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早晨，约翰·普雷斯顿抵达简·斯马茨机场。驻在当地的站长来接他。站长叫丹尼斯·格雷，瘦高个，黄头发。迎送站台上，南非全国情报局的两个人监视着他，但并没有接近他。

海关和入境只是一种手续。着陆30分钟后，两个英国人就驱车向北，朝着比勒陀利亚疾驰。普雷斯顿好奇地望着南非大草原的风光。这并不像他想像中的非洲——一条六车道的现代柏油路面高速公路，纵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两旁都是欧式的现代化农场和工厂。

“我在勃哲斯巴克给你订了房间，”格雷说，“在比勒陀利亚市中心。伦敦通知我说，你愿意住旅馆，不愿意住公寓。”

“对。谢谢你。”普雷斯顿说。

这个不太雅观的外号本来是加在范·邓·伯格将军头上的，一位警方将军、前国家保安局局长。在1979年的马尔德盖特丑闻之后，南非国家情报部队与保安警察融为一体的害人机关解体了，从而使职业情报人员和外事部门如释重负。他们之中不少人都尝过国家保安局铁拳头的滋味。

情报部队重新改组为全国情报局。亨利·皮埃纳尔将军从军事情报局局长的位置升到这里。他并不是警方将军，而是军方将军；也不像奈杰尔·欧文那样，是一位终身情报官员。他的军事情报生涯使他懂得了，要打死一只猫，可以用硬东西将它砸死，但这不是惟一的方法，还可以有其他多种方法。范·邓·伯格先生已经退休了，但仍随时准备训导前来求教的人：“上帝总是助我一臂之力的。”不幸的是，英国佬却把他的外号移植到皮埃纳尔将军头上了。

普雷斯顿在范德瓦尔特大街的旅馆里登完记，放下行李，简单地洗了洗，刮了脸，于10点半来到楼下大厅里与格雷会面。从这儿，向联合大厦开去。

南非政府的大部分机构都坐落在一所又长又高的红褐色沙岩大厦里。四层楼高，400码长的正面是四个突出的柱廊。这座大厦位于比勒陀利亚市中心的山丘上，朝南俯视一条山谷，谷底是克尔克大街，在大楼前的空场上，可以一览山谷和南边大草原的褐色山丘，丘顶矗立着方形的沃尔特莱卡纪念碑。

格雷在收发室出示了证件并说明了约会。几分钟后，来了一位年轻的官员，把他们领到皮埃纳尔将军办公室。这位全国情报局局长的办公处是在大楼西端的最顶层。格雷和普雷斯顿被领着穿过一条又一条似乎没有尽头的走廊，走廊里装饰着典型的南非那种以褐色和乳白色为主色的图画，都绘在黑色的木板上。将军的办公室在四楼的最后一条走廊的尽头，两边各有一个办公室，右边的是两个秘书，左边的是两个官员。

那官员敲了一下门，等着喊进后，把两个英国人领了进去。这是一个相当讲究的办公室，一张大办公桌正对着门，桌上很整齐，窗前是一个矮桌子，周围有四只皮软椅，窗外俯瞰克尔克大街、坡谷和对面的山丘。墙下可能是一些指挥地图，都用绿色的慢帘遮着。

“这么说，普雷斯顿先生，”他几乎用地地道道的英语说，“是关于我们的简·马雷大使。我已经跟奈杰尔爵士说了，现在也可以告诉你：他不为我干事，也不为政府，至少，不是在英国的特务负责人。你是来调查他究竟是为谁干事吗？”

“正是这样，将军。但愿我能。”

皮埃纳尔点了几次头。“我已经向奈杰尔爵士许愿，你会在这儿得到我们全面的协助。而且，我从不食言。”

“谢谢你，将军。”

“我给你派两名我的官员，他们会在各个方面帮助你的。帮你找所要的档案，必要时做你的翻译。你会说南非话吗？”

“不会，将军，一个字也不懂。”

