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来，瓦利有个博物馆，藏了老照片、搅乳器、马具、一把老式牙医用椅、一台笨重的削苹果机，以及装在电线杆上的精致搪瓷玻璃绝缘器之类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藏品中另有红箱子一口，印着“验光师D.M.魏伦斯”字样，说明牌上写着：“此乃一验光师之器材箱。虽年代晚近，念其主人D.M.魏伦斯先生1951年溺死于佩瑞格林河之故，亦当跻列地方重要文物。此箱于事故中幸存，由佚名捐赠者，或即发现者本人，惠予我馆收藏。”

检眼镜的模样像个雪人。上半截儿尤其如此，一个小圆盘摞在大圆盘上——下半截儿是个中空的把手。大圆盘上有个可以看出去的洞，里面可以换上各种焦距的透镜。下半截儿把手沉甸甸的，装着电池。取出电池，把两头镶有圆片的配套短棒插进去，就可以接上电源。不过仪器也许经常要在没电的地方用。

视网膜镜看起来复杂些。圆形的前额夹下面，是个小鬼头形状的玩意儿——扁扁的圆脸上摞着一顶金属尖头帽。它倾斜45度角，撇向一根细柱，柱顶有盏小灯。扁脸是玻璃的，看起来像一面黑色镜子。

1、板儿角

这地方叫做板儿角。以前有过一个磨坊，形成了某种小村落。不过，上世纪末，它们悉数消失，再没成过气候。很多人认为这个地名是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著名海战，其实早在开战之前很多年，这儿就只剩废墟一片了。

同许多孩子一样，1951年春天一个星期六上午来这里的三个男孩相信，这个地名源自河岸上横戳出来的几片古老的板子，以及竖立在近岸河水中的一排厚木板，它们形成一道歪歪扭扭的栅栏（实际上这是水泥尚未发明时建的一座水坝的残余物）。木板，一堆基石，一丛丁香树，几棵被黑结疤病折磨变形的大苹果树，昔日供水车使用、如今每年夏天都长满荨麻的浅沟，此地的历史仅存了这点痕迹。

镇上的大路上，有一条小路，或者说小径，通到这里，不过小径从没铺过碎石路面，在地图上也只是一条虚线，表明是一条尚未修建的路。夏天驱车去河里游泳的人、夜里想找个地方停车的情侣们，通常会用上它。快开到浅沟时，有一处可以掉头，不过要是哪年雨水丰沛，整片地儿便长满茂盛的荨麻、白芷和粗硬的野毒芹，汽车想回到大路上，只有一路倒车。

春天的这个早上，有两道车轮印子一清二楚地通向水边，不过男孩们没注意它，他们满脑子只想着游泳。至少，他们认为那足以称作游泳。他们可以回到镇上，吹嘘说地上的雪还没化，他们就在板儿角游过泳了。

上游比镇边的河滩地带更冷。岸边树木依然光秃秃的——唯一入眼的绿色就是入河的小溪沿岸绿莹莹的野葱和驴蹄草。男孩们寻找的目标出现在对岸的柏树下——一段长长的、低矮的、结实的积雪河岸，颜色灰蒙蒙，像石头。

这样一来，他们可以跳进水里，感觉冷水像冰刃一样刺进身体。冰刃扎进眼窝，钻进脑子，戳向天灵盖儿。他们可以胡乱扭几下胳膊和腿，赶紧爬上岸，浑身打战，牙齿格格响。他们可以挣扎着把衣服套上麻木的四肢，忍受冰冻的血液重新灌入身体的痛楚，同时欣慰万分，这下有资本吹嘘啦。

他们不曾注意到，两道车轮印子不偏不倚穿过整条浅沟——这会儿沟里啥也没长，只有去年留下的黄色枯草，压得扁扁的。车轮印子顺着浅沟，一路通向河里，毫无掉头的痕迹。男孩们径直跨过车轮印子。不过，走到河边，有个比车轮印子更奇怪的东西总算吸引了他们的目光。

水里有一片天蓝色光泽，并非天空的倒影。是一辆完整的汽车，斜栽在水塘里，前轮和车头陷进河底的淤泥，车身鼓凸的部分几乎戳出水面。当时很少有天蓝色汽车，这车圆鼓鼓的形状同样也很特别。他们立刻认出来了。是那辆小英国车，奥斯汀牌，全县城独一无二。车主是验光师魏伦斯先生。他开车的模样挺像动画人物，因为他个头矮，身体却很胖，肩膀浑圆，脑袋硕大。他挤在车内，活像塞在一件太小的衣服里。

车顶有扇小窗，天气暖和时，魏伦斯先生会打开它。现在这窗就开着。他们看不大清楚里面。因为颜色的缘故，车身的轮廓在水里很清晰，不过河水有点浑浊，颜色不那么鲜亮的地方就看不清了。男孩们在岸上蹲下，像乌龟一样趴在地上，脑袋探向前，竭力想看个明白。水里有个黑乎乎、毛茸茸的东西，像什么大动物的尾巴，从车顶上的小窗伸出，晃来荡去。很快他们就看出，这是一条胳膊，套在一件厚厚的毛皮料子做的深色上衣的衣袖里。看来车里有一具男人的尸体——只能是魏伦斯先生了——它姿态很不自然。水流的力量——池塘尽管只是水车用的贮水池，但这个季节的水流还是很强劲的——想必不知怎的把他从座位上抬起，推向窗外，一侧肩膀浮在车顶下方，胳膊戳出窗口。他的头部想必沉向下方，挤在驾驶座一侧的车门和车窗边。一只前轮陷进河底深一点，这意味着车想必是头朝下侧栽进河里。车窗想必开着，头从里面挤出来，身体才变成这个姿势。不过他们想不到这些。他们认识魏伦斯先生，拼凑得出他脸的模样——一张大大的方脸，经常夸张地皱眉头，不过从不是真生气。头发稀疏拳曲，斜梳过额头，头顶部位是红棕色的。眉毛颜色比头发深，又浓又粗，爬在眼睛上，活像两条毛毛虫。就像很多大人的脸一样，这样一张脸对他们来说已经够古怪了，它淹在水里的样子不见得再可怕多少。不过他们只看得到那条胳膊和那只苍白的手。等他们习惯水中的视线，便看出那手非常白。它歪歪扭扭、优柔寡断地漂在那儿，好像一片羽毛，却又像块面团一样敦实。一旦你习惯了它，便会觉得它挺寻常的。指甲像些洁净的小脸，灵巧地发出日常的问候，泰然自若。

“哎哟哟！”男孩们惊叹，带着渐渐的兴奋，以及不断加深的敬畏甚至感激之情。“哎哟哟。”

这是他们今年头一回远足。他们穿佩瑞格林河大桥而来，当地人管这座单车道双拱桥叫“地狱之门”，又叫它“死亡陷阱”——其实危险与其说来自桥本身，毋宁说来自公路在桥南端突如其来的一个大拐弯。

桥上有条人行小道，不过他们没走。他们从不记得走。很多年前，他们还很小，得牵着大人的手走路时或许走过它。不过那个阶段对他们而言纯属子虚乌有。哪怕看到快照中的证据，哪怕被迫听到家人闲聊提及它，他们也拒不承认它曾经存在过。

他们走的是人行道对面的铁架，大约八英寸宽，高出桥面一英尺左右。佩瑞格林河正把积存一冬、正在融化的冰雪冲往休伦湖。一年一度的洪水把平地灌成湖泊，冲倒小树，冲垮所到之处的所有船只和小屋，如今这洪水尚未撤回河岸。泥流从野地里淌来，令河水浑浊不堪，映照着惨淡日光的水面宛如沸腾的奶油布丁。不过，如果你跌入这水里，它会冰冻你的血液，把你冲入湖中，或者直接让你一头撞上河岸。

沿途汽车冲他们直按喇叭——要么是警告，要么是责备——不过他们充耳不闻。他们排成一路纵队，像梦游者一样无视周遭。从桥的北端，他们下到河滩，寻找去年记得的小路。洪水余威尚在，小路依稀难辨。一路上，你得钻过冲垮的灌木丛，从一片泥泞不堪的草地跳往另一片。有时他们一跳，不幸落在泥浆中或者水灾残余的小水塘里。脚湿了，也无所谓落脚点了，索性大步流星穿过泥浆，踩进水塘，任泥水漫过胶靴的上沿儿。风暖洋洋的，把浓云扯成一缕缕旧羊毛絮，海鸥和乌鸦在河面上聒噪，滑翔而过。秃鹰在他们头顶盘旋，虎视眈眈。知更鸟刚刚返回，黑身红翅，成对穿梭来去，颜色鲜艳夺目，仿佛刚浸过油漆。

“真该带把.22口径的来。”

“该带.12口径的。”

他们已经过了举着树枝、口中发出砰砰声的年纪。他们故意装出随随便便的遗憾口气，仿佛真有枪似的。

他们爬上北岸，踏上一片沙地。据说海龟会在此产卵。不过时候未到，再说海龟蛋是多年前的传说了——男孩们谁也没见过。不过他们还是心存侥幸，在沙地里踢来踩去。接着他们四下打量，寻找去年他们中的一个和另一个男孩同来时，捡到一根被洪水从不知哪个屠宰场冲来的牛髋骨的地方。雷打不动的，河流几乎每年都要把一些出乎意料的笨重、奇特或普通的东西卷起，挪个地儿。成卷电线，整段完整的楼梯，弄弯的铲子，一个爆米花锅。牛髋骨当时卡在一根漆树树枝上——看起来挺般配，因为这树的枝条滑溜溜，有时还带毛糙的锥形尖儿，恰似牛角或羊角。

他们四下折腾一番——西斯·费恩斯指出了那根树枝——啥也没找到。

上回找到骨头的是西斯·费恩斯和拉尔夫·蒂勒。至于骨头的去处，西斯·费恩斯说：“拉尔夫拿走啦。”这会儿和他一起的两个男孩——吉米·波克斯和巴德·索特——明白个中缘由。西斯从不带任何东西回家，除非是些小玩意儿，容易藏起，不会被他爸发现。

他们聊起过去几年可能发现或已然发现的各种有用之物。栏杆可以做小筏子，零散的木头可以集中起来，设法造一间棚屋或者一艘小船。要是发现些麝鼠夹子，那才叫运气。可以做大生意啦。捡些木材作绷板，再偷几把刀子剥皮。他们谈论着一间他们知道的小屋，可以占用位于从前的马场后头的一条死胡同。门上有把大锁，但你没准可以从窗子钻进去，趁夜卸下窗板，白天再装回去。你可以用手电照明。不——还是用盏灯吧。给麝鼠剥皮，把皮绷紧，拿去卖了赚一大笔钱。

计划看来天衣无缝，他们已经开始操心把值钱的皮子整天留在小屋的问题了。两个人出去沿路检查夹子，剩下的一个得留下看守。（没人提上学的事。）

他们一路谈着，慢慢出了镇子。他们这样说话，好像他们无拘无束——或者差不多是无拘无束的，好像他们不用上学，没有家人同住，也不用遭受他们这个年纪不得不忍受的种种羞辱。此外，也好像这整个地区和别人的工作都将给他们的事业和冒险提供一切便利，他们只管手到擒来，潇潇洒洒。

他们的谈话还有一处变化：不再互称名字。他们本来也不怎么用彼此的真名——就连“小子”这类家里的绰号也不用。不过，在学校里，差不多所有人都有个诨名，有的根据他们的模样或者说话特点而起，比如“鼓眼”或“叽歪”，另一些，比如“烂屁仔”或“傻屌”，则源自主人真实或吹嘘的经历，或者与他们的兄弟、父辈或叔叔辈的轶闻有关——这类外号会在数十年中不断沿用。走在树林里、河滩上，他们也不用这种称呼。彼此招呼时，他们只用“嗨”。那些丢人的、猥亵的、大人们可能闻所未闻的绰号，哪怕只喊一声，也会破坏此刻的感觉，一种彻底淡忘彼此的相貌、习惯、出身和个人历史的感觉。

然而，他们并不认为彼此是朋友。他们从不像女孩子那样，认为某人是最好的朋友，或者第二好的朋友，也不会把人往这些位置里摆。这三个男孩中，你可以随便选一个，用至少一打男孩中的任意一个替换，剩下的两个男孩也会分毫不差地给他同等待遇。他们差不多都是九到十二岁之间，这个年纪已经不肯乖乖待在院子里、家门口，却又不够去打工——哪怕在商店门口扫人行道，或者骑自行车送杂货。他们大多住在镇北，这意味着他们一旦够大，就都得干这类活计，而且他们中没哪个会被送去爱普比学院或者上加拿大学院，这也意味着他们没人住破房子，家里都没有坐牢的亲戚。纵如此，他们在家里的活法，和人们对他们的期望相比，仍可谓大相径庭。不过，他们一旦走得够远，看不到县监狱、谷仓、教堂的尖顶，也听不到法院大楼的钟声，就把这些差别全都抛诸脑后。

归途他们走得很快。有时他们迈着快步，不过并没有跑。蹦跳、戏耍、拍水，全都没有了，来时一路的怪叫和嚷嚷也全部停止。看到洪水冲来的任何意外之物，他们只是默记在心，不去捡。事实上，他们像大人一样走路，匀速前进，只走大路，心里沉甸甸地压着个问题：去哪儿，做什么？像好多大人一样，他们面前拦着件事，眼前有一幅画面，隔开他们和世界。池塘、汽车、胳膊、手。他们隐隐觉得，到了某个点，他们就会忍不住叫出来。他们会叫喊着冲到镇上，到处嚷嚷这个消息，把所有人都震住，让他们目瞪口呆。

他们照例从铁架上走过大桥。不过冒险、勇敢或超然物外的感觉荡然无存。还不如直接走人行道。

他们没走带大拐弯的、通往港口和广场的路，而是沿一条铁路车棚附近的小路直接爬上河岸。大钟敲响一刻钟报时。十二点过一刻。

这是人们走回家吃饭的时辰。坐办公室的下午不上班。商店伙计照例只休息一个小时——周六晚上商店一直要开到夜里十点，甚至十一点。

大多数人回家吃的都是一顿热气腾腾、实实在在的饭。猪排、香肠，或者煮牛肉，或者农家肉卷。当然还有土豆，要么土豆泥，要么是薯条。冬天窖藏的根茎类蔬菜、卷心菜或奶油洋葱（少数手头宽裕或者不怎么会过日子的主妇会打开一听豌豆或奶油豆子罐头）。面包、松饼、蜜饯、馅饼。无家可归，或者出于某种原因不愿回家的人，也会在昆伯伦公爵或者商人旅社坐下，或者到比较便宜的谢维尔乳品吧脏兮兮的售货窗前，买这类饭食吃。

往家赶的大多是男人。女人们已经在家了——根本没出门。不过，也有一些中年女人别无选择，在商店或者办公室工作——要么丈夫已故，要么丈夫生病，或者干脆没有过丈夫——她们都是这些男孩的妈妈们的朋友，哪怕隔着马路，她们也会喊来问候（巴德·索特在这方面最倒霉了——她们都喊他叫“小东西”），用的是一种快活或揶揄的声调，让你顿时想起她们洞悉你家的情况，或者你遥远婴儿时期的破事。

