就没碰过它,那次行动被艾尔莎和艾尔娜编成了一则家族笑话。她的演奏不可能把我吵醒,因为我已经醒得不能再醒了,而它还能让我比现在愤怒多少呢?

在某种程度上,她给了我以尊严。不再有伪造的安慰,也不再有装模作样的摇篮曲或者操心我肚子痛,不再来哄玩具娃娃的那一套了。相反,她要演奏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她在演奏会上拉过这首曲子,毕业前还必须再演奏一次,以得到毕业证书。

她选的是门德尔松——而不是她更热爱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因为她相信门德尔松会让她拿更高分。她觉得她更能拿得准它——而且确实做到了。她相信她可以尽情炫技,震住考官们,不会有任何演砸的顾虑。她决定不让这成为一首令她终身烦恼的曲子。这不会是一样需要她永远不得不为之挣扎,力图证明自己能掌握的事物。

她只需要顺手演奏出它。

她调好琴,试了几段音阶,试图把我从她耳朵里驱逐出去。她知道她很生硬,不过这回她已有准备。她希望拉着拉着就能好起来。

她拉起曲子,她继续拉着,她拉了又拉,她从头一直拉到尾。拉得糟透了。简直是种折磨。她继续拉着,相信这会变的,她会让它改变,但是没有。所有音都不在调子上,她拉得就像杰克·本尼的模仿表演一样拙劣。小提琴仿佛受了蛊,它憎恨她。她所尝试的每个音,它都回馈以固执的歪曲。没有比这更糟的了——比她看进镜子,发现好端端的脸凹陷下去,变得嘴歪眼斜的还要糟糕。她被捉弄了,感觉难以置信,不断看看别处再看回来,看看别处再看回来,一遍遍重复,想证明其实并非如此。她就这样继续拉着琴,试图摆脱这种捉弄。但没成功。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她越拉越糟了。汗水从脸上、胳膊上和身体两侧淌下,她的手使不上劲——拉得如此糟糕,简直没底线可言。

完了。她彻底完啦。这首她几个月前就掌握,之后不断完善,一直练到没有任何高度,甚至没有任何难点可言的曲子,已经彻底击垮了她。它让她意识到自己被掏空、被摧毁了。一夜之间被洗劫一空。

她没放弃。她干了件最傻的事。在绝望中,她又试了一把。她要试一试贝多芬。当然没用了,越来越糟啦,她体内仿佛在号叫,在翻腾着。她把琴弓和琴放在起居室沙发上,又抓起它们,塞到沙发底下,设法不让自己看到它们,因为她能想象自己在一场病态的大发作中,把它们在椅背上砸个稀巴烂。

整个期间,我都没停下。面对如此的竞争,我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吉尔一头栽倒在硬邦邦的天蓝色锦缎沙发上睡着了,这里平时没人会躺,甚至坐都不会坐,除非有客人。她不知过了多久才醒来,滚烫的脸压在锦缎上,脸上压出布面的花纹,她淌了点口水,弄湿了天蓝色锦缎。我的哭闹声仍旧,或者再度忽高忽低地响着,像一下下敲击的头痛。她的头也确实痛着。她站起来,一路费力地穿过——至少她感觉是这样——滚热的空气,走到艾尔莎放222药片的碗橱前。闷热的空气让她想到下水道。又怎能不如此呢?她睡着的时候,我尿湿了尿布,捂出的味道已经慢慢弥散在整幢房子里。

吃222药片。再热一瓶奶。上楼。她没把我从婴儿床里抱起,直接就给我换了尿布。毯子和尿布都弄得一团糟。222药片尚未生效,她一弯腰,头痛便加剧。把弄脏的东西收拾走,把我清洗干净,别上一块干净尿布,把脏尿布和毯子拿到浴室准备洗涤。把它们丢进消毒桶,里面已经满了,因为今天的婴儿用品都还没洗呢。然后把奶瓶给我。我再次安静了些,开始喝奶。我居然还有力气做这事,真是个奇迹,不过我确实还有。喂奶比通常时间晚了一个小时还要多,我除了怨恨的力量之外,又加上了饥饿——也可以说,或许饥肠辘辘让我忘掉了一点怨恨吧。我喝着奶,喝光一整瓶,精疲力竭地睡倒,这回是真熟睡了。