“那就要有笔头翻译了，也许也要些口译。”

他接了一下桌上的铃，门开了，进来一个人，也跟将军一样的大个头，但很年轻。普雷斯顿猜测，他可能刚过30岁。他是黄头发黄眉毛。

“让我介绍一下，这是安德烈斯·维尔扬上尉。安德烈斯，这是伦敦来的约翰·普雷斯顿先生。你将和他一起工作。”

普雷斯顿站起来握手。他觉察到这位年轻的南非人的脸上有一层淡淡的敌意，可能是他的上司那善于隐饰的情感的反映。

“我按你的吩咐，在走廊的那边安排了一个房间。”皮埃纳尔将军说，“好吧，先生们，别再浪费时间了，开始工作吧！”

他们来到已经准备好的办公室后，维尔扬问：“你看从哪儿做起，普雷斯顿先生？”

普雷斯顿的心里叹了一口气。查尔斯大街和戈登大街那种无拘无束的、直接叫名字的称呼要比这样自在得多。

“简·马雷的档案。你说好吗，维尔扬上尉？”

上尉从一个抽屉中拿出档案，喜形于色的样子很明显。“我们已经审查过了，”他说，“几天以前，我亲自从外交部个人档案处调来的。”他把档案放在普雷斯顿面前。一份很厚的档案，牛皮纸封面。

“我把我们审查的情况综述一下，可能对你有用。马雷于1946年4月开始，在开普敦参加南非外事局工作，已经工作了40多年，今年12月退休。出身是纯南非人，从来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事情。这就是他在伦敦的行为显得神秘的原因。”

普雷斯顿点了点头。他不想先入为主。这里的观点是认为伦敦犯了个错误。他打开卷宗，在档案的开头，是一件手写的英文材料。

“这个，”维尔扬说，“是他自己写的自传，这是申请参加外事局时的要求。在简·斯马茨的联合党掌权的年月里，英文比现在用得多。现在，这种东西就得用南非语。当然了，两种文字是通用的。”

“我看就从这儿开始吧！”普雷斯顿说，“我读的时候，你给我写一份他在外事局所担任的工作的概要好吗？特别是在国外的工作，何地，何时，多长时间。”

“好的，”维尔扬点头说，“如果他变坏了，如果他变节了，一定是在国外什么地方。”

维尔扬把“如果”两个字说得很重，以强调他的疑虑。“国外”的含义是指一个好南非人变坏也是由于外国人的腐蚀作用所致。

普雷斯顿看那份自传。

我于1925年8月出生于北德兰士瓦省的农业小镇杜威尔斯克鲁弗，父亲是镇外穆赛基谷的一个农民。我是他的独生子。父亲劳伦斯·马雷是一个纯南非人，但母亲玛丽却是盎格鲁人。这样结合在那时是很不寻常的。但也由于这个，使我长大后既懂英语又懂南非语。

我父亲比母亲大许多。母亲身体虚弱，在我10岁那年，她死于伤寒。那时，伤寒时常席卷那一带。我出生时，父亲46岁，母亲只有20岁。他主要种土豆和烟草，还有麦子，还养鸡、鹅、火鸡、牛、羊。他一生中都热惰支持统一党。我的名字就是按照简·斯马茨元帅的名字起的。

普雷斯顿停下来，问：“我想，这些不会影响他加入吧？”

“一点也不影响，”维尔扬看着那份文件说，“那时统一党还掌权。国民党只是在1948年才占领了农村。”

普雷斯顿继续读下去。

我7岁时，在杜威尔斯克鲁弗的地方小学校读书。12岁时，进入了五年前成立的马伦斯基中学念书。1939年战争爆发后，由于我父亲是大不列颠王国的崇拜者，每天晚上下班后，都坐在屋前廊下听收音机。欧洲战争的每一条新闻都仔细听。我母亲死后，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但我很快就想参军去打仗。

