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的世界

多丽得坐三趟车,第一趟到金卡丁郡,在那儿等到伦敦的车,到伦敦以后,再等镇上的公交车去那里。星期天早上九点,她就出发了。等车等得太久了,一百来英里的路,等她到的时候,已经快下午两点了。这么长时间都得坐着,公交车上,车站里。不过没关系,反正她的工作也不是坐着的那种。

她在蓝杉树酒店当服务员,专门清理房间。刷浴缸、铺床、给地毯吸尘、擦拭镜子。她喜欢这份工作。这些事情把她的思想控制在某个范围内,让她筋疲力尽,晚上能睡着觉。有人劝她趁着年轻,长得还不错的时候,赶紧去上上培训课,找份坐办公室的工作。但她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她不想和人说话。

和她一起工作的人,都不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或许他们知道,只是没有说。她的照片上过报纸——他们用的是他拍的照片,她和三个孩子,季米特洛,这个刚出生的婴儿还在她的臂弯里。芭芭拉和沙沙各站一边,看着镜头。那时候,她还是长发,棕色的波浪,自然卷曲,颜色也自然。她的表情正是他喜欢的,害羞温柔的面孔——这种形象与其说是她本人,不如说是他想见到的她。从那以后,她剪短了头发,漂淡了颜色,削尖了波浪,人也瘦了很多。现在,她用另一个名字生活:弗莱。此外,他们帮她找的工作,离原来住的小镇也很远。

这已经是她第三次去了。头两次,他拒不见她。要是这回他还这么干,那她以后再也不去了。就算是他同意见她,一段时间以内,她也不打算再来了。她不想让自己激动得没法收拾。不过,事实上,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想怎么样。

坐第一趟车的时候,她感觉还好,就坐在车上看看风景。她是在海边长大的,那里至少是有春天的。但在这儿,好像冬天直接跳到了夏天,一个月前还在下雪,现在出门已经热得要穿短袖了。一片片刺眼的水泊躺在田野之间,阳光从枯干的杈枝中倾泻下来。

上了第二趟车,她开始神经紧张,忍不住琢磨,身边的那些女人,哪一个和她去的是同一个地方。她们都是单身出门的,大半也都精心打扮过,大概是希望让自己看起来像是要去教堂。那些年纪大的,看上去似乎属于一个传统的、严格的老教区,大家都得穿上长裙、长袜,戴上帽子。而年轻的,仿佛属于灵活的教区,能接受女人穿裤装,配上鲜亮的围巾、耳环,还留一头爆炸式的发型。

多丽不属于这两种人。在这里工作的一年半,她没给自己买过一件衣服。工作的时候穿制服,其他时候就穿牛仔裤。以前,她不化妆,是因为他不让。现在,她可以化妆了,但也没化。谷穗式的刺儿头,配她瘦骨嶙峋的脸,一点儿也不合适。但这又有什么关系。

上了第三趟车,她坐在车窗边,看着路边的指示牌,试图让自己平静。她在心里做游戏,让自己别的什么也不要想。她眼睛落在哪个单词上,就从这个单词里找另外的单词,看到底能找到多少。比如说,coffee这个词里能找到fee,然后foe。off里面有of,shop里则有hop、sop和so,哦等等,还有posh。出了城,能看见的单词就更多了,广告牌上,大型卡车经销店,轿车经销店,就连屋顶上系的气球都是销售广告。

多丽头两次去,没告诉桑兹太太,这一回,大概也不会告诉她。尽管她每周一下午都要见桑兹太太,谈谈近况,尽管桑兹太太永远说慢慢来,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时间,不要急。她对多丽说,你做得很好,你会慢慢发现自己是强大的。

“我知道这些话都快烦死人了,但无论如何吧,都是真话。”她说。

她的脸突然红了,因为意识到自己说到了死字。但是,道歉只会让场面变得更糟糕。

多丽十六岁的时候——那恰好是七年前,她每天放了学,要到医院去看妈妈。她妈妈后背动完了手术,正在恢复,听说情况严重,但不至于有什么危险。劳埃德在医院当护理员。他和多丽的妈妈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嬉皮士。当然了,劳埃德要年轻几岁。劳埃德一有时间,就到病房去和她聊天,聊他们都听过的演唱会,他们都参加过的游行示威,他们认识的那些狂暴的人物,还有那些让他们丧失知觉的吸毒幻觉,总之就是这类事儿。

病人都喜欢劳埃德,因为他的幽默感,还有他强有力的、自信的拥抱。他人长得结实,肩膀宽厚,有副权威的模样,常常被病人当成了医生。不过,他对此并不高兴,因为他觉得大部分药都是骗人的,大部分医生都是蠢货。他的皮肤是敏感发红的那种,头发的颜色很淡,长了一双醒目的眼睛。

他在电梯里吻了多丽,告诉她说,她是沙漠里的一朵花儿。然后他自己就笑了,说:“你能更有创意点吗?”

她让自己显得友好一点,说:“你不知道自己是个诗人。”

一天夜里,妈妈突然就去世了,死于栓塞。多丽的妈妈有很多女朋友可以照顾她。她和其中一个待了一段时间——不过,多丽还是更喜欢和自己的新朋友劳埃德待在一起。接下来的生日时,她怀孕了,然后就结婚了。劳埃德以前一直没结婚,但至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尽管他并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不过,反正他们应该已经长大了。当他渐渐变老,人生哲学就变了,他开始相信婚姻,相信忠诚,而且反对避孕。他和多丽曾经住在色秋半岛,后来发现这里的人实在太多了,老朋友多,以往的生活方式多,还有一堆老情人。于是,很快他就带着多丽穿越了整个国家,到了一个小镇去生活。他们是在地图上单单凭名字挑中了那里:迈尔德梅镇。他们没有住在镇上,而是在乡下租了个地方。劳埃德在一家冰激凌厂找到了工作,他们耕种自己的花园,劳埃德很懂园艺,还会做木工活儿,搭了一间木头温室,一辆老掉牙的轿车也是由他来保养。