吉尔的头痛缓解了一点。她迷迷糊糊地洗着我的尿布、衬衣、袍子和毯子。刷洗、漂洗,甚至还煮沸尿布,防止我得尿布疹。她徒手把它们拧干,挂在屋内,因为第二天是星期天,要是星期天屋外还晾着东西,艾尔莎回来看到会不高兴。反正,吉尔也宁愿不出门,尤其是在夜色渐深,人们都坐在屋外乘凉的时候。她害怕被邻居看到——即使只是被友好的尚茨夫妇问好——因为他们想必都听到今天的折腾了。

今天实在过得太慢了。拖得长长的阳光和拉长的影子花了很长时间才消失,可观的高温过了好久才出现一点点动荡,敞开了几道甜美的凉爽缝隙。然后,眨眼间,星星一簇簇涌现,树木像云团一样膨胀开来,泻下满地宁静。不过这没持续多久,也绝非吉尔所能消受。午夜不到,一声尖细的哭声传来——你不能说它是试探的,但至少是尖细的、试验般的,仿佛尽管白天做了那么多练习,我还是有点忘了这项本领似的。或者,也像是我确实在考虑是否值得这么干。之后是片刻的安静,一种假惺惺的放松或放弃。然后,彻底、愤怒、永不宽恕的新一轮开始了。这当儿,吉尔正好继续煮起咖啡,打算对付残余的头痛。她还一心以为这下可以坐在桌边喝它来着。

她只好关掉炉子。

约莫到了喂今天最后一瓶奶的时候。如果之前的喂奶没推迟的话,我现在应当可以喂了。没准已经可以喂了?热奶的时候,吉尔决定再服两片222药片。随后她想,那或许没啥效果;她需要点更猛的东西。在浴室柜子里,她只找到了胃药、泻药、浴足粉,都是对她毫无用处的处方药。不过,她知道艾尔莎服用一种强劲的药对付痛经,她走进艾尔莎的房间,翻起抽屉,找出一瓶镇痛药,它符合逻辑地躺在一堆卫生巾上面。这些也是处方药,不过上面的标签清楚地说明了它们的用途。她取出两片药,回到厨房,发现锅子里炖着奶瓶的水已经煮沸,牛奶热过头了。

她把奶瓶放在水龙头下冲凉——我的哭喊声朝下向她袭来,好像觅食的喧闹鸟群掠过汩汩河流——她看看搁在台子上的药片,思忖道,就这么干吧。她拿起一柄刀,从一枚药片上刮下一点屑子,揭下瓶子的奶嘴,用刀刃托着药粉,撒进——就那么一抹白色粉末——牛奶中。她自己吞下了那一又八分之七,或者一又十二分之十一,或者甚至是一又十六分之十五的药片,把奶瓶端上楼。她抬起我立即绷得硬邦邦的身体,把奶嘴塞进我谴责的嘴里。奶对我来说仍有点烫,起初我把它朝她喷去。过了一阵,我决定这奶可以喝了,便一口气把整瓶喝下了肚。

艾尔娜惨叫着。吉尔醒来时,满屋子刺眼的阳光和艾尔娜的惨叫声。

原先的计划是,艾尔莎、艾尔娜和她们的妈妈在圭尔夫市亲戚家待到下午迟些再走,免得在一天最热的时候开车。但是,早餐刚吃完,艾尔娜就坐立不安。她想回家照料孩子,她说她担心得整夜都没睡着。当着亲戚的面和她争论未免太丢人,因此艾尔莎让步了,她们快中午时就回到家,开门发现屋里一片死寂。

艾尔莎说:“哟。这里莫非一直就是这么股子味道,只是我们以前习惯了,没在意?”

艾尔娜掠过她身边,冲上楼梯。

现在她惨叫着。

死啦。死啦。谋杀犯。

她对药片的事一无所知。那她怎么会喊出“谋杀犯”这个词呢?是因为毯子。她看到毯子一直拉到我脑袋上。窒息。而不是下毒。她毫不迟疑,半秒钟都没停顿,就从“死了”直接过渡到“谋杀犯”。瞬间完成这个飞跃。她把我从婴儿床上一把搂起,顾不上扯掉致命的毯子,便把毯子裹住的包袱紧贴在胸前,惨叫着从房里冲出,冲进吉尔的房间。