1943年8月，我18岁生日后的第三天，我告别了父亲，坐上了开往彼得斯堡的火车，然后，换乘向南去比勒陀利亚的火车。我父亲送我到彼得斯堡，他站在站台上，挥手告别，送我上战场。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情景。第二天，我走进比勒陀利亚的国防部司令部，经过正式检查，签了字。我被派到罗伯特高地营去接受基本训练、内务训练、队列操练和学习使用轻型兵器。在那里，我自愿申请戴上了红领章。

“‘红领章’是什么意思？”普雷斯顿问。

维尔扬停下写字，抬起头。“那时，只有志愿兵才能被派到南非境外去打仗，”他说，“不能强迫。到国外去打仗的志愿兵都发红领章。”

离开罗伯特高地营地，我被派到德拉雷团威特沃特斯兰德步兵营。在图卜鲁格战败后，该营又改编成德拉雷团维茨营。我们被用火车送到彼得马里茨堡附近的海帕道克中转站，编入南非第六师预备营，等待开赴意大利。最后，我们在德班乘上轮船，穿过苏伊士运河，1月末，在塔兰托登陆。

那个春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花在进军罗马的旅程上了。那时，先是随着第六师，后来跟着第十二南非摩托化旅和第十一南非装甲旅。我们的维茨营穿过罗马之后，又向佛罗伦萨推进。6月13日，我和C连的一个搜索巡逻队在奇安蒂山区的贝奇尼山巡逻。天黑以后，在浓密的树林中，我掉了队，几分钟后，我发现自己已被德军赫尔曼·戈令师所包围，像他们说的那样，我被“装进了口袋”。

我很侥幸地活了下来，但他们把我和一些同盟国战俘装到卡车上，运到一个临时集中营，位于佛罗伦萨以北的拉塔里纳，我记得，海军陆战队二级准尉斯奈曼就是南非国民大会的老战员。在那里没待多久，因为同盟国正从佛罗伦萨向这边推进。在一个寒冷的夜晚突然转移，一片混乱，一些战俘企图逃走，都被射死了。他们被丢在路上，卡车从身上辗过。我们又从卡车上被装进一些运牲畜的火车里，向北走了多日，穿过了阿尔卑斯山，最后到达了慕尼黑以北25英里处的穆斯堡战俘营。

在这儿也没待多久。大约14天后，我们一半人又离开穆斯堡，来到铁路，又被装进牲畜车。车轮滚动了六天六夜，横穿德国，几乎一点吃的喝的都没有。终于在1944年8月又下了车，向另一个更大的集中营行进。我们发现，这儿叫做344号集中营，在波兰的拉姆斯道夫，靠近布雷斯劳，那时还属于德国的西里西亚。我认为，344号集中营是最糟糕的集中营，里面有11000名同盟国战俘。食物极缺，实行配给，忍饥挨饿，主要是靠红十字会的救济包维持生命。

由于我当时是下士，便叫我去干活。每天与其他人一起被用卡车送到12英里以外的合成汽油厂干活。那年冬天，西里西亚平原非常寒冷。一天，正好是圣诞节的头一天，我们的卡车抛锚了。两个战俘在修车，德国警卫看着他们。我们一些人被允许从车尾跳下来，一个年轻的南非战士盯着仅仅30码以外的松林，看了看我，扬了扬眉。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去做，一刹那间我俩就在没膝深的雪地上奔跑起来，我的同志们在那里推推撞撞地干扰警卫瞄准。我们活着跑到松林边，一下子钻进了密林中。

“你想去吃午饭吗？”维尔扬问，“我们这儿有个食堂。”

“能不能送点三明治和咖啡来？”普雷斯顿问。

“行。我打个电话。”

普雷斯顿又继续看简·马雷的故事。

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虽然逃出了油锅，但又掉进了火坑。只不过没有火，代替它的是一座寒风凛冽的地狱。温度达到零下30度。我们用纸包上脚再穿到靴子里，但靴子和大衣都不足以抵挡寒冷。两天以后，我们就非常虚弱而且到了绝望的边缘。