沙沙出生了。

“非常自然。”桑兹太太说。

“是吗?”多丽回答。

多丽一直都坐在办公桌前的靠背椅上。她从没有坐过沙发。沙发是花儿的图案,还有几个靠垫。桑兹太太把自己的椅子移到桌子一边,这样她们之间就没有任何障碍了。

“我有点儿,有点儿希望你可以……”她说,“我想,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可能会这么做。”

开始的时候,桑兹太太从来没这么说过。甚至仅仅是一年之前,她说话会更小心的。因为她知道多丽有多讨厌这种话——不管是谁,随便哪个活人,怎么可能和她的处境一样?现在的她知道,多丽只把这种话当成一种说话的方式,甚至可能是谦虚的方式,只是表示试图理解。

桑兹太太不像他们。她不敏锐,不瘦,也不漂亮,也不太老。如果多丽的妈妈活着,也就是她这把年纪。当然了,她看上去,不像曾经是个嬉皮士。她灰白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脸颊的一边有块胎记。她穿平底鞋,宽松裤,绣花上衣。不过,不管上衣是紫绛色,还是翠绿色,她看上去无论如何都不像在乎自己穿什么的人,反倒更像有人劝她应该打扮漂亮点,然后她就信了,跑去买了别人叫她买的衣服。她浑身散发出友好的、严肃的气息,把衣服愉快的、傲慢的气质都赶得无影无踪。

“嗯,头两次我没见到他。”多丽说,“他不肯出来见我。”

“那么,这次呢?他出来见你了?”

“出来了。我差点认不出来那是他。”

“他老了?”

“我想是吧。我觉得他也许瘦了。我是说,那种衣服,制服,我也从来没见过他穿成这样。”

“你觉得现在的他,和以前相比,不像是一个人了?”

“不。”多丽咬住上嘴唇,努力地想,到底区别在哪里。他很安静。她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安静。他似乎不知道自己要坐在她对面。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不打算坐下来吗?”然后,他回答的是:“我可以坐?”

“他看起来,有些茫然。”她回答,“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给他吃药了?”

“也许吧,也许是让他保持镇定的药。不过,我其实也不清楚。你们没有聊一聊吗?”

多丽想了想,不知道能不能说是聊过了。她问了他几个愚蠢的普通问题。他觉得怎么样?(还好。)吃得饱吗?(他觉得饱了。)要是他想散步,有地方可以走走吗?(可以在监控下走走。他想,那儿怎么也算是个地方。他想,非要说成是散步也是可以的。)

她说:“你得呼吸点新鲜空气。”

他说:“没错。”

她差一点就问他有没有交些朋友。这种问题,似乎是在问刚上学的小孩子,总之,要是自己的孩子去上学,就会这么问。

“嗯,这样啊。”桑兹太太把舒洁纸巾盒子往前轻轻推了一下。不过,多丽其实不需要。她的眼睛是干的。有麻烦的是她的胃,胃的最深处,有什么在翻滚。

桑兹太太只是等待,自觉地把手拿开了。

后来,就像发现她要说什么了似的,劳埃德才说,有个精神病医生常常来找他谈话。

“我告诉他,他是在浪费时间。”劳埃德说,“我知道的一点也不比他少。”

这是唯一的一次,多丽觉得,他是她认识的那个他。

整个会见过程,她的心脏都咚咚地跳。她以为自己会晕倒,或者死掉。她是那么努力,才让自己能去正视他。把这个消瘦的、头发灰白的、踌躇的、冷淡的、动作机械的、精神紊乱的男人纳入视野。

这些话,她没有对桑兹太太说。桑兹太太也许会问——巧妙地问,你在怕谁?你是怕自己还是怕他?

但是,她根本不害怕。

沙沙一岁半的时候,芭芭拉出生了,然后,芭芭拉两岁的时候,他们又有了季米特洛。沙沙的名字是他们一起取的。之后,他们达成了协议,以后他取男孩的名字,她取女孩的名字。

季米特洛是第一个得婴儿疝气的。多丽觉得是因为他喝的奶不够,或者是她的奶水营养已经不够了。难道是营养过剩?总之,有问题就是了。劳埃德从国际母乳会请来一个女人,和她谈了谈。不管怎么样,你们不能用奶瓶代替,这个女人说。这是得寸进尺的开始,很快他会连乳头都不要了。

她不知道,多丽已经在用奶瓶喂他了。而且看起来确实他更喜欢奶瓶。渐渐地,他对乳房越来越抵触。再后来,就改成全用奶瓶喂了,三个月之后,没法再瞒劳埃德了,她只好告诉他说,她的奶水干了,必须得用替代品。劳埃德发了疯,用很大力气一个个地挤她的奶头,终于成功地挤出两三滴可怜的奶水,然后他就骂她是个骗子。他们吵了起来,他说她和她妈妈一样,是个婊子。

所有的嬉皮士都是婊子。他说。

很快,他们就和解了。不过,只要季米特洛一不高兴,只要他感冒,或者害怕沙沙的宠物兔,或者到了哥哥姐姐都能自己走路的年龄,他自己还得扶着椅子,没用母乳喂养的旧话就会一提再提。

多丽第一次去桑兹太太的办公室时,那里的一个女人给了她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了个金色的十字架,字是金色和紫色的。“当你所失去的不可弥补……”里面有一张色彩柔和的耶稣像,还有些更精美的印刷品,不过多丽没有看。

坐在桌子前,坐在她那把椅子上的时候,她手里还紧紧抓着那本小册子。她开始颤抖。桑兹太太只好硬掰开她的手,把小册子给拽出来。

“是别人给你的吧?”桑兹太太问。

多丽回答:“她。”脑袋猛地转向关上的门。

“你不想要?”