吉尔正挣扎着爬起,睡了十二或十三个小时之后,她昏昏沉沉的。

“你杀死我的宝宝啦。”艾尔娜冲她嘶叫。

吉尔没纠正她——她没指出,是我的。艾尔娜谴责地把我举起来给吉尔看,没等到吉尔真正看清,她又猛地把我收回。艾尔娜呻吟着,折着身子,仿佛肚子上挨了一枪似的。她仍旧紧搂着我,踉跄冲下楼梯,一头撞上正往楼上赶的艾尔莎。差点把她撞飞。艾尔莎抓住扶手稳住身子,艾尔娜却视若无睹。她似乎正竭力把我这个包裹填进她身体中央一个新出现的可怕伤口中。她渐渐明白过来,发出痛楚的呻吟,断续地迸出个把字眼儿。

宝宝。我亲爱的。亲亲。哎哟。哎哟。快去叫。给闷死了呀。毯子。宝宝。警察哟。

吉尔睡觉时没盖毯子,也没换睡衣。她身上穿的仍是昨天的短裤和挂脖装,搞不清自己是睡了一夜呢,还是仅仅只打了个盹。她搞不清身在何处,今夕何夕。艾尔娜说什么来着?她仿佛在一大桶热乎乎的羊毛中摸索着往外爬,与其说听到,不如说是看到艾尔娜在哭喊,感觉就像她闭上眼,看到眼皮上的灼热血管闪动的红光似的。她沉浸在奢侈的迷糊劲儿中不愿醒来,不过突然间她意识到她反应过来了。她知道这事和我有关。

不过吉尔觉得艾尔娜弄错了。艾尔娜进入的是错误的那段梦境。那部分已经过去了呀。

宝宝没事呢。吉尔照管好宝宝了。她出门找到宝宝,给他盖好毯子。一切正常嘛。

楼下大厅里,艾尔娜努了把力,喊出几句连贯的话。“她把毯子一直拉到娃娃头上。她闷死了娃娃哟。”

艾尔莎抓住扶手支撑着身体,朝楼下挪去。

“放下,”她吩咐,“放下娃娃。”

艾尔娜搂紧我,呻吟着。又把我朝艾尔莎一举,嚷道:“瞧吧。瞧吧。”

艾尔莎把脸扭到一边。“我不看,”她呻吟道,“我不要看呀。”艾尔娜凑过去,把我直戳向艾尔莎的脸——我仍旧严严实实地裹着毯子,不过艾尔莎不知道这个,艾尔娜则是没注意,或者没顾得上注意。

现在轮到艾尔莎尖叫了。她逃到餐厅桌子的另一头,尖叫着:“放下,放下娃娃。我不要看死人呀。”

科克汉姆夫人从厨房里走来说:“姑娘们。哎呀,姑娘们。你们俩怎么了?我不允许这样的,你们知道。”

“看哪。”艾尔娜顿时忘记了艾尔莎,一心绕过桌子,把我递给她妈妈看。

艾尔莎走到大厅电话边,对接线员报出尚茨医生的号码。

“哟,一个宝宝。”科克汉姆夫人掀开毯子说。

“她把娃娃闷死啦。”艾尔娜说。

“哎哟,不会吧。”科克汉姆夫人说。

艾尔莎正在电话上和尚茨医生通话,用颤抖的声音请他马上过来。她转过身,瞪着艾尔娜,咽了几下口水,勉力平静下来,命令道:“现在,你给我安静。”

艾尔娜发出一声抗议的尖叫,跑开了,穿过大厅冲进起居室。她仍旧紧搂着我。

吉尔走到楼梯顶上。艾尔莎看到了她。

她说:“下来,到这儿来。”

她也不知道等她把吉尔弄下来之后,该对她做什么或说什么。看起来她好像想扇吉尔耳光。“现在弄得歇斯底里的没啥好处。”她说。

吉尔的挂脖装扯歪了,一个乳房差点就全晃出来。

“把你自己收拾一下,”艾尔莎吩咐,“你穿这些衣服睡觉的吗?看起来像喝醉了一样。”

吉尔自己感觉仍旧走在梦中的闪亮雪地上。只是梦境被这些疯狂的人侵入了。

艾尔莎现在可以想一想接下来的对策了。不管发生了什么,扯到谋杀都是毫无道理的。婴儿睡觉时经常毫无缘由地猝死。她听说过这种事。没必要把警察找来。不用验尸——只要举办一个悲伤、安静的小葬礼就够了。这方面的障碍来自艾尔娜。尚茨医生可以给艾尔娜打一针,让她睡觉。不过他不可能接下来每天都给她打一针。