男人们则不会费神叫男孩们的名字，哪怕明明很熟悉。他们招呼他们“男孩们”，或者“年轻人”，或者，偶尔地，“先生们”。

“你们好啊，先生们。”

“你们这些男孩们是要回家吗？”

“你们这些年轻人今天早上搞什么鬼名堂去啦？”

所有这些问候都带点戏谑，不过其中还是有分别。比起“男孩们”，称他们“年轻人”的人比较和气——或者希望显得和气。“男孩们”或许只是开场白，接下来该是一顿训斥，因为某种含糊或具体的不满而起。“年轻人”暗示说话者自己也年轻过。“先生们”完全是嘲弄和蔑视的，不过不会导向任何责骂，因为说话者根本不屑为之。

回答时，男孩们的视线向来保持在女士的拎包或者男士的喉结以下。他们嘎嘣干脆地回答“你好”，不然没准会惹麻烦，回答质询时他们说“是的先生”、“不先生”和“没干什么”。即便今天，这样和他们说话的声音仍然让他们警惕，令他们不安，促使他们像平时一样谨慎回话。

在一个拐角，他们不得不分手。西斯·费恩斯向来最着急回家，他第一个退出。他说：“饭后见。”

巴德·索特说：“嗯。到时候咱们得进城去。”

他们都明白，意思是“进城去警察局”。看来，他们无需讨论就有了一套新的行动计划，一个通报消息的更稳妥方案。不过他们没确定是否在家也不能透露只言片语。巴德·索特或者吉米·波克斯没什么理由不能这么做。

西斯·费恩斯则从不在家透露任何事。

西斯·费恩斯是家中独子。他爸妈比大多数男孩的爸妈都老，没准与他们那种空耗精力的活法有关。西斯和两个男孩告别后就一路小跑，最后一个街区他通常都是小跑而过。不是因为他盼着回家，或者觉得赶回去有啥好处。他或许只想赶时间，因为在最后这个街区，他总是忧心忡忡。

他妈在厨房。不错。她起床了，只是还穿着睡衣。他爸不在家，也不错。爸爸在谷仓升降机那干活，星期六下午不上班，要是这会儿不在家，大有可能就是直接去了昆伯伦。这意味着下午迟些时候，他们才用对付他。

西斯爸爸也叫西斯·费恩斯。这个名字在瓦利家喻户晓，一般人对它都挺有感情，哪怕三四十年后，谁讲故事提到它，大家仍会知道指的是当爹的，而不是儿子。要是镇里新来乍到的人指出，“这听起来不大像西斯嘛。”人家就会告诉他，说的可不是那个西斯。

“不是他，咱们说的是他老头子。”

他们谈论着西斯·费恩斯上医院——或者被送到医院——治肺病，或者别的什么重病那回，护士用湿毛巾或湿毯子裹住他，让他退烧。他大汗淋漓地退了烧，毛巾和毯子都变成棕黄色。排出来的都是他体内的尼古丁。护士们瞠目结舌。西斯却得意非凡。他宣称十岁就开始抽烟喝酒了。

还有他去教堂那次。很难想象他为啥要去，不过那是一座浸信会教堂，他老婆是浸信会的，他可能是为了讨好她，尽管这听起来更不可思议。他去的是个星期天，他们正在领圣餐。在浸信会教堂，面包还是面包，葡萄酒却换成葡萄汁。“这是啥嘛？”西斯·费恩斯大声嚷嚷，“这要是那羔羊的血，它一准得了他妈的贫血病。”

费恩斯家的厨房正做着午饭。桌上搁着一条切好的面包，开了一罐甜菜丁。几片腊肠煎好了——在鸡蛋之前煎的，该在之后煎才对——搁在炉顶保温。西斯妈妈开始煎鸡蛋。她伏在炉子边，一手抓煎锅，一手捂肚子，显然正忍着痛。

西斯从她手中抓过煎锅，把开得太大的电炉关小。他把煎锅抬离炉子，等炉面温度降低，免得蛋白煎得太硬，边缘发焦。他来迟啦，没能先擦掉旧油渍，丢一小块新猪油到煎锅里。他妈从不擦掉旧油渍，任它从上一顿饭用到下一顿，实在不行了才添一点新猪油。

等到温度合适，他把煎锅搁回去，慢慢把边缘歪歪扭扭的鸡蛋煎成规则的圆形。他找了把干净汤匙，挑点滚热的猪油淋上蛋黄，让它们变结实。他和妈妈喜欢吃这样的鸡蛋，不过妈妈经常煎不好。爸爸喜欢翻过来压得像煎饼一样扁，煎得像皮鞋一样硬邦邦，加上胡椒，变得黑乎乎的鸡蛋。这个西斯也会。

别的男孩对他在厨房里的娴熟技艺一无所知——同样也不晓得他在家门口、餐厅窗外的伏牛花灌木后头的隐蔽死角设的秘密藏物所。

他忙着煎蛋，妈妈坐在窗边椅子上。她时不时朝街上瞥一眼。他爸爸仍有可能回来吃点什么。他或许还没喝醉。不过他的行为并不总是取决于醉酒程度。要是他这会儿走进厨房，他或许会吩咐西斯给他也煎几个蛋。会问他怎么没围围裙呢，会评价说他都够给人当个像样的老婆了。他心情好时就是这样。要是心情不好，就会死瞪着西斯——也就是说，用一种虚张声势、死命威胁人的眼神——警告他小心点。

“你小子是个精明鬼，是吗？哼，奉劝你最好给我小心点。”

这种时候，要是西斯回瞪他，或者不回瞪他，或者掉下或搁下铲子时发出丁点声响——或者哪怕他小心翼翼，不掉下任何东西，也不发出任何声音——他爸爸都会龇着牙，像狗一样嚎叫起来。这模样挺可笑的——也确实可笑，不过他可是当真的。一分钟后，食物和盘子都砸到地上，桌子椅子都掀个底朝天，他会满房间撵着西斯，一边嚎叫道，这回可不会放过他，一准把他的脸压扁在烫炉子上，咋样？你一定会以为他疯了。不过，这时要是有人敲门——比方说，他哪个朋友过来接他——眨眼间，他的表情就恢复如常。他打开门，心情愉快地大声招呼朋友：

“马上来。我本该请你进门，可老婆又在摔盘子啦。”

他也没指望人家相信。他这么说无非是想把家里的事用一两句笑话打发掉。

西斯妈妈问西斯，天气是不是变暖和了，早上他去哪儿了。

“是啊，”他回答，又补充道，“去河滩了。”

她说她就觉着打他身上闻到河风味儿来着。

“晓得我们吃过后，我马上打算干啥吗？”她说，“我要拿个热水瓶，回到床上。或许这样就会养好精神，又能做点事了。”

她几乎每回都这样说，每次都兴致勃勃的，好像刚想到这主意。

巴德·索特有两个姐姐，除非被妈妈逼着，否则她们从不干正事。而且，她们摆弄头发、涂指甲油、擦鞋、化妆，甚至穿衣服，都从不晓得避到卧室或浴室里。她们把梳子、卷发棒、化妆粉、指甲油和鞋油丢得家里到处都是。此外，每把椅背上都搭满她们刚熨好的衣服和裙子，地板上所有可以利用的空隙都铺着毛巾，摆着她们待干的毛衣。（一旦你走近，她们便惊声怪叫。）在所有镜子前她们都要扭来扭去——大厅衣帽架上的镜子、厨房餐具柜上的镜子，厨房门边的镜子——镜子下面的架子永远被安全别针、发夹、硬币、纽扣、铅笔截子等等塞得满满当当。有时，她们中哪个会在一面镜子前一站就是二十分钟，从各种角度打量自己，检查牙齿，把头发朝后拢，抖到前面。最后，她终于心满意足，或者至少平静地走开了——才走到下一间房间，或者一看到下一面镜子，她就会把这一套全部重新开始，好像刚换上了一个新头。

这会儿，公认长得较好的那个姐姐正站在厨房镜子前，摘头发上的别针。她脑袋上盖满闪闪发亮的头发卷儿，好像一只一只蜗牛。另一个姐姐根据妈妈的命令，在捣土豆泥。他五岁的弟弟一本正经坐在餐桌边，把餐刀餐叉上下乱敲，嚷嚷着：“服务员，服务员呢？”

这是从他们爸爸那里学来的，他常开这玩笑。

巴德走到弟弟的椅子背后悄声道：“瞧啊，她又在往土豆泥里掺块块了。”

他哄骗弟弟说，块块是从碗橱里取出来掺进土豆泥的，就像把葡萄干加进米饭布丁。

弟弟不再嚷嚷，开始抱怨。

“要是她加进块块，我一口也不吃，妈啊，我一口也不吃啦，要是她加块块。”

“哎呀，别傻了。”巴德的妈妈答道。她忙着煎苹果片洋葱圈配猪排。“甭像个娃娃似的嚷嚷个没完。”

“是巴德惹他的，”大姐报告，“巴德跑过去说她正在加块块。巴德老这么骗他，他还真信了。”

“该把巴德的脸捣烂。”多瑞斯，也就是正在捣土豆泥的姐姐评价道。她可不会始终局限于这样不紧不慢地评论几句——某次她直接在巴德一侧脸颊上抓出了一条伤疤。

巴德朝碗柜俯下身，上面搁着一个待冷却的大黄饼。他用叉子小心翼翼地戳戳，饼释放出一股诱人的蒸汽，充满肉桂甜香。他试着拨开饼面上的一道褶子，想尝尝里面的馅儿。弟弟看到他在干的事，目瞪口呆，大气不敢出。弟弟被宠坏了，而且两个姐姐总护着他——家里他唯一敬畏的就是巴德。

“服务员呢？”他换了一种机械声调喃喃着。

多瑞斯朝碗柜走来，打算拿碗盛土豆泥。巴德手一抖，按塌了饼上的一块面皮。

“现在他要毁了这馅饼了，”多瑞斯说，“妈啊——他毁了你的馅饼啦。”

“你他妈的闭嘴。”巴德说。

“别碰馅饼。”巴德的妈妈习以为常、心如止水地命令道。“别说粗话。别胡扯。长大吧。”

吉米·波克斯坐在一张拥挤的晚餐桌边。他，他爸妈，他四岁和六岁的两个妹妹，大姨玛丽和单身汉叔叔，一起住在他外婆家。他爸在房后的棚子里开了个修车铺，他妈在奥内克百货商店干活。

吉米爸爸是个瘸子，是他二十二岁得脊髓灰质炎的后遗症。他走路时撅着屁股、弯着腰，拄一根拐杖。他在修车铺干活时，不大看得出有这毛病，因为正好需要经常弯腰。他走上街头，古怪的模样就显露无疑，不过没人给他起外号或恶意模仿他。一度，他曾是镇上著名的冰球手，也打垒球，昔日的优雅和勇猛至今在他身上有所体现，让人不会对他以貌取人，人们会感觉这只是一个变化阶段（尽管其实是最后一个阶段了）。他喜欢大讲荒唐的笑话，声调总是兴致勃勃，这更加深了人们的这种感觉，使人无视他深陷的眼窝中流露出的痛楚——它让他时常夜不成寐。此外，与西斯·费恩斯的爸爸不同，他走进自家房门，不会换上一副不同的腔调儿。

不过，当然了，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家。他老婆是在他变成瘸子后嫁给他的，尽管订婚时他还正常。而搬去和她妈妈同住看来是个顺理成章的决定，这样他们有孩子以后，老婆出去干活，外婆可以帮忙照料。对他老婆的妈而言，再接纳一个家庭，似乎也天经地义——就像大女儿玛丽失明后搬来同住，她那异常羞涩的儿子弗雷德，除非找到更中意的去处，否则就要在这里一直住下去那样天经地义。这家人对各种重负照单全收，就像接受坏天气那样心平气和。事实上，他们没人认为吉米爸爸的病状，或者玛丽姨妈的视力是什么负担或问题，弗雷德的羞涩也一样。缺陷、逆境，他们全都视若无睹，好像它们与别的事情没啥区别。

这家里有一个传统信念，相信吉米的外婆是个出色的厨子，这一度可能是事实，不过最近几年她其实大不如前。他们厉行节约，即便现在已经无需如此。吉米的妈妈和叔叔收入都不错，玛丽姨妈有救济金，修车铺生意兴旺，但他们家仍旧在该用三个鸡蛋时只用一个，肉馅糕里多加一杯燕麦。为弥补口味不足又加上过多的辣醋酱汁，在蛋奶糊上撒太多肉蔻粉。不过没人抱怨。大家都赞不绝口。在这家里，抱怨就像球形闪电一样百年难遇。万一彼此撞上，他们都会说“请原谅”，两个小女孩也懂得说“请原谅”。他们在餐桌上互相帮忙递东西，说“请……”，说“谢谢你”，仿佛始终有客人在场。这就是他们共处一室的办法——所有人都挤在一幢房子里，每个钩子都挂着衣服，每条栏杆都搭着外套，餐厅里永远给吉米和他叔叔搭着帆布床，碗柜上堆着厚厚一叠待熨烫缝补的衣服。没人咚咚咚地踩楼梯，没人大声关门，谁都不会把收音机声音旋大，也没人说刺耳的话。

是否正因如此，吉米周六晚餐时才一言不发？他们全都缄口不提这事，三个男孩都一样。西斯的原因很容易理解。他爸爸根本不可能相信西斯做出了如此重大的发现。他肯定会骂他扯谎精。西斯妈妈向来根据他爸的反应来做决定，她会——正确地——认为，他哪怕只是去警察局报告，也会在家里惹出风波，因此拜托他保持沉默。不过，另外两个男孩有着通情达理的家人，本该有机会开口才对。吉米家会有一阵恐慌不安，但他们很快就会承认，这不是吉米的错。

巴德的姐姐会问他是不是疯了。她们还会倒打一耙，说他这种有讨厌恶习的家伙，遇上个死人再正常不过。不过，他爸爸是个讲道理、有耐心的汉子，他在火车站当货运经纪人，时常要倾听各种啰嗦的胡言乱语。他会命令巴德的姐姐们住嘴。他会进行一番严肃询问，确定巴德说的是真话，不是胡扯，然后致电警察局。

原因只在于，他们的家早就满满当当，一团乱麻了。西斯家如此，另外两个男孩家也差不离。在西斯家，就算他爸不在，他的癫狂错乱造成的威胁和记忆依然处处可见。

“你说了没？”

“你呢？”

“我也没。”