隔一天的夜里，我们躲在一个破棚子里睡觉，突然被人粗暴地捅醒了。我们以为是德国鬼子。由于我会南非语，也能听懂几个德语词，但他们说的不是德语。他们是波兰人。我们被一些波兰游击队发现了。他们走到跟前，把我们当成掉队的德国鬼子，想打死我们。但是，我拼命地叫喊，说我们是英国人，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好像懂英语。

看来，布雷斯劳和拉姆斯道夫城镇里大多数居民是德国民族，但农民却都是波兰人。由于俄国人的逼近，不少农民都进入树林中阻截德军的退却。有两种游击队：共产党的和基督教的。我们很侥幸，抓住我们的是基督教抵抗力量。我们一冬天都跟他们在一起。东边，俄国人的炮声隆隆，越来越近。后来，在一月份，我的同志得了肺炎，我千方百计地护理他，使他渡过难关，但由于没有抗生素，他死了，埋葬在森林中。

普雷斯顿狼吞虎咽地吃着三明治，呷着咖啡。他看到，只剩下几页了。

1945年3月，俄国军队突然出现在我们附近。我们在森林里听到他们的大炮顺着大路轰轰隆隆地向西开去。波兰人宁肯困在森林中，但我却忍受不住了。他们给我指点了走出森林的道路，一天上午，我踉踉跄跄地走出森林，举着双手，向一队俄国士兵投降了。

起初，他们以为我是德国人，差一点儿把我打死。波兰人教会了我用俄语喊“英国人”，我便重复地喊着。他们放下枪，找来一个军官。他并不会说英语，但他检查了一下我的身份识别牌，向他的手下人说了一些什么，他们都笑了。如果我想被送回国，那我就大错而特错了。他们把我交给了内务部人民委员会。

在一个又一个潮湿冰冷的牢房里，我被单独地关了五个月，受尽了残酷的折磨。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审问我，企图使我承认是间谍。我拒绝了他们，他们便把我剥光衣服，扔进牢中。在春末（当时在欧洲战争已经结束，但我并不知道），我的身体开始垮下来，他们便给了我一个地铺和稍好一点儿的食物。当然，按我们南非的标准，那种食物是根本不能吃的。

后来，可能上边传下来什么话，1945年8月，大多数人都死了，他们把我装到卡车上，开出很远，最后，在德国的波茨坦，把我移交给英军。英军对我太好了，我在位于德国比勒菲尔德郊外的部队医院里治疗一个阶段后，便被送到英国。在格拉斯哥以北的基勒恩英军医院又治疗了三个月。最后，于1945年12月，搭乘法兰西号轮船从南安普敦返回开普敦，于今年1月底抵达开普敦。

正是在开普敦，我听说我的父亲——世上惟一的亲人——死去了。这沉痛的消息使我非常忧伤，身体又垮了下来，住进了开普敦的温伯格部队医院，一直住了两个月。

我现在出院了，得到了健康证明书。值此，我申请加入南非外事局。

普雷斯顿合上卷宗，维尔扬抬起了头。

“你看，”这位南非人说，“从那以后，他的工作一直是稳重的，虽然没有惊人的壮举，但也无可非议，熬到一秘。他在国外任过八次职，所有的国家都是坚定地亲西方的。这就不少了。但他是个光棍儿，干这一行是较合适的，只有大使级和部长级才需要有夫人。你仍然认为他在这些工作中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吗？”

普雷斯顿耸了一下肩膀。

维尔扬靠过来敲着卷宗说：“你看到这些俄国人是怎么对待他的吗？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你搞错了，普雷斯顿先生。所以，他喜欢冰淇淋，并且拨错了电话号码，偶合而已。”

“也许是。”普雷斯顿说，“这个自传，有些不对头的地方。”