解决办法是把艾尔娜弄进莫里斯维尔。这是家针对疯子的医院,过去叫做疯人院,将来或许会改叫精神病医院,然后再改成精神健康中心。不过,大多数人都根据附近的村名,管它叫莫里斯维尔。

他们常说,快要去莫里斯维尔喽。他们送她去了莫里斯维尔。你再这么下去,到头来准会进莫里斯维尔哟。

艾尔娜在里面待过,大可以再进去一回。尚茨医生可以把她弄进去,让她待在里面,直到判定她可以出来为止。因为宝宝的死受刺激了。妄想症。一旦这样裁定,她就不再构成威胁。没人会注意她说什么。可以说她精神崩溃了。貌似事实就是如此——瞧她那副乱嚷嚷、到处乱窜的德行,离歇斯底里也不远了。这病也许永远好不了。不过也难讲。现如今有着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有药物可以让她平静,如果需要抹掉一些记忆的话,还有电击疗法,万一有必要,还有一种对始终不清醒、沉浸于痛苦的人做的手术。他们在莫里斯维尔做不了这个——得把你送进城。

为了做到所有这些——它们电光火石般在她脑海中掠过——艾尔莎不得不指望尚茨医生。他得体贴得不乱好奇,而且得愿意从她的角度看问题才成。不过,对于一个知道她都经历过什么的人来说,这不应该太难吧。她为了这个家的体面而付出的一切,以及她不得不承受的各种打击,从她爸可怜的事业、她妈犯糊涂的脑子,到艾尔娜在护校的精神崩溃,以及乔治的参战和丧命。遭遇了这一切,难道艾尔莎还应该再承受一次公开羞辱吗——报上的报道,一场审判,没准还有一位坐牢的弟媳?

尚茨医生不会这么想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友好的邻居所做的观察自能让他认同这些决定。不仅仅是因为他能体会不得不毫无体面地过活的人迟早会尝到的世态炎凉。

他正从后门冲进来,一路呼唤着艾尔莎的名字,穿过厨房跑来,他决意帮助艾尔莎的原因在他的声音里显露无疑。

站在楼梯底的吉尔说:“宝宝没事。”

艾尔莎命令道:“你给我安静,等我叫你开口再开口。”

科克汉姆夫人站在厨房和大厅之间的走道里,结结实实地堵住尚茨医生。

“噢,很高兴见到你,”她说,“艾尔莎和艾尔娜两人在闹别扭呢。艾尔娜在门口找到一个宝宝,她说宝宝死啦。”

尚茨医生把科克汉姆夫人拎起来挪到一边。他又喊了一声:“艾尔莎?”并伸出胳膊,不过到头来只是紧紧抓住艾尔莎的肩膀。

艾尔娜两手空空,从起居室走出来。

吉尔问:“你把宝宝放哪儿了?”

“藏起来了。”艾尔娜傲慢地回答,冲她皱了皱脸——极度受惊的人假装凶狠地做的鬼脸。

“尚茨医生来给你打针了,”艾尔莎说,“要记在你账上的哦。”

接着出现了荒唐的一幕,艾尔娜慌不择路,一头扑向前门——被艾尔莎跳过去挡住——又转身冲向楼梯,尚茨医生正好抓住她,把她按倒在地,扭住她的胳膊哄道:“好啦,好啦,好啦,艾尔娜。别紧张。你很快就会好的。”艾尔娜喊叫着,呜咽着,屈服了。她的叫声,她的四处冲撞,她的挣扎,看起来都像在演戏。就好像——尽管她差不多已经神志不清了——她发觉几乎毫无可能抗拒艾尔莎和尚茨医生,所以只能借助这种拙劣表演来意思一下似的。它很明白地表明——没准这正是她的目的——她根本没打算违抗他们,而是根本就崩溃了。崩溃得如此狼狈,如此烦人,以至于艾尔莎冲她吼道:“你真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尚茨医生一边调整针头,一边哄道:“这才是个好姑娘呢,艾尔娜。没事了。”

他扭头吩咐艾尔莎:“照料你妈妈一下吧。让她坐下。”