他们心不在焉、慌不择路，朝市区踱去。他们拐上西普卡大街，鬼使神差地从魏伦斯夫妇的泥灰平房前走过，惊觉正面对着它。大门两侧各有一扇飘窗，门前台阶顶是一片平台，宽度足够放两把椅子，这会儿椅子不在，不过夏天晚上，魏伦斯先生和夫人总是一人坐一把。房子一侧加了一间平顶屋，也有一扇朝街正门，一条小径通向大街。门牌上写着：“验光师D.M.魏伦斯。”男孩们没进过这间诊所，吉米的姨妈玛丽定期来这开眼药水，他外婆在这里配眼镜。巴德·索特的妈妈也来过。

泥灰房子外墙刷成灰粉色，门和窗框刷成棕色。防风窗尚未拆下，城里房子大多如此。房子毫无特别之处，不过前院因花出名。魏伦斯夫人是个园艺高手，声名远扬。她不像吉米外婆和巴德的妈妈只沿菜园边缘种几排花。她种的都是圆形月牙形的花床，铺天盖地，树下也种着一圈圈花。再过两周，院子里就该开满水仙。不过目前只有屋角开着一丛连翘。差不多攀到屋檐那么高，黄花像喷泉一样铺天盖地。

连翘丛钻出一个弯腰的棕色身影。是身穿园艺旧衣的魏伦斯夫人。这是一个矮胖女人，穿着休闲裤和有点撕坏的外套，头戴制服帽，或许曾属于她丈夫——它朝下滑，几乎遮住她的眼睛。她抓着一把大剪刀。

他们立刻放慢脚步——不然就只有撒腿跑。或许他们以为可以装聋作哑，她不会注意。但是她已经看到他们，所以才匆匆忙忙钻出来。

“我看到你们盯着我的连翘花瞧，”魏伦斯夫人说，“想带一点回家吗？”

他们盯着看的可不是什么连翘花，而是面前整个场景——房子似乎一切如常，诊所门口的牌子、透进光线的窗帘。并没有什么显得空洞或不祥，没什么能表明魏伦斯先生不在，或者他的汽车没停在诊所后头的停车场上，而是陷在板儿角的池塘中。雪一化，魏伦斯夫人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与大家料想的一样——镇上人人都这么形容她。她用熟悉的、嘶哑的烟嗓儿喊他们，口气生硬、咄咄逼人，却不乏友好——隔了半个街区，或者从任何一家商店深处喊出来，人们都能一下听出这声音。

“等等，”她吩咐道，“等着，我马上给你们剪一些。”

她麻利地动起手，挑选开满明黄色小花的枝条剪下，大剪特剪，然后抱着一大捆把脸都挡住的花枝走向他们。

“拿着，”她说，“把这些带回家给你们的妈妈。看到连翘花总能让人开心，它们是春天的第一批花儿呀。”她把花枝分给他们。“就像高卢全境一样，”她说，“高卢全境总要给分成三份。你们要是上拉丁语课，准知道这个。”

“我们还没上高中。”吉米说。因为他家的特殊情况，他比其他两个男孩更擅长和女士搭话。

“是吗？”她说，“嗯，你们有好多东西要学呢。告诉你们的妈妈，把它们泡在温水里。哎，我相信她们已经知道这个了。我也给你们剪了些没全开的枝条，这样它们可以开啊开的开很久。”

他们说了谢谢——吉米先开口，剩下两个赶紧有样学样。他们抱着满满一胳膊花，朝市区走去。他们可不打算调头把花送回家，他们算准她不知道他们家的方向。走出半个街区，他们偷偷扭头，不知她还有没有在看。

没有。再说人行道边的一幢大房子已经把视线挡得严严实实。

连翘花给了他们题目琢磨。抱着它走路挺难为情，如何处理？不然他们就得琢磨魏伦斯先生和魏伦斯夫人的问题啦。怎会这样，她在院子里忙活，他淹死在车里？她是知道他的下落，还是不知道？看来她不可能知道。她甚至知道他不在家吗？她那模样，好像啥事没有，一切正常，他们站在她面前时，好像真是如此。他们所知、所见的，好像都被她的茫然无觉推开、击溃了。

街角冒出两个骑自行车的女孩。其中一个是巴德的姐姐多瑞斯。两个女孩立刻开始揿喇叭，大惊小怪。

“哎哟，快看这些花儿！”她们嚷嚷道。“婚礼在哪里举行呀？瞧瞧这些漂亮的新娘哟！”

巴德冲她们喊出他能想到的最恶毒之语。

“瞧你一屁股的血。”

这当然不是真的，不过曾经确有其事——有一次她放学回家，裙子上沾着血迹。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幕永远无法抹去。

他确信她回家后一准要告他状，但她始终没有。那事让她觉得太丢人了，以至于哪怕为了报复他，她也羞于启齿。

他们意识到必须立刻打发掉这花，于是直接丢到一辆停着的车下面。他们拐上广场，边走边掸掉衣服上的零星花瓣。

那阵子，星期六仍是个重要日子。村民们纷纷进城。广场周围和小巷边停了不少汽车。大些的乡村里的男孩和女孩，以及小一点的城里和农村里的孩子纷纷奔向电影场。

在第一个街区，他们必须经过奥内克百货商店。吉米清清楚楚看到妈妈站在其中一个橱窗里。她已经回到商店，正把帽子端端正正地戴到一个模特头上，给它调整面纱，摆弄连衣裙肩部。她是个矮个儿，只好踮起脚忙活。她脱掉鞋，踩在橱窗地毯上。透过丝袜，可以看到她圆滚滚的蔷薇色脚后跟。她绷直身子的时候，裙子后面的开口露出腿弯子。再往上是一个宽阔匀称的臀部，透出短裤或紧身褡的线条。吉米能够想象出她这会儿轻声嘟囔的抱怨声。他仿佛能闻到她丝袜的味道，她担心抽丝，有时一回家就急忙脱掉它们。丝袜和内衣，即便是干净的女士内衣，都有一股子淡淡的、隐私的气味，既迷人，又讨厌。

他希望两件事。首先是另外两个男孩没注意到她（他们其实注意到了，不过一个做妈妈的每天穿得整整齐齐，在镇上的公共场所抛头露面，在他们看来过于古怪，没法评论，只能索性装没看见），其次是她不要，千万不要，扭过头来看到他。她要是看到他，准会叩着玻璃，做出打招呼的嘴型。她工作时，就不再像在家里那样谨言慎行、彬彬有礼，态度也由温顺变为活泼。他本来挺喜欢她这种不一样，这种活泼，正如喜欢奥内克百货商店巨大的玻璃柜台、打蜡的木头表面、楼梯顶端的巨大镜子。每次爬楼梯走向二楼女装部，他总会在这面镜子里看到自己。

“我的小淘气来啦。”妈妈会这么说，有时还塞给他一枚硬币。他待得从不超过一分钟。奥内克先生或者夫人没准正盯着这里。

小淘气。

从前听起来像五毛和角子硬币的叮当声一样悦耳的称呼，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羞耻，莫名其妙的。

他们安全过关。

下一个街区，他们必须经过昆伯伦公爵酒吧，不过西斯毫不担心。要是他爸午饭还没回家，就意味着他还会在这里待几个小时。不过“昆伯伦”这个字眼总让他心情沉重。他还不明白它的意思的时候，听到它心里就会悲伤的咯噔一沉，好像砝码掉进黑暗的水里，扑通沉下去。

从昆伯伦有条没铺路面的小巷通往市镇大厅，市镇大厅后头是警察局。他们拐上小巷，很快除了街头的噪音，又有大量新的噪音传入耳中。它们并非来自昆伯伦——啤酒馆的声音都被挡住了，它的窗子又小又高，像公共厕所一样。噪音来自警察局。天气暖和，警察局敞着大门，在小巷里也能闻到烟斗的烟草味和雪茄的味道。不光警察们——他们总坐在里面，尤其是星期六下午，冬天里面点炉子，夏天开电扇，遇上今天这样不冷不热的天气就开着门，放进令人愉快的空气。波克斯上校也在——事实上，他们能听到他的喘气声，他患哮喘，大笑过后总要喘很久。他是吉米的亲戚，不过和他家关系冷淡，因为他不赞同吉米爸爸的婚事。他每次认出吉米，总用一种惊讶、嘲讽的语调和他说话。“万一他答应给你一个两毛五分硬币或别的什么，你就说你不要。”吉米妈妈这样告诫他。不过波克斯上校从没答应过这种事。

此外，波洛克先生也在，他已从药店退休。还有费格斯·索利，他尽管不是弱智，看起来却挺像，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过毒气。这帮人成天打牌、抽烟、闲扯，喝市政府买单的咖啡（按照巴德他爸的说法）。任何想来告状，或者来报告什么事的人，都得在他们眼皮底下做这些事，甚至还要被他们听个一清二楚。

就等着遭罪吧。

他们走到敞开的大门外，几乎停下脚步。没人注意他们。波克斯上校正说：“我还没死呢。”大概是在重复某个段子的最后一句。他们耷拉着脑袋，在砾石路上踢踢踏踏，慢慢走开。在大楼拐角，他们加快速度。公共男厕所入口附近的墙上有一团新近的呕吐物，砾石路上丢了两个空瓶。他们不得不在垃圾桶和市镇秘书办公室高高的、俯视的窗子之间择路而行，然后走下砾石路，回到广场。

“我这儿有钱。”西斯说。这个实事求是的宣告让他们一阵宽慰。西斯把口袋里的零钱弄得叮当响。这钱是他洗完碟子，走到前卧室告诉妈妈他要出门时，妈妈给他的。“从梳妆台上自己拿五角钱吧。”她吩咐。她有时有点钱，尽管他从没看到爸爸给她钱。每次她说“自己拿点”或者递给他几枚硬币时，西斯都知道她对于他们的生活感到羞愧，对于他、对于站在他面前，都感到羞愧。这种时候他会憎恨看到她（尽管他很高兴能拿到钱），尤其是她说，他是个好孩子，他不要以为她对他的努力无动于衷的时候。

他们走上通往港口的路。帕加特加油站旁有一个售货亭，帕加特太太在里面卖热狗、冰激凌、糖果和香烟。她拒绝过卖香烟给他们，即使吉米说是给他叔叔弗雷德买的也无济于事。不过她没因为这事生他们的气。她是个法国和加拿大混血女人，胖嘟嘟的，很好看。

他们买了一把黑色和红色的甘草糖棒，打算等吃得饱饱的午饭稍许消化了，再买点冰激凌。他们朝两把安放在篱笆边的旧汽车座位走去。夏天，上方的树丛会投下阴影。他们瓜分了甘草糖棒。

泰维特船长坐在一个座位上。

泰维特船长曾是个真正的船长，在湖船上干了好多年。现在他揽了特警活儿。他负责在学校前拦住车辆，让孩子们过马路，冬天防着小孩子们在小巷里滑雪橇。他会吹响哨子，举起一只大手，戴着白手套，看起来像小丑的手。他人老了，头发也白了，却仍旧高大挺拔，肩膀宽阔。车辆都听他指挥，小孩也一样。

夜里，他巡回检查所有商店的大门，看看是否锁好了，确定没人在里面偷东西。白天他常在公共场所打盹。天气不好的时候，他睡在图书馆里，天气好的话，他会选把户外的椅子。他不怎么待在警察局里，可能是因为耳朵不好使，没戴助听器就跟不上谈话，偏巧他又像许多聋子一样讨厌用助听器。此外，他过去成天坐在湖船的船头朝外看，想必早已习惯独处。

他闭着眼，脑袋后仰，让阳光晒到脸上。他们走过去和他说话（他们没进行任何讨论，只是听天由命、懵懵懂懂地交换一下目光便做了决定），不得不先把他弄醒。他花了点时间才调整好脸上的表情——这是在哪儿、啥时辰了、来的是什么人。他从兜里掏出一块巨大的老式怀表，好像他认准小孩子们来找他就是想打听时间。不过，他们还在对他说话，表情既激动又怪害臊的。他们说着“魏伦斯先生在板儿角池塘里呢”，以及“我们瞅见车了”，还有“淹透了”。他不得不举起一只手，示意要他们安静，另一只手在裤袋深处摸索，找助听器。他带着鼓励的表情，严肃地点点头，好像在说，耐心点，耐心点，一边把那玩意儿塞进耳朵。他举起双手——安静、安静——测试音量。最后他终于点点头，表情比刚才轻快多了，用严厉的声音——不过一定程度上是在开玩笑——命令道：“继续吧。”

三个男孩中话最少的西斯——吉米是最懂礼貌的，巴德是最大嘴巴的——搅了局。

“你裤扣开喽。”他说。

他们一下子撒腿跑开。

他们的兴奋劲儿没有立即消退。不过，这不是啥可以分享或谈论的事：他们不得不分手了。

西斯回家去修理藏物所。纸板做的地板冬天结了冰，湿透了，得换掉。吉米爬进车库阁楼，他最近在里面发现了一盒《野蛮博士》旧杂志，是他叔叔弗雷德的。巴德回去后，发现只有妈妈在家，正给厨房地板打蜡。他看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漫画书，然后对她坦白了。他相信妈妈对他家以外的事务毫无经验或发言权，不会做什么决定，只会给他爸打电话。令他意外的是，她立刻给警察局打了电话，然后才打给他爸。有人去接西斯和吉米。

一辆警车沿镇上的小路开向板儿角，一切都得到了证实。一个警察和一位圣公会牧师上门拜访魏伦斯夫人。

“我本不想麻烦你们，”据说魏伦斯夫人回答，“我本打算等他到天黑的。”

她告诉他们，魏伦斯昨天下午开车下乡，送眼药水给一位老盲人。他有时会耽搁一阵，她说。要么是去拜访什么人，要么是车坏了。

他有没有闷闷不乐，或者类似的表现？警察问。

“哦，当然不会，”牧师评论道，“他可是唱诗班的台柱子。”

“他根本不是那种人。”魏伦斯夫人说。

对于男孩们一声不吭坐下来吃午饭，还买了一把甘草糖棒的行为，人们也猜测纷纷。一个新绰号——“傻棍儿”——横空出世，安到他们所有人头上。吉米和巴德直到离开镇子之前都顶着这个称呼，而西斯——年纪轻轻就成了家，干起开升降机的活儿——把这绰号又传给自己的两个儿子。那时已经没人再追究它的来由。

对泰维特船长的羞辱始终不为人知。

下一次他们不得不从他举着的胳膊下走过，穿过马路去学校的时候，他们都以为他会想起这事，会因为受辱或者出于责备，投来傲慢的眼神。可他照常举着戴手套的手，那只高贵的、小丑似的白手套，脸上慈祥如常。他示意放行。

继续走吧。

2、心脏病

“肾小球性肾炎。”伊内德在笔记本上写。这是她看过的首例。事实是，奎因夫人肾脏衰竭，无药可救。她的肾脏不断萎缩，变成坚硬、无用、破碎的肿块。她的尿液少而浑浊，呼吸和皮肤渗出一股辛辣、不祥的气味。还有一种若有若无、烂水果似的味道，伊内德觉得它来自病人体表冒出的淡紫棕色斑点。她双腿因为突然的剧痛而抽筋，皮肤瘙痒难当，伊内德只得用冰块给她擦身。她把冰块卷在毛巾里，压住痒处。