维尔扬上尉摇了摇头。“你们的奈杰尔·欧文爵士一跟将军联系，我们就把这份档案调来了。我们审查了一遍又一遍，都是绝对准确无误的。每个名字、日期、地点、兵营、军事单位、战役和细节都是准确的。就是战前在慕赛基峡谷所种植的作物都考察过了。搞农业的人肯定了解这些。现在那里种西红柿和鳄梨。谁也编不出那些来，不可能。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怀疑，也只能是在国外。”

普雷斯顿显得闷闷不乐的样子。窗外夜幕在降临。

“好吧，”维尔扬说，“我在这儿帮助你。下面你想怎么干？”

“我想从头开始，”普雷斯顿说，“这个地方，杜威尔斯克鲁弗，远吗？”

“开车大约四个小时的路程。你想到那儿去吗？”

“对。咱们能早点儿动身吗？明早6点，怎么样？”

“我设法从车队搞一辆车，6点到旅馆。”维尔扬说。

在朝北通向津巴布韦的路上，汽车呜呜地开了很长时间，但公路是现代化的。维尔扬开来了一辆没有标记的舍瓦尔牌汽车。这种车通常是南非情报局使用的。汽车飞驰着，穿过奈尔斯特龙和波特吉特斯鲁斯，只用三个小时，就到了彼得斯堡。一路上，普雷斯顿有幸看到非洲广袤无垠的大地。这种景象，使那些适应了狭小天地的欧洲游客大为赞叹。

在彼得斯堡，他们转向东方，在平坦广阔的非洲大草原上行驶了50英里，淡蓝色的渺渺苍穹与无边无际的地平线遥相接应。直到他们到达叫做水牛岭的悬崖时，大草原才伸向了穆赛基峡谷。当他们盘旋向下时，普雷斯顿发出一阵阵的惊叫。

在下面很深的地方延伸着峡谷，一片葱笼茂密。在平展的谷底，点缀着成千上万蜂箱一样的非洲小屋，屋周围是禽舍、牛栏和玉米田。有些小屋建在坡上，但大多数都分布在穆赛基谷底。屋顶中央的烟囱冒出袅袅的劈柴烟，甚至在如此高远的地方，也可以看到非洲儿童放牧着一群群筋肉隆起的肥牛，妇女弓着腰在田间劳动。

他想，这才是真正的非洲。道路高低回转地顺着悬崖爬向穆赛基谷底。在谷底又是一连串的山丘，中间有一条深深的狭缝，道路从中间通过。这就是杜威尔斯克鲁弗，意思是魔鬼沟。

10分钟后，他们进入沟中，慢慢地从新小学校前驶过，来到勃塔街，这是小镇的主要街道。

“你想到哪儿去？”维尔扬问。

“老农马雷死的时候，一定留有遗嘱，”普雷斯顿若有所思地说，“这就必然有遗嘱执行人，也就是说，要有个律师。咱们找一下，在杜威尔斯克鲁弗有没有律师？星期六上午上不上班？”

维尔扬把车开到克斯坦斯修配厂的前院，指着马路对面的因姆波旅馆说：“去喝杯咖啡，也给我要一杯。我加满油，再打听一下。”

5分钟后，他来到旅馆的前厅找到普雷斯顿。“有一位律师，”他一边呷着咖啡一边说，“是盎格鲁人，名字叫本森。就在马路对面，与修配厂隔两个门。今天上午他可能在。咱们去吧。”

本森先生在办公室。维尔扬将装在塑料夹中的卡片向律师的秘书晃了晃，这一招儿立刻见效。她用南非语对着内部对讲机说了些什么，他们便立刻被领进本森先生的办公宦里。本森很和气，满面红光，穿着浅驼色西装。他用南非话向他俩问候。维尔扬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这位是普雷斯顿先生，从英国伦敦来。他想向你问个问题。”

本森先生叫他们坐下，又回到办公桌后面的椅子里。“请吧，”他打着手势说，“只要我知道的。”

“请问你多大岁数了？”普雷斯顿问。

本森诧异地看着他。“大老远的从伦敦来问我多大岁数？说实在的，我53岁。”