科克汉姆夫人正用手指抹眼泪。“我没事,亲爱的,”她对艾尔莎保证,“我只想你们姑娘们不要打架。你应该告诉我艾尔娜生宝宝了。你应该让她养着宝宝才好。”

尚茨夫人在夏季睡衣外披了件和服,穿过厨房门走进来。

“大家都还好吗?”她高声问。

她看到厨房台子上放着把餐刀,觉得还是把它收进抽屉比较妥当。人们出乱子时,最糟糕的莫过于一把随时可以抓到的刀了。

在这一切发生的当儿,吉尔觉得听到一声微弱的哭声。她笨拙地翻过楼梯扶手,绕过艾尔娜和尚茨医生——艾尔娜冲上楼梯的时候,她正打算重新上楼,已经爬到楼梯一半了——下到地板上。她穿过对开门走进起居室,起初没找到我。不过微弱的哭声又飘了出来,她循声走到沙发边,朝底下看去。

我就在那儿,给塞在小提琴旁边。

从大厅跑到起居室的短暂路程中,吉尔想起了一切,她突然喘不过气,嘴里塞满恐惧,旋即一股狂喜又让她恢复了生机,就像在梦里一样,她找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娃娃,而不是一具干瘪、脑袋似果核的尸骸。她抱起我。我不再浑身僵硬,乱踢腿,也没拱起身体。我仍旧因为牛奶里的镇定剂昏昏沉沉的,因为它,我昏睡了一整个晚上和大半个白天,剂量再大点的话——或许不用大多少——没准真能要了我的小命。

根本不关毯子什么事。任何人只要仔细看看那毯子,就会发现它那么薄,织得松松垮垮的,哪能阻止我呼吸到足够的空气哟。透过它呼吸,就像透过渔网呼吸一样容易。

精疲力竭可能是原因之一吧。号哭了一整天,如此狂怒的自我表达,没准把我累垮了。这个,再加上我的奶瓶里的白色粉末,让我一头扎进一场深沉稳定的睡眠,呼吸变得非常轻柔,以至于艾尔娜都没能看出来。你或许会想,她应当注意到我身体并不是冰凉的呀,你还会奇怪,所有那些呻吟、号哭和乱跑乱撞,早该把我吵醒的呀。我也不明白为啥没有。我猜想,她没注意到我的状况,是因为她的恐慌,以及她见到我之前就已经陷入的心理状态吧,不过我不清楚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发出哭声。没准我其实哭了,但在混乱中没人听到。也可能艾尔娜确实听到了,看了看我,就把我塞进沙发底下,因为事情已经闹得不可收场。

然后吉尔听到了。吉尔是听到我的人。

艾尔娜被抬到这张沙发上。艾尔莎把她的鞋子脱了,免得弄脏锦缎,尚茨夫人上楼拿了一床薄被盖在她身上。

“我晓得她不冷,”她解释道,“不过我觉得她醒来时要是身上有床被子,会感觉好点。”

当然了,此前,所有人凑在一起,对我还活着这事惊叹了一阵。艾尔莎自责没有马上就发现这一点。她不愿承认她不敢看死娃娃。

“艾尔娜的神经病肯定传染给我了,”她说,“我真是早该看出来的呀。”

她看着吉尔,好像打算吩咐她去找件外套穿在挂脖衣外面。旋即她想起自己曾对她粗鲁地吼叫,现在看来那是毫无道理的,所以她什么也没说。她甚至没试着告诉她妈艾尔娜并没生娃娃。不过她低声对尚茨夫人抱怨道:“好啦,这一准能引出本世纪最大的谣言了。”

“真高兴没发生什么可怕的事,”科克汉姆夫人说,“我差点以为艾尔娜把娃娃弄死了。艾尔莎,你可千万不能责备你妹妹哟。”

“不会的,妈妈,”艾尔莎说,“我们到厨房坐坐吧。”

厨房里有瓶冲好的奶,按理我今天早上早些时候就该要求喝它了。吉尔给它加热,自始至终把我抱在她的臂弯里。

她一进厨房,就搜寻起那把刀,惊奇地发现它不见了。不过,她看到台面上那丁点粉末——或者至少以为她能看到。她用闲着的那只手抹了一下台面,这才拧开水龙头,接水热奶。

尚茨夫人忙着煮咖啡。快好的时候,她把消毒器放到炉子上,洗了昨天的奶瓶。她得体、麻利地忙活着,设法掩盖住一个事实:这整场崩溃和混乱的情感中,有什么东西令她不安。

“我猜想艾尔娜确实对宝宝有点着魔啊,”她评价道,“这种事迟早会发生。”