“到底怎么才会染上那病呢？”奎因夫人的姑子问。她名叫格林夫人。奥利弗·格林。（她解释道，她从没想过这名字的意思，婚后才发现大家一听就乐。）她住在几英里远的农场上，挨着公路。每隔几天，她过来把床单、毛巾和睡衣收拾回家洗。孩子们的衣服她也洗，送回来时，所有衣服都熨烫一新，叠得整整齐齐。甚至睡衣上的缎带也熨平了。伊内德对她不胜感激——在有的主顾家里，她得自己洗衣，或者更糟，得送到妈妈那里，由妈妈花钱到镇上雇人洗。她嗅出这个问话的意图，又不想显得无礼，只得回答：“难说哦。”

“有这种那种说法的，”格林夫人说，“有人说，有的女人会吃药。要是月经没来，就可以吃那药，要是完全按照医生的吩咐吃，是为了好的目的，那就没事。可要是吃得太多，是为了不好的目的，那她们的肾脏就会给毁了。说得对吗？”

“我从没接触过那样的病例。”伊内德回答。

格林夫人高大敦实。像她弟弟鲁佩特——奎因夫人的丈夫——一样，长了张圆滚滚、扁鼻子、讨人喜欢的皱脸——伊内德的妈妈称之为“爱尔兰土豆脸”。不过，鲁佩特好脾气的表情下藏着谨慎和克制。格林夫人的则是期盼。伊内德不知道她期盼什么。哪怕对最简单的交谈，格林夫人也兴致勃勃。或许只是在期盼消息吧。关于什么大事的消息。某个事件。

当然了，确实要出件大事，至少对这个家而言是件大事。奎因夫人要死啦，年方二十七。（她自称的年龄——伊内德感觉其实不止，不过一旦病到这个程度，就很难看出年龄了。）等肾脏完全衰竭，心脏作废，她就要死了。医生告诉过伊内德：“这会让你干到夏天，不过大有可能在暑热过去之前，你还来得及休几天假。”

“鲁佩特去北方时遇到她的，”格林夫人说，“他一个人去的，他在那里的森林干活。她在一个旅馆里有个什么工作。我也不知道干啥。是做女仆吧。不过她不是那里长大的——她说她是在蒙特利尔一家孤儿院长大的。她非这么说。你会想，那她该会说法语的吧，但就算是也从没听她说过。”

伊内德评价道：“挺有趣的活法。”

“拜托再说一遍？”

“挺有趣的活法。”伊内德重复。有时她总忍不住——会在毫无希望的地方调侃。她鼓励地挑起眉毛，格林夫人终于笑了笑。

不过她是否感觉受伤呢？鲁佩特在高中时，为了避开可能的嘲弄，正是这样笑的。

“他在那之前，从没交过女朋友。”格林夫人透露。

伊内德和鲁佩特曾经同班，她没对格林夫人提过。她感觉有点窘，因为他曾是她和女友们戏弄、折磨过的男孩中的一个——事实上，是主要的一个。“被挑中的，”按她们过去的说法。她们挑中鲁佩特，跟他走到街上，大声喊他，“哈罗，鲁佩特。哈罗，鲁佩特。”弄得他很不安，眼见他的脖子涨得通红。“鲁佩特得了猩红热咯。”她们嚷嚷起来，“鲁佩特，你该被隔离哦。”她们会假装她们中的一个——伊内德、琼·麦克奥利弗，玛瑞安·邓尼——爱上了他。“她想和你说话呢，鲁佩特。你为什么从不约她？你至少该给她打个电话。她想和你说话想得要命呢。”

她们并不指望他会对这些请求做出回应。不过要是他有回应，该多逗人啊。他会被迅速拒绝，故事会在全校传播。为什么？她们为什么这样对他，一心想羞辱他？因为她们没心没肺。

他不可能忘记。不过他对待伊内德，就好像刚认识一样，好像她只是他老婆的看护，不知从何处来到他家。伊内德接受了暗示。

这里安排得异常井井有条，省去她不少麻烦。鲁佩特住格林夫人家，吃饭也在那里。两个小女孩也可以住过去，不过那样一来她们得转学——距离暑假只剩不到一个月。

鲁佩特在傍晚回家，和孩子们说说话。

“你们是不是乖女孩呀？”他问。

“给爸爸看看你们用积木搭的东西，”伊内德提议，“给爸爸看看你们在彩画本里画的画。”

积木、蜡笔，彩画本，都是伊内德提供的。她给妈妈打电话，请她看看旧箱子里都能找到什么。妈妈照办不误，带来的还有一本夹了很多剪纸娃娃的书，不知她是从谁那里要来的——伊丽莎白公主和玛格丽特·罗斯公主，搭配着各式各样的套装。伊内德没办法教会小女孩们说谢谢，只好把这些东西都搁到高架上，宣布除非有人说了谢谢，否则就一直搁着。洛伊丝和希尔维分别六岁和七岁，小野猫似的不听管教。

鲁佩特没问玩具从哪来。他告诉女儿们要做乖女孩，问伊内德要不要他从镇上买东西。有一次她告诉他，她换掉了地窖路上的灯泡，请他带几个备用的来。

“干吗不叫我来换？”他说。

“我换灯泡在行得很，”伊内德回答，“换保险丝、敲钉子也一样。妈妈和我已经有很长时间家里没男人了。”她本打算开个玩笑示好，但没生效。

最后，鲁佩特会问到妻子，伊内德会回答，她血压有点降下来了，或者她晚餐时吃下去一点煎蛋卷，或者冰包略微缓解了她的瘙痒，她睡得比以前安稳。鲁佩特会说，既然她在睡觉，他就不进去了。

伊内德说：“胡说。”和丈夫聚聚，对女人的好处肯定超过打个小盹儿。她把孩子们带上楼睡觉，给丈夫和妻子留出一点隐私时间。不过鲁佩特待得不会超过几分钟。伊内德回到楼下，走进前厅——现在是病房——给病人过夜做准备，奎因夫人总是仰天靠在枕头上，有点焦躁，但并非心怀不满。

“他在这儿待得不长，对吗？”奎因夫人会问。“真让我想笑。哈哈哈，你怎样啊？哈哈哈，我们走咯。我们干啥不把她弄出去，往粪堆上一丢？我们干啥不干脆扔死猫一样把她扔出去？那就是他的想法，不是吗？”

“我不这么认为。”伊内德回答。她带来水盆和毛巾，擦拭用的酒精和婴儿爽身粉。

“我不这么认为。”奎因夫人敌意地重复，不过她顺从地让她脱掉睡衣，把头发从脸上拂到后头，在屁股下垫条毛巾。伊内德习惯了人们不情愿脱光衣服，即使老得不行，或者病得很重的人也一样。有时她不得不和他们开玩笑，诱骗他们，让他们恢复自如。“你以为我没看过下面那玩意儿吗？”她会说，“下面那玩意儿，上面那玩意儿，看多了就没意思了。你知道，不就是人类被造出的两种类型吗。”不过奎因夫人毫无羞涩，她张开双腿，还抬起一点，方便她工作。她是一个娇小的小骨架女人，现在身材很古怪，腹部和四肢凹陷，乳房凝缩成两个小口袋，乳头像干瘪的葡萄干。

“我肿得像猪一样，”奎因夫人说，“奶头反倒缩了，它们向来不怎么顶用。我从没长过你这种大奶子。你看到我这模样不恶心吗？等我咽了气，你会高兴的吧？”

“我要那样想，就不会在这里了。”伊内德回答。

“谢天谢地，总算把垃圾甩掉了，”奎因夫人说，“你们到时候都会这么说。谢天谢地，总算把垃圾给甩掉了。我对他不再有用了，对不？我对任何男人都不再有用了。他每天晚上都从这里走开，他去找女人，对不？”

“据我所知，他是回他姐姐家。”

“据你所知。可你啥都不知道。”

伊内德想，她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种恶毒和敌意，这种节省下来寻事拌嘴的力气。奎因夫人正四处试探，寻找对手。生病的人会憎恶健康的人，有时丈夫和妻子，甚至母亲和孩子之间也会这样。对奎因夫人而言，丈夫和孩子都成了目标。一个星期六早上，伊内德招呼在门廊下做游戏的洛伊丝和希尔维，来看看妈妈变好看的样子。奎因夫人早上洗漱完毕，穿件干净睡衣，纤细稀疏的金发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条蓝色缎带系在脑后。（伊内德每次去照料女病人，总会随身带着大量这样的缎带——以及一瓶香水和一块香皂。）她这时确实挺好看——或者你至少可以看出，她曾经美丽过——她有宽阔的额头和颧骨（现在这副颧骨几乎从皮肤下戳出，像两个陶瓷门把手），绿莹莹的大眼睛和孩子似的几乎半透明的牙齿，一个小小的、倔强的下巴。

孩子们缺乏兴趣地、顺从地走进房间。

奎因夫人说：“别让她们靠近我的床，她们脏兮兮的。”

“她们只是想看看你。”伊内德解释道。

“够了，现在她们看到了，”奎因夫人说，“可以走了吧。”

这个态度并没让孩子们意外或失望。她们看着伊内德，伊内德说：“好吧，这会儿，最好让你们的妈妈休息。”她们便跑出去，砰的甩上厨房门。

“你不能叫她们别这么干吗？”奎因夫人说，“每次她们这么做，都像一块砖头砸在我胸口。”

你简直会以为她这两个女儿是一对吵闹的孤儿，被硬塞给她，长期借住在此。但是，在终于接受自己的垂死处境之前，有人就是这样，有人甚至到死都如此。比奎因夫人天性温和的人每每会表示，他们知道他们的兄弟姐妹、丈夫、妻子或孩子向来有多恨他们；他们对别人而言，别人对他们而言，都是多么令人失望；他们知道所有人看到他们死去都会有多么开心。其实他们明明与充满爱意的家人度过了宁静有益的一生，实在毫无理由做此控诉。通常控诉阶段会过去。不过，生命将尽的几个星期，或者几天，又会对过去的仇恨和遭到的怠慢发一通絮叨，或者对七十年前遭受的某次不公惩罚来一番啜泣。某次，一个女人请伊内德从碗橱里拿出一个青花大盘，伊内德以为她想最后看看这个好看的玩意儿，得点安慰。然而，她却用尽最后一点惊人的力气，把它砸碎在床柱上。

“现在我可以确定，我妹妹的爪子再也不可能碰到它了。”她说。

通常他们会宣称，来看望的人不过是想看看热闹，幸灾乐祸，医生正是他们遭受的病痛的始作俑者。他们甚至也讨厌看到伊内德，讨厌她无需睡眠的精力、耐心的双手，在她体内如此令人艳羡的均衡流动的生命之液。伊内德对此习以为常，她理解他们陷入的痛苦，死亡的痛苦，以及有时令死亡也相形见绌的生之痛苦。

而奎因夫人让她不知所措。

不仅因为她无法带来安慰，而且她甚至不想提供安慰。对这个厄运当头、痛苦不堪的年轻女人，她无法克制厌恶。她讨厌这具她不得不擦洗、扑粉，用冰块和酒精摩擦、安抚的躯体。她理解人们为什么说厌恶疾病和病体了。她理解了曾对她说“真不知道你怎能干得下去，我永远也不可能当一个护理员，这种事我永远干不了”的女人们。她讨厌这具身体，讨厌它所有病痛的迹象。它的怪味和变色，看起来颇为恶毒的小奶头和可怜的雪貂似的牙齿。她觉得一切都标志着自甘堕落。她其实和格林夫人一样恶毒，嗅出猖獗的不洁气息。身为护理员，她应当有点见识，慈悲为怀乃是职责——肯定也符合她的天性。她不明白为何会变成这样。不知怎的，奎因夫人让她想起几位高中女同学——穿廉价衣服，模样病怏怏，前程堪忧，却沾沾自喜而不自知。她们一般待不了一两年——怀孕了，大多数都结了婚。后来，她们在家分娩时，伊内德照料过其中几位，发现她们的自信一去不返，昔日的肆无忌惮被温顺甚至虔诚所取代。她替她们难过，虽说犹记得她们自作主张、毅然决然的模样儿。

奎因夫人更难对付。奎因夫人可以崩溃再崩溃，骨子里却只有阴郁的乖戾，只有日渐腐烂，别无其他。

伊内德感到了厌恶之情，更糟的是，奎因夫人对此心知肚明。伊内德竭力做到耐心、温柔、心情愉快，却无法阻止奎因夫人探知真相。奎因夫人把这种窥知当成大获全胜。

谢天谢地，总算把垃圾给甩掉了。

伊内德二十岁那年，即将完成护士培训，她爸在瓦利医院病危。他对她说：“我不知道是否喜欢你干这行。我不想你在这样一个地方工作。”

伊内德俯身问，他觉得他这会儿在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这不过是瓦利医院罢了。”她安慰道。

“我知道，”爸爸说，语气一如既往，四平八稳、合情合理的（他是个保险和房地产代理商）。“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向我保证你不会这样做。”

“向你保证什么？”伊内德问。

“你不会做这种工作。”爸爸说。他一句也不肯多说。他闭紧了嘴，仿佛她的追问令他厌烦。他只肯重复两个字：“保证”。

“这是为什么呢？”伊内德问妈妈。妈妈回答：“唉，照着做吧。去向他保证吧。那又有什么区别呢？”

伊内德觉得这说法真令人震惊，不过未置一词。她妈对许多事都是这态度。

“我不会对任何我不明白的事做保证，”她回答，“反正我多半不会为任何事做保证。不过要是你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应当告诉我。”

“无非就是他突发奇想的一个念头呗，”妈妈说，“他觉得护理工作会让女人变粗俗。”

伊内德重复：“粗俗。”

妈妈说，她爸反对护理的原因在于，护士们会对男人的身体了如指掌。他爸认为——断定——这样会改变一个女孩，进一步又会改变男人对她的看法。会毁掉她的好机会，会给她带来不少别的、称不上好的机会。有的男人会对她失去兴趣，另一些人却会对她产生不正当的兴趣。

“我觉得这都是因为他希望你结婚。”她妈妈总结道。

“要是那样的话，真是太糟了。”伊内德回答。

不过她到底还是保证了。她妈妈说：“好了，希望这下你满意啦。”不是“他满意”，是“你”。仿佛她妈妈早在伊内德之前就知道这个保证有多诱人。对垂死之人做保证，这种自我否定，这种完全的牺牲。越荒谬就越诱人。就是这个终于令她投降。并非对爸爸的爱（她妈妈暗示了这一点），而是因为刺激。一种彻底的高贵的口是心非。

“要是他要求你放弃的是某样你无论如何都不在乎的事，你或许根本不会答应，”她妈妈总结，“比如说，如果他要你不再用口红。你现在还在用着它。”