“你倒下的时候,就是人们抓住你的时候。”多丽说。说的时候,她突然意识到,这是她妈妈住院的时候说的话,那时候,总有一些气场差不多的女人来探望她。“他们觉得太好了,你就要跪下来了。”

桑兹太太叹了口气。

“好吧,肯定不会这么简单的。”她说。

“基本没可能。”多丽说。

“也许没有。”

那些日子,她们从来没有提过劳埃德。只要能控制自己,多丽是绝对不会去想他的。当他不过是生物界的一个可怕意外而已。

“就算我相信这些东西……”她说,她指的是小册子上的话,“那也不过是……”她想说的是,这样的信念倒是挺方便的,相信劳埃德在地狱里被火烧,或者随便什么,总之就是这类惩罚吧。但是,说不下去了,这些话简直蠢得说不出口。还因为一种熟悉的障碍,就像一把锤子在肚子里敲她。

劳埃德认为,他们的孩子应该在家接受教育。不是宗教原因,不是因为反对恐龙、野人、猴子之类的进化论,而是因为他希望他们待在父母身边,要缓慢地,要小心翼翼地接触外面的世界,不能一下把他们扔进去。“我只不过正好想起来,他们是我的孩子。我的意思是,他们是咱们的孩子,不是教育部的孩子。”他说。

多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办好这事儿,不过后来她发现,教育部有指导手册,有课程安排,所有的学校都可以领到。沙沙是个聪明的孩子,实际上,是他自己学会了阅读。另外两个,还太小,学不了什么东西。晚上和周末的时候,劳埃德教沙沙地理、太阳系、动物冬眠,还教他车子为什么会跑,总之生活中出现的、包罗万象的种种问题。很快,沙沙就超过了学校的课程规定,不过多丽还是会去学校拿学习的试题,让他及时通过测试,这样合乎法律的要求。

这个区,还有一位妈妈也是自己在家教孩子。那位妈妈叫玛吉,她有一辆小型客货车。劳埃德上班要用车,多丽还不会开车,所以玛吉主动说每星期带她一起去学校,一起把上一周的试题交掉,再把下一周的试题领回家。多丽为此很高兴。当然了,她们会把所有的孩子都带去。玛吉有两个男孩儿,大的那个对什么都过敏,玛吉只好处处盯着他,但凡他要吃什么都得小心翼翼地观察。这就是她必须在家教他的原因。而且,看来她也会把小的留在家里,这个小男孩想和哥哥待在一起,再说了,小男孩自己也有哮喘病。

相比之下,自己有三个健康的孩子,多丽是多么心存感激。劳埃德说这是因为多丽生孩子的时候年轻,玛吉却等到快要绝经了才生孩子。玛吉根本没那么老,他说话太夸张了,不过他也没说错,玛吉一直在等。玛吉以前是个验光师,她和她的丈夫是工作的伙伴,他们一直等到她的实习期结束,在乡下买了一幢房子以后,才开始了家庭生活。

玛吉的头发是椒盐色的,贴着头皮剪得非常短。她个子高,平胸,人很开朗,固执。劳埃德叫她拉拉,当然不是当着她的面。他一边在电话里和她开玩笑,嘴却冲着多丽说:“是那个拉拉。”多丽没多想,反正他把大部分女人都称为拉拉。不过,她觉得这个玩笑对玛吉来说,可能有点亲密过头,不说是骚扰,至少也是在浪费人家的时间。

“哦,你要和那位传统女性说话?好的,我叫她,她正忙着擦地板呢……对,你说得对,我就是那种把人当奴隶使的人,她连这个也告诉你了?”

后来,多丽和玛吉养成了习惯,到学校拿完试题之后,她们再一起去超市买东西,之后,有时候会到蒂姆·哈德斯买外带咖啡,和孩子们一起到河边公园去。沙沙和玛吉的儿子赛跑,或者一起挂在攀缘架上,芭芭拉爬上秋千,季米特洛则玩沙盒子,她们就坐在长椅上。要是天气冷,她们就坐在车里。她们的话题大半都是孩子,或者做什么吃的。不过多丽还是发现,原来玛吉在当验光师之前,曾经背包艰苦地环游欧洲。而玛吉也发现了,多丽结婚的时候是那么年轻,也知道了起初她有多容易怀孕,现在没那么容易了,因此劳埃德生了疑心,还去搜查她的衣柜抽屉,看她是不是私藏避孕药,他觉得她肯定偷吃避孕药。

“你偷吃了吗?”玛吉问。

多丽吓了一跳,回答说,我根本不敢。

“我的意思是,不告诉他就吃药,不是什么好事儿。他去搜衣柜也不过是开个玩笑。”

“哦。”玛吉回答。

有一回,玛吉问她:“你都还好吧?我是说,你的婚姻还好吧?你快乐吗?”

多丽说她很快乐,毫不犹豫地这么回答。从此之后,她说话就小心了。她发现,有些她习以为常的事情,别人却无法理解。劳埃德对所有的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这只是他个人的方式而已。她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当时的护士长是那种非常古板的人,他不叫她的名字米歇尔太太,而是叫她母狗儿太太,他发音太快了,所以大家其实都没听出来。他认为这个护士长偏心,而他不是她喜欢的人。如今在冰激凌厂,有个男人,他一直叫人家“舔冰棍”。她一直不知道这个人的真名到底是什么。不过,这至少能证明,他讨厌的不光是女人。

多丽知道,这些人没有劳埃德设想得那么坏,但反对他的看法没用。也许男人就是这样,男人需要敌人,就像需要开自己的玩笑一样。有时候,劳埃德也把敌人编进他的玩笑里,仿佛他嘲笑的是他自己。只要她没有先笑,他也不反对她笑。

她不希望他这样对待玛吉。她时不时会担心这样的事情发生。万一他不让她搭玛吉的车去学校,去购物,就太不方便了。更可耻的是,她还不得不为此编些愚蠢的谎言。玛吉不会上她的当,至少玛吉知道她在撒谎,玛吉也许把谎言当成了信号,多丽的婚姻极其糟糕的信号。玛吉对事情的看法,有她自己尖锐的一面。

然后,多丽问自己,为什么我要在乎玛吉的看法。玛吉是个外人,甚至不是多丽喜欢相处的那类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凝聚力,别人不会明白,也不需要他们明白,不关别人的事儿。劳埃德这么说,他说得对。要是多丽能亲眼看见自己的忠贞不渝就好了。

渐渐地,越来越糟。没有明令的禁止,但是越来越多的苛责。劳埃德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他认为玛吉的孩子之所以过敏,之所以哮喘,都是她的过错。他说,原因经常都在当妈的身上。他在医院的时候见得太多了。过度控制,在受教育过多的母亲身上常见。

“有时候孩子出生就有问题啊。”多丽不明智地插嘴说,“你总不能说什么都是当妈的错。”

“哦?为什么我不能这么说?”