说到最后几个字,她从炉边转身对着丈夫和艾尔莎,恰好撞上尚茨医生正把艾尔莎捂着脑袋的两只手拉下来。他抽回自己的手,抽得过于迅速、过于心虚了。若非如此,他没准还比较像是在做出正常的安慰。就像医生应该做的那样。

“你知道吗,艾尔莎,我觉得你妈也该躺下,”尚茨夫人沉思着,若无其事地说,“我想我得去安慰安慰她。如果她能睡着,这一切都会从她脑海里被忘掉。要是我们运气够好的话,也会从艾尔娜的脑袋里消失呢。”

科克汉姆夫人几乎刚进厨房又踱了出去。尚茨夫人发现她在起居室里守着艾尔娜,摆弄被子,确保她盖得好好的。科克汉姆夫人不想躺下。她想要人家给她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知道自己的理解不大靠谱。她也想人们像过去那样和她说话,而不是用现在这种格外温和、充满怜悯的口气。不过,出于习惯的礼貌,以及因为明白她在这家里的权力已经不值一提,她还是由着尚茨夫人领她上楼了。

吉尔正在读调制宝宝奶粉的说明。它印在玉米糖浆罐头的侧面。她听到上楼的脚步声,想到有件事最好趁着来得及赶紧去做。她把我抱到起居室,放在一把椅子上。

“好喽,”她轻声吩咐,“你好好待着哦。”

她跪下来,探出胳膊,轻轻把小提琴从它的藏身之处拖出。她找到它的盖子和盒子,把它收好。我一直乖乖的——我还不大会翻身呢——而且一声都没哭。

尚茨医生和艾尔莎单独留在厨房里。他们并没抓住这个机会拥抱,只是互相凝视。彼此心意相通,既没有承诺,也没有绝望。

艾尔娜承认她没摸我的脉搏。此外她从没说过我是冰凉的。她说我摸上去僵硬僵硬的。然后她又说不是僵硬,而是沉甸甸的。那样沉甸甸的,她说,以至于她立刻觉得我不可能还活着。就是那么一团,一种死去的重量。

我觉得这有点道理。我不相信我是死了,或者死里逃生,不过我确实相信我当时魂飞天外,或许能回来,也有可能就回不来了。我觉得结果是悬而未决的,意志起了很大作用。我的意思是,就看我是想朝这头走,还是往那头去了。

而艾尔娜的爱(那当然是我有生以来接收到的最全心全意的爱了)并没有决定我的命运。她的哭喊和把我紧搂进她的身体都没起作用,并没能最终说服我。因为我要的不是艾尔娜。(我难道已经知道——我莫非真的知道到头来对我起最大作用的并不是艾尔娜吗?)我要的是吉尔。我不得不索要吉尔,索要我能从她那里得到的东西,即使那看起来并不怎么让人满意。

对我而言,似乎只有在那时,我才变成了女性。我知道这事在我出生之前很久就注定了,所有其他人在我生命刚开始时就对它一清二楚,可我相信只有在我决定醒来,在我放弃与妈妈的抗争(想必是场不逼得她全面投降就不会罢休的抗争)的那一刻,以及我事实上选择了生存而非胜利(所谓胜利也就是死去)的那一刻,我才拥有了我的女性身份。

在某种意义上,吉尔也因此获得了她的女性身份。她清醒了,感天谢地地,想都不敢想她刚刚逃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她开始爱我了,因为如果不爱的话,就意味着灭顶之灾啊。

尚茨医生有点狐疑,不过并没深究。他问吉尔我昨天表现如何。紧张吗?她回答是的,非常紧张。他说,早产儿,哪怕只是略微早产的婴儿,都很容易受惊,你必须对他们非常小心。他建议总是让我仰天睡。