伊内德好脾气地保持沉默。

“你为此祈祷过吗？”她妈妈直截了当地问。

伊内德回答是的。

她从护理学校退学了。她待在家里，整天忙忙碌碌。家里有钱，她不必工作。事实上，她妈一开始就不乐意伊内德学护理，宣称只有穷女孩才做那事，那是父母养不起，或者没法送去上大学的女孩的出路。伊内德没向她指出这说法中的矛盾。她给篱笆涂油漆，把玫瑰灌木裹起来过冬。她学会烤东西，学会打桥牌，她妈妈每周与隔壁的魏伦斯夫妇打桥牌时，她取代了爸爸的位置。几乎没多久，她就变成——照魏伦斯先生的说法——一个高明得可耻的打牌高手。他给她带来巧克力或者一朵粉色玫瑰，弥补他作为搭档的不称职。

她冬天傍晚去溜冰。她打羽毛球。

她从来不缺朋友，现在也一样。高中最后一年的同学们大多已经读完大学，或者到远方工作，当了老师、护士或注册会计师。不过她和没读到高年级就退学去银行、商店或办公室工作，或者当上管道工或女帽商的人交了朋友。这群人中的女孩子纷纷退出——按照她们私下的说法——退进婚姻里。伊内德成了准新娘聚会的操办者，嫁妆展示茶会上的好帮手。再过两年，就到了施洗礼，她每每是最合适的教母人选。和她毫无亲戚关系的孩子们长大后都叫她姑姑。她也成了她妈妈一辈或更老的女人们的干女儿，因为年轻女子里只有她有时间参加读书俱乐部和园艺协会活动。因此，还在青年时代，她就飞快地、轻易地滑入一种必不可少、位于中心，却又相当孤独的角色。

不过，其实她扮演这种角色由来已久。高中她一直是班级委员，或者班级活动组织者。她备受推崇，情绪饱满，衣着得体，相貌出众，却总与人若即若离。她不乏男性朋友，却没有男朋友。这似乎并非她本愿，不过她并不在意。她一心关注自己的勃勃野心——在某个尴尬阶段，她曾经想当女传教士，之后一心想做护理员。她从不觉得护理得等结婚后才能着手去做。她希望做好人，做好事，未必要走循规蹈矩的传统妻子的道路。

新年里，她去市镇大厅参加舞会。和她跳舞跳得最多，送她回家、按着她的手道晚安的男人是乳制品厂经理——年过四十，保持单身，是个跳舞高手。在不大可能找到舞伴的女孩眼里，他算是个叔叔辈的朋友。他可不是女人会认真考虑的男人。

“或许你该去上商业课，”她妈妈建议，“或者，为何不去上大学呢？”

那里的男人或许更容易欣赏她，她想必这么盘算着。

“我太老了呀。”伊内德回答。

妈妈乐了，“这话只能表明你有多年轻。”她说。女儿到底有点符合年纪的蠢念头，发现这一点，做妈妈的好像挺宽慰——伊内德居然认为二十一岁与十八岁有多大区别。

“我不要和才从高中出来的小孩们混在一起，”伊内德说，“我是认真的。再说你到底为啥非要甩掉我？我在这里挺好的。”这种闷闷不乐，或者说伶牙俐齿的反应，似乎也让做妈妈的心头一阵快慰。不过，片刻之后，她叹口气说：“你将来会吃惊地发现，时间一年年过得多么快哦。”

那年8月，麻疹流行，同时还有一些小儿麻痹症患者。伊内德父亲昔日的主治医生注意到她在医院里的得心应手，问她是否愿意过来帮帮忙，到患者家里照顾病人。她回答说愿意考虑。

“你是说要祈祷吗？”妈妈问，伊内德脸上现出一种咬紧牙关、遮遮掩掩的表情，换在别的女孩身上，大有可能意味着要与男朋友私会。

“那个保证，”第二天，她对妈妈说，“是说不要在医院工作，对吗？”

妈妈回答，她是这样理解的，没错。

“而且是说我不能毕业，不能做注册护士？”

没错，没错。

那么，要是有人去不起医院，或者不想去，需要住家护理员，要是伊内德去他们家护理他们，不是做注册护士，而是做所谓的实习护士，那就不算违背诺言，对吗？既然需要她护理的大多是孩子、生孩子的女人或垂死的老人，也就没多少让女人变得粗俗的危险了，不是吗？

“如果说，你得去接触的男人，都是再也不会从床上爬起的那些，倒也不无道理。”她妈妈答道。

但她还是忍不住补充，这一切只能意味着，伊内德决定放弃在医院做体面工作的可能，到可怜、穷困的人家里，揽下能把腰都累断的苦活儿，挣的钱聊胜于无。伊内德将要从污染的井里用水泵打水，冬天要敲破洗脸盆里的冰块，夏天与苍蝇作战，还得使用户外厕所。洗衣板和煤油灯要取代洗衣机和电灯。她要在这种条件下照料病人，还要料理家务，照顾穷苦狡猾的小孩子。

“不过，要是这是你的生活目标，”她说，“我看得出来，我把它说得越艰难，你越会下定决心去实现它。我只想说，我也要请你做两个保证。你得保证，你一定得喝煮沸过的水。此外你一定不会嫁给某个农夫。”

伊内德说：“这都是些什么疯狂的想法哟。”

那是十六年前。开头那阵子，人们越来越穷。越来越多人去不起医院，伊内德服务的人家日益穷困潦倒，条件几乎真像她妈妈形容的那般恶劣。有的人家洗衣机坏了没钱修，或者被掐断供电，或者根本就没供过电，床单和尿布必须手洗。伊内德并非无偿工作，否则会妨害其他干着护理、却不像她那样进退自如的女人们的利益。不过她会给孩子们买鞋子和冬季外套，带他们去看牙医，买圣诞礼物，把大部分收入都还回去。

她妈妈四处拜访朋友们，搜集旧儿童床、婴儿椅和毯子，还有不少旧床单，亲自帮着撕开、缝成尿布。所有人都说，她想必因为伊内德而无比骄傲。她回答说不错，当然如此。

“不过有时要干的活儿简直多得可怕，”她说，“这是在做一个圣女的妈妈呀。”

然后战争爆发了，医生和护士都不够用，伊内德前所未有的受欢迎。战后，她继续供不应求了一段时间，因为突然有那么多婴儿出生。直到现在，医院扩建了，许多农民有钱了，她才渐渐仅限于照料得了古怪毛病、无药可救的人，或者脾气糟透、医院拒收的病人。

这年夏天，每隔几天就下一场瓢泼大雨，然后火辣辣的阳光把湿透的树叶和草地照得闪闪发亮。清晨总会起一阵浓雾——河边雾气是那样浓厚——即便浓雾消散，你也无法朝任何一个方向看得很远，夏天茂盛浓密的植物挡住了视线：枝繁叶茂的大树，裹满野葡萄藤和五叶爬山虎的灌木丛，茂密的玉米、大麦、小麦和干草。正如人们议论的，所有东西都长过了头。干草6月就可以收割，鲁佩特不得不匆匆忙忙地赶在大雨前把它们搬进谷仓。

他晚上来家的时间愈来愈迟，他要抓紧最后的天光多干活。有天晚上，他赶来时，屋里黑乎乎的，只有厨房桌子上点着一根蜡烛。

伊内德急忙跑来给他开纱门。

“停电了？”鲁佩特问。

“嘘。”伊内德提醒道。她低声说，她让孩子们睡在楼下，楼上的房间太热了。她把椅子推到一起，铺上被子枕头，做成小床。她自然得把灯关掉，这样她们才睡得着。她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一根蜡烛，这就够了，她可以靠着它在笔记本里抄抄写写。

“她们会一直记得在这里睡觉，”她说，“小时候在个新鲜地方睡觉，能让你一辈子都忘不了。”

他放下一个盒子，里面装着给病房用的吊扇。他白天到瓦利买的。他还买了一份报纸，递给伊内德。

“我想你或许想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些什么。”他解释道。

她把报纸摊在桌上的笔记本旁。报上有一张照片：两只狗在一个喷泉里玩耍。

“说是有一场热浪袭来，”她说，“能了解了解这个，多有意思呀。”

鲁佩特小心地从盒子里取出吊扇。

“太好了，”她说，“房间这阵子已经凉快了，不过明天看到它，她一定很开心。”

“我明天早点来装。”他说。他问起老婆的状态。

伊内德说，她腿部的疼痛有所减轻，医生开的新药好像让她能多睡一会了。

“唯一的问题是，她睡着太快了，”她说，“因此你不大容易见到她。”

“对她来说休息更重要。”鲁佩特回答。

这样悄声交谈，让伊内德想起高中时的窃窃私语。他们升到高年级，早先的戏弄，或者说残酷的调情，或者随便叫什么吧，都早已不再。最后一学年，鲁佩特一直坐在她后面，他们经常简短地交谈，话题总是直截了当。你有擦墨水的橡皮吗？你知道怎么拼写“连累”吗？第勒尼安海在哪里？发起谈话的通常都是伊内德，她在座位上半侧过身子，不用看，全凭感觉确定鲁佩特就在身边。她确实想借橡皮，她确实想问答案，不过也是为了表示友善。她只想做点补偿——她因为她和朋友们过去的态度而羞愧。道歉或许没意义——只会让他再次陷入窘迫。他只有在坐在她身后，知道她看不到他的脸时才会放松。他们在大街上遇到，他会看向别处，最后一刻才匆匆瞥她一眼，嘟囔一句问候，低得快要听不见，她总是高声招呼，“你好呀，鲁佩特！”难免犹带着一丝昔日折磨他的声调，她只恨不能把它消抹殆尽。

不过，他用手指点点她的肩膀招呼她，他朝前俯身，几乎碰到，或者实际上确实碰到——她不知道到底碰没碰到——她那团即便梳成马尾辫，仍旧浓密不听管束的头发，这种时候她感觉得到了宽恕。在某种意义上她甚至受宠若惊。终于回归了严肃和尊重。

第勒尼安海在哪里？到底在哪里？

她好奇他这会儿是否已把往事忘得一干二净。

她把报纸前后两部分分开。玛格丽特·杜鲁门正在访问英国，向皇室行了屈膝礼。国王的御医正尝试用维生素E给他治疗脉管炎。

她把前半部分递给鲁佩特。“我想做填字游戏，”她解释道，“我喜欢做填字游戏，它让我在一天结束时放松下来。”

鲁佩特坐下来读报，她问他是否想喝杯茶。他当然回答说不用麻烦，她知道这个回答在乡间交谈中相当于“是的”，所以依然沏了茶。

“这是个关于南美的题目，”她研究着填字游戏，“拉丁美洲的。第一个横栏是一种音乐的……服装。一种音乐的服装？服装。有好多字格呢。哎呀，哎呀，今天我运气真好。是合恩角！”

“你知道它们有多可笑，这类玩意儿。”她起身去倒茶，一边评论道。

如果他确实记得，那他有没有生她的气呢？或许她最后一年中轻快友好的示好，就像早年的折磨一样，在他看来都同样可恶、盛气凌人？

她第一次在这幢房子里看到他时，觉得他还是老样子。他一直就是个高大结实、脸庞浑圆的男孩，现在变成个高大敦实、脸庞圆滚滚的男人。他头发总剪得很短，现在虽说略有稀疏，颜色从浅棕变成棕灰，变化也不明显。永久性晒斑取代了昔日的脸红。他操心的事，面上流露出的烦恼，内容没准一如既往——如何在世界上占据一个位置，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成为一个别人认可的人。

她回想着坐在高年级教室里的情景。只剩一个小班——五年中，不爱学习、没头脑和不上进的学生都淘汰掉了，只剩这些发育迅速、严肃听话的孩子们还在学三角，学拉丁语。他们觉得自己在为什么样的生活做准备呢？他们觉得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那本有着深绿色、揉皱的封皮的书仿佛仍在眼前，《文艺复兴和新政时期历史》。是一本旧书——或许已经转手十次了——没人买新课本。书里写满从前主人的名字，有些已是镇上的中年家庭主妇或商人。你没法想象他们学过这些，他们用红墨水在“南特敕令”下划杠子，在空白处标上“重要”字样。

南特敕令。那些书和那些学生的脑袋里，她自己的和鲁佩特的脑袋里，装满的毫无用处、充满异国色彩的玩意儿，让伊内德心头涌起一阵温情，一股惊奇。不是说他们有过什么未酬壮志。没那回事。鲁佩特不可能想象出别的职业，除了在农场种地。这是一片很好的农场，他又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她自己到头来所做的，也正可谓得偿所愿。你不能说他们选择了错误的生活，或者违背了自己的意志，或者没搞明白自己的选择。只不过，他们没料到，时光飞逝，他们非但没能超越昔日的自己，或许还不如当初。

“‘亚马逊的面包’，”她念道，“‘亚马逊的面包’？”

鲁佩特建议：“木薯？”

伊内德数了数，“七个字母，”她说，“七个。”

他说：“树薯？”

“树薯？里面是两个‘s’吗？树薯。”

奎因夫人胃口日益反复无常。有时她想吃烤面包，或者涂奶油的香蕉。一天，她说想吃花生酱饼干。伊内德做了所有这些食物——反正孩子们会吃——做好以后，奎因夫人总是无法忍受它们的样子或味道。就连果冻也有一种她受不了的气味。

有几天，她讨厌一切噪音。开着电扇她也受不了。另外几天，她要开着收音机，想听播报生日愿望和周年纪念日心愿，打电话让听众回答问题的那个台。要是你答对，就可以赢得去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旅行、一罐汽油、一堆食品，或者一些电影票。

“全都是安排好的，”奎因夫人说。“他们假装在给谁打电话——其实人就在隔壁，已经知道答案啦。我以前认识一个在电台干活的人，就是那么回事。”

这样的日子，她脉搏跳得比较快。她会用一种尖锐的声音，气喘吁吁地说话，语速飞快。“你妈开的是啥车？”

“一辆褐紫色汽车。”伊内德回答。

“什么牌子？”奎因夫人追问。

伊内德回答说她不清楚，确实如此。她过去知道，但早忘了。

“她是买的新车吗？”

“是的，”伊内德回答，“是的，不过那是三四年前的了。”

“她住在魏伦斯夫妇对门的大石头房子里，对吗？”

是的，伊内德回答。

“有多少房间？十六间？”

“没那么多。”

“魏伦斯先生淹死后，你参加他的葬礼没有？”

伊内德说没有。“我不怎么喜欢参加葬礼。”

“我本来要去的。我那会儿病得还不算重，我准备和公路边的何维夫妇一起去，他们答应让我搭车，但是她妈和妹妹突然也想去，后座的位置就不够了。然后克莱夫和奥利弗也开卡车去了，我本来可以挤进他们的前座，可他们想都没想到问我一声。你觉得他是自杀吗？”

伊内德想起递给她一朵玫瑰的魏伦斯先生。他那种半开玩笑的殷勤令她牙齿发酸，就像吃得太甜时的感觉。

“不知道啊。我想不是吧。”

“他和魏伦斯夫人关系还好吧？”

“据我所知，他们相处得非常和谐。”