“我不是说你。我不是说你不能说。我是说,难道生下来就有问题不可能吗?”

“你什么时候变成医学权威的?”

“我可没说过我是医学权威。”

“你确实没说,你也确实不是。”

越来越糟糕。后来,他想知道她们究竟聊什么。她和玛吉平时都说什么。

“……我不知道。其实没说什么。”

“太有意思了。两个女人坐在同一辆车里。我头一回听说,两个女人在一起,竟然什么也不说。她就是想让我们分手。”

“你说谁?玛吉?”

“这种女人,我了解。”

“哪种女人?”

“就她这种。”

“别犯傻了。”

“说话小心点。你说我傻?”

“我们分手,对她有什么好处?”

“我怎么知道?她就是想这么干而已。你等着看,迟早有一天,她要跟你胡说八道,说我是个畜牲。迟早有一天,快了。”

不过,结果跟他所说的一样。至少对劳埃德来说,看起来确实就是这样。某一天,晚上十点,她发现自己竟然身处玛吉的厨房里,捧着清凉茶,泪水涟涟。她敲门的时候,隔着门听到玛吉的丈夫说:“见了什么鬼?”他不认识她。她说:“真对不起,打扰你了……”他看着她,扬扬眉毛,嘴巴紧闭。然后,玛吉就出来了。

多丽是在夜色中一路走到玛吉家的。开始是沿着她和劳埃德住的那条马路,然后就转上了高速路。只要有车来,她就得在沟里走,所以她走得很慢。她会看看路过的车,想是不是劳埃德的车。她不希望他找到她,至少不要这么快,至少在他完全清醒以前不要找到她。以前,都是她把他吓清醒的,她会大哭,号啕,甚至把脑袋往地板上撞。反复地说:“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一遍又一遍。最终他会妥协的。他会说:“好啦,好啦,我相信你。亲爱的,安静一点。想想,还有孩子呢。我相信你,真的,安静,安静。”

但是,今天晚上,她正打算开始这样表演的时候,突然清醒了。她穿上外套就出了门。他在她身后吼:“我警告你,别这么干!”

玛吉的丈夫上床睡觉了,多丽不停地道歉:“对不起,真对不起,这么晚了来敲门。”他的表情没有任何起色,一点高兴的样子都没有。

“算了,闭嘴吧。”玛吉说,语气友好,有点职业化的客气,“你想喝杯酒吗?”

“我从不喝酒。”

“那么现在也别开始喝。我给你泡茶吧。茶有镇定作用。莓子甘菊茶。不是因为孩子吧?”

“不是。”

玛吉拿走了她的外套,递给她一卷舒洁卫生纸,让她擦眼泪和鼻涕。“先别告诉我。你先镇定下来再说。”

她镇定多了,不过她不想什么都告诉玛吉,她不想让玛吉知道她自己的问题。而且,她也不想解释劳埃德,不管和他相处有多么疲惫,在这个世界上,他仍然是她最亲近的人。她觉得,一旦她开口告诉别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对他彻底的背叛,那么接下来,现有的一切都会崩塌掉。

她说她和劳埃德又吵了起来,老调重弹,她烦了,她厌倦了,所以她想出门走走。没关系,会过去的。她说。他们没问题。

“每对夫妻都这样。”玛吉回答说。

这时候,电话响了。玛吉接了电话。

“她没事儿,嗯……她就是想出来走走,清醒一下……嗯,挺好的……那么行,明天早上我送她回家……没事儿,不麻烦的……好的,晚安。”

“是他。你听见了。”她说。

“他的声音听起来怎么样?正常吧?”

玛吉笑了。“我怎么知道?他本来就挺正常吧。反正,听起来没喝醉。”

“他也不喝酒。我们在家里连咖啡都不喝。”

“来点烤面包?”

一大早玛吉就开车送她回家。玛吉的丈夫还没去上班,他留在家里照顾孩子们。

玛吉急着赶回家,只说了一句:“要是想聊聊,给我打电话。再见。”然后就在院子里倒车。

春天的早晨很冷,地面上的雪还没有化干净。可是,劳埃德坐在台阶上,连夹克衫都没穿。

“早上好。”他声音洪亮,语气嘲讽。她也说早上好,装作没听出他的讽刺来。

她想上台阶,但他动都没动,根本没打算让她进门。

“你不能进去。”他说。

她决心轻松一点。

“我说请,也不行吗?请你让我进去。”

他看着她,却没有回答。他笑了一下,连嘴唇都没分开。

“劳埃德,劳埃德?”她问。

“你最好还是别进去。”

“我什么也没和她说,劳埃德。离家出走,是我不对。我想,我只是需要点空间,呼吸。”

“最好别进去。”

“你到底怎么回事儿?孩子们呢,在哪里?”

他摇头,仿佛她说的话他一点也不爱听。仿佛她的话挺粗鲁。仿佛她说的是“狗屁”。

“劳埃德,孩子们去哪里了?”