“这么说来，1946年你大概是12岁？”

“对。”

“你能告诉我在那年谁是杜威尔斯克鲁弗这儿的律师吗？”

“当然，是我父亲。塞德里克·本森。”

“他还在吗？”

“在。80多岁了。15年前移交给我的。但他手脚还很灵活。”

“跟他聊聊行吗？”

本森先生没有回答，却伸手拿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大概是他父亲接的电话，因为儿子说来了客人，有一个伦敦的，想跟他聊聊。他放下电话。

“他住的地方离这儿6英里，但他还能开车。路上的人都很吃惊。他说马上就来。”

“趁等着的时候，”普雷斯顿问道，“你能不能查一下1946年的卷宗？看看你，噢，你父亲，是否为一个叫劳伦斯·马雷的当地农民主持过遗嘱，这个人那年1月份死的。”

“试试看，”小本森说，“当然了，这位马雷先生也可能找彼得斯堡的律师。但那些年，当地人通常都是待在当地。1946年的盒子可能在别的什么地方。请稍等一下。”

他离开办公室。秘书送上来咖啡。10分钟后，外屋传来说话声。本森父子一起进来了。儿子手中拿着一个满是灰尘的纸盒子。老人满头白发，但却精神抖擞、神采奕奕。互相介绍之后，普雷斯顿解释了他的来意。

老本森一句话没说，坐到桌后的椅子上，让他儿子拉过另一个椅子坐下。老本森把眼镜卡到鼻子上，从眼镜上面看着客人。“我记得劳伦斯·马雷，”他说，“嗯……对，是我们在他去世后主持的遗嘱。我亲自处理的。”

儿子递给他一份用粉丝带扎着的又脏又黄的文件。老人掸掉灰尘，解开带子，把文件展开。他不出声地看起来。

“啊，对了，我想起来了。他是个鳏夫，一个人生活。有一个儿子叫简。这家人家真惨啊，他儿子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回来，劳伦斯·马雷在去开普敦看儿子的路上，突然死了。惨啊！”

“说说遗产好吗？”普雷斯顿要求说。

“全都归儿子，”本森简单地说，“农场、房子、设备、屋内财产。哦，还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关于钱的遗嘱，把钱分给当地的农场工人、工头等等。”

“在私人关系上有什么遗嘱吗？任何涉及个人往来的？”普雷斯顿追问道。

“嗯……这儿有：‘将我的象牙象棋送给我的老朋友朱普·范·兰斯伯格，以纪念我们在农场里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的夜晚。’就这些。”

“老人死后，他儿子回家来过吗？”普雷斯顿问。

“应该回来过。老马雷是死在去看儿子的路上。那时是很远的路程，还没有航班，必须坐火车去。”

“农场和其他财产的拍卖，你经手没有，本森先生？”

“拍卖商经手的，就在农场外面，卖给了范·吉尔。他全买去了。现在所有的土地都归伯蒂·范·吉尔所有。但我在场，担任遗嘱主持人。”

“还有没卖掉的私人纪念品吗？”普雷斯顿问。

老人皱起了眉头。“没有什么，都没了。啊，我记得有一个相簿，没有什么商业价值，我想我是把它给了范·兰斯伯格先生。”

“他是干什么的？”

“小学校长，”小本森插嘴说，“他教过我，一直到我上中学。在新小学校建立之前，他一直管农场小学。后来，他退休了，就住在杜威尔斯克鲁弗这儿。”

“他还活着吗？”

“没了，10年前就死了，”老本森说，“我参加了他的葬礼。”

“但他有个女儿，”小本森提醒说，“叫西丝。中学时她和我在一起，可能和我同岁。”

“你知道她后来的情况吗？”

“当然知道。多年前她结婚了，嫁给了外面特赞宁路上的一个锯木场场主。”

“最后一个问题，”普雷斯顿朝着老人说，“你为什么卖掉那些财产呢？他儿子不想要吗？”