“哦，是吗？”奎因夫人反问道，模仿着伊内德谨慎的语调。“和呃呃谐。”

伊内德睡在奎因夫人房里的沙发上。奎因夫人可怕的瘙痒已经几乎消失，尿频症状也同样减轻。她夜里大部分时间都能安睡，只是呼吸依然一阵阵变得艰难、吃力。伊内德会惊醒，迟迟不能睡着，不过问题出在她自身。她开始做一些可怕的梦。与她从前的梦绝无相同。她常常以为，噩梦无非就是发现自个儿待在一幢陌生房子里，房间不断变幻，要干的活儿总是让她力不从心，以为已经做完的工作都还没做，有无数事要她分心。然后，当然了，她也做过感觉很浪漫的梦，某个男人用胳臂搂着她，或者甚至紧紧拥抱她。要么是个陌生男人，也有可能是她认识的男人——有时是一个想想都觉得可笑的男人。这些梦会让她沉思，或者惆怅，不过也有点欣慰，它们表明这类情感对她而言也是可能的。如果说它们曾经让她烦恼，那么与她现在的梦相比，它们根本、根本不值一提。现在的梦里，她会与不可思议、完全出乎意料的对象交欢，或者交欢未遂（有时闯入者或者变化的环境阻止了她）。肥胖扭动的婴儿，裹满绷带的病人，甚至她的亲妈。她因欲望而湿润，饥渴地呻吟，会粗鲁地操作起来，带着一种邪恶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是的，只能用这个了，”她自言自语，“找不到更合适的了，只能用这个了。”这种冷酷的想法，这种实事求是的邪恶，又把她的欲望逼迫得更加炽热。她醒来依旧不知悔改，浑身淌汗，精疲力竭，像一具动物尸体般瘫着，直到她的自我、她的耻辱和难以置信，像洪水一样劈头压来。皮肤上汗水变得冰凉。她在温暖的黑夜中战抖地躺着，充满厌恶和羞耻。她不敢再次入睡。她渐渐习惯了黑暗，习惯了灌满微光的纱窗形成的一个个长方形块块。病妇的呼吸声碾压着、责备着，然后又几乎无迹可寻。

她思忖，如果她是个天主教徒，会在忏悔时坦白吗？这实在不像她在哪怕私下的祈祷中会提及的事。她已经不怎么祈祷了，除非参加正式的祷告。把她刚才的感受告诉上帝似乎毫无用处，而且是亵渎的。上帝会为之蒙羞吧。她自己的思想令她蒙羞。她的宗教是充满希望、质朴实在的，没有空间容纳糟粕，比如恶魔对她的安眠的这种入侵。她脑中的污秽封存在她体内，没必要对它大惊小怪，让它显摆。当然没必要。它啥都算不上，只是思想中的秽物。

房子和河岸当中的小片草地上，养着一些母牛。它们在夜间放牧，她能听到它们咀嚼、冲撞的声音。她想象着它们庞大温和的形体行走在猴面花和菊苣之间。在开花的草地上，她想，这些母牛，它们日子过得不赖。

当然了，这种日子的结局是屠宰场。结局倒是灾难。

不过，所有人不都是一样吗？我们睡眠时邪恶攥住我们，痛苦和解体等待着我们。动物性的恐惧，比你所能想象的更可怕。床的慰藉，奶牛的呼吸，还有夜空中的星星——这一切眨眼间就可以消失无踪。而她，伊内德，假装着并非如此，用工作打发生命。试图安抚人们。试图做好事。一个仁慈的天使，正如她妈说的，随着时间过去，妈妈口气中的嘲讽之情愈来愈少。病人和医生也一样，他们都这么称她。

所有这些时候，有多少人认为她其实是个傻瓜？她为之辛劳的人们没准私底下都轻视她。认为要是换了他们，肯定不会这么干。才不会这么傻。才不会呢。

犯重罪的人。这话涌入她脑海。犯重罪的人。

悔改的求上帝悦纳。

因此她爬起来工作。对她，这是悔过的最佳方式。她夜里干活时不声不响，忙个不停：擦洗碗橱里脏兮兮的杯子、黏乎乎的盘子，在混乱不堪的地方建立起秩序。真是混乱不堪呐。茶杯插在番茄酱和芥末当中，吸水纸堆在一罐蜂蜜上。架子上没垫蜡纸，连报纸也没垫一张。罐子里的红糖硬得像石头。鉴于最近几个月里情况急转直下，这倒是可以原谅的，可这里似乎从来就没收拾过。所有纱窗都被烟熏得发灰，窗玻璃油腻腻的。瓶子里剩的一点果酱已经起毛，花瓶里存着不知何年何月插花用的水，发臭了。不过，房子本身状态尚可，擦洗粉刷一番就能恢复。

可是前厅地板最近胡乱涂上的难看的棕色油漆，你能拿它怎么办呢？

白天她抓着一点空闲，拔掉鲁佩特妈妈种的花床上的杂草，挖掉牛蒡和茅草，它们和坚韧的多年生植物抢夺空间。

她教会孩子们正确地拿汤匙，做谢恩祷告。

感谢您赐予甜美的世界

感谢您赐予我们食物……

她教会她们刷牙，说祷文。

“上帝保佑妈妈和爸爸和伊内德和奥利弗姨妈和克莱夫叔叔和伊丽莎白公主和玛格丽特·罗斯。”在最后她们还加上彼此的名字。这样做了有一段时间后，希尔维问：“那是啥意思？”

伊内德说：“什么是啥意思？”

“‘上帝保佑’是啥意思？”

伊内德做了蛋奶酒，什么香料也没搁，连香草都不放，用调羹喂给奎因夫人。她一次给她喂少量这种浓稠的液体，她能咽下一点点。等她连这个也咽不下，伊内德就用调羹给她喂跑了气的温热的淡姜酒。

阳光，或者任何光线，现在对于奎因夫人都像噪音一样可憎。除了拉下百叶窗，伊内德还得在窗上挂上厚被子。按奎因夫人的要求，电扇关掉了，屋子变得非常闷热，伊内德俯身照料病人，汗水从额头滴下。奎因夫人一阵阵战抖，无论如何都觉得冷。

“这是苟延残喘了，”医生判断，“一定是你给她做的那些奶昔，让她撑到现在。”

“是蛋奶酒。”伊内德解释道，好像这有什么不同。

奎因夫人现在经常过于疲劳，或者过于虚弱，没法开口。有时她昏迷不醒，呼吸微弱，脉搏凌乱，几乎摸不到，换了不如伊内德有经验的人，都会以为她已经死了。不过，有时她又会振作起来，要求打开收音机，然后又要关掉。她仍然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伊内德又是谁，有时她眼中仿佛带着一种思索或探究，看着伊内德。她脸上早已没什么血色，连嘴唇都变得苍白，不过她的眼睛看起来比过去更加绿莹莹的——一种朦胧模糊的绿色。伊内德试图回答这种盯着她看的眼神。

“你想要一个神父来吗？”

奎因夫人做出唾弃的表情。

“难不成我看起来像个爱尔兰佬？”她回答。

“那么找位牧师？”伊内德问。她知道这是个正确的提议，不过她做此提议时的心情似乎不大正确——冷酷、略带恶意。

不要。这不是奎因夫人想要的。她闷闷不乐地呻吟着。她身上还有点精力，伊内德感觉她在积攒力量，想用来干点什么。“你想跟孩子们说话吗？”她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带着同情和鼓励。“你是想要这个吗？”

不要。

“想要你丈夫来？你丈夫很快就到了。”

伊内德对这一点并不确定。有几个晚上，鲁佩特迟迟才到，那时奎因夫人已经吃掉最后一批药片，睡着了。他会和伊内德坐一会儿。他总是给她带来报纸。他会问她，她在笔记本里写什么——他注意到有两本笔记本——她解释给他听。一本是给医生看的，记了血压、脉搏和体温，记录了饮食、呕吐、排泄、服药情况，以及对病人状况的一些总结。另一本是给她自己的，记的是同样内容，不过可能没那么精确，此外还记下天气和周围的状况。以及一些值得一记的事。

“比如，我前些天记了点东西，”她说，“几句洛伊丝说的话。格林夫人在的时候，洛伊丝和希尔维进来，格林夫人正在讲浆果树沿小巷生长，长得越过路面，洛伊丝说，‘就像在《睡美人》里面那样。’因为我才给她们读过这个故事。我就把这事记了下来。”

鲁佩特说：“我得去找到那些浆果树枝，把它们砍掉。”

伊内德感觉他对于洛伊丝说的话很高兴，也因为她记下这事而高兴，不过要让他开口说出来是不可能的。

一天晚上，他告诉她，他可能要出门两天，去参加牲口拍卖会。他已经咨询过医生，医生说他可以去。

那晚，他在最后一批药服下之前赶到，伊内德觉得他可能是特意如此，以便在短暂离家之前看看老婆清醒时的样子。她告诉他可以直接去奎因夫人房里，他照做了，关上了房门。伊内德拿起报纸，想上楼去读，不过孩子们可能还没睡着。她们会趁机找理由喊她进屋。她也可以到外面的门廊去，不过这时候全是蚊子，尤其下午才下过大雨。

她担心会偷听到什么亲密或争吵的声响，他出来时她将不得不与他面面相觑。奎因夫人一直在积蓄力量，想伺机表现——伊内德很确定这一点。她正盘算该溜到哪里，就确实听到点动静。不是争吵或者（如果可能的话）亲热声，甚至也不是哭泣（她一直以为这个最有可能），而是一阵笑声。她听到奎因夫人虚弱地笑着，充满伊内德听到过的嘲讽和满足，不过也有一种她没听过、这辈子都闻所未闻的东西——某种蓄意的恶毒。她知道自己该走开，身子却没动弹，僵立在桌边，过了一会儿他走出来，她仍僵立着，盯着房门。他没回避她的眼睛——她也没回避他的。她没法把眼睛挪开。不过她不确定他有没有看到她。他只是怔怔地往门外走。他看起来好像触了电，祈求着原谅——谁的原谅？——而他的身体已经被这个愚蠢的灾难击垮。

第二天，奎因夫人体内突然涌出一股精力。在别人身上，伊内德看到过一两次这种不正常的、欺骗性的表现。奎因夫人想靠着枕头坐起。她想要打开电扇。

伊内德说：“好主意。”

“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你不会相信的事。”奎因夫人说。

“人们告诉过我很多事情。”伊内德说。

“当然了。扯谎嘛。”奎因夫人说，“我打赌那全都是扯谎。你知道吗？魏伦斯先生那会儿就在这间屋子里。”

3、错误

奎因夫人坐在摇椅上，让魏伦斯先生检查眼睛。魏伦斯先生用仪器对着她的眼睛，俯身紧贴着她，他俩谁都没听到鲁佩特进门，他本该在河边砍木头。但他突然溜回来。他穿过厨房，悄无声息地溜回来了——想必看到魏伦斯先生的车停在外面——他轻轻推开房门，看到魏伦斯先生跪在地上，一手举着仪器对着她眼睛，另一只手按在她腿上维持平衡。为了稳住身子，他紧紧攥住她的大腿，她裙子堆到上方，腿裸露着，但这看起来顺理成章的，她不好做什么，只得竭力一动不动。

所以，鲁佩特进屋，他俩都没听到，他猛地一扑，闪电一样扑到魏伦斯先生身上，魏伦斯先生没来得及站起来、转过身，就莫名其妙地倒下了。鲁佩特把他的脑袋在地板上一下一下撞，撞到没气为止，她猛跳起来，椅子都掀翻了，撞翻了魏伦斯先生装检眼仪器的盒子，仪器掉了一地。鲁佩特打死他了，或者是他撞上了炉子腿，她也搞不清了。她思忖，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不过她没办法绕过他们走出房间。然后她明白鲁佩特根本不打算追她。他上气不接下气，扶起椅子，一屁股坐下。她挪到魏伦斯先生旁边，拽着他重得不行的身子，翻到正面。他眼睛并不是大睁着，但又不算闭着，嘴角流出涎水。不过你在他脸上看不到任何破损或青紫——或许青紫还没来得及泛出。他嘴角流出来的甚至不怎么像血。是一种粉红色玩意儿，要是你想知道那像什么，那就像你煮草莓做草莓酱时泛上来的沫子。淡粉色。鲁佩特把他放倒了，这玩意儿淌满他的脸。她把他翻转过来，他发出一种声音。格格格。就这点声音。格格格，他昏死过去，像块石头。

鲁佩特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弄得椅子晃荡个不停，他拾起仪器，一一塞回魏伦斯先生的盒子。每样东西各就各位。慢吞吞弄了好长时间。盒子是特制的，衬着红绒布，仪器各有位置，你必须把所有东西都放到位，才能合上盖子。鲁佩特一一放好，盖好盖子，又在椅子上坐下，捶着膝盖。

桌子上铺着块华而不实的桌布，鲁佩特的父母北上旅行去看迪翁五胞胎时买的纪念品。她扯下它，裹住魏伦斯先生的脑袋，包住粉色液体，也免得他们要一直看着他这副尊荣。

鲁佩特又大又宽的手继续捶着膝盖。她说，鲁佩特，我们得把他埋在什么地方。

鲁佩特盯着她，像在问，为啥？

她说，他们可以把他埋在地窖里，那里直接就是泥土地面。

“不错，”鲁佩特回答，“我们把他的车又埋在哪里好呢？”

她说他们可以把它藏到谷仓，用稻草盖住。

他说太多人会到谷仓附近探头探脑的。

然后她想到，把他推到河里。她想象他坐在车里，沉在水底。这像一幅画面在她脑海中冒出，栩栩如生。起初，鲁佩特不置一词，她走进厨房，弄了点水，给魏伦斯先生擦擦，免得再把涎水滴在什么东西上。他嘴里不再冒粘液了。她从他口袋里拿了钥匙。透过他的裤子的布面，她感到他大腿上的肥肉仍旧温热。

她吩咐鲁佩特，动手吧。

他接过钥匙。

她抓着魏伦斯先生的脚，鲁佩特托他的脑袋，两人合力抬他起来。他足有一吨重。简直像个铅块。不过抬着他的时候，他的一只鞋子还似乎在踢她的大腿中间。她思忖，你看，你还在干这事，你这肮脏的老鬼。他死去的脚还在挑逗她。其实她从没允许他做什么，但他一有机会总要揩一把油。比如给她检查眼睛时抓住她裙子下的大腿，她没办法阻止他，鲁佩特偏偏一声不响溜进来，会错了意。

越过门槛，穿过厨房，走过门廊，挪下前门台阶。空无一人。不过这是个大风天，一下子，风就刮走了裹在魏伦斯先生脸上的桌布。

大路上看不进他们家院子，这一点很幸运。外面只能看到屋顶尖儿和楼上的窗子，看不到魏伦斯先生的车。

鲁佩特想好了接下来的步骤。把他弄到板儿角，那里水很深，有小径一直通过去，那样会像是他搞错方向，自己从大路开进去的。好像他在板儿角路上打算掉头，或许因为天黑，辨不清方向，径直开进了河里。好像是他犯了个错误。