艾尔娜并没有被迫接受电疗。尚茨医生给她开了些药丸。他说,她是因为照料我累垮了。在糕点房接替她工作的女人想要辞职——她不喜欢上夜班。艾尔娜便回去上班了。

我六七岁时,夏天去看姑妈们,印象最深的就数这个了。在午夜这个奇特的、通常禁止出门的时辰被带到糕点房,看着艾尔娜戴上白帽、围起白围裙,观察她揉捏大团的白色面团,它会胀大、发泡,好像是活的一样。然后她切出糕点,把边角料给我吃,遇到特殊的日子,还要雕结婚蛋糕呢。巨大的厨房是多么明亮洁白呀,每扇窗外都满是夜色。我会从碗里刮结婚蛋糕的糖霜吃——融化、蜜甜、令人难以抵御的糖霜。

艾尔莎觉得我不该这么迟还不睡,也不该吃这么多甜东西。不过她没采取任何措施。她只是表示,她不知道我妈会怎么说——仿佛吉尔才是管事的人,而不是她。艾尔莎确实讲究一些我家里从来没有的规矩——挂起那件外套,晾干杯子前要先冲冲它,不然里面会有斑点——不过我从没发现她像吉尔记得的那样严厉苛刻。

打那时起,对于吉尔的音乐再也没有什么轻蔑的评论了。毕竟,她用它养活了我们。她到底没被门德尔松打败。她得到了毕业证书。她从音乐学院毕了业。她剪短头发,瘦了身。她设法在多伦多的高地公园附近租了套复式公寓,雇了个女人部分时间照料我,因为她有战争遗孀的抚恤金嘛。她在一家广播乐团找到工作。她将来会因为整个工作生涯都作为音乐家被聘用,从来不必沦落到去教学而自豪。她说,她知道她不是什么伟大的小提琴家,她没有惊人的天赋或命运,不过至少她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靠此谋生。嫁给我的继父,带着我跟他搬到埃德蒙顿(他是一位地质学者)之后,她继续在当地交响乐团演奏。我的两个同母异父妹妹出生之前的一星期,她都仍在上班。她很幸运,她说——她丈夫从没表示过反对。

艾尔娜后来有两次大的发病,比较严重的一次是在我大约十二岁的时候。她被送进莫里斯维尔治疗了几个星期。我相信在那儿人们给她注射了胰岛素——回来后她变得肥胖、饶舌。她不在家时,我回去看过,吉尔也一道去了,带着我出生没多久的大妹妹。我从妈妈和艾尔莎的交谈中得知,如果艾尔娜在家,最好不要带宝宝过来。那没准会“刺激她”。我不知道害她进了莫里斯维尔的事故是不是也和一个宝宝有关。

那次拜访时,我感觉备受冷落。吉尔和艾尔莎都学会了抽烟,她们一直坐到夜深,在厨房桌边喝咖啡、抽香烟,等待婴儿一点钟喂奶的时候到来。(我妈亲自给这个婴儿哺乳——我很欣慰地得知我没接受过这种亲密的、带着体温的食物。)我记得因为睡不着,气呼呼地走下楼,唧唧歪歪乱说着,试图插入她们的交谈。我明白她们在谈论一些不想让我听到的事。她们不可理喻地成了好朋友。

我伸手想抓一支烟,我妈妈说:“走吧,别碰这些。我们在说话呢。”艾尔莎吩咐我到冰箱里拿点东西喝,可乐或者淡姜水。我遵命了,不过没拿着上楼,而是走到门外。

我坐在后门台阶上,可是两个女人的声音立刻变得低低的,她们轻柔的惋惜或者安慰的话语我一个字也听不清。所以我在后院徘徊起来,走到从纱门透出、映在地上的灯光找不到的地方。

长条形、拐角铺玻璃砖的白房子现在已经易主。尚茨夫妇搬走了,常年住在佛罗里达。他们给我的姑妈们寄来橙子,艾尔莎说,吃了这些橙子,你就再也看不上加拿大卖的橙子了。新来的人挖了个游泳池,主要由两个美丽的十几岁的女儿——在街上遇到我的时候,她们对我视若无睹——还有她们的男朋友们使用。我姑妈们的院子和他们的院子之间,已经长出一些相当高的灌木,不过我仍能看到他们在游泳池周围跑着,互相把对方推搡进池,惊声尖叫着,发出巨大的拍水声。我讨厌他们可笑的举止,因为我对生活的态度是严肃的,对于浪漫我有着一种远为崇高和细腻得多的看法。不过我仍希望博得他们的关注。我真想他们哪个能看到我的白色睡衣在黑暗中移动,真希望他们为此惊声尖叫,以为撞上了一个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