他稍微侧了侧身,让她进去。

季米特洛在自己的婴儿床里,婴儿床倒在走道上。芭芭拉躺在床边的地板上,似乎是掉下了床,或者是被拽下了床。沙沙在厨房门边上——看起来他想逃,只有他的喉咙上有伤口。其他的孩子,是用枕头干的。

“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劳埃德说。

“是你自作自受。”他说。

陪审团裁定他有精神病。不能审判他。他是犯罪型精神病。他应该被关在安全的机构里。

多丽跑出那幢房子,绊倒在院子里。她的双手紧紧捂住肚子,仿佛她的身体被切碎了,而她想要把它们再拼回去。这就是玛吉看到的情景。玛吉回来了。玛吉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在半路上又转了回来。她的第一个念头是,多丽挨了打,也许她丈夫踢中了她的肚子。她完全听不懂多丽发出的噪音。可是,明明劳埃德还坐在台阶上。她要进门,他彬彬有礼地为她让路,一句话也没说。然后,她看见了谜底。她报了警。

有一段时间,多丽抓到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从泥巴,到杂草,纸,或是浴巾,甚至她自己的衣服。仿佛她想要压下去的,不仅仅是号叫,还有脑海里的那个情景。然后,就给她定期注射药物,让她平静下来。药物奏效。她变得异常安静。不是那种紧张症。他们说她稳定了。她出院以后,社工就把她带到了这个全新的地方,桑兹太太接管了她的事务,帮她找地方住,给她找工作,为她安排每周一次的常规谈话。玛吉会来看她,但是,多丽受不了见她。桑兹太太说这种感受很自然——会引发联想。桑兹太太说玛吉会理解的。

桑兹太太说,要不要继续探视劳埃德,多丽可以自己做主。“我和你谈话,不是为了批准你做什么,不批准你做什么。你感觉怎么样,见他时,好还是不好?”

“我不清楚。”

多丽没办法解释清楚。她觉得她见到的,根本不是他。她见到的,仿佛是个游魂。苍白,如此苍白。肥大的衣服松松垮垮地罩住了他。鞋子落在地上,没有一点声音。也许他穿的是拖鞋。她还有个印象,他开始脱发了。他浓密的头发,波浪般的头发,色泽如蜂蜜般的头发。他的肩膀丝毫没有宽度可言,锁骨窝,她的脑袋常常依靠的地方,也不见了。

后来,他对警察说——这句话也被登在了报纸上——“我是为了免除他们悲惨的命运。”

什么悲惨命运?

“他们会知道,他们的妈妈离家出走,抛弃了他们。悲惨的命运。”他说。

这句话在多丽的大脑里灼烧。也许就是为了这句话,她才决定去看他。她要他收回这句话。她要让他明白,要他亲口承认,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

“你叫我别和你顶嘴,否则就滚出家门,所以我才滚出家门的。”

“我只不过是到玛吉家过了一个晚上。我肯定是要回家的。我从没打算抛弃谁。”

她记得清清楚楚,是怎么开始争执的。她买了一罐意大利面,罐子上有一个非常细小的凹痕。因为这种罐装面条降价,她很高兴自己省了钱,因此她还觉得自己很聪明。但是她没有告诉他,后来他就质问她。她觉得最好装作她没注意,没看见。

谁都会看到的。他说。我们全家都可能因此中毒。你到底怎么回事儿?难道这就是你想要的吗?或者你就是拿回来在孩子身上试试,或者在我身上试试有没有毒?

她叫他别发疯。

他说,发疯的不是他。要不是发疯,谁会给自己的家人买有毒的东西吃?

孩子们都站在房间门口的走廊上看着他们。这是最后一次,她看见活着的他们。

这就是她的想法。她想,这回我让你看看,你终于看见了,到底是谁疯了?

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想法时,她就应该下车了。即便已经到了大门口,也可以回头的。几个女人和她一起沿着车道,脚步沉重地走向大门。她可以回头,过马路,等下一班回镇上的公交车。也许有人这么做过。原本确实打算来探视,后来又不想了。人可能永远都是这样。

但是,也许去看看更好,看见他这么古怪,这么虚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责备某个人都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一个人能负责。没有一个人。他不过是梦境中的一个角色罢了。

她做过许多梦。在其中一个梦里,看见了他们以后,她逃出了房子,劳埃德就开始笑她,就是平常那种轻松的笑容,然后她听到身后传来了沙沙的笑声。她惊喜地明白了,这不过是他们和她开的一个玩笑而已。

“你是不是问过我看见他感觉如何?你上次问过我的吧?”

“对,我问了。”桑兹太太说。

“这个问题,我得想想。”

“明白。”

“我现在觉得,感觉不好。所以我不去了。”

桑兹太太的反应不太清楚。不过,她点头的样子,看起来好像比较满意,或者说,赞许。

这就是为什么多丽又决定去的时候,觉得最好不要告诉桑兹太太。不管她的什么事,想要绝口不提,还是太难,不过大部分时候,她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她给桑兹太太打了电话,取消了会见。她说自己要去度假。夏天就要到了,度假再正常不过了。和一个朋友一起去。她说。

“你上个礼拜穿的不是这件夹克衫。”

“你说的不是上个礼拜。”

“不是吗?”

“对,你说的是三个礼拜以前。现在天气已经热了。这件薄一些,不过其实也用不着了。这种天气,不用穿外套。”

他问她路上还好吗,从迈尔德梅镇过来怎么坐车。

她告诉他她已经不住在那里了。她告诉他她现在住哪里,要坐哪三班车。

“那你来一趟真不容易。你是不是喜欢住在大一点的地方?”

“大地方容易找工作。”

“哦,那么你现在工作?”

其实,上一回她就告诉过他,她现在住哪里,怎么坐车,她在哪里工作。

“我在一家酒店打扫房间。”她回答说,“我上次告诉你了。”

“对啊,没错。我忘记了。对不起。你没想过上学吗?上夜校?”

她说她想过,但只是想想,没有认真到去做的地步。她说她觉得现在的工作还可以。

然后,好像他们就再也无话可说了。

他叹了口气,说:“对不起,真抱歉,我已经不习惯和人说话了。”

“那么你平时都干什么?”

“我想,我读了很多书吧。还有沉思冥想……哦,我不是说宗教的打坐什么的。”

“嗯。”

“你来看我,我得谢谢你。对我很重要……不是,我不是说你非得来不可。你想来就来,我的意思是,要是有事儿,或者你觉得……唉,我想说的是,要是你能来,你只来一次,这对我来说,已经很奢侈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说应该是明白了。

他说,他不想妨碍她的正常生活。

“你没有妨碍我什么。”她回答。

“这就是你想说的话?我以为你会说点别的。”

其实,她差点说出口的是:什么正常生活?