确实。魏伦斯当然确实犯了个错误。

问题在于，这意味着要开出他们家门口的巷子，沿大路一直开到板儿角路口。但那一带无人居住，而且打板儿角路口再往下，只剩一条死路。半英里左右的路途中，你得祈祷不要遇上任何人。然后鲁佩特会把魏伦斯先生弄到驾驶座，连人带车推进池塘。这估计得费一番工夫，不过鲁佩特至少是条壮汉。他要不是这么强壮，他们也不至于陷入这团乱麻。

鲁佩特启动汽车，颇费周折，他从没开过这样的车，不过还是成功了，车调个头，沿小巷开出去，魏伦斯先生在他旁边，几乎栽在他身上。他把魏伦斯先生的帽子给他戴上了——之前它搁在汽车座上。

他进屋前，为何将帽子摘下？不光为了礼貌，也是为了这样一来，他可以更容易抓住她亲她。要是你能管那叫亲嘴，一手还拎着盒子，另一只手就抓了上去，涎水直淌的老嘴吮吸着她。吮吸摩擦她的嘴唇和舌头，身体紧贴着她，盒子一角在她身后抵着她、刺入她的身体。她措手不及，而他抓得如此之紧，她无法挣脱。推搡着吮吸着口水滴答着刺入着，同时令她伤痛着。他是个肮脏的老混蛋。

她拾起刮到篱笆上的五胞胎桌布。她在台阶上仔细搜寻血迹，在前廊和厨房里检查蛛丝马迹，不过她只在前屋，还有她自己的鞋上找到了一点。她擦洗了前厅地板上的血迹，鞋子她脱掉了，也擦洗着，直到全都擦干净，她才发现胸前就有一块血迹。怎么沾上的？看到它的同时，她仿佛听到一种声音，让她呆滞如石。她听到一声汽车声响，一辆她不认识的车沿小巷开来。

她透过纱门，看得一清二楚。一辆墨绿色、看起来新崭崭的车。而她前胸沾着血迹，光着脚，地板湿漉漉的。她后退到外面看不到的地方，却想不起藏身何处。车停下了，一扇车门打开，不过发动机没关。她听到车门关上，汽车调个头，她听到它沿小巷开走了。前廊传来洛伊丝和希尔维的声音。

这是老师的男朋友的车。他每星期五下午都去接老师，今天恰好就是星期五。老师向他建议，何不把这两个孩子送回家呢，她们是最小的，住得也最远，天快下雨了。

确实下雨了。下雨了，鲁佩特也到了家，沿河岸一路走回来的。她说，不错嘛，这会让你推车的轨迹变模糊。他解释说，他脱了鞋，穿着袜子推的。这么说你脑子总算又灵光啦，她说。

她没把纪念桌布和身上的裙子泡到水里，洗掉上面的污物，而是决定把这两样都塞进炉子烧掉。它们烧出一股可怕的味道，让她直犯恶心。这就是她的病根子。这个味道，此外还有油漆。她清洗完地板，总觉得还有污渍，便把鲁佩特涂台阶剩下的棕色油漆拿来，涂在整片地面上。因为俯身在油漆上，吸着油漆的味道，她开始呕吐。她的腰也开始疼——这也是病根子。

她给地板涂完油漆，干脆不再走进前屋。不过，有一天她想最好还是再铺张桌布。这样正常点。要不大姑子肯定会过来到处打探，会问，爸妈看五胞胎时带回来的桌布呢？要是铺上另一块桌布，她就可以回答，嗯，我想换个花样。如果不铺桌布，就显得古怪了。

她找出一块鲁佩特的妈妈绣上花篮的桌布，拿进房间，她仍能闻到那股子怪味儿。只见桌上搁着那个深红色盒子，里面装着魏伦斯先生的仪器，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它一直搁在桌上。她甚至不记得把它放在那里，或者看到鲁佩特把它放在那里。她早把它忘个一干二净。

她抓过盒子，藏了起来，然后又换个地方藏。她从没跟人说过藏在哪里，也不打算说。她本想砸碎它，但你怎么砸得碎里面所有的仪器呢？做检查用的仪器。哦，夫人，想让我给你检查一下眼睛吗？只要坐好，放松，闭上一只眼睛，睁大另一只。睁大另一只，睁大。每次都像是同样的游戏，她不应该怀疑在发生什么，把仪器挑出来研究她的眼睛时，他想要她穿着内裤，他这个气喘吁吁的肮脏的老坏蛋，一边手指滑进去，一边气喘吁吁。她应当保持沉默，直到他停下手，把仪器收进盒子，然后她应该问：“哎呀，魏伦斯先生，今天我该付您多少钱呢？”

那就是他把她放倒，像一只老公羊一样撞击她的信号。就在光秃秃的地板上，一下一下撞击她，试图把她碾成碎片。他那话儿活像一把喷枪。

这个你会喜欢吗？

然后报上有了消息。魏伦斯先生被发现溺水而亡。

他们说他的脑袋在方向盘上撞坏了。他们说他跌进水时还没咽气。真是个笑话。

4、谎言

伊内德彻夜未眠——她甚至没有尝试入睡。她没法在奎因夫人房里躺下。她在厨房里，一坐几个小时。要挪动身子，甚至起来倒一杯茶或者去洗手间，在她都成了一件难事。移动身体会搅乱她正在脑海中力图理清的、习惯的信息。她没换衣服，没解开头发，刷牙时她感觉在做某件费力、陌生的事。月光从厨房窗子透进——她坐在黑暗中——她观察着一块光亮在黑夜中、在油毡地毯上挪动，最后消失。它消失了，她吃了一惊，醒来的鸟儿、新的一天开始，又把她吓了一跳。夜晚那么漫长，又那样短暂，她没打定任何主意。

她僵硬地站起，打开门锁，坐在晨曦中的门廊上。这么个简单的动作又让她思绪乱作一团。她不得不再次整理，把事情分为两边。已经发生的——或者她被告知已经发生的——在一边。该为之做什么在另一边。该为之做什么——那就是她仍未理清头绪的问题。

母牛群从房子和河岸当中的小片草地上被赶走了。她现在尽可以打开大门，朝那个方向走去。她知道该回去给奎因夫人作检查。然而鬼使神差的，她拉开大门的门闩。

母牛没把杂草都啃光。草地湿淋淋的，刮擦着她穿丝袜的腿。不过，岸边树下的小路倒是光秃秃的，高大的柳树上攀着野葡萄藤，像猴子毛茸茸的胳膊。雾气升起，你几乎看不到河。你得盯着看，全神贯注，然后或许才能看出一小片水面，像水罐里的水一样纹丝不动。河水想必在流动，可她看不出。

然后她看到什么东西在动，不是在水底。是一艘船。一艘朴素的旧划艇拴在树枝上，非常轻微地抬起，抬起又落下。一旦发现它，她就紧盯着看，仿佛它会跟她说话。确实。它温柔地不容置疑地说着。

你知道的。你知道的。

孩子们醒了，发现她兴致勃勃的，洗过澡，换了衣服，披散着头发。她做了塞满水果馅的果冻，是给她们中午吃的。她搅着做糕饼的蛋奶糊，准备在天变得太热，不好再用烤箱之前烤好它们。

“那是你们爸爸的船吧？”她问，“河里那艘？”

洛伊丝回答说是的。“不过我们不可以在里面玩，”旋即补充道，“要是你跟我们一起去就可以。”她们立刻捕捉到这一天的纵容气氛、它成为一个假日的可能性，捕捉到伊内德不同寻常、又困倦又兴奋的情绪。

“等下看吧。”伊内德回答。她想让这一天成为对她们而言特殊的日子，不仅仅因为——对此她几乎确信无疑——这一天她们的妈妈要死了。她想要她们在脑海中记住点什么，让一道补偿的光芒洒到将要发生的事上。也就是说，洒到她自己身上，洒到她对她们的生活有可能产生的影响上。

早上，奎因夫人的脉搏几乎摸不到了，她显然无力抬头或睁眼。与昨天可谓天壤之别，不过伊内德早有准备。她早知道，那股巨大的精力，那场邪恶的滔滔不绝的谈话，是最后一次了。她把一汤匙水递到奎因夫人唇边，奎因夫人抿了一点。她哼哼一声，显然是最后一点抱怨的意思。伊内德没打电话给医生，他今天迟些时候肯定会来，或许中午一过就到。

她找个罐子，调点肥皂水，弯了一根电线，又弯一根，做成两个吹泡泡的棍子。她向孩子们展示如何吹泡泡，稳稳地、小心地吹气，在电线上颤巍巍地吹出一个尽可能大的亮闪闪的泡泡，轻巧地甩出去。她们在院子里追逐泡泡，让它们一直飘着，直到被风攥住，挂上树枝或者门廊的屋檐。这时，来自下方的钦佩的喊叫声、欢乐的尖叫声，让它们显得生机勃勃。伊内德没禁止她们喊叫，肥皂水用完，她又调了一些。

她安排孩子们吃午饭——果冻和一碟糕点，撒了彩色糖霜，还有装在杯子里的牛奶，掺了巧克力糖浆，医生打来电话。他说，一个小孩从树上跌下，他忙着治疗，在晚饭前或许都没法赶来。伊内德轻声回答：“我想她可能不行了。”

“好吧，尽量让她舒适些，”医生吩咐，“你和我一样清楚该如何做。”

伊内德没给格林夫人打电话。她知道鲁佩特还不会从拍卖会回来，她觉得奎因夫人，要是还能有片刻清醒，估计也没兴趣看到或听到她姑子来病房。大概也不愿意看到她的孩子们。让她们看到并记住她的样子也没什么好处。

她不再费心给奎因夫人量血压或者量体温——只是擦拭脸部和胳膊。喂水，她已经不要喝了。她打开奎因夫人频频因为噪音要求关掉的电扇。病体泛起的味道似乎在变化，渐渐褪去刺鼻的氨水味，转变为死亡寻常的味道。

她走出门，坐在台阶上。她脱下鞋袜，在阳光中伸直双腿。孩子们小心翼翼地缠着她，问她会不会带她们去河里，是否可以坐在船里，要能找到船桨，她会不会带她们划船。她很清楚不能溜开那么远，不过她问，想不想要一个游泳池？两个呢？她取出两个洗衣盆，搁在草地上，用水泵从蓄水池打水灌满。孩子们脱得只剩短裤，泡在水里，假装是伊丽莎白公主和玛格丽特·罗斯公主。

“我问问你们，”伊内德坐在草地上，仰着头，闭着眼睛问，“我问问你们，要是有人做了非常坏的事，他们应当被惩罚吗？”

“是的，”洛伊丝立刻回答，“他们必须挨鞭子。”

“谁干的？”希尔维问。

“随便想个人吧，”伊内德说，“现在，要是有一件非常坏的事，但是没人知道是谁干的，那怎么办？他们应该坦白是他们干的，接受惩罚吗？”

希尔维说：“我会知道是他们干的。”

“才不会，”洛伊丝反驳，“你怎么会知道？”

“我会看到他们。”

“才不会。”

“你知道我为什么觉得他们该被惩罚吗？”伊内德说，“因为他们会非常痛苦，在他们心里。哪怕没人看到，没人知道。要是你做了件非常坏的事，又没被惩罚，你会更难过，比被惩罚还要难过。”

“洛伊丝偷了把绿梳子。”希尔维揭发。

“我没有。”洛伊丝抗议着。

“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个。”伊内德说。

洛伊丝说：“它自己掉在路边的嘛。”

伊内德每过半小时左右就走进病房，用湿布擦拭奎因夫人的脸和手。她没跟她说话，也没碰她的手，只是用布擦拭。照料垂死之人的时候，她从没像这样玩忽职守。大约五点半，她打开门，意识到屋里的人死了。床单掀开着，奎因夫人的脑袋从床一侧耷拉下来，伊内德没记下这个事实，也没告诉任何人。医生赶来之前，她把尸体摆正，清洗干净，床也整理好了。孩子们仍在院子里玩耍。

7月5日。早上早些时候下了雨。L和S在门廊下玩。电扇关了又开，抱怨有噪音。一次半杯蛋奶酒，调羹喂食。血压升高，脉搏加快，没有抱怨疼痛。大雨没有让天气凉快。鲁·奎傍晚来过。干草收毕。

7月6日。天热，非常闷。试开电扇，说不要。经常用海绵擦拭。鲁·奎傍晚过来。明天开始收麦。因为炎热和雨水，所有庄稼成熟期均提前一到两周。

7月7日。仍旧炎热。不喝蛋奶酒。汤匙喂食淡姜酒。非常虚弱。昨夜大雨，刮风。鲁·奎无法收割，好几处稻谷倒伏。

7月8日。不喝蛋奶酒。淡姜酒。上午一直呕吐，比平时更警醒。鲁·奎要去牲口拍卖会，去两天。医生说可以。

7月9日。非常激动。可怕的谈话。

7月10日。病人鲁佩特·（简尼）·奎因夫人约于下午五点去世。尿毒症造成心力衰竭。（血管球性肾炎）。

伊内德从来不会等着参加她照料的人的葬礼。她觉得尽早不失体面地离开方为上策。她的在场无甚意义，只会让人想起死亡之前的时光——大有可能是一段沉闷无比、充满肉体之痛的时光。现在它要被仪式、款待、鲜花和糕点所遮盖。

此外，通常还会有一些女性亲戚赶来全盘接手家务。眨眼间，伊内德就成了不受欢迎的客人。

格林夫人甚至抢在葬礼承办人之前赶到。鲁佩特尚未回家，医生在厨房喝茶，跟伊内德谈着这里的事情结束后，她可以接手的下一个病例。伊内德有点迟疑，说想休息一段时间。孩子们都在楼上。她们被告知妈妈已经进天堂了，对她们而言，这使得离奇多彩的一天达到了高潮。

医生离开前，格林夫人一直很羞怯。她站在窗前，看着他的汽车调头、开走。她开口道：“或许这会儿我不该讲这话，但我还是得说，我很高兴它发生在现在，而不是等到夏天过去，她们要回学校的时候。现在，我可以有时间让她们习惯住到我家，习惯她们要去的新学校了。鲁佩特也一样，他也得习惯这个。”

伊内德这才意识到，格林夫人打算把孩子们带去和她一起过，而不仅仅是暂住。格林夫人对这场搬迁兴致勃勃，或许对它期待已久。大有可能，她已经准备了孩子们的房间，买来布料，要给她们做新衣服。她住着一幢大房子，但是没生孩子。

“你肯定一心想赶紧回家。”她对伊内德说。家里只要还有另一个女人，便会显得像在竞争，也会让她弟弟更难同意必须把孩子们彻底搬走。“等鲁佩特回来可以送你回去。”

伊内德答道，不必了，她妈会过来接她。

“哦，我忘了你妈了，”格林夫人说，“她和她那辆漂亮小汽车。”