“他不要。”老人说，“他那时住进了温伯格部队医院，给我打了个电报。我从军事当局查到了他的地址，他们也担保了他的身份。他在电报中让我把所有的财产都卖掉，把钱电汇给他。”

“他没回来参加葬礼吗？”

“没有时间。在南非这里，一月份是夏天，那时还没有陈尸设备，尸体必须很快埋掉，不能停放。说实在的，我想他根本没有回来过。也可以理解，父亲不在了，回来也没什么可折腾的。”

“劳伦斯·马雷葬在哪儿？”

“在山上的墓地，”老本森说，“完了吗？我该去吃午饭了。”

在杜威尔斯克鲁弗这个地方，岭东与岭西的气候完全不同。岭西穆赛基的年降雨量为20英寸。而在岭东，大片大片的浓云从印度洋飘来，越过莫三比克和克鲁格猎场，撞到岭上，使东坡的年降雨量达80英寸。在这边，一片兰按树林，工业也随之因林木而为加工业。维尔扬和普雷斯顿沿着特赞宁路开了6英里，找到了杜。普莱希斯先生的锯木场。给他们开门的正是他的妻子——小学校长的女儿。她长着苹果似的脸，大约50岁，手和围裙上沾着面粉，正忙着烤面包。

她专心地听他们讲，然后摇了摇头。“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到农场去，他和农场主马雷下象棋，”她说，“那大约是在1944年和1945年。我记得象牙象棋，但不记得什么相簿。”

“你父亲去世时，你没继承他什么遗物吗？”普雷斯顿问。

“没有。你瞧，我母亲1955年去世，爸爸成了鳏夫。我照顾他，一直到1958年结婚，那年我23岁。打那以后，他不能自理，他的屋里老是乱七八糟的。我尽量常去给他做饭和收拾屋子。但自从有了孩子后，就顾不上了。

“后来，1960年，他的妹妹——我的姑姑成了寡妇，住在彼得斯堡。她来和我父亲住在一起，照顾他，这也是情理中的事。他去世时，我让他把一切都给了姑姑——房子、家具等等。”

“你姑姑后来怎么样了？”普雷斯顿问。

“啊，她还住在那儿。住在杜威尔斯克鲁弗的因姆波旅馆后面的一栋普普通通的平房里。”

她同意跟他们一起去。她姑姑，温特太太，正在家中，一位开朗大方、像麻雀一样欢快的老太婆，头发是染过的。听他们讲完后，她便走到柜橱前，抽出一只扁盒子。

“可怜的朱普过去总爱玩这个。”她说。她拿的是象牙象棋。“你们要的是这个吗？”

“不想要这个，想要相簿。”普雷斯顿说。

她显得疑惑不解的样子。“在上面阁楼里确实有一盒子旧东西，”她说，“他死了以后一直扔在那儿。都是些纸和他当校长时的一些东西。”

维尔扬爬上阁楼，将它拿了下来。在一堆变黄了的学校报告书的下面，是马雷家的相簿。普雷斯顿仔细地、一页一页地翻看着。全都有：1920年赢弱而美丽的新娘，1930年的羞答答微笑的母亲，男孩骑着自己的第一匹小马，眯着双眼，父亲嘴上咬着烟斗站在旁边，竭力表现出不为孩子显得太骄傲的样子，前面草地上是一排兔子。末尾一张是黑白照片，一个17岁的漂亮小伙子，身着法兰绒板球衣，正走向三柱门准备投球。上面的说明写道：“简·马伦斯基中学板球队队长，1943年”。这是最后一张照片。

“我可以拿走吗？”普雷斯顿问。

“当然可以。”温特太太说。

“你哥哥跟你谈起过马雷先生的事吗？”

“有时提起，”她说，“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他说过他怎么死的吗？”