但她回答:没什么了,没别的话要说了。

“太好了。”

三个星期后,她接到一个电话。桑兹太太亲自打来的,不是她办公室的其他女人。

“呀,多丽,我以为你再也不回来了。漫长的假期。现在你回来了?”

“嗯。”多丽的大脑在盘算,她应该说她去哪里了。

“回来了,还没打算安排一次会面?”

“还没呢。”

“好吧。我只是问问。你还好吧?”

“我挺好。”

“那就好,很好。要是需要我的话,你知道怎么找我。我是指,万一你想聊聊的话。”

“我知道。”

“那么,自己保重。”

她没有提劳埃德,也没有问她有没有去看他。当然了,因为多丽说过,再也不去了。不过桑兹太太很敏锐,通常她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桑兹太太也懂得回避,知道问没用。万一她真的问,多丽不知道自己会怎么回答。她是会撒谎,还是说出真相?实际上,就在桑兹太太告诉她去不去看都没关系的那个星期天,她就去了。

他感冒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就感冒了。

也许上次见她的时候,他就已经感染了,所以才那么乖僻。

“乖僻。”如今,她身边的人,都不会用这种词说话。这个词听起来感觉很奇怪。不过,他一向这样措辞。当然,有一段时间,她听到这类词不会觉得奇怪。

“你是不是觉得,我和以前不一样了?”他问。

“嗯,你看起来不太一样。我看起来一样吗?”她小心翼翼地回答。

他悲伤地说:“你看起来很漂亮。”

她心里有什么变柔软了。但是,她努力不让自己被打倒。

“你觉得自己不一样了?你认为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问。

她说她不知道,然后问他:“你呢?”

他回答说:“完全变了。”

就是这一周晚些时候,一个大信封送到了她工作的地方。地址写的就是她工作的酒店,收信人就是她。写了好几张纸,而且正反面都有字。她开始没想到是他写来的,她本来以为坐牢的人不能写信。不过,反正他不是那种犯人。他不是罪犯,他只是犯罪型精神病。

落款没有日期,甚至没有写她的名字。这种写信的语气,让她开始以为是哪家宗教机构写来的邀请函。

人们四处寻找解决的办法。他们的心灵感到痛苦(因为寻找),一路跌跌撞撞,备受伤害。你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脸上的伤痕和痛楚。他们困惑不安。他们四处奔走。他们要去采购,要去洗衣店,要去剪头发,要赚生活费,或者要去领社会福利的支票。穷人只能这样生活,而富人们要想方设法花掉他们的钱。这也是项工作。他们不得不盖最好的房子,还得给他们的冷水和热水配上金龙头。他们的奥迪车,自动牙刷,还有各种各样精巧的装置,还有防盗报警系统,防杀戮(嘘!)和所有的事。总而言之,不论贫富,灵魂永不得安宁。我为什么要提到邻居?为什么?我在这里没有邻居。这里的人,至少避免了一大堆麻烦。这里的人,知道自己都拥有什么,永远都清清楚楚,甚至吃的东西都不用自己去买,不用自己挑,不用自己做饭。选择被消灭了。

我们这里所有人能得到的,是来自我们心灵的东西。

开始的日子,我的脑海里只有繁扰(是这样写吗?)。好一场无休无止的风暴啊,为了让它停下,我用我的脑袋撞水泥。让痛苦停止,让生命停止。于是我受到惩罚。他们用水管冲洗我,把我捆起来,往我的血管里注射药物。我不是抱怨什么,因为我必须明白抱怨并没有好处。所谓的真实世界也没什么不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喝酒、发狂,或者用犯罪来消灭让他们痛苦的念头。他们经常被拘捕,或者被关起来,但时间不长,不足以让他们抵达彼岸。彼岸是什么?是彻底疯掉,或者平静。

平静。我现在抵达了平静,并且心智健全。我猜,你看到了这里,会以为我打算说的是什么上帝,耶稣,或者佛,似乎我抵达的是某种宗教信仰的变化。不,我指的不是这个,我没有闭上眼睛,然后被某种更高的力量提升。那些东西我不理解。我做的只是认识我自己。“认识你自己”,是哪里的训诫?也许是《圣经》,那么我至少从这点上遵从了基督教。“忠于你自己”——这句也是《圣经》里的话吗?它没告诉我们应该忠于哪部分,好的部分还是坏的部分。让我们忠实,那么就不是道德的引导了。再说,认识你自己也和道德无关,正如我们在“行为”中了解到的。不过,我真正关心的也不是“行为”。他们不是判定我是对自己的行为缺乏判断能力的人吗?正因为这样,我才被关在这里。

再回头说认识自己。我可以非常严肃地说,我了解我自己,我知道我最糟糕的地方,我知道这都是我做的。世界判定我是个恶魔,我没什么要争辩的。不过我也许可以顺便说说,那些往城市中心扔炸弹的,那些放火烧掉整个城市的,那些饿死、杀死成百上千生命的人,却往往不被当成恶魔,而是大把大把地被授予奖章和荣誉。只有针对少量人的行为被认为是骇人听闻的,邪恶的。我不是要找借口,这只是我的观察。

认识我自己,我认识的是我的邪恶。这是我隐秘的慰藉。我了解我最坏的地方。它也许比别人最坏的地方更坏。但我不在乎。用不着什么借口。我获得了平静。我是个恶魔吗?世界是这么说的,它既然这么说了,那么我就同意好了。不过,这世界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我就是我自己,也不会有机会成为别人。我说,我疯了,但疯了又是什么意思?精神不正常,精神正常,我只是我而已。那时候我改变不了自己,现在我也改变不了自己。

多丽,如果你读到了这里,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但是我无法写在信里。要是下次你还愿意来看我,也许我可以亲口告诉你。不要以为我无情。我并不是能改变但不想改变,我就是不能。

我把这封信寄到你工作的地方,寄到你的小镇。如果我没记错,那么这证明我的一部分大脑运作还算良好。

这封信,她来来回回读了好几遍。她以为,他们再一次见面时,一定会谈起这封信。不过,她想不起来有什么话要说。她想知道的是,他到底有什么不能写下来。但是,当她见到他的时候,他表现得就像他从来没有给她写过信。她找到一个话题,她告诉他,一个曾经很著名的乡村歌手这星期住在她工作的酒店里。让她惊讶的是,他竟然比她还了解这个乡村歌手。原来他有台电视机,至少是可以接触电视机,能看一些节目,当然,还能经常看看新闻。这样,他们能聊的就多了。不过,到最后,她还是没能忍住。

“你非要亲口告诉我的,是什么?”