她兴致勃勃的，打开碗橱门检查杯子和茶碟——足够干净，可以在葬礼上使用了吗？

“这里有个人很勤快呀。”她说道。她对于伊内德消除了戒备，换上一副巴结的姿态。

格林先生坐在外面的卡车里，带着格林家的狗“将军”。格林夫人招呼楼上的洛伊丝和希尔维，她俩飞奔下来，抓着牛皮纸裹着的衣服。她们冲过厨房，砰的一声摔上门，看都没看伊内德一眼。

“这个以后可得改改。”格林夫人说道，她指的是摔门。伊内德听到孩子们嚷嚷着向“将军”问好，“将军”激动地吠叫作答。

两天后伊内德开着妈妈的车，又回到这里。她在近黄昏时分，葬礼应该已经完全结束时到达。屋外没停别的车，这意味着厨房里帮忙的女人带着属于她们教堂的椅子、茶杯和大咖啡壶回去了。草地上遍布车轮印，撒着一些碾碎的花。

她现在得敲门了。得等着屋里的人招呼她进门。

她听到鲁佩特重重的、沉稳的脚步声。他隔着纱门站在她对面，她说了几句问候的话，没看他的脸。他穿着衬衫，下面仍套着西装长裤。他解开门上的钩子。

“我不知道这里会不会有人，”伊内德解释道，“我以为你还在谷仓里呢。”

鲁佩特说：“他们帮着把活儿干掉了。”

他说话时，她能闻到威士忌的味道，不过他声音里没有醉意。

“我还以为你是那些女人中的一个，回来拿落下的东西。”他说。

伊内德说：“我没落下什么。我只是过来看看。孩子们怎么样了？”

“她们很好。在奥利弗家。”

看不出他是否打算邀她进屋。阻挡他的并非敌意，而是困惑。她不曾料到谈话的开头这样尴尬。为了不必看他，她扭头看了看天。

“现在的夜晚变短了，”她说，“尽管一年最长的日子过了才不到一个月。”

“没错。”鲁佩特接腔。他打开门，侧身让她进屋。桌上摆着一个没配茶碟的茶杯。她隔着桌子坐在他对面。她穿件墨绿色绉绸裙子，脚踏相配的小山羊皮鞋子。穿戴这些时，她想过，这或许是她最后一次穿衣打扮，这些也将成为她穿的最后一套正装。她特地梳了法式发辫，脸上敷了粉。她的这点用心、这点虚荣，都显得挺傻，对她而言却必不可少。她到现在整整失眠了三夜，一分钟也没合过眼，她吃不下，哪怕为了瞒过妈妈也做不到。

“这一回特别难吗？”妈妈问她。她向来厌恶谈论病症或死亡，现在居然主动提起这个，说明伊内德的焦躁已经显而易见。

“是因为你喜欢上了那些孩子吗？”她问道。“那些可怜的小猴儿们。”

伊内德回答说，这只是照料一位拖得很久的病人之后的正常反应，照料这种毫无希望的病人自然是格外累人的。她白天都在妈妈的房子里闭门不出，晚上，确信不会遇到任何人，不必被迫交谈的时候，她会出去散散步。不知不觉的，她走到县监狱的高墙附近。她知道后头有一个院子，一度里面实施过绞刑。不过这种事已经许多许多年不曾上演。现如今要有绞刑，都是到大型的中心监狱执行。本地好多年都没人犯过这种重罪了。

她隔着桌子坐在鲁佩特对面，面对奎因夫人的房门。她几乎忘掉了借口，忘掉了计划好的步骤。搁在膝盖上的小包装着照相机，沉甸甸的——这提醒了她。

“有件事想请你帮忙，”她说，“我想最好现在就提出来，以后或许没机会了。”

鲁佩特问：“啥事？”

“我知道你有一艘划艇。我想请你划船带我到河中间。我想拍一张照片。我想拍河岸。那里很美啊，沿岸都是垂柳。”

“没问题。”鲁佩特回答，谨慎地掩盖住乡下人对于客人的无聊——甚至可谓粗鲁之举——通常会流露出的讶异神情。

这实在就是她现在的身份——客人。

她计划等他们到了河中心就告诉他自己不会游泳。先问问他河水有多深——他肯定会说，下了这么多天的雨，一准有七八，甚至十英尺深了。然后告诉他她不会游泳。这不是谎言。她在瓦利长大，从小生活在湖边，每年夏天都到沙滩上玩耍。她是一个强健的女孩，擅长运动，但她怕水。任何劝说、示范，甚至羞辱，都不能让她下水——她从来不曾学会游泳。

他只需用船桨劈她一下，将她打入水中，让她沉下去。船留在水里，他自己游上岸，换掉衣服，宣称刚从谷仓过来，或者刚刚散步归来，发现门口停着她的车，人不见了。就连照相机，如果被发现的话，也会使得这事更合情合理。她划船去拍照片，不知怎的跌进河里了。

一旦他明白了自己的优势，她就会跟他直言。她会问他，那是真的吗？

如果不是真的，他会因为她这样问而憎恶她。如果是真的——难道这段时间以来她不是一直这样坚信的吗？——他会以另外一种更加危险的方式憎恶她。哪怕她立刻保证——而且是真心的，一定会遵守诺言——绝不跟别人说。

她会始终压低嗓门，记着夏夜里声响会沿水面飘得很远。

我不会跟别人说，但是你却会的。你不可能带着那样的秘密活下去。

你不可能扛着这样一个负担苟活于世。你的生命将令你无法忍受。

如果她能进展到这里，而他既没否认她说的，也没推她入河，伊内德就会知道她赢了这一把。还需要一些交谈，一点心平气和但是不容分辩的劝说，让他把船划回岸边。

或者，也有可能他会失魂落魄地问，我该怎么做？那么她就会一步步劝说他。首先，划回去。

漫长可怕的历程中的第一步。她会告诉他每一步怎么做，会尽可能多陪他一步是一步。现在把船系好。上岸吧。穿过草地。打开大门。她会走在他身后，或者他前面，他喜欢怎样便怎样。穿过院子，走上门廊，进厨房去。

他们将会告别，钻进各自的汽车，然后他去哪里就是他的事了。她第二天不会打电话给警察。她会等待，直到他们打给她，她会去监狱看他。每天都去，或者在他们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去。她会坐在监狱里陪他说话，会给他写信。要是他们送他去另一个监狱，她会跟过去。哪怕只被允许一个月看他一次，她也会住在附近。在法庭上——是的，每天在法庭上，她都会坐在他能够看到她的地方。

她相信没人会因为这种谋杀获判死刑，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场意外，显然是一种冲动犯罪，不过它的阴影若隐若现，在她意识到这些献身的画面——这种类似爱情又超越爱情的契约——变得有点不像话的时候，她清醒了过来。

现在，计划启动了。因为她要到河里的请求，因为她要拍照片的借口。她和鲁佩特站起身，她正面对病房的门——现在又用作前厅了——门关着。

她问了句蠢话。

“窗上挂的被子取下没有？”

他好像有一会儿没明白她的意思。他答道：“那些被子。对啊。我想是奥利弗把它们取下了吧。就是在那里出殡的。”

“我只是突然想到这事。否则太阳会把它们晒褪色的。”

他打开门，她绕过桌子，和他并肩站着，朝房里看去。他说：“要是想的话，你可以进去。没关系的。进去吧。”

当然，床已经搬走。家具都推到墙边。房间中央他们原先为了葬礼安放椅子的地方变得空荡荡的。北面两扇窗当中的地方也一样空着——想必摆过棺材。伊内德过去摆放水盆，摊开布片、脱脂棉、汤匙、药瓶的桌子塞在角落，上面搁着一束飞燕草。高高的窗子依旧挡住不少阳光。

奎因夫人在这屋里说过的所有话中，伊内德现在想起的是“扯谎”。扯谎。我打赌全是扯谎。

有人能编出这样细致、这样可怕的谎言吗？答案是肯定的。病人的思想中、垂死之人的脑袋里，可以充满各种无稽之谈，足以组织成令人信服的说法。就连伊内德自己，睡在这房里的时候，思想中也充斥过令人厌恶至极的念头和各种污秽之事。那种性质的谎言可以在一个人的思想角落里等待，像黑暗中悬挂的蝙蝠，一旦夜幕降临便伺机而动。你永远不能断言无人能编出这种谎言。看看梦境吧，它们何等逼真啊，层层叠叠的，以至于你能够记下并加以描述的仅是其冰山一角。

伊内德四岁还是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告诉妈妈，她去了父亲的办公室，看到他坐在办公桌后头，腿上坐了个女人。无论那时还是现在，她能记得的只有那女人戴了一顶装饰了无数花朵、带面纱的帽子（即使当时，这类帽子也早已过时），外套或是裙子的扣子解开，一只乳房露出来，乳头塞在伊内德爸爸嘴里。她对妈妈保证，她确确实实看到了这个。她说：“她前面那两个东西里有一个塞在爹地嘴里呢。”她不知道乳房怎么说，不过知道它们应当是一对。

妈妈说：“得了，伊内德。瞧你在说些什么呀？前面那东西是什么？”

“像冰激凌蛋筒一样。”伊内德形容道。

她确实就是这么理解的。现在仍这么觉得。饼干颜色的蛋筒塞着一大团香草冰激凌，倒扣在女人胸脯上，没有冰激凌的一头反倒塞在爸爸嘴里。

妈妈于是做了一件非常令人出乎意料的事。她解开裙子，掏出一个肤色灰暗、摊满手掌的东西。“像这样的？”她问。

伊内德说不是。“是像冰激凌蛋筒那样。”她说。

“那你肯定是在做梦咯，”妈妈回答，“有时候人会做一些非常蠢的梦。别告诉爹地这事。这可太蠢了。”

伊内德并没有立即信了妈妈的话，过了一年左右，她意识到这种解释想必是正确的，冰激凌蛋筒不可能那样倒扣在女士的胸脯上，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等她再长大一点，她明白那顶帽子肯定来自她看到的某幅图画。

扯谎。

她还没问他，她还没开口。能促使她张口的东西尚未出现。目前一切还是原样。魏伦斯先生依旧是自己开车栽进了板儿角池塘，有可能是故意的，也有可能是意外。所有人依旧这么相信，如果仅仅涉及鲁佩特，伊内德也同样这么相信。而只要还是如此，这间房间，这幢屋子，以及她的生命，就都拥有了一种不同的可能性，迥异于她过去这几天魂牵梦萦（或者为之骄傲——看你怎么理解了）的可能性。这种新的可能性正离她越来越近，她只需要保持沉默，顺其自然。通过她的沉默，通过她无言的合作，将会绽放出何等的好处啊。为其他人，也为她自己。

这是个众所周知的道理。一件简单的事，却让她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想明白。靠了它，世界才生生不息。

她抽泣起来。并非出于悲哀，而是因为一种猛烈的、突如其来的宽慰。她看着鲁佩特的脸，发现他双眼布满血丝，眼睛周围的皮肤发皱，干巴巴的，仿佛也才哭过。

他说：“她这辈子命苦啊。”

伊内德道声歉，走开去取自己的手帕，它塞在她搁在桌上的小包里。现在，她想到自己居然为了奔赴这种如此矫情的命运而精心打扮，不由羞愧交加。

“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她解释道，“穿着这样的鞋子，我没法走到河边啊。”

鲁佩特关上前厅的门。

“要是你想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去的，”他提议，“这里应该会有双你能穿的胶靴吧。”

不要是她的，伊内德暗暗祈望。不。她的未免太小了。

鲁佩特打开柴房里的一个箱子，柴房紧挨厨房门。伊内德从来不曾研究过箱子里面。她以为那是装柴火的，夏天她显然用不着。鲁佩特拎出好几只单只胶靴，还有雪地靴，想拼凑出一双。

“这两只看起来可以穿，”他说，“可能是我妈的。或者甚至可能是我脚长大之前穿的。”

他扯着一根断掉的带子，拽出一团帐篷布似的玩意儿，一个书包。

“我都忘了这里面还有什么了。”他解释着，把这些东西丢回去，用不到的鞋子堆在上面。他丢下箱盖，发出一声隐隐的、悲伤的、一本正经的叹息。

像这样一幢房子，一家人在里面住了这么久，过去这么多年都不曾认真收拾，想必会有许多箱子、抽屉、柜子、手提箱、大箱子，以及屋顶下、地板下的空间，塞满各种杂物，真该由伊内德来整理整理才好，一些贴上标签，一些收起备用，剩下的成箱成箱丢到垃圾堆。要是有机会，她一定会毫不迟疑。她会把这幢房子变成一个对她而言毫无秘密、所有秩序都依她而定的处所。

他把靴子放到她面前，她弯腰解鞋扣。透过威士忌的气味，她闻到无眠之夜再加上一个难挨的白天之后的苦味呼吸；她闻到一个干体力活的男人身上被汗水浸透的皮肤味道，无论怎么洗漱——至少他所做的那些洗漱——都不可能把这种味道清除干净。没有哪种体味——哪怕精液的味道——是她不熟悉的，不过一个如此明显不归她控制，不由她照料的身体所发出的味道，还是包含着一些新鲜的、咄咄逼人的东西。

她喜欢。

“看看你好不好走。”他提议。

好走的。她走在他前面，走到大门口。他俯身从她肩膀上方推开门。她等他闩好门，侧身让他先走，因为他从柴房拿了把小斧头，用来清理道路。

“母牛该把草都啃掉的，”他说，“不过这里有些草牛不吃。”

她说：“我只走到过这里一次。大清早的时候。”

那会儿她心头的绝望之情，现在看来真够幼稚的。

鲁佩特一路劈砍高大肥厚的蓟类植物。阳光在前方树干上洒下斜斜的、朦胧的光线。空气有时非常清澈，然后突然间，你会闯进一团飞舞的小虫子当中。它们不比灰尘大多少，总是聚成一团嗡嗡飞舞，一会儿像根柱子，一会儿像团云雾。它们怎么做到这个的？它们为何选择聚在这里而不是那里？想必是为了食物。可它们从来不曾静止下来进食啊。

她和鲁佩特走到夏季枝叶的华盖下方，已是黄昏时分，天几乎黑了。你必须小心翼翼，才不会被路上鼓出的树根绊倒，或者让脑袋撞上悬挂着的藤条，它们硬得吓人。渐渐的，黑色树枝当中露出一抹水面的亮光。映亮的水面靠近对岸，那里的树木仍笼罩在光亮中。而在这一侧——他们穿过柳树丛，向下朝岸边走去——水已变成茶色，不过依然清澈。

船在等待，在阴影中起伏，一如既往。

“船桨藏起来了。”鲁佩特说。他钻进柳树丛。她突然就看不到他了。她走近水边，靴子微微陷进泥中，阻挡她前进。要是竖起耳朵，她还能听到鲁佩特在灌木丛里的动静。不过要是她全神贯注于船的起伏，一种微微的、隐隐的起伏，那么她会觉得周遭已是万籁俱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