她蹙了蹙眉。“在律师事务所，他们没告诉你吗？咳，老马雷一定是发昏了，那是一场车祸，车撞了人又逃走了，朱普说过。好像是老马雷停下来修理扎坏的车胎，一辆过路的卡车撞了他。那时以为是一个喝醉了的卡菲尔人，咳，别提了！”她将手捂上嘴，不好意思地看着维尔扬。“我真不该讲这么多话。可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总也没有找到是谁开的卡车。”

在回来下山的路上，他们经过墓地。普雷斯顿让维尔扬停车。这是一片安宁僻静的去处，高高地俯瞰城镇，周围是一圈松树和冷衫，中间是一棵老树，树干已经干裂，附近长着一圈一品红。他们在一个角落找到一块盖满苔藓的石碑，擦去苔藓后，普雷斯顿看到凿刻的墓铭志：“劳伦斯·马雷，1879～1946，妻玛丽，子简，上帝永在，安息吧！”

普雷斯顿跨到旁边，掠了一把盛开的一品红，放到石碑前。维尔扬不解地看着他。

“我想，是在比勒陀利亚了。”普雷斯顿说。

当他们离开穆赛基开向上山的路时，普雷斯顿回首看峡谷的对面，在魔鬼沟的那边，浓密的乌云越聚越厚。他看到，乌云聚集到一起，暴雨向小小的城镇倾注下去。对那里的不明死亡案，这位坐在车中返回的英国人已经明白了八九分。然后，他把头仰起，睡着了。

那天晚上，哈罗德·菲尔比被人陪着从宾馆来到总书记的客厅。这位苏联领导人正在那里等他。菲尔比将几份文件放到这位老头子的面前。

总书记看了一遍，把文件放下。“参与者并不多。”他说。

“请允许我做两点解释，总书记同志。第一；因为这个‘曙光计划’极端保密，我认为明智的办法是把参与者压缩到最小的数目。在需要了解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人知道真正的目的。第二，反过来，由于时间特别紧迫，必须尽量少兜圈子。过去采取重大措施时总是习惯于用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现在必须缩短到几天。”

总书记慢慢地点着头。“那么，你说说为什么要用这几个人？”

“整个行动的关键，”菲尔比继续说，“是执行官，一位以英国人的身份到英国居住几周的人，他将最后实现‘曙光计划’。

“要用十二个信使，或叫‘骡子’，给他运送所需的一切。他们将把一些物件偷运过去，或者通过海关，或者通过不检查的地点。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带的是什么，也不知为什么。每个人只要记住一个接头暗号以及另一个备用暗号就可以，以防一旦某一个联系不上时使用。每个人将东西交给执行官后便回到我们的国土来，并且立即隔离起来。除了执行官以外，还有另一个人，他将永远回不来了。但这一点，他们谁也不知道。

“指挥信使的是一位调度官，他要保证所有的部件都送到在英国的执行官手中。还要有一个供应官与其配合，及时提供运送物件。这个人要有四个助手，每人负责一项专门工作。

“一个人负责信使的文件和交通；一个人自己要学会高级技术；第三个人负责提供制成品；第四个人负责通讯联络。重要的是，执行官要向我们报告进度、困难、以及至关重要的是他准备就绪的时间。我们要在任何计划更动时，能够及时通知他，当然，还包括向他下达执行计划的命令。

“关于通讯，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由于时间的因素，不可能采用正常的通讯渠道或人员会面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莫斯科广播电台商业广播波段，以密码的方式定时与执行官进行通讯。但是，为了使他在紧急时能与我们联系，他必须在英国某地有一台发报机。这是一台老式的发报机。这很危险，是一台战时使用的发报机。但必须有一台。你会看到我在里面提到过。”

总书记又研究了一下文件，衡量计划中所需要的每一个人。最后，他抬起头来。“你会得到这些人的，”他说，“我要把他们一个一人地找出来，都是最好的，分别给以特殊使命。”

“最后一点，我不想让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曙光计划’透露给我们在伦敦大使馆的克格勃人员。谁也不知道谁会被人监视，或者……”他并没有说出来他的另一个担心，“就这些。”