他说,他原希望她不要问。他不知道他们现在能不能谈这个话题。

这下,她害怕了,她担心真的是什么她根本不想听的话,可能根本无法忍受的话,比如什么我依然爱你。爱。她现在无法忍受听到这个词。

“好吧,也许我们确实没准备好。”她回答说。

不过,她还是说:“但你最好还是告诉我。万一我从这里刚出去,就被车撞了,也许就再没机会知道了。你再也不会有机会告诉我了。”

“这倒是真的。”他说。

“那么到底是什么?”

“下回吧。下回告诉你。有时候我就是说不下去。我想说,但是我大脑空掉了,说不下去。”

多丽,你走后,我一直在想你。我很后悔让你失望。当你坐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愿意表现得比现在更感性一点。但在你面前,我没有权利动感情。你比我更有权利,但你永远那么节制。所以上次,我没有把话出说口,因为我想可以写信给你,这样比我亲口说出来更好。

现在,让我告诉你。

天堂存在。

这是一种说法,也许并不准确,因为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天堂和地狱。我以为,这些都是一堆废话。所以,现在突然谈这些,可能有点奇怪。

那么,我就直接说了。我看见了孩子们。

我看见了他们,而且和他们说话了。

现在你在想什么?你在想,现在他算是真疯了。或者你在想,哦,这是个梦,现在他已经分不清楚现实和梦境的区别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分得清。我知道,他们还存在。我说他们存在,不是说他们活着。因为活着的意思是,在我们这个维度里。我说的不是他们在这个维度。实际上我觉得他们不在。但是,他们存在,这世界上一定存在另一个维度,甚至有无数个不同的维度。我知道,我一定跨越了某个维度,碰到了他们。也许是因为我那么孤零零地执着于此,无休止地想这些我不得不想的事情。看我经历了这样的痛苦和孤独,有一种神恩感觉应该赐我这种奖赏。我是唯一有此资格的人,这和世界的想法大相径庭。

好了,如果你看到这里还没有把信撕成碎片,你一定想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

他们挺好的。真的很快乐,而且很聪明。看起来,他们不记得那些可怕的事了。他们也许长大了一点,不过也难说。他们好像不同程度地能明白一些事情了。你会发现,季米特洛已经开始学说话了,那时候他还不会说话。他们住的房间,我能认出一点影子来,有点像我们以前的房子,但是更大更好。我问谁照顾他们,他们就嘲笑我,说什么他们已经会自己照顾自己了。我想这话是沙沙说的。有时候他们一个个地说话,我分不清楚他们的声音,不过明显能看出来都是谁。我得说,这真让我高兴。

请不要就此下结论,认为我疯了。我正是因为这么担心,才不想和你说。我有的时候会发疯,但是请你相信我,我已经褪去了旧日的疯狂,如同熊毛脱落,或者说,如同蟒蛇蜕皮。我知道,如果我不这样,就不会有机会再见他们,沙沙,芭芭拉,还有季米特洛。我希望你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如果这是奖赏的话,那么你比我更应得这种奖赏。让你这样做,也许比我更艰难,因为你生活的那个世界,远远比我的世界忙碌。但至少,我得告诉你——这是真相——告诉了你我看见了他们,我希望能够让你心里更好受一些。

多丽想知道,如果桑兹太太看了这封信会怎么想,会说什么。桑兹太太会很谨慎,当然,她会小心翼翼地,不直接说他已经疯了,但是她会小心地、亲切地引领多丽朝这个方向去想。

或许,也不能说她引领——她也许会置之不理,多丽则不得不独自去面对这类观点,仿佛自始至终是她自己的观点似的。得把这些危险的废话从心里连根拔掉——桑兹太太说。

这就是为什么多丽不会透露给她的原因。

多丽也曾经想他是疯了。就在他写给她的信里,还是能找到他过去夸夸其谈的痕迹。她没有回信。日子就这么过去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她的想法没有改变,可是,他的话牢牢地盘踞在她的心里,就像是一个秘密。时不时的,当她喷洗卫生间镜子的时候,或者整理床铺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抓住了她。近两年了,她从来没有注意过任何让人高兴的东西,比如好天气,比如即将盛开的鲜花,比如烤面包的香味。直到现在,她的内心也没有丝毫快乐的感觉,但仿佛有了种提示,提醒她快乐到底是什么感觉。与鲜花和天气都没关系。孩子们在他称为另一个维度的地方。这个想法渐渐占据了她的心头。头一回,有什么让她感觉轻快,而不是痛苦。

自从出事之后,任何有关孩子们的念头,她都让自己立刻抛开,抽出来,就像抽出插在喉咙里的一把刀。她不能去想他们的名字。偶尔听到某个名字,像他们哪一个的名字,她就得立刻走开。甚至,孩子的说话声,尖叫声,他们拍打着小脚、从酒店跑向游泳池的脚步声,她都用开门关门的声音来消灭掉。现在,有什么变得不同了。现在,她有了一个安全的港湾。一旦有类似的危险,她就可以立刻躲进她的避风港。

是谁给了她避风港?不是桑兹太太。这是绝对的。不是那些坐在桌前手边放着舒洁纸巾的时光。

是劳埃德给了她。劳埃德,这个可怕的家伙,这个被关起来的、疯狂的家伙。

疯狂的,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但为什么不可能?也许他说得对。也许他确实看见了另一边,他在另一边得到了自由?谁敢说他的看法毫无意义,毕竟他经历过这样的事,有过这样的神游。

这样的想法,渐渐潜伏在她的脑海里,就在那儿停下不走了。

同时还有一个想法,在所有的人中,劳埃德才是那个她应该在一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她还有什么用?这话她可能讲给谁听了,也许是桑兹太太——要是连他的话都不听,她待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

我不是在谈什么“原谅”,她在自己的脑海里对桑兹太太说,我永远不会这么说,也永远不会这么做。

但是,想想吧,我不是和他一样吗?过去的事情,把我也孤立了。任何人但凡知道这件事,都不希望和我有什么瓜葛。对他们来说,我唯一的作用就是让他们想起他们根本承受不了的事。

伪装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这一头黄色穗冠般的头发,真是又笨又可怜。

于是,她发现自己又一次坐在公交车上了。公交车开向高速公路。母亲去世后的那些个夜晚,她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她悄悄溜出去见劳埃德,对她妈妈的朋友,就是和她住在一起的女人撒谎,骗她自己去哪里去哪里。她仍然记得这个女人的名字,妈妈的朋友,名字叫做洛莉。

现在除了劳埃德,还有谁能记得孩子们的名字,还有谁记得他们眼睛的颜色?桑兹太太每次提到他们,甚至都不说你的孩子,而是说“你家人”,把他们堆在了一起。

那些日子,对洛莉说谎,偷偷去见劳埃德,她并不觉得愧疚,而是有一种命中注定、顺应命运安排的感觉。她觉得,她活在这个星球上并没有别的原因,只为和他在一起,努力去理解他。

得了,反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一切都改变了。

她坐在第一排,和司机隔一个过道。透过玻璃窗,能看见清晰的风景。全车所有的乘客,除了司机以外,只有她看见那辆皮卡从旁路上冲了过来,甚至都没来得及减速。星期天的高速公路空荡荡的,卡车就在他们前面剧烈摇晃,穿过马路,一头扎进了沟里。接下来的情形更骇人。卡车司机飞到空中,仿佛很快,又仿佛很慢,既无比荒诞,又万分优雅。他落在公路旁的沙砾路上。

其他乘客不知道司机为什么急刹车,突如其来的事故惊动了所有人。多丽的第一个念头是,他是怎么飞出来的?那个年轻男人,或者说是男孩,肯定是开车的时候犯困,睡着了。他怎么会飞出卡车呢?而且落地的姿态还如此优美?

“我们前面的那个家伙……”司机对车上的乘客说,他努力让自己声音响亮,态度平静,可是他的声音明显带着惊吓,带着恐惧,“……他飞出来,掉进了沟里。能走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走。现在,大家都不要下车。”

她似乎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或许是觉得自己特殊,是一个有用的人,于是跟在他身后下了车,他没有喝斥她。

“上帝啊,可恶。”他们过马路的时候,他说,这会儿他的声音只剩下了愤怒,“上帝啊,一个小屁孩儿,真让人不敢相信!”

这个男孩躺在地上,四肢摊开,仿佛有人在雪地上摆出一个天使飞翔的造型,他身边只有沙砾,没有积雪。他的眼睛甚至还没有完全闭上。他还那么年轻。一个身体正快速发育,甚至还不用剃胡子的男孩。可能还没有驾驶证。

司机在讲电话。

“巴菲尔德往南一英里左右,21号公路往东。”

一滴粉红色的泡沫,从男孩的头下缓缓地冒了出来,就在靠近耳朵的位置,看上去并不像是血,更像是做果酱的时候,从草莓汁里撇出来的泡沫。

多丽在他身边弯下身体。她把手搁在他的胸膛上。是静止的。她把耳朵贴过去。他的衬衫刚刚烫过——还有熨烫的味道。

没有呼吸。

但是,在他光滑的颈部,她的手指感觉到一丝脉搏。

她还记得有人告诉过她。是劳埃德告诉过她,万一有孩子出了车祸,他不在场的话。注意舌头,万一舌头堵在喉咙口,有可能堵塞呼吸。她把一只手搁在男孩的前额上,另一只手的两根手指放在他的下巴下头。前额往下压,下巴往上推,清理呼吸道。稳健的、轻微的倾斜姿态。

要是他还是没有呼吸,她就帮他做人工呼吸。

她捏紧鼻孔,深呼吸,紧闭嘴唇,吐出一口气。呼吸两次,检查一次。呼吸两次,检查一次。

传来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不是司机的,一定是另一个乘客也下了车。“他头底下要不要垫张毯子?”她轻轻地摇了摇头。她还记得,不移动伤者,就不会伤到脊髓。她撬开他的嘴,伏在他尚且幼嫩的、温暖的皮肤上,呼了一口气,等着。呼一口气,再等。似乎她的脸感觉到一丝微弱的、潮湿的气流。

司机说了句什么,但她没法抬头看。之后,她确定了,男孩的嘴里,呼出了一口气。她的手在他的胸膛上摸索,刚开始的时候,她甚至不知道到底是他的胸膛在起伏,还是自己在颤抖。

是的。是的。

真的是呼吸。呼吸道打开了。他自己在呼吸了。他正在呼吸。

“盖在他身上,”她对拿毯子来的男人说,“保暖。”

“他还活着吗?”司机弯下身体,问她。

她点点头,她的手再次摸到了脉搏。可怕的粉红色泡沫不再流出来了。也许没关系,不是从大脑里流出来的。

“我不能再等你了。车子已经晚点了。”司机说。

那个乘客说:“没关系,我来照顾他。”

安静,请安静。她想这么告诉他们。仿佛这一刻,她最需要的就是安静。男孩子身外的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安静,不要让他失去呼吸的迹象。

微弱但稳定的呼吸。仿佛他听到了,并且乖巧地依从了她。继续。继续。

“你听到了吗?他说他待在这里,照顾他。救护车马上就会到的。”司机说。

“没事儿。”多丽回答,“我可以搭救护车进城,晚上你回来的时候,我会赶上你的车。”

他得弯下腰来才能听到她说话。她甚至连头都没抬,不以为然地说话,好像是她自己呼吸有困难似的。

“你确定?”他问。

当然。

“你不去伦敦了?